食品生产许可细则2015:三峡工程，地震与决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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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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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工程，地震与决策体制

作者:黑洞 转载于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三峡工程有人说那是中华民族上百年的梦想，我觉得言过其实，故意夸张。其实三峡工程更多的或更实际的应该从三峡本身能起的作用看问题，尽管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提出过设想，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专家，只是作为领袖人物的一个想法而已，所以把三峡作为一个民族梦确实有点夸大其词，或者说为了政治宣传而已。

　　三峡论证几十年，应该说赞成与反对基本力量相当，之所以后来匆匆上马，完全是政治促成。但论证其实开展了很多年。三峡的作用无非是两个：1.能源考量；2.抵抗洪灾。

　　长江确实是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一个水资源礼物，大家知道，中国水资源总量占全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只占世界平均的1/4。由于长江的存在，我们民族南部成为鱼米之乡，但也不可否认，长江每年雨季也给这个民族带来很多灾难，总的来说，长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长江沿岸有中华民族很多古文化遗址，长江对中华民族是利大于弊。

　　关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能否引起地震，三峡引发地震的可能性评估和地震引发灾难的未知性，以及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比如移民问题，文化遗产问题，环境问题，比如生物生存环境（如长江鱼类和哺乳类生物的回游问题）、工程质量问题等。

　　关于水库诱发地震问题，世界早已有定论，并且诱发地震的风险性随着水位的增高而增加，这些都是有模型的。关于水库诱发地震的机理提出很多，仍在研究中。而水库诱发地震，在世界和在中国都有例可查。水库地震目前一些学术研究强调由于在地球表面修建水库，因坝体压力和水体压力而发生的地震为水库地震。由于水库地应力和构造地应力叠加，以及水库地震能量和构造地震能量叠加而诱发的地震为水库诱发地震。其实我认为还应包括更多，比如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地下水渗透引发的地质结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不止产生在水库附近，也可能产生在于水库地质构造相通的远方地区，比如这次四川的汶川。

　　应该说三峡工程的上马确实匆忙，在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中，共涉及到14个课题，政绩和政治意识多次强加给科学论证，即使如此，其中9个获得全部通过，5个仍未全部获通过，对于这样浩大的一项综合性工程，这样的通过率是很勉强的。

　　领导意识和政绩工程观念一直贯穿于三峡工程中，举几个例子：

　　1、三峡工程科学论证过程中，科研领导者之一周培源组织编写了《论》、《再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共四本论著，当上述有关同志编辑的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行将问世之时，作为该书的编者，尚未见到样书，我国有关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而且有消息传出，该领导不满意他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此书；还说主管部门宁愿出资收买全部新书（3100册），也不准拿到新华书店公开出售。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想用控制舆论以实现其“一言堂”的目的。后来，经过该书的编者一番理直气壮的申辩，第一本书总算在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2、《长江长江》是一本论据充分，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书。1989年初，首都新闻界的一些知名记者，他们分别来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他们访问了周培源、林华、孙越崎、田方等人，撰写了此书并出版了。因为当时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经确定了早建方案，要求此工程在1989年即动工兴建。所以记者们和被访问的专家学者都希望尽速反映不同意见，对延缓该工程上马时机起点作用。1989年9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写信给被访问学者之一田方同志所在单位党委，居然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并诬称这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并说你单位××、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的参考……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呀！由周老等多位著名科学家和专家对记者公开发表的谈话，竟被人随便定罪，这是典型的“文革”遗风！

　　3、1992年春，水利部、能源部和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等11个部门在军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长江三峡工程展览》，由水利水电等出版社编印了有关三峡工程的丛书，更准备好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的说明》和长篇附件，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而鉴于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事关全局，兴建此项工程是造福后代，还是贻患子孙，此时还存在很大的歧见。所以四川省、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带来了有关知名人士撰写的《详陈兴筑三峡工程危害请考虑放弃方案书》等文稿，到了北京，代表们又读到周培源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赴鄂川视察团团长所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但是令代表们不解的是，同样是全国政协某副主席和全国人大某副委员长率团（20多人）考察三峡的报告，新闻媒体作了大量的突出报道，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率团（182位政协委员）的考察报告，新闻媒体却从未作过公开报道。原来主要的区别在于周老报告的结论是“快上不如缓上”。真金不怕火烧，为什么在三峡工程决议案尚未表决前，和主管部门意见相左的考察报告就不能公开报道呢！？

　　4、1992年初，全国人大通过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弃权票加上反对票占投票总数近三分之二）后，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关于三峡工程存在不同的意见，并防止决策中产生进一步的失误，有关人士商请周老以他在1991年7月所写的《关于开发大西南，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作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的代序，并重新发表了周老上述那篇文章《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本来有关出版社全国人大以绝对多数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的领导积极支持出版《三论》，并要求在扉页上和出版社共同署名“献给党的十四大代表”。不久，该书的清样已排出。不料，此书却被有关部门视为“不利于十四大的安全”，并勒令不准作为正式出版物公开出版发行，不给书号，不准送进十四大会场。十四大闭幕前，只准作为“征求意见稿”，作“内部资料”，限量自费印刷。在某领导人的心目中，似乎一有不同的意见公开表达，就会妨碍国家和党的安全！上述措施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5、黄万里先生是我国著名水利、水文学专家。他因正确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关于三门峡水电站稍后论述）而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长期备受歧视，遭遇坎坷。黄老从1985年起，一直坚持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并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且不论黄老的“根本不主张上”的主张与论据是否全面和正确，但纵观他一生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他在专业学识上深厚的素养和独特的见解，就作为一项浩大工程而言，相关领导部门的负责人总是应该对他的主张与建议给予应有的关心和重视。但实际上：黄未能受邀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他反对三峡工程的陈述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还要提到另一个细节：2001年9月4日，在向黄万里遗体告别仪式上，李锐同志去了。他那天也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召开的一个会议。他旁边坐的都是水利界的名人，而这些名人根本不知道此事：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三峡工程论证中出现的对与其意见相左者常常采取不予置理；控制舆论，防止“扩散”；直接以行政命令封杀对方；有时甚至不惜扣上政治性大帽子等恶劣手法，为三峡工程未来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

　　三峡工程出现的某些质量问题，比如大坝裂隙等，也被某些领导和“专家”解释为无关紧要，不影响总体质量。我认为与其忽视或为三峡问题作狡辩，倒不如勇于成为目前我们的技术还不能解决这一类问题更为现实，但政治要到一切的今天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

　　在三峡的论证中虽然考虑了文化遗产问题，移民问题（包括巨大贪污问题），生态环境（支流生态污染极为严重）问题，现在看来遗留的问题仍很巨大，既然已经作了，希望相关政府领导部门能够继续解决这问题，把损失降到最小。

　　三峡工程效果如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决不能现在就吹嘘什么跨世纪工程，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工程等等政治性语言，至少应该几十年后在看。但有些可以肯定，包括中央政府高层都认识到，就现实来讲，三峡工程并没有起到原先设想的功能，包括抗洪，发电。而引发的潜在隐患可能逐渐显现，比如地震，山体崩塌，包括大坝承受年限。

　　怎么说呢，本文并不在指责三峡工程引发地震（7.3级这样大的地震，大家可以查查四川的历史资料），水库对地震的影响世界各国都有体现，不单单是中国。但三峡工程作为一项巨大的工程在并没有获得高度认可的情况下，它的上马充满了行政力量。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三门峡水电站的悲剧性命运，在那个政治意义成为凌驾一切的价值与利益的年代，虽然“大跃进”尚未正式拉开帏幕，但公共工程的“高大全”方案、“大上快上”思维充斥其间。

　　当时水利世家出身的原西北水利部部长李赋都，就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表示：“解放初期我还不同意修三门峡水库，等到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信心可以完成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泥沙……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来根治黄河。”

　　但清醒的人，不是没有，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提出自己对在黄河干流上建坝的认识：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它年必将在上游出现”。温善章、叶永毅、黄万里、吴康宁三人成为绝对的少数派。而泥沙淤积之祸，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这两点，后来正成为三门峡枢纽工程的伤口。

　　三门峡不仅淹没了大量良田，同时也没有起到应有得灌溉，防洪作用，原有设想的发电量成为天方夜谭，不仅如此陕西的洪水也正是由于三门峡造成的抬高河床效应引起的。尽管中央采用我么现有科学技术尽可能挽救它，但三门峡水电站将走进历史坟墓的命运不可避免。

　　我们是否能从中汲取点教训呢，在没有制约力量的体制内，决策一旦失误将是非常重大的失误，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历史在证明，今后还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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