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功夫之美食大冒险二: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记者◎陈赛

　　哲学家小路

　　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德国的诗人之河。

　　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德里亚·凯莫林(Andrea Kemmerling)，说他年少无知时，被一些愚蠢的问题迷惑，开始亲近哲学，幸而得以通往真正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灵治愈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思维越来越清晰，忘记愚蠢的问题，面对真正有趣的问题。”

　　我问，愚蠢的问题是指哪些？教授笑而不答。

　　在哲学家小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那些曾经迷惑我的问题，比如爱情、死亡、宇宙的奥秘、人生的意义等等。有人警告过我，向一位职业哲学家追问人生的意义，会招人笑话，这是一个太大而无当的问题。另外，非得跑到哲学家小路上思考哲学吗？如凯莫林教授所言，小路是用来散步的，不是用来思考的。真正的哲学思考需要纯净而强大的专注力，需要桌子、纸和笔。

　　凯莫林教授是个有趣的老头。刚到海德堡那天晚上，我们被邀请参加哲学系教授的一次聚餐。一大桌子哲学教授高谈阔论，一顿饭吃了3个多小时。凯莫林教授风趣幽默，烟酒不忌，雷司令喝了一杯又一杯，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时时闪烁着恶作剧似的嘲讽之色。我们谈论啤酒、德里达、艾未未、海德堡一家餐厅的美味牛肚。几天后，面对面采访，他却换了一副庄严的教授风范，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丝不苟、逻辑严密的长句，透着德国人特有的学究气。他是分析哲学的大行家，也研究哲学史，但他拒绝与我谈论他的研究。因为他认为，无论分析哲学，还是笛卡儿，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向一个门外汉解释清楚的，任何简单的解释都只能是虚伪的陈词滥调。

　　哲学家小路是一条很美的山间小路，正对着海德堡的老城区，中间隔着一条内卡河——德国的诗人之河，如银色曲线一样缓缓折向远方。一座古朴的老桥跨河而过，歌德曾赞：“从此地远眺的景色远非世上任何一座桥所能企及。”

　　当然，此桥已非彼桥。“二战”快结束时，盟军没舍得轰炸海德堡，但德国人自己炸毁了包括这座古桥在内的几座桥梁，大约是为了阻止盟军的进攻。战后，海德堡市民发起重建，新石桥于1947年6月建成。

　　“海德堡就是这样，很多东西看似很老，其实没那么老。”海德堡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兼校史专家彼得·默斯伯格(Peter Meusburger)教授告诉我：“这个城市一次次到达顶峰，又一次次被摧毁，旧人散去，新人又来重建。”

　　夏日清晨的空气清澈明净，极目远眺，老桥、古堡、尖塔、河流，华严世界，尽收眼底。再往前走，渐渐进入森林，气象逐渐开阔。森林里光线瞬息多变，随便挑一张山间长凳上长坐，闲看青山白云，倾听对岸教堂的钟声，突然想起在哪本书里读到的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一句话：“以一种宁静而有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并对所看到的世界感到满足，对于求知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各种限度的疑问——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雅斯贝尔斯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从小多病，身体孱弱，与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感，以及面对世界的恐惧感，是贯穿他一生的基调。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去说明客观世界的意义，而是对人的探究，引导人们了解自身生存的本质与真相。

　　雅斯贝尔斯年轻时游历甚广，但绝大部分的求学时光是在海德堡度过的。他不觉得自己的智力足以成为一名哲学家，于是先学法律，后转为学医和精神病学，因为觉得这两门学问可以帮助他理解生存之谜，认识自然与人的本质。毕业后，他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38岁那年才成为哲学教授。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在海德堡哲学界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二战”后海德堡学术重建，他是文科的领袖人物，殚精竭虑，力图恢复一个世界的秩序。

　　有人说海德堡是一个“路过之地” ——由于地处南北交界，往北有马堡、柏林，往南有图宾根、弗赖堡，都是哲学重镇。作为历代大哲学家的必经之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者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即使雅斯贝尔斯，他的一生与海德堡如此难分难解，终究也在晚年离开海德堡，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并在那里终老。

　　根据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记载，在他离开海德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街的斯科特书店还展示着一张小板凳，雅斯贝尔斯每周都要极其严格和认真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来书店，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把新出版的所有书都翻一遍，离开时每次都挑走一撂子书。

　　除了康德一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之外，德国的大小哲学家似乎都是在不断迁徙之中。从中世纪开始，德国学者之间就有游学之风。他们相信，旅行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整个德国大学系统就是一个流动的驿站。康德的柯尼斯堡、黑格尔的柏林、尼采的魏玛、海德格尔的弗赖堡，伽达默尔的海德堡……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哲学的中心。为了追随名师，学生们经常在不同的大学和城市之间辗转。

　　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够随随便便从北大转到复旦，或者从南开换到中山大学。但在德国，一个学生在求学期间换几所大学很正常，有时候为了追随心仪的导师，有时候仅仅为了换个城市生活。不像法国，一切最好的都在巴黎，德国的城市无论大小，都有一些独特的好处：慕尼黑有十月啤酒节，而且离意大利很近；柏林有更好的音乐、博物馆和夜生活；弗赖堡和海德堡城市虽小，却有漂亮的建筑和森林，随处可见年轻人。天气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校史记载，19世纪海德堡夏天的学生总是比冬天多，就因为这里的夏天长而迷人，晚上21点还可见晚霞满天，而冬天阴冷难熬，不到下午16点天就黑了。

　　虽是旅游旺季，但到哲学家小路散步的人不多，只偶尔有结伴跑步的大学生，或者郁郁独行的老人经过。我想象着几百年来在这条小路上走过的人，因为各自思想、心性与境遇不同，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因为海德堡，我第一次意识到“看”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语idere，意为“眼见为实”。整个西方启蒙的思想都是沿着idere的概念，通过光，事物被呈现，被认知，成其所是的过程。强调“眼见为实”，即已暗含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若没有“我”，没有思维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而在此之前，人类只能“耳听为虚”，倾听上帝的教诲。

　　来德国之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老师给我上过一堂哲学课。她说，“启蒙”的全部精髓可以归结为康德的一句话：人的职责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康德之前，人们问：世界由什么构成，本体是什么？康德之后，问题变成：我们怎么能看到时间，看到空间？牛顿认为，时间空间就是上帝；康德则说，时间空间是主观形式，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构成，取决于你的认知能力，取决于你的范畴，取决于所有的智性能力。如果人再加一种能力，也许就能看到X间。

　　我想起去年在剑桥大学采访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时，他有非常相似的见解，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也许这个世界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相，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畴的，比如，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宇宙，可能并非全部的物理事实。很可能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空间维度，被完全不同的法则所规定，但我们无法感知或理解，就像一只猴子不可能理解量子物理学一样，只能留待后人类，或者超人类，他们也许会拥有更加高级的智慧，能理解这些东西。”

　　很奇妙，隔着200多年的时空，发现一个哲学家与科学家如此强烈的共鸣。当然，在康德的时代，他就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星云假说”是关于天体起源的，而牛顿的伟大著作叫《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在海德堡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近代以来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隔阂之深：纳粹时期，雅斯贝尔斯在困顿之中曾托人请爱因斯坦代为斡旋，在普林斯顿大学求个教职，爱因斯坦却迟迟不肯，因为他觉得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都是“醉汉的胡言乱语”。

　　在人类知识的探求上，现代经验科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它能给我们一个肯定的，没有争议性的答案，一个安全的研究结果。哲学却不能。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以确定，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比如物理、天文、化学、生物，甚至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那么，“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还剩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了，为什么还要为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身体和心灵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世界永远会有一些人，天然地被这些问题吸引、迷惑，尽管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问题很可能没有答案，或者超出了他们的智性能力。”凯莫林教授告诉我，“但这些问题如此重要，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努力就将持续下去。”

　　“从某种角度来说，哲学跟象棋很像。象棋的历史够久远了，人们发明了关于象棋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变得越来越具体和复杂，但今天的象棋大师未必超出古代的象棋大师。在这一点上，哲学也是一样的状况。哲学家的工具越来越先进，思维越来越精密，但对于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今天的哲学家未必能比柏拉图给出更好的答案。”

　　这可能是哲学与科学最大的区别——经验科学的知识是不断前进的，物理学的洞见可以锁定在数学公式里，代代相传，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物理学家比牛顿、爱因斯坦懂得更多；但哲学思想却是难以固定的，很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中遗失，就哲学的核心问题而言，康德可能比今天的哲学家懂得更多，思想更深刻。所以，哲学必须不断地回到经典。

　　伽达默尔，现代阐释学之父，曾经忠告他的学生：如果要走上哲学之路，不能从海德格尔开始，而至少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今天在海德堡哲学系，最核心的学术训练仍然是在经典哲学文本的精读与讨论中完成的。通常是讨论课(Seminar)的形式，老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讲解，澄清概念，疏通论证逻辑。

　　精读精到什么程度呢？

　　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两年。三四本著作读完，本科学年也差不多结束了。

　　“一本哲学经典，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看不懂的。不是说你看不懂文字，而是你的思想不够专注，不够精密，捕捉不到很多细微的变化。这是哲学学习中最为艰苦的基础训练，没有这种训练，读再多的哲学书也没用。”凯莫林教授的助教蒋运鹏告诉我。

　　“但是，一旦进入状态，你会发现思维的训练过程是充满乐趣的。”他补充道。

　　这让我想起苏联作家阿尔森·古留加在《黑格尔传》中提到的一个叫鲍里斯·乌克斯库尔的俄国骑兵上尉。这位年轻军官打败拿破仑之后，追女人也追腻了，于是跑到海德堡，要追随黑格尔学哲学。受到黑格尔的亲切招待之后，他立刻跑到书店，把哲学家所有的书都买下来，却发现一句也读不懂。他越是努力，越莫名其妙。他去听黑格尔的讲座，却连上课的笔记都看不懂。于是他又去找黑格尔诉苦，哲学家耐心倾听，劝他先自修代数、自然科学、地理和拉丁文。据说他第三次来请教黑格尔时，教授对这个学生的勤奋和学识非常满意，才引导他真正研究哲学。后来，乌克斯库尔在俄罗斯当外交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身携带着黑格尔的《逻辑学》。

　　目力好的人，能从哲学家小路上眺望到黑格尔当年居住的那条小街。

　　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教过两年书，据说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从他在普洛克街的家走到这条小路，大概需要20分钟，但不知当年哲学家眼中是否真有这些风景。他一贯的人生态度是：“人的性灵应当超脱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19世纪，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这样描述德国人对于精神世界的迷恋：“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

　　至于为什么，他的解释是：“他们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

　　有时候，德国哲学家如此执著于对世界的本质追根究底，给人感觉简直就是一群完全与现实脱节、毫无生活可言的呆子。就像康德，他一生不曾离开自己出生的城市，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女人，每天在同一时间开动大脑里某个思想机器的小齿轮，50年不变。他的早餐只有两杯茶和一袋烟斗，晚上干脆不吃饭。而且他的茶，据某位学者考证，只是点缀着几片叶子的薄茶，而烟斗也是用来抽成真空的……

　　但正是这群尘世中人眼中的呆子，以强大的抽象能力，创造了一个个离现实那么遥远的概念世界——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谢林的“自然”、叔本华的“意志”、海德格尔的“此在”……却又直指现实世界的症候，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设定最基本的价值观。这得需要多大的创造力？

　　为了不至于走火入魔，我决定把这些概念先都搁置起来。正如凯莫林教授一再告诫的，拥有一点点肤浅的哲学知识是危险的。

　　安东·科赫是我们在海德堡拜访的第二位哲学教授。他今年60多岁，很瘦，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一头短短的白发，蓝眼睛，耳朵很有特点，很尖很长，像《指环王》里的精灵族人。他身上有一种纯净的书卷气，在德国教授中很常见，但他的随和却很罕见，据说他喜欢招世界各地的学生，对中国学生也很有好感。

　　与雅斯贝尔斯一样，科赫教授也是在海德堡度过他绝大部分的学生时代。当时正值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潮汹涌，柏林、海德堡、法兰克福闹得最凶，学生们整天为政治争论不休、打架、谈恋爱，但那仍然是海德堡哲学系的最好的时代之一——伽达默尔虽已退休，但仍作为荣誉教授留在海德堡，偶尔也给学生上课，但更多是邀请各种思潮的人物来海德堡演讲和讨论。那时候，哲学系除了逻辑课是必修之外，学生们享受着绝对的自由，他们可以去旁听任何教授的课，参加任何讨论课，完全跟随自己的兴趣走上哲学之路。

　　科赫教授的席位曾经属于雅斯贝尔斯和伽达默尔。不过，三代人从事哲学的方式完全不同。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伽达默尔被历史吸引，科赫教授则更多被数学吸引。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利用分析哲学的工具来探究形而上学中的“现实”(Reality)问题。

　　“‘现实’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的现实。通过深刻而清晰的思考‘现实’，我希望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以及真实(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科赫教授说。

　　我再次意识到自己与哲学世界之间的隔阂。比起科学，以哲学的纯粹、抽象、非经验，恐怕更难找到一种方式与普通人交流。年轻的时候，谁不曾疑惑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谁不想知道，真实意味着什么？但更舒适的方法难道不是去旅行、交朋友、阅读美妙的书、观赏艺术？

　　科赫教授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一面书墙，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便是全部。从洁白的百叶窗望出去，就是海德堡老城的中心——大学广场。夏天是海德堡的旅游旺季，广场上人流熙攘，狮子喷泉静默不语。500年前，马丁·路德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被后人称为“海德堡之争”的神学大辩论。他提倡信徒自己阅读《圣经》，自己解释《圣经》，抨击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主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在欧洲大陆播下了自由和批判的种子。

　　“与英美哲学相比，德国哲学始终有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倾向，正是因为在德国，确切地说，在欧洲的德语国家，启蒙的传统更多是从神学内部发生的，而不像法国和英国，是作为神学的对立而出现的。” 科赫教授告诉我。

　　从17世纪开始，德国神学家开始对基督教教条进行有效的“去神秘化”，从而将神学变成一种历史与哲学科学(在德国，人文科学也被称为“科学”，即“精神科学”)。他们把《圣经》视为一种历史文献，发明了各种解释和阅读的技巧，追溯文本编写的源头，希望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据。最终，他们不再相信教会的某个教条，但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只因为他们仍然接受这样一个信仰：自然科学无法穷尽整个宇宙，现实存在自有其深意与神秘。

　　虽然在一个虔诚的新教家庭长大，但科赫教授不是一个基督徒，更不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事实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他所追求的恰恰是一个世俗化的全知全能的神。这是柏拉图、基督教、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一脉相承的迷思。

　　“在我看来，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出来的现实(Reality)就是全部的现实，从而失去那些物理学家们无法处理的，与现实更深层面的联系。今天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狭隘、抽象、贫乏的思维方式有关。”

　　“其实，物理学家很清楚，他们描述的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巨大的抽象。在科学的物质世界中，不仅颜色和声音不存在，就连我们通过视觉和触觉所体验到的空间也是如此。时间更是一个从实存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虽然我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感知中都贯穿着线性的时间感，但在物理学中，既没有时间之箭(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流动)，也没有临时模式(现在、过去、未来)。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熵增理论，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工具——现在的世界比1000年前的世界更加不规则，但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趋势，不是基本的物理法则。物理学家无法回答：为什么长期来说不规则在增加？到底是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是什么赋予2011年6月30日下午17点10分这一时刻以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它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时刻和未来的任何时刻？”

　　茫然感再次浮上心头，为什么我要关心什么使现在成为现在呢？

　　“因为它与自由有关。”教授告诉我，“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

　　与凯莫林教授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不同，科赫教授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时间的结构(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的结构(三种特性：独立于自然法则、不可证伪的自由法则和替代性选择)和真理的三个层面(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开放性)可以连接起来，而且必须连接起来，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在今天，西方哲学的状态不是太好。在欧洲的德语地区，哲学家埋头注释经典哲学家，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而英语国家则倾向于攻克一个个孤立的哲学谜语与谜团。今天哲学研究所缺失的，是一种有力的尝试，将今天的哲学谜团纳入一个统一、复杂的理论框架。”

　　这原本是德国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这个学科必须是哲学。但是，学科的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制造屏障，即使在哲学内部也已分裂出无数的分支。每一个分支都深入一个具体问题的细部。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专，难免狭隘；通，又欠深入。

　　就一直不肯放弃这样一种哲学的大视角而言，科赫教授自认是一只孤独的恐龙。

　　“作为最基本的一个哲学概念，‘真理’很难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理论中抽离出它的三个核心层面——第一，现实主义层面：当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信念或陈述与现实本身相符时，则该信念或陈述是真实的；第二，实用主义层面：对我们有益的，值得行动的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必须经过理性程序的核实，或者是经过长期的民主讨论得到的结论；第三，认知层面：现实不是封闭的，不可知的，而是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向自己显示自己(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现实的独立性与真理的核实程序在认知的开放性中整合在一起——我们向现实开放，现实亦向我们开放。”

　　“若从真理的层面来构想时光之箭，则过去是固定的，无可更改，恰好与真理的现实层面对应，即‘现实’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未来是开放的，向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开放，因此它对应于真理的实用主义层面，即我们能做什么？过去之所以与未来不同，是因为过去已成事实，只能回忆，而未来有待决定，只能想象或期待。只有当下可以被感知，它对应的是真理的认知层面——现实向人的认知能力开放。没有这种开放性，我们将永远处于怀疑主义的迷雾之中。”

　　至于自由，在哲学里，它与上帝、灵魂不朽一样，一直属于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被反驳的概念。最近几年，基因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似乎终于要给自由之谜一个确切的结论：自由意志只是大脑制造的幻象，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回事。谈到这些，温文儒雅的科赫教授突然变得激愤起来，说“自由”根本不是神经学家的专业词汇。当一个神经学家谈论自由时，他的身份只能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

　　200多年前，康德给后世的哲学家留下一个关于“自由”的难题。他说，时空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然必然性；人是自由的；自由与自然法则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人类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对科赫教授来说，自由首先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无所谓自由；第二是自由的先验层面，即康德所说的，自由独立于自然法则；第三是自由的实践性，即人根据纯粹理性法则的自我决定。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时光之箭的自由理论’(Freiheitstheorie des Zeitpfeils)。”科赫教授告诉我，“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是人类自身在时间中实现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主体，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来决定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最近几年，他又试图将“幸福”的概念纳入这个体系，幸福与时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远比他想象中的更深刻——“幸福是得到你一直追求的东西和目标，但因为目标总是在未来，而我们总是活在当下，所以不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设定。如果我们能到达时间的终点，并且留在那里，是否就会永远幸福呢？”

　　“自从牛顿以来，我们太经常被这样的自卑感诱惑——如此浩渺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的存在！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重新将人类置于宇宙图景的中心位置：现实‘渴望’被认知，就像火山渴望爆发，或者枯土渴望雨水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张力。从纯粹哲学的立场来看，现实必须有一小部分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如果宇宙真有开端(比如宇宙大爆炸或其他)，它必然在内部进化出认知者(Knower)。我们不需要上帝来造人，也无需任何有意的计划，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绝不是偶然的意外。”

　　哲学家小路上，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诗人。

　　一个僻静的角落，几枚熟透了的李子，在清晨的阳光中散发出淡淡的酒香，红砂岩的石碑上刻着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有几行诗，可能是他赞美海德堡的那首：

　　灌木丛繁荣其上，直铺深谷，

　　背靠山丘或怀抱河滩，

　　蔓延你欢乐的小巷，

　　它们休憩在你芬芳宁静的花园之下

　　……

　　茨威格写过一本关于荷尔德林的传记，提到诗人当年充满孩子气的哲学努力。一个完全灵感型的、非逻辑性的人，非得强迫自己去接受抽象概念、智力辨析的束缚，试图形而上地解释本来幸福地感受到的天堂，用各种学说来证明他的诗歌创作计划。歌德对拜伦的评论：“只有在写诗时，他才是个大人；当他思考时，只不过是个小孩子。”用在荷尔德林身上也许更合适。他的后半生在疯癫孤独中度过，死时完全被世人遗忘。

　　按茨威格的说法，遭遇哲学，对荷尔德林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百年后，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说，对他一生的思考具有指导意义的，并非他的导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是荷尔德林的颂诗，甚至临死之时还命他的儿子为他最后一次朗读荷尔德林的诗歌。

　　科赫教授一再强调，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但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现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以我的浅薄，无法理解那种沉浸在哲学思辨中的“幸福”为何物，但从形而上的现实中获得的幸福，真的能弥补一个人在尘世中必须面对的苦涩吗？

　　黑格尔——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好友，在得到海德堡大学正教授席位之前，哲学之路走得也并不顺当。神学院毕业之后，先在荷尔德林给他介绍的一个家庭做家教，后来又经谢林的引荐在耶拿大学做编外讲师。拿破仑进攻耶拿之后，失业的哲学家不得不另找工作，先是在一家报纸做编辑，又去纽伦堡做文科中学校长。这位性情古怪的哲学家是如何教育孩子的，有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信件为证：“我在纽伦堡结识了诚实而笨拙的中学校长黑格尔，他一边读英雄史诗和尼伯龙根，一边把它们翻译成希腊文，只是为了欣赏。”

　　即使到今天，若非出身富贵，或者娶到有钱人家的女儿，在德国选择哲学生涯仍然是一场旷日持久、风险极高的赌博。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一路从学士读到博士，再参加教授资格考试，即使顺利通过，也只能以相对微薄的薪水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辗转。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才华不够，很可能到40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无望得到教授席位，改行又为时太晚，最后落得开出租车为生也不是不可能。

　　在老城普洛克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安德里亚·韦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与我谈起过这种人生的可能性。这位金发帅哥刚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很快就要离开海德堡。在德国，一个年轻人博士毕业之后不能在自己所毕业的学校里教书，是件不体面的事情。

　　韦伯已经30岁出头，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他在海德堡读了十几年书，本来主修数学，中途改为主修哲学，所以毕业时比别人老了几岁。当年的同学都已经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读着别人看不懂的书。

　　“有人会说我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他笑着说。很淡定的样子，但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孤独。

　　那个眼神让我想起水若。她在海德堡留学多年，正在攻读德语文学博士，哲学是她的副专业，但她对哲学的痴迷，几乎从她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神情里都能感觉得到。那天傍晚，我们在内卡湖畔绵延不尽的大草坪上一起散步，我注意到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白发。她说是学拉丁文的缘故，但我猜想必然也有生活的压力。在德国走学术的道路，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如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所说：“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但结婚生子，为家务琐事分心，对一个一心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是无可回避的痛苦。

　　夕阳西下，草坪上已经点起了烧烤的篝火，年轻男女光着脚打排球，有人挥舞着高尔夫球棒，情侣旁若无人地亲吻，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坐在一群喝醉了的学生中间，悠悠地吹起了口琴。小鱼儿——水若两岁的儿子，正在草坪上快乐地跑来跑去。小家伙不知从哪里找到两个容器，不厌其烦地把一堆沙子从一个容器倒到另外一个容器里。不知为何，那个动作让我有种很震动的感觉。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说这次海德堡之旅有什么收获，大概就是发现哲学中一种类似孩童的耐心——学会如何耐心地面对一个问题，而不是急切地寻找答案。如果你提出一个很难的问题，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你必须不断地追问、质疑、反思，然后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而我们寻求的答案又是多么的不完美。

　　《明镜》杂志的记者问伽达默尔，我们可以从哲学中期待什么？

　　他的回答是：“学会继续问问题，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

　　哲学与象棋

　　因为海德堡，我第一次意识到“看”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词。

　　现实、自由、时间之箭

　　“只要你在大图景之中引入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时间之箭就不再那么神秘。”

　　从哲学中期待什么？

　　“学会继续问问题，而不是认为一切一开始就规定好了，就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海德堡大学的精英人物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

　　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1816～1818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其间完成了《哲学全书》的写作，著名的《小逻辑》即是其中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来源，被称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父”。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

　　哲学家，曾在海德堡学习神学，后跟随黑格尔学习哲学，是最著名的唯物主义者之一，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1913～1948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40岁后正式从心理学转投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的工作。

　　马克斯·韦伯(1864～1920)

　　德国著名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1896～1919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

　　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著有《逃避自由》、《爱的艺术》、《人类破坏性剖析》等，1934年移居美国。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1926年从马堡大学转学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门下，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

　　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 )

　　哲学家，社会学家，1961～1964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

　　汉斯·格奥尔

　　格·伽达默尔(1900～2002)

　　哲学家，从1949年至逝世都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他曾经师从海德格尔，来到海德堡大学是接替雅斯贝尔斯的职位。1960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真理与方法》，成为阐释学的代表人物。

　　马克斯·玻恩(1882～1970)

　　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求学于海德堡大学，在希特勒掌权后被迫流亡。1953年回到哥廷根大学，次年即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诺伯特·埃利亚斯(1897～1990)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一位百科全书型的大师，1917～1920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著有《文明的进程》，提出历史研究不仅要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要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探讨人的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

　　海克·翁内斯(1853～1926)

　　荷兰物理学家，1871～1873年求学于海德堡。1908年他第一次做出液氦，使温度降至3K，这是当时地球上最低的温度。1911年他发现了超导现象，191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弗里茨·哈勃(1868～1934)

　　化学家，1886～ 1891年求学于海德堡，是合成氨水、合成氯气的发明者，其研究成果对化肥生产意义重大，但也在“一战”中被用于制造化学武器，人称“化学武器之父”，191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约瑟夫·封·艾兴多夫(1788～1857)

　　诗人，德国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807～1808年在海德堡就读。代表作品有《一个无用人的生涯》、《月夜》等，是和海德堡有关的最重要的诗人。

　　罗伯特·舒曼(1810～1856)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1829～1830年曾在海德堡学习法律，1830年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会后立志成为钢琴家。作品有交响曲4首，协奏曲若干，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上也极有成就，曾为海涅、里尔克、艾辛多夫等诗人的作品谱曲。

　　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

　　瑞士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称为“瑞士的歌德”，1848～1850年在海德堡求学。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成长小说《绿衣亨利》，反映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瑞士人在生活、心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沃尔夫冈·克特勒(1957～ )

　　德国物理学家，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1976～1978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他研究冷原子的捕捉方法，以使这些原子接近绝对零度。200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奥托·梅耶霍夫(1884～1951)

　　著名生物化学家，1909～ 1911年曾在海德堡实验室研究细胞生理学，后因战乱移居法国和美国。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乳酸及能量对肌肉运动的作用，探明了肌肉运动的生理机能，1922年获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罗伯特·威廉·本森(1811～1899)

　　化学家，1852～1899年任教于海德堡大学，他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本生灯(实验用煤气灯)，他还是放射性元素铯和铷的发现者，他使用硝酸成功地用电解法获得了铬、镁、铝、锰、钠、钡、钙和锂等元素的纯金属。

　　赫尔穆特·科尔(1930～ )

　　1982～1998年任德国总理，1951～ 1956年在海德堡学习历史。科尔是自俾斯麦之后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在任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促成了两德统一。

　　威廉·冯特(1832～1921)

　　心理学家，1855年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把关于心理实验的结果整理成为一个系统，着手将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一门系统的、独立的科学，他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美国心理学协会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哈罗尔德·楚尔·豪森(1936～ )

　　医学家，自1983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至今，因发现人乳头状瘤病毒和子宫颈癌之间的联系，获得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在他的发现之前，每年有约25万妇女因子宫颈癌丧生，他的发现使得疫苗成为可能。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

　　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1921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纳粹政府里主要负责新闻检查和一切形式的宣传。1935年，他主持了纳粹大规模的焚书行动。在希特勒决定自杀后，曾立遗嘱任命戈培尔为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