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种类及图片:日本史料中的中国地雷战

日本史料中的中国地雷战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就是所谓地雷战.——by曼帅                                                                                        这地雷上粗糙的刻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电影《地雷战》是我国经典的抗战题材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当时民兵们经常使用的教学片。作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脍炙人口。但是，历史上地雷战的真容，却一直不甚为人们所了解。甚至一度有人撰文，称《地雷战》是“科幻影片”(怎么说呢,就是典型的中国电影)，真实的历史上地雷战对日军几乎没有威胁，反而常常误伤自己人云云（这倒是事实，日本人不来的时候地雷都得起出来，因为那埋藏位置是在是YD搞不好就炸到自己人）。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怪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战争渐渐失去感性认识，于是有人便借机来“打扮历史”；另一方面，地雷战和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一次性战役不同，它的战果分散，每一次给敌方造成的杀伤有限，不大可能被记入对方战史，因此难以证实。缺乏敌方史料对战果的证实，是地雷战真相难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呵呵,本文作者的立场哦)。
然而，如果看曾直接和八路军周旋作战的日军下层官兵的回忆，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对于地雷的恐惧(无论是所谓轴心国集团还是萌军都对地雷这个小小的罐头盒心有余悸)。
原日军独混第5旅团第12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无疑就是这些日军下层官兵中的一员。1942年，桑岛被征召从军，到山东与中国抵抗力量作战。1945年日本战败时，桑岛等日军从八路军的重围中拼命杀出，沿胶济线撤退到青岛，并从青岛乘船回到日本，1946年复员。他所做的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日本图书出版社1978）中，多处谈到了八路军地雷战的威力。
桑岛的这本《华北战纪》，其中包含大量可与中方战史对照的珍贵资料。例如，他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军事精神压力下，日军历史上发生的唯一一次集体暴动哗变事件———馆陶事件；他也认真地记述了反战同盟到他所在的炮楼下进行宣传的经历。这些，都是此前研究抗战史料中的空白点。
桑岛节郎的书中，提到和地雷打交道有好几次。他自述第一次遭到八路军拉发地雷攻击是在昭和18年，即1943年4月11日（日本兵喜欢记日记的习惯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是招远县栗下林家。对桑岛来说幸运的是八路军拉雷稍早，他在尖兵后面的本队中行进，所以没有受伤。
还有，1943年4月，日军独混第5旅团以17、19两大队为主力，讨伐在毕郭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5旅第14团（即山东纵队第5旅第14团，团长梁海波）。桑岛随柏崎讨伐队18日偷袭据说暗藏八路军部队的莱阳县姜家庄，结果因为向导带错了路，到达时八路军已经转移。桑岛作为卫生班长，记录这次行动毫无战果———“虽然向远处转移中的八路军发射过迫击炮和重机枪，但双方没有实质性的交火。敌方遗弃的尸体一具也没有，讨伐队却有两人重伤，可以说日方损失更大些。”（P109）。两名重伤者之一是第17大队第4中队群马县出身的三轮一等兵。他看到老乡家有一筐鸡蛋，伸手去拿，却触发了鸡蛋筐底下设置的诡雷。当即被炸断一条手臂。
而一雷炸死炸伤9名日军的战斗，则发生在1943年5月。5月21日，日军第17大队命令桑岛所在的第1中队（柏崎与二三中尉指挥）从招远移驻栖霞县塞里，作为青烟公路上的一个警备据点。青烟公路是当时横断山东半岛的唯一公路，也是独混第5旅团的机动大动脉。塞里则是这条公路去往蓬莱、大辛店的岔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栖霞、蓬莱两县山地纵横，八路军十分活跃。桑岛写道：“青烟公路在蓬莱和栖霞境内山区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在山峡之间可见点点村庄，一片和平景象———而这些全部是八路军控制的村子！”（P116）。
这次移驻过程颇为艰难。21日，桑岛随第1中队从招远出发，走了一个小时，就在陈家村和八路军遭遇。我之所以写这一小段，是因为桑岛记载这次战斗和日军交手的是八路军骑兵。因为这个地方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王外马甲的《中国骑兵》曾谈到当时纵横华北的129师骑兵团，其作战范围似不及此。桑岛的记录昭示，在冈村宁次指挥日军连续进行四二九、五一等大扫荡之后，冀鲁豫的八路军很可能还有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
这次战斗以日军迫击炮小队炮击开始（桑岛称八路军马术很好，转移迅速，一发也没有击中），到八路军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在棱线上反击追击的日军，先后打了二十分钟，而后八路军神秘地消失了。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桑岛亲手用三角巾给一名叫做角田秋治的上等兵（群马或大阪人）包扎。由于角田所受为腹部贯通伤，当时无法抢救，两个小时后痛苦地死去。为了安抚军心，日军23日派出了女性为主的慰问团到桑岛所在的部队演出鼓励士气。
在这次转移中，桑岛也记录了和地雷有关的事情———在一个叫做郭家店的村子附近，日军发现路中央树起了一个高2米，宽20公分的木牌，上面写道：“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
有日本士兵想去移动木牌，被有经验的中队书记官桂曹长制止———“别碰它！”———他猜到木牌下必有地雷。桂曹长从路边的水沟摸过去，靠近木牌，用绳子将其拉住，从安全的地方一拖，果然“轰”的一声，如他所推测的那样发生了爆炸。
桑岛写道：“山本长官昭和18年4月18日因密码泄露，在从拉包尔前往布干维尔岛布因基地时，遭到美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被击落而战死。这件事当时在日本国内都没有公布，当然，讨伐队的官兵们更是一个人也不晓得。”（P117）。
用这种方式知道在军中深孚众望的山本大将之死，对独混第5旅团的官兵们来说，颇有黑色幽默。
拉发地雷是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
25日开始，日军第1中队开始在塞里东侧一公里处建造炮楼。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这一据点的建设，日军17大队派出第3中队（中队长近藤大尉）、第4中队（中队长柴山茂中尉）和第1中队携手，由近藤大尉指挥，在塞里周围连日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
桑岛的卫生班也随讨伐队行动。他这样回忆5月31日夜间出动时发生的事情（P118-120）。
连续参加讨伐已经达到了两个月，这次作战渐近尾声。5月31日夜里三点，部队再次从大辛店向西南方出发。我因为过于疲惫，在行军中居然睡着了，而且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惊异中抬头看去，正看到眼前一根十米高的巨大火柱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感到我身边有人倒地并发出叫声。但是，夜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三木卫生军曹急忙从军医背囊（日军卫生士官的偕行装具，用于放置抢救和应急处置的医疗用品）中取出手电，光线下可以看到约有10名官兵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经过确认，无线电通信班所有人员，包括北拮班长以下9人均为地雷所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依靠仅有一支手电的微光进行抢救之困难简直无法想象。和枪弹伤、刀伤不同，地雷不规则的破片造成的伤口异常复杂，处置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匆忙中，尽其所能地给所有受伤的官兵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和坏疽血清。9人的情况全部清查处理完毕，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此时，才能够从附近的村子招来保安队并弄来一些门板充当担架，由两个小队护送伤员后送到大辛店。
由于这一事故（译者注：日军总是把遭到地雷的攻击称为“事故”，而不视为作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小队返回之前，整个讨伐队只能留在原地休息。这样又足足等待了3个小时。仅仅两三名八路军，就把一个大队的讨伐队折腾得狼狈不堪，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这次事故遇到的不是普通压发地雷，而是拉发地雷。使用拉发地雷，是八路军作战效率很高，而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民兵使用，但华北的日本军队因为这种战术产生的牺牲者比比皆是。
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以大队规模进行讨伐，大队部总会有多名乘马军官聚集在一起，正是攻击的绝好目标。昭和17年（1942年）12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19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就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虽然大队长池田增雄大佐幸运地没有负伤，但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死亡），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重伤），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战死）等7人均被杀伤。……八路军放过了作为尖兵的第1中队，目标直指本部的骑马军官们。但是，因为操作上可能有点迟延，地雷正在紧随军官背后行军的无线电通信班脚下爆炸。我则正走在无线电通信班后面，要是走得快恐怕也难免受伤，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按照桑岛对此战的说明，这次挨了地雷的讨伐作战，让他对自己体力和精神力的自信大大加强。但是，作为大队而言，整个讨伐中一具八路军的遗体都没有见到，在招远的霞鸣缴获了两匹被遗弃的中国马，算是最大的战果。而日军自己，却付出了阵亡1人，负伤13人的代价。从敌人的眼中所见的地雷战，桑岛的经历，也许正是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