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骑摩托车是哪款:日本史料解密中国抗战

《朝日新闻》报道1939年5月5日，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遣荒莳大尉等乘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冒险前往天皇号坠落之处抛洒鲜花，进行慰灵飞行——萨的问题：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去给谁“慰灵”？日军1939年1月31日派遣九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县的沙洋攻击，由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三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日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迫降在沙洋镇东北约十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落地后，打死船工，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前往日军占领区。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的日记中，有他两次指挥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摘自《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在我国的抗日史料中，击落日军“天皇号”飞机，一直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传奇事件。在纪念抗战将领李浓的报告文学《西充名将威震日寇》中，对此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李浓（1907－1998），川军抗日将领，即上文中的*三团团长李禾农，按照他的回忆，击落天皇号时，该团正驻守在湖北省沙洋附近的杨家峰、新城等地。日机被击中迫降后，他下令所部西充籍营长阳怀本率部拦截，经警告无效，将持枪顽抗的五名日军飞行员全部击毙，并缴获其携带的武器文件等物。一说当时三十七师吉星文将军的临时指挥所恰在附近，见到日机坠落，曾派出参谋和警卫人员参加战斗。湖北百姓素性剽悍，因痛恨这伙日军杀人夺船，也主动赶来助战，并在战斗后对日军尸体砸以乱石泄愤。据记载，天皇号被击落后吉星文将军曾来该机坠落处视察，并登上飞机检看被机枪击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天皇号”并不是日军所说的故障坠落，而是的确被打了下来。空军第八修理厂的修理纪录，也可证明这一点。这架天皇号飞机，被中国方面修复，一度作为轰炸机使用。负责修复工作的是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少校课长黄渭雄，他带人到达沙阳以后，经两个月努力工作，将该机修复，并在当地河滩上开辟一条2000米长的临时跑道，由飞行员将该机开回重庆。其间，还发生了因为该机带有日军机徽险遭己方击落的插曲。有趣的是，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也是个传奇人物，是朝鲜族飞行员李英茂。此人二战后返回朝鲜，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任空军司令。而该机的归宿则一直是个谜团，一说该机修复后停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因日军对此事恨之入骨，专门策划在一次轰炸中突然派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浇汽油将其烧毁；一说该机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其间还曾在各地展出。
并有说法称渡边被击毙后日本东京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并说这架被击落的天皇号并非轰炸机，而是一架日军一百式运输机。老实说，当我最初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曾有些疑惑，这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比如，当时检查该机的中方人员描述，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钢架铝皮，双星式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机头侧面有恭楷所书‘天皇号’字样”，而且“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舱里也未置武器”。所谓“巨型飞机”，显然是相对于日军常用的轰炸机而言，我一度曾因为在日本见到一张渡边广太郎身着飞行服立于日军侦察机旁边的照片，而认为所谓“天皇号”，实际应该是一架侦察机。
1-1 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日本侦察机照片，走在前面的就是渡边广太郎。
然而，如果说双发动机的“巨型飞机”，那就和侦察机不搭界了。照片上的侦察机只是一架单发动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编号キ-51，全重吨，乘员三人。中国空军当时最经常迎战的日军九六式轰炸机自重即达吨，再怎么样黄渭雄也不会把两吨多的九九式当作“巨型飞机”吧？此外，中方纪录，击毙的日军共计五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根本装不下。当时中国空军号称万国牌飞行部队，黄渭雄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从又修又看新鲜的劲头，这“天皇号”显然是架他老兄没见过的古怪玩意儿。其实看对这架“天皇号”的描述，里面真是迷雾重重。首先，有的说法击落的是架轰炸机，可“天皇座机”怎么会是轰炸机呢？这天皇是不是也太穷了点儿？而且，天皇在日本，抗日战争其间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座机怎么会跑到中国来？那么，会不会就是一架普通轰炸机或者运输机呢？但又有说法该机没有武装，而且装潢豪华——这样的飞机你到前线来干嘛？就算是运输机，也没有“装潢豪华”的道理啊，那还能装货吗？再说，日军的一百式运输机是1940年才试飞的，根本不可能在1939年被击落。要说是要员专机，比如某个日军司令长官的座机，这倒有点儿可能，当年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塚田攻的座机也是让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打下来的。但是，塚田攻那是在自己后方飞行，才疏忽大意被一二八师打了靶，这沙洋当时可是在日军前线以外呢，哪个日本要员吃饱了撑的会往这儿跑？再说了，那机头上还写着“天皇号”的字样，就更荒唐了——要知道天皇在日本可不是能随便当商标贴的，随便提“天皇”那叫“大不敬”，有哪个飞行员敢把飞机改名叫“天皇号”？他活腻歪了他上头的总不能都活腻歪了吧？会不会是国民党军夸大了战果？
直到我看到《朝日新闻》1939年6月5日对“天皇号”乘员葬礼的报道，才感到——恐怕这边不是夸大了战果，而是没明白到底战果有多大。以下，就是这篇报道：
在我国航空事业留下伟大足迹，而凋谢于大陆前线天空中，卓越的六位勇士——渡边广太郎少将、藤田雄藏中佐、高桥福次郎少尉（以上特晋），以及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三官兵之共同葬礼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开始。仪式在立川町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盛大举行。放置六人遗骸的朝所内机库里面彻夜灯火通明，满怀深切怀念的同僚们彻夜不眠为其守灵，自参谋总长亲王殿下（即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译者注）以下，陆军大臣、航空总监、东京市长、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朝日新闻社等各方面敬献了一百多个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坛上方悬挂的纪录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们的功绩。白木祭坛上遗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原来这一战击毙的日军里面包括一个将军。不过，就是一个将军，也犯不着这么折腾吧？侵华日军里面，被打死的将军可不止十个八个呢。第二天，《朝日新闻》接着进行连续报道，日本方面在东京为死者举行慰灵飞行，担任驾驶员的是臂缠黑纱、两眼红肿的日本著名飞行员饭沼正明。前一年，饭沼刚驾驶神风号从东京飞到巴黎，创造了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94小时17分56秒）。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皇号”被击落，不但打下来的飞机奇特，打下来的人也一样的奇特……从哪儿说起呢？二说起“天皇号”被击落的事件，恐怕第一令人好奇的就是这架“天皇号”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容吧。
1-2 全长米，高米，宽米，起飞重量吨，双发A-80RC空冷星型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航程三千公里。对比这种飞机被称作“巨型”在当时堪称名副其实。而这架飞机的外观，显得和大多数日本飞机格格不入，近乎方形的机头、半埋式起落架、略显笨重的前机身，都更像是欧美设计师的产品。“天皇号”的确是一架颇为怪异的飞机。根据伊泽保穗所著《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的描述，1939年1月31日迫降沙洋的这架飞机的原型，并不是日本制造的，而是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1937年10月，日本向意大利订购了72架BR-20式重型轰炸机，用于对中国战场的远程轰炸。在日军序列中，这种飞机的编号为“イ式重爆”（イ是日语中意大利的首写字母），是1941年一百式“吞龙”轰炸机服役前日军最大、航程最远的轰炸机，曾参加对我国重庆、兰州、永昌、汉中等地的多次轰炸。根据兵库爱机协会桑原卓提供的资料，这架“天皇号”，是其中唯一没有武装的一架，当时并不在对华作战的序列之中。在它被击落的前三天，还曾经运送日本高松宫亲王从东京前往广岛呢。
1－３带有日军标记的意大利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
日本陆军怎么会使用意大利的轰炸机呢？而没有武器的“天皇号”又怎么会飞到中国来被打下来呢？事情巧得很，这种轰炸机出现在中国战场，正和这位在“天皇号”上被打下来，而且死于随后战斗中的日本陆军航空兵少将渡边广太郎有极深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位渡边不死在这次飞行中，他大概也会很快获得少将军衔，只不过随后又可能吃官司。一切，都和这种轰炸机有关。渡边广太郎，日本陆军大学24期优等毕业，长期担任日本航空兵团兵器开发方面的领导职务，阵亡时职务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陆军大佐（死后追晋陆军少将）。渡边1937年8月受命担任日本赴意大利军事装备采购团团长，购买イ式重爆，就是他负责的。渡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任命，是因为他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是日军中少见的意大利通。日本方面之所以有意购买这种轰炸机，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日军发现其轰炸机部队在长程作战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这是个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就是中国地方太大，而日军轰炸机部队只要飞得远些，就会被打得稀里哗啦。日军总结说，现有的几种轰炸机，在对华作战中都不适合承担远程作战任务。不幸的是，中国的持久战恰恰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线越来越长。这样，日军急需一种能够进行远距离、大当量轰炸的新型机种。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事专家们始终有一个琢磨不透的事情，那就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把美国和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但日本在开发大型轰炸机方面始终投入不多，没有什么建树。这和日本海军大量制造战舰，积极准备和美英作战的表现大相径庭。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日本陆军和海军是日本帝国的两条铁轨——平行永不相交。日本海军的确是以美英为主要假想敌积极备战，但大型轰炸机只能使用陆上基地，因此在开发方面自然是日本陆军做主导。不巧的是，日本陆军的将军们打仗从来不看对手，个个长着装满了白刃战自杀冲锋一类思维的榆木脑袋，认为无论对谁只要抱定了武士道精神就百战百胜。他们认为战争中精神是第一位的，至于装备嘛，只有缺乏皇军那种武士道精神的国家才会重视。所以，自始至终不把高技术兵器的开发当作重点。于是，日本陆军开发出来的装备，都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战车，比如典型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在各国中是最袖珍型的；飞机，比如干预海军设计获得的一式陆上攻击机，外号“日本造打火机”——一打就着啊。日本重型轰炸机的发展，自然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于是，日本对华战争开始的时候，能够用于远程作战的轰炸机，可谓屈指可数。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5）
当时，日军使用的最典型的两种轰炸机，一种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一种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九六式陆上中程轰炸机，是日本海军1936年6月正式开始使用的长程双发攻击机，航程倒是比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由于日军暂时没能控制大陆机场，驻扎在台湾的日本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的九六式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中国大陆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越洋轰炸”，日本舆论喧嚣一时。然而，喧嚣一时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空军的奋勇迎战之下，日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惨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轰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杂志648期）记载，仅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击落12架（含返航中坠毁的3架），九六式中型轰炸机，被击伤不能再战的，仅15日一天就超过10架。三天后，两个日本航空队被迫暂停这种半自杀式的攻击。在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率先击落的是日军陆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绰号“凶猛之熊”，是日本著名试飞员，也是“战斗机无用论”的狂热信徒。在这次战斗中，他为自己的理论付出了最合理的代价。而新田慎一的老师，日本鹿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后担任第十三航空队领队指挥官的得猪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实验新战法单机突袭武汉的战斗中被击落阵亡。得猪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首席试飞员，曾经留学德国，也是日本航空理论的学者之一。得猪、新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义治（少佐）号称日军对华开战时的“中攻四天王”。中攻四天王在短时间就阵亡一半，日军中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可见一斑。之所以损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于一二八抗战中，中国空军的出色表现，使日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战斗机无用论，认为保护轰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轰炸机的自卫和速度，而不是用战斗机护航。不幸的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并没有美国B-17重型轰炸机那样完备的火力，而且为了追求长航程结构薄弱（后来的“日本打火机”一式陆攻机就是它的发展型号），结果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中型轰炸机成为中国军队的靶子。其次，中国空军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战，也让日军眼镜大跌。而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价，只不过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扔几个作用不大的小炸弹，日军这笔买卖不亏才怪。
1－４日本九三式重轰炸机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没有重型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九三重爆”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倒是比九六大多了，可惜作战半径只有四百公里，属于身重腿短的类型。而且，这种固定式起落架的飞机的操纵性极差、故障率极高、对地面勤务依托极大，得了个外号叫做“直线飞行迫降练习机”，打起仗来实在是力不从心。在七七事变中，熟悉当时历史的朋友都记得南苑之战中日军对二十九军的轰炸使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所部遭到巨大损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战斗中的一个细节——此后的战斗中日军轰炸机是从承德起飞投入轰炸的。实际上，根据《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所记，这是因为此战日军主力第十联队、第十二联队使用的主力机种都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7月27日至29日，张自忠将军三十八师所部连续攻击日军在天津的机场，日军支援设施多被摧毁，加上连日大雨，跑道积水，“娇嫩” 的九三重爆竟然无法起飞出战，只好后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战。
1-5日军重轰炸机乘员拍摄的中国空军战斗机。这架伊-15战斗机正在追赶日军轰炸机进行攻击。八一三战后，日军虽然认识到“战斗机无用论”的错误，但纠正它并不容易 ——现有战斗机的速度跟不上轰炸机，所以依然经常一起出发，轰炸机却先出现在目标上空，遭到中国空军的痛击而损失惨重。而根据该书，我们才可以知道，日军在这一阶段华北地区的作战中，实际损失相当大。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8个中队、144 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十二联队代理联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围攻阵亡。其实，当时日军还有一种大型轰炸机，称为九五式大型攻击机。这种飞机航程超长，单看这一点，堪称战略轰炸的好手。日军从9月14日起，也从济州岛出动这种飞机对上海进行空袭，至10月24日共出动13次。不幸的是，战果甚微，在中国的记录中，甚至很难找到这种飞机的影子。原因是这种飞机性能极其糟糕，试飞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攻四天王中的佐多和曾我，他们的评价是：“这种飞机舵特别沉重，尾翼不断颤抖，疑似即将空中解体。”所以，这种飞机勉强飞到上海，也只能是把炸弹乱丢。否则，无论高射炮还是战斗机，都可以轻易把它打下来。饶是这种敷衍了事，依然给这种飞机带来了灭顶之灾，10月24日一天，日军就损失了6架九五式重型轰炸机（被击落详情未能查到，似乎和自相碰撞颇有关系）。可怜这种飞机总共生产了不到10架，就此一战，几乎绝了种。于是，日本方面一面尽力加快正在研制中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的研制进程，一面开始琢磨从盟国购买相应的武器。目标，就锁定在了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和意大利的BR-20轰炸机上面了。
1－６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日军期待的轰炸明星，真的那样能够耀眼吗？德国方面的接触并不顺利。抗战初期，德国在支援日本还是中国上面还举棋不定，特别是中国方面派出的特使蒋百里、蒋纬国的工作卓有成效，和德国空军司令格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德国空军方面对于支援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热心。再加上日本最初只准备定购一架样机。这是日本的习惯做法，买来拆了研究，然后仿制，这一点德国人早有体会，日本的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是德国容克斯K-37的仿制品。如此小家子气让古板的德国人大摇其头——亨克尔的业务代表这样对日本代表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您这里拿到一架以上的订货呢？”——这个日本代表，就是本文屡次提到的那位渡边广太郎大佐，当时任赴德代表团的团长。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在意大利得到了好消息。日本派到意大利的是军事课参谋真田镶一郎中佐，询价购买重型轰炸机。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未精三积极努力，终于使意大利表示愿意向日本出售BR-20轰炸机，尤其是获得了意大利可以六个月为日本生产一千架BR-20的承诺。不过，日本最终的购买数量让意大利人大跌眼镜——仅仅是70架而已。这还是在德国购买轰炸机失败后日本政府咬着牙提出的订货数量，而且，价格给得让人无法接受。意大利人不干了，这笔交易眼看也有夭折的危险。在这个危急关头，不知谁想起了渡边广太郎曾经吹过，他留学的时候曾和后来成为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头子的墨索里尼有过交往。于是，一个电报，渡边就从柏林改飞了罗马，大本营命令他务必做成这笔交易。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人还真不是吹牛。三抗战初期，德国和意大利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看法很矛盾。尽管德意与日本是盟国，但两个原因使他们难以取舍。一方面，蒋介石对“法西斯”颇感兴趣，与德意交往密切，包括蒋委员长经典式的防弹黑披风，都是希特勒的礼物。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德国顾问配备到营一级；另一方面，德意在中国也有他们的利益。比如德国重整军备中，中国江西省的钨矿就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种利害让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前期并没有明确地站在日本的一边，甚至开战后德国还曾向中国交付大量武器装备。老实说，尽管当时德国政府是法西斯，但德国人的民族性使他们的原则性还比较强。蒋百里在德国期间，和曾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德国高级军官、行政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决不出卖中国”的保证——事实上，整个二战期间，这些德国人的确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日本并没有从这个盟国那里得到什么关于中国的有价值的情报。然而意大利就不一样了。正同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进程中的表现一样，意大利在中国问题上的表现也十分的“意大利”，一言以蔽之——很不可靠。战前，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空军在洛阳的飞行学校，聘请的是意大利教官，在南昌的飞机工厂，聘请的是意大利技师。蒋百里到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亲口保证和日本的结盟关系不会危害中国的利益。然而，真打起来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洛阳飞行学校毕业的飞行员，在轰炸日本军舰的时候把炸弹扔到了岸上的租界里面——不是飞行员炸错了目标，是意大利人“有多少人入学，就有多少人毕业”的教学方式，使学员的技术难以经受实战的考验；南昌的飞机工厂开战不久就遭到空袭损失惨重。在击落的日军轰炸机里，中国人意外地发现竟然有欧洲人的尸体——正是前些天中国人用美酒佳肴欢送回国的几位意大利技师之一，坐在日本飞机上面，来指示目标摧毁自己帮助建造的中国飞机工厂……至于那位下巴比簸箕还大的墨首相就更不用说了，相信墨索里尼同志的承诺，还不如相信那啥会在天上飞。渡边广太郎没有吹牛，他在意大利期间，曾经与墨索里尼有一定的私人交往。于是，通过这个关系，渡边想方设法得到了和墨索里尼会面的机会，参加会见的还有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等人。渡边在会见中利用他对墨索里尼的了解频频给这位法西斯老大戴高帽子，夸赞意大利在墨索里尼领导下的进步，并且提到日本对意大利先进军事技术的敬仰，对杜黑将军（意大利空军将领，战略轰炸的理论创始人）的崇拜……当然，如果墨索里尼首相可以批准向日本出售新型的重轰炸机，那么他在东方的声望将超越任何一个领袖（暗指包括希特勒），并且获得日本天皇个人的友谊。天花乱坠的恭维、远方来朝的诱惑，让墨索里尼大为快意。老墨马上作出决定，帮助老朋友完成使命。价钱？价钱不是问题，慷国家或者公司之慨绝非一国独有，墨索里尼大笔一挥，飞机的价钱就打了六折，70架BR-20轰炸机卖了6000万日元（原报价1亿日元）——菲亚特公司不干？他敢？！谁说的谁去学习法西斯发展史三遍……这些飞机，加上菲亚特公司免费赠送的试验机1架，共计71架，从1938年1月开始，按照每月10－12架的速度交付。
1－７日本《航空情报》上登载的BR-20“イ式重爆”照片，在日军中它可是被寄予很高期望的秘密武器。然而，日军纪录中，接收的BR－20重型轰炸机却一共72架。怎么多了一架呢？墨索里尼首相说了——以我私人的名义，赠送给日本天皇一架专机作为礼物。这就是用BR-20重型轰炸机为原型，取消武装，加以豪华内装修和卫生、通信系统改造的“天皇号”贵宾行政专用机。也就是1939年1月31日让李浓用机枪打下来的那一架。正因为这架飞机是墨索里尼赠送并命名为“天皇号”的，因此，没人敢追究他的“大不敬”罪。谈判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陆军省给渡边广太郎和有末精三发出了贺电，认为此举解决了日军装备中的一个大问题。1938年1月，第一批12架日方采购的BR-20轰炸机运抵大连，意大利方面并派出博内萨上校为首的教官团和菲亚特公司的工程师十余人指导日方训练和熟悉装备。以后的两个月间，日方连续用这种轰炸机装备了十二航空联队的四个中队，以及独立飞行第三中队，积极准备将其投入实战。日方表现得如此急切，是有道理的。原因是日本自己研制的三菱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也已经在1937年11月完成试飞定型。但，实战检验，却让日军感到对它颇有顾虑。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都比BR-20稍差，但比起现有日军轰炸机来说可算差强人意。于是，原型机试飞后，刚造出第一批生产型样机，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将其运到中国进行实战试验。1938年3月8日，日军派遣第六十战队飞行员驾驶两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从彰德机场起飞轰炸西安。不幸的是，两机刚刚将炸弹投到西安飞机场，就遭到三架中国空军伊-16战斗机的截击。由于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两架日机只得丢弃炸弹仓皇逃走。但刚刚飞临黄河上空，又有八架中国空军战斗机赶来截击（这是日方记载，没有找到中国方面关于这次空战的记录）——伊保重明军曹的飞机当即遭到集中攻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蟹讧一准尉驾驶2号机拼死格斗，依靠精湛的技术，才从战场飞回。
1-8驾驶试验型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样机出击攻击西安的第六十战队第一中队队员合影，穿黑色上衣站着的，就是此战中阵亡的伊保重明军曹，他的飞机“光荣”地成为九七式轰炸机队第一个牺牲品。
1-9此战中蟹讧一准尉的2号机总算激战后返回彰德基地，只是机身上中了三十八发弹，这是该机尾部中弹部位的照片。此后一段时间的战斗，九七式也接连被击落。其实，九七式初战不利，其原因很复杂，起飞护航的九五式战斗机飞错了路是最主要的问题。同时，乘员还不熟悉这种飞机，没有装甲、自卫火力较弱、武器有枪无炮、没有自封油箱等也是原因。但日军方面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轰炸机实用还有问题。一瞬间，加上“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典型心态，正在公主岭集中训练的BR-20成了日军期待瞩目的焦点。应该说，BR-20重型轰炸机对日军来说，的确有很多可吸引人之处。其空前的载弹量和续航力，都是现有日机无法达到的，而可收放起落架、内置弹舱、部分飞机（包括天皇号）装备的自封油箱，都是日本飞机上当时还很少看到的先进技术。日军甚至一面表彰渡边的谈判功绩，一面下指令给有末精三，准备增加购买100架BR-20轰炸机。不过，这个订单，一直到有末卸任，也没有正式发出。其原因，是进入战场之后，BR-20“イ式重爆”在实战中，并没有预期得那样厉害。1938年3月，训练方酣的イ式重爆部队被严令从公主岭南下参战。迫不得已，只有已经基本完成了训练的独立第三中队六架飞机经过南苑进驻彰德机场。不过，这六架飞机却迅速失去了战斗力，使这型飞机的参战，推迟了两个月。因为什么失去了战斗力？国军空军的拦截？共产党袭击机场？飞行员闹了霍乱？都不是，是因为彰德下了一场雹子。外一篇 日本到底买了多少意大利轰炸机在对击落天皇号之战的考证过程中，有两问题颇值得注意——日本当时到底从意大利买了多少架“イ式重爆”，也就是BR-20轰炸机。我在文章中采用的数字是72架，而不久gundamzaku兄（西西河网友）提供了他的看法。
关于这订购数量，应该是日本订购了100架，而意大利只制造了85或者88架。但是为什么会有72架这个说法呢？二战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编制是：集团/师团-团-战队-中队。每个战队按照装备的机种、所处时间的不同，由2-3个中队组成，每个中队标准定额是12架，这样一个飞行战队的飞机标准定额是24-36架。日本引进这菲亚特BR-20之后，装备了飞行第十二战队和飞行第九十八战队这两个部队，而72架正好是2个或3个中队编制的飞行战队总共所辖战机的标准定额。要保证部队编制一直维持定额数量，购买战机的时候要多买几架留作备份，另外还要留出几架用于试飞，因此可以确认85或者88架的说法是正确的。
看了他的说法我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实际上，这个订购数字，在日本的资料中确实有不同的说法，一直没有统一。我写这篇文章时倾向于72架的，因为这是日本驻意大利武官有末精三日记中的数字，而他一直没有接到继续订货的命令。不过参考上面的说法，这个数量却不够两个战队使用，因为至少有两架飞机不能投入实战——一架是送到三菱公司拆卸研究的样机，后来若干技术被应用到一百式吞龙和四式重轰炸机上面。另一架是没有武装，也没有编入在华日军序列的“天皇号”。这样，数字就有点儿不对了。为此，我重新查阅了日本方面的资料，现在，我更加倾向85架的数字。其主要原因是我发现在1939年2月兰州空战后，BR-20轰炸机队遭到我顽强抗击损失惨重。《日本的重爆击队》一书记载，3月间为九十八战队补充了十一架BR-20轰炸机。这时，显然已经是72架轰炸机交付以后的事情。那么，综合计算一下，如果最初的订货如所推测是为了装备两个战队，共72架，兰州空战后补充了11架，加上三菱工厂的样机和天皇号，正好是85架。不过，从记录看来，日本航空兵这第二次订货，应该是没有通过有末精三的渠道。至于100架，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公主岭训练的时期，日本曾经提出过继续购买100架BR-20的意向。但是，由于在轰炸重庆和兰州的空战中损失惨重，特别是天皇号的坠毁，死了日本两个空中英雄，让日本人对这种飞机失去了信心，这笔订货随后取消，所以只留下了一个数字而已——连藤田雄藏都玩不转的东西，日本还有几个飞行员能飞得好啊？有朋友可能会质疑，二战意大利的装备烂得很，日本人怎么还会买他们的东西当宝贝呢？实际上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装备不是薄皮大馅就是一打就着，除了海军的人操鱼雷以外很少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但那要到事后方知，谁也难做事前诸葛亮的。战前，意大利的装备颇有些令人心动的地方。这主要是其造型外观的现代化，和高速、低廉的特点。不要说日本一贯有“崇洋媚外”的传统，甚至苏联在设计战列舰的时候也曾对意大利的设计十分青睐。
1－１０中国空军装备的B-24轰炸机，遗憾的是中国的重轰炸机队在训练中战争就结束了，未能在对日战场上得到使用的机会。
实战检验证明，漂亮的造型和战斗力并无多大关系，正如意大利人的名字也都起得很好听，但打起仗来却远不如简单的约翰、伊凡那样坚定。对于这种イ式重爆，日本虽然曾经寄予厚望，最终还是很失望地放弃了。二战后期日本陆军非常需要大型、重武装的轰炸机，甚至前线直接要求军工方面用美国B-24为蓝本来造，哪怕是全盘仿制都可以。但这种东西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出来的，日本在这方面的起步太晚了。日本在二战后期开发过几种重轰炸机，但都没有能够量产赶上实战。其实，就算是日本军方能够制造出B-24，恐怕也没多大意义的。一方面日本有多少资源可以建造这样的大飞机呢？另一方面中国飞行员在训练中发现，这种飞机的驾驶盘笨重得出奇，而且体积很大，对于当时身材矮小的日本人来说，只怕更是玩不转了。顺便提一下，在今天日本的市场上，意大利货依然是以设计精美和高档而著称的，看来天皇的子孙们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四1938年3月，河南彰德一场普普通通的冰雹，让日本人对“欧洲先进国家”意大利制造的“世界最先进轰炸机”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当时，日本陆军航空兵独立第三飞行中队的四架イ式重爆刚刚耀武扬威地到达这里，正准备向南投入徐州会战一展风采。冰雹过后，中队长二井卓大尉麾下的“空中武士”们目瞪口呆。只见刚才还威风凛凛、巨人一般的重型轰炸机，现在个个都变成了趴窝的鸡——机身、机翼布满凹坑，后机身更是被打出了无数窟窿。所有的飞机都需要大修，增援台儿庄战场的计划只好取消。一场雹子让イ式轰炸机的处女亮相推迟了一个多月，等二井大尉一行重新南下，台儿庄的日本兵骨头都可以敲鼓了。原来，BR-20虽然号称是全金属轰炸机，但使用的铝材质量极差，特别是后机身有一段的材料不过是附着了一层铝箔的蒙布而已，纯属掩耳盗铃。所以，在一阵冰雹袭击之下，轰炸机就成了大麻子加蜂窝煤。连冰雹都挡不住怎么能上战场？日本兵们一边抢修，一边找意大利人打官司了。然而，意大利人丝毫也不买账，拿出手册来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的轰炸机可以防雹子了？“世界最先进的轰炸机”也没这条指标嘛。这是你们维护的不好，对飞机爱护不够造成的（下雹子时候机械师趴飞机上去？）。官司打到陆军上层，二井大尉等人遭到了申叱——意大利朋友能够骗我们吗？要谦虚，合作，要算政治账……原话不是这个，意思大体相同。其实，不仅是日本，就是在中国，和外国人合作的时候，双方发生矛盾，也是中方被上头训的时候居多，就好像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是上了诚信保险似的。
日本军队强调服从，所以下面的官兵也没话说。但是，对这种飞机的不利评价，却不是上头申斥就能压住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就拿日军原来装备的九三式重轰炸机来比吧。它的确有种种毛病，到中国打仗都不敢飞过来只能船运，但至少下雹子它还不当回事。说九三式不怕雹子这话不假，要说九三式重轰炸机结构结实还是它的一大特色。比如它的金属蒙皮，采用了波状铝材，所以看起来飞机表面上布满一道道棱和凹槽，这使它的空气阻力上升，但要挨个雹子，可比只有一层薄皮的BR-20经折腾。九三式重轰炸机的外号“直线迫降练习机”，与它的结构结实也有关系。九三式的发动机设计不合理，所以尽管它装备两个发动机，但如果一个发动机因中弹或者故障停车，九三式就会干净利落地冲向地面，进入迫降程序了。好在它的结构坚固，所以迫降的成功率倒是很高。巧的是，看日军纪录，九三式的发动机还特别娇气，在中国军队当时薄弱的地面防空火力面前，也屡屡被一击中就熄火。所以，这种坏掉一个发动机以后进行迫降练习的例子比比皆是，且取几个例子来看看吧：野野垣大尉　第十联队　1937．9．1 轰炸大同，遭地面机枪击中，左发动机熄火迫降于河滩，成功，乘员没有受伤，抢了老乡的驴和西瓜逃走（驴算拿飞机跟老乡换的？）。秀岛少佐 第十二联队 1937．9．2 轰炸张家口守军，左发动机中弹熄火，成功迫降在中国军队阵地上，遭围攻被全员击毙（技术不错，就是眼力差劲，白练了）。久保木大尉 第十二联队 1937．9．13 轰炸石家庄守军时，右发中弹起火，工作断续，竟飞回南苑机场，为九三式发动机被损后飞回机场的唯一一例。事后，久保等到飞机前给“带伤工作”的发动机鞠躬（这么做发动机会不会折寿？）。栗原大尉 第十二联队 1937．9．21 轰炸太原战斗中遭到中国空军战斗机阻击，机枪射手慌乱中击毁自己飞机的左侧螺旋桨，迫降在机场附近，成功。（想起了《虎口脱险》）涉谷少尉 独三中队 1937．9．22 轰炸京汉线中国装甲列车，被车上高射炮击中，右发全毁，迫降河北省白东镇，成功，全员遭地方武装围攻乱刀砍死（又一个眼力不好的，还不如一下摔死痛快呢）。浜田大尉 独三中队 1937．9．22 同涉谷少尉，左发起火，迫降成功。……您看，如果没这个总需要迫降的毛病，它得不到这个外号，如果仅仅经常需要迫降但一降就机毁人亡，那也就谈不上“练习”了。这个外号很贴切。就是这么一种破飞机还结实得可以呢，日本飞行员自然对雹子也能打趴下的新轰炸机有些不敬。其实这种“雹子都能砸坏”的问题在意大利的装备里面，仅仅属于普遍现象而已，吃亏的不只是日本一家。中国方面也曾从意大利购买了大量CV-33战车，原因是价格便宜，等拿到手才知道这种装甲车在埃塞俄比亚居然有被部落战士用大斧铁锤砸烂消灭的“光荣”历史。
不过，日本人是有名的服从性强，虽然不满，依然努力学习掌握这种新飞机的使用，终于，从1938年5月开始，中国战场的空中，开始出现这种意大利大型轰炸机的影子。5月下旬，日军独飞十五中队的イ式重爆（从南苑起飞的，不敢用彰德机场了）轰炸了连接徐州和蚌埠之间的铁路线，徐州的停车场、电信局、司令部等地。此时，日本自制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也开始投入现役，日军用九七式轰炸机编成第六十战队，用イ式重爆编成第九十八战队，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力重轰炸机部队。从此以后，九三式轰炸机渐渐退出中国战场。这期间，九七式重爆的表现其实不错，曾经积极为台儿庄日军解围，作用很大，但损失也不小。其中3月18日砥绵三郎中尉机被中国军队地面炮火击落首开正规九七式轰炸机被击落的先河，随后竹川贞义中尉等三机也在徐州会战中损失。而イ式重爆因为投入战斗较晚，主要从事对黄泛区日军空投弹药食粮的任务，倒是没有损失。两相比较，意大利轰炸机（イ式重爆）因为其比九七式更大的续航力和载弹量更受日军上层的看重。此后，到11月期间，日军以这两个战队轮番轰炸武汉、西安、田家镇等地，颇有战果。另外日军还有一个值得琢磨的战术——炸延安专门用“イ式重爆”。这什么意思呢？大概是想用这庞然大物的洋玩意儿吓唬山沟里的“土共”吧，可好像没多大效果。大概，日本人也没调查一下，“土共”虽土，上层却多是留法、留苏吃过洋面包的，对洋玩意儿见得多了，毛公虽没留过洋，还是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横主儿，这是凭这几架中看不中用的意大利西贝货能吓唬住的吗？说BR-20是西贝货，倒不是冤枉它。开始，这么个大玩意儿出现在自己面前，中国飞行员大概还真有点儿蒙，所以头两个月一直没有什么战果。等到交手几次，却发现这东西虽然个儿大，但是飞得慢，动作笨，而且也是一打就着，那……那就打呗。1938年年底，日军用九七式和イ式编队首次轰炸重庆，中国空军甩开比较灵活的九七机，专打意大利大块头，当即击落一架，相泽、船敏等机均带伤逃回。事后跑回去的日军报告此战イ式击落中国空军战斗机19架，不确定击落9架。萨说这皇军嘴上还有把门的没有？真有二十多架围着打早把您变中国队大门了，还能回去报告？其实这样说中国队有点过分，中国足球队的确战绩不佳，但输球总还在10个以下，这意大利最先进的轰炸机呢？相泽的飞机上就开了32个大窟窿。或许，得这么说——踢球，中国队不行，打仗，意大利队不行……作战有些损失倒也不算过分，更糟糕的是在使用这种飞机的日军部队中，抱怨不断，综合起来，包括以下几点：故障率高，手册上的性能和功能实际无法达到，备件不足而且与国际标准不符，这一系列问题造成该型飞机出动率低，使用中事故迭出。这事故还花样翻新，一会儿是发动机故障，一会儿是迷航，一会儿是飞到中间起落架自己出来了，一会儿是落地的时候起落架怎么也放不下来……在远程轰炸中，无论是对兰州还是重庆，イ式重爆都不断出问题，损失也越来越大，乘员纷纷表示不信任这种轰炸机。
1-11空袭兰州中返航的日军イ式重爆，图上的白圈都是被击伤的地方。
开始，日本陆军上层是坚决站在“国际友人”一边，但听的抱怨多了，不免有些狐疑。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第一次轰炸兰州行动中的“一一·一二”事件。为了切断中苏运输线，1938年11月11日，日军第十二战队司令宝藏寺久雄少将下达命令由前线指挥官、第二中队中队长栗原贺久大尉指挥进行对中苏物资供应线上要点——兰州进行第一次空中攻击。
1-12运城机场的日军イ式重爆
由于日军所在的运城飞机场距离兰州六百五十公里，超出了战斗机的活动半径，深?な街乇蕉妨τ邢薜睦踉笪揪龆ń幸辜渫迪Ｎ私姓獯蜗鳎才诺谝弧⒌诙卸釉?2日、13日夜间分别进行夜袭训练。不幸的是12日的训练开始后，第一中队四架飞机起飞，很快就彼此失去了联系，等到快天亮，只有陪着去训练的栗原自己一架飞回来，其他三架都没了踪影。总不会遇到飞碟了吧？当然不是，不久消息传来，那三架飞机，虽然保持了同样的航向和速度，照样飞散，中队长井关正夫大尉油尽以后迫降成功，飞机摔毁，人员返回；坂本松治机居然偏航到了大别山，迫降后被游击队包围，坂本中尉以下都被俘虏；最惨的是大胁时夫少尉机，好不容易飞回到自己后方，落地一看，居然是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仓皇逃跑负隅顽抗的大胁一行被闻讯赶来的土八路全部击毙，算是给延安遭轰炸的父老报了一点仇。以当时价格论，一架这种轰炸机价值80万日元，三架就是240万，要知道日本开发零式战斗机，第一期拨款才50万日元，可见这是当时多么大的一笔款子。肉痛的日本陆军也开始不干了，找意大利人来理论。而意大利方面坚决否认是飞机的问题，认为是日本飞行员学习不认真，领会得不够好才造成如此问题。双方僵在那里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何不找权威人士飞一下，验证验证这种轰炸机的性能呢？权威如果说好，当然是好的，权威如果说不好呢，那谁也没的说。问题是，谁来做这个权威呢？可要双方都服气的。日本还真有一个这样双方都服气的——这就是被称作“日本的林白”的藤田藏重，时任日本陆军少佐。五意大利人不认为自己的轰炸机不行，这是有道理的。大家可知道最早战略大轰炸是谁的主意？告诉您吧，意大利人杜黑将军。他们不但有理论，还曾经在战前“秘密 ”做过轰炸美国的作战计划（够前瞻的）。为此，墨索里尼的密友，飞行家巴尔博元帅亲自率领大编队水上轰炸机进行过演练，当时作为飞行表演轰动一时（没人知道他是在琢磨炸美国不是？）。巴尔博元帅不幸在开战的时候被意大利海军打下来。此后，意大利仍然继续这个计划，并命名为“艺术国度”，连第一次轰炸的机组成员都安排好了。
1-13 巴尔博元帅带队进行大编队飞行“表演”的S-55双机身水上轰炸机
问题是人都安排好了，能用的轰炸机一直没造出来，消息倒先披露到报纸上，美国人看了一笑置之——这倒真够“艺术国度”的。战后知道意大利人是认真的，不免大吃一惊。萨——也是大吃一惊。
1-14意大利计划用来轰炸美国的*-95轰炸/运输机，1943年5月才试飞，9月意大利就投降了。不过日本人遭到的损失也不是伪造的，这事儿的确有点儿麻烦。让藤田雄藏少佐来为“イ式重爆”的远航轰炸做试航检验，在日本和欧洲都可算众望所归。藤田雄藏，在日本航空界可是个了不起的名字，甚至，在当时的世界航空界，都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1898年生于清森，是日本最优秀的试飞员，任职于日本航空研究所，曾经多次成功完成新型飞机的试飞任务。那年头日本男的只要不傻不涅的都当兵，所以藤田也是穿军装的，在日本陆军中被授予少佐军衔，甚至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很多日本航空界的佼佼者，比如冢越贤尔，饭沼正明，都是藤田的学生。藤田在1937年4月主持创造的世界闭合线路长距离飞行记录，是日本被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唯一世界纪录，也是亚洲当时唯一的飞行世界纪录。就凭这一点，藤田如果说你的飞机不行，意大利人也真不好说话。
1-15日本创造飞行距离世界纪录的飞行家藤田雄藏
藤田雄藏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飞行也是一种修养。”他对战争似乎并不十分热心，曾在世界战云密布的时候依然和飞机设计师木村秀政(后来设计过YS-11)大谈破飞行世界纪录的梦想。他死后，日本女作家羽人悦子曾为他写了赞美的传记准备发表，却被日本陆军制止，理由是藤田“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很怀疑他在执行这次“イ式重爆”的检验任务，是带着一种参加体育比赛的精神。二战后美国著名飞行员杜立特尔曾经点评过日本的“名飞行家”，说到藤田的时候，认为他是个比较单纯的人，是被日本军部利用了，他的死“是一个悲剧”。这人虽然被我们给击毙了，依然要叫他一声飞行家，打死他是因为他当了侵略者，叫他飞行家是因为他的成就。一码归一码，我们中国人账算得很清楚。事实上天皇号事件中，打死一个将军（渡边广太郎）问题倒是不大，打死了藤田雄藏，那影响可大多了，都大到欧洲去了。当时欧洲各国的飞行家都往日本去唁电，那种感觉就好像光头裁判科里纳让人给毙了似的。（那不是科里纳，那是把日本的加加林给打下来了。）科里纳可没来侵略过中国，藤田是咎由自取。这一点，飞行家们也没谁说中国打得不对。其实，等看完藤田的那些事儿，萨都忍不住叹了两口气。第一口气是给藤田，你要是一心搞你的技术，将来走哪儿都是一个专家，干吗非掺合到侵略我们中国的事儿里面呢？瞧，把命都玩进去了；第二口气是给打死藤田那些不知名的中国兵，那渡边你打死也就打死了，这个藤田，你别看他块头儿大，其实这人没打过仗，上去抓个活的很容易。要活捉了他做个活的反战广告，那多合算啊！藤田咎由自取，但他为人确实有不少优点。和当时大多数日本人不一样，藤田是少有的大块头，身高一米七六，虎背熊腰，还是个大近视眼。这样的人本来不适合当飞行员，但是藤田冷静的头脑、优秀的技术让他脱颖而出。藤田熟悉机械，他进行创纪录飞行的飞机叫做“航研机”，藤田参加了整个设计制造过程，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意见。比如该机的全收放主起落架，就是在藤田的主持下完成设计的。同时藤田为人恬退，日本航空研究所中人们称其为“禅让的藤田”，与“不让的山本（航研机机身设计师山本峰雄，性格固执）”算是对照。从保留下来的资料看，藤田的形象，与我国横渡渤海海峡的张健颇有点儿相似（拿张健比日本鬼子，张先生估计会大打喷嚏）。这位挑战人类极限的北京铁人三项协会会长看来仿佛一头懒懒的大熊，体胖臂长，性格和缓，毫无“铁人”的风范。然而，他却能够徒手横越宽度一百多公里的渤海海峡，创造了人类的奇迹。考虑到藤田创纪录的时候也是一项挑战人类极限的举动（在飞机上连续飞行三天不下来），也许这种项目的佼佼者都是这种形象，急性子干不了这个。说到这次创纪录飞行，就不得不谈到日本航空界一架特殊的飞机——航研机。所谓航研机，是日本航空研究所从1932年开始研制的长程飞行试验机，它是一架专门用于创纪录的概念飞机。日本的航空技术，在二战前期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零式战斗机采用极轻的锰钢合金大梁，重量轻，强度高，空战中极为灵活。在太平洋战场上，当时英国人的水牛，俄国人的伊-15、伊-16都不是它的对手。唯一勉强能和它一拼的是美国P-40战鹰，这种飞机论性能也不是零战的对手，但陈纳德的飞虎队们创造了一种古怪的战术来对付零式，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发现如果和零战陷入Dog-Fighting,笨重的P-40九死一生，于是干脆把它拉到高空，然后一个猛子扎下来给日本人一下，然后不管打不打得着立即俯冲逃跑，拉起来再战。
1-16飞虎队的P-40
这种跟广州骑摩托抢包贼一样的战术，弥补了两种飞机性能上的差异，但不得不承认，零战的设计的确是很出色的。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日本的航空工业已经有一定基础，正在起飞的边缘。但无论速度、高度、飞行距离，日本的飞机从来没有跟世界纪录沾过边的。日本当时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一般都是好大喜功的，如何能够承受这样的空白？所以当局严令航空设计部门采取“攻关”的模式制造可以创造世界纪录的飞机。这个任务1931年文部省拨款25万日元给航空研究所，要求其两年内拿出能够创造世界纪录的飞机来。事实证明，尽管日本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进行攻关，但两年的期限未免太短。日本的科技人员首先认定，这种飞机最有把握的项目是飞行距离，其他高度、速度等日本的技术储备不足。尔后，艰苦的设计工作一拖再拖。1936年3月，在总设计师木村秀政主持下航研机终于完工。尽管这种飞机存在很多缺点，例如两翼太脆弱、驾驶舱视野极差。但是，它的确有着破长距离飞行记录的可能。1-17航研机
为了破世界纪录，日本人在这架飞机上下了极大的功夫——远航飞机多用几个发动机，而为了减轻重量，航研机采用单发动机；采用了脆弱但效率很高的细长机翼；大副油箱，可收放却很轻便的起落架。
1-18航研机独特的机翼设计
不过，日本毕竟技术底子还比较薄弱，这架飞机有很多设计十分勉强，故障多，操纵困难。比如，起飞降落飞行员都要打开舱盖，探头看跑道才能正确操作；飞机不能做剧烈的动作，否则双翼就会折断等，这都需要通过飞行员的技术来弥补。为了省油，在创纪录飞行的过程中只能以16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这意味着飞行员要在飞机里呆几天几夜，没有超人的耐力根本无法实现。在日本，藤田雄藏可能是唯一的候选人了，只有他和他训练出来的徒弟高桥福次郎（与他一同因为天皇号事件死亡）能飞这架飞机。所以藤田被击毙后另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饭沼驾驶航研机在东京上空盘旋飞行以作纪念，都被认为是冒了生命危险。后来木村说“航研机的成功，没有藤田少佐是不可能的”。第二年5月13日，藤田带着助手高桥以及一名机械师坐进了航研机的座舱。那天是13号星期五，木村劝信仰基督教的藤田另选时间，因为这一天正是星期五……而藤田却对此毫不在意，说等我们下来就不是星期五了，没关系。这一次，他真的成功了。航研机按照木更津―銚子―太田―平塚－木更津的闭合线路连续飞行29圈，创造了飞行距离11,公里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比他少一千多公里，是九名英国飞行员驾驶威灵顿轰炸机从埃及飞往澳大利亚创造的。
1-19藤田破纪录飞行成功后日本发行的纪念邮票
这次飞行引人注目的是，还成为了日本对外宣传的一个活广告。当藤田的飞机在天上转到第三天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收音机都在不时插播这次创纪录活动的进展。由于航研机上没有无线电装置，无法与地面通信，于是更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实际上，当时航研机在空中故障频出，发动机停转、冒火、机舱漏风等问题层出不穷，但都在藤田冷静的对应之下得到解决。落地以后的藤田，成了航空界的明星。可叹的是，也正是因为成了明星，藤田被赋予了这次检验意大利轰炸机远航性能的重任。让藤田想不到的是，看着威风凛凛、全套原装外国进口的“イ式重爆”，竟然比简陋的航研机还让人头疼。负责这次试航的渡边广太郎热切希望墨索里尼同志的飞机是好的，这样的结果才能证明日意合作是成功的嘛！另外这笔买卖的经手人就是他，如果证明为天皇买了地摊货，有两个肚子也不够他剖的啊。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检验飞行，渡边特别动用了豪华的“天皇号”给藤田使用。这里面略有一点作弊的嫌疑，因为它上面没有安装武器、重量轻、远航性能比前线的轰炸机要好，而且，它的设备完善，对于远航来说，也是更加舒适的。1939年1月30日，藤田一行乘坐“天皇号”从东京各务原机场起飞，飞向中国的方向，开始了对“イ式重爆”的检验飞行。“死亡之旅”开始了。六天皇号这次航行，藤田一行共计六人，由渡边广太郎大佐（死后晋升少将）亲自压阵，从东京各务原机场起飞，当天到达上海大场飞机场，再次起飞前往汉口后，就此一去不复返。
1-20出发前的天皇号发现天皇号失踪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大为紧张，连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助寻找，并派出飞机从空中进行搜索。2月5日，最终发现了天皇号的下落。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用下面的报道向国民报告了“天皇号”的下落。
噫(ああ)！航研機の両至宝 藤田少佐ら大陸に散る「藤田機(陸軍航空兵少佐藤田雄蔵操縦、陸軍航空兵大佐渡邊廣太郎、陸軍航空兵准尉高橋福次郎、陸軍々属泉澤延雄、同粕谷佐助、同新村寅次郎同乗)は某重要任務を帯び一月三十一日○○方面に向いたるまま行方不明中なりし所、地上捜索の結果二月一日沙洋鎮附近に於て乗組全員壮烈なる戦死を遂げたる事判明せり」
译文：啊，驾驶航研机的两至宝 藤田少佐等丧生大陆藤田机（陆军航空兵少佐藤田雄藏驾驶，陆军航空兵大佐渡边广太郎，陆军航空兵准尉高桥福次郎，陆军所属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搭乘）因担任某重要任务，一月三十一日某某方面方向航行途中失踪。地面搜索的结果表明，该机全体成员已经在沙洋镇附近壮烈战死。
注意这则新闻的奇特之处。日军报道损失，常规的做法是军衔最高的排在前面，这次却破例将军衔少佐的藤田雄藏放在前面，而军衔更高的渡边广太郎放在后面，可见藤田当时在日本的影响力。消息传出，日本国内一片震惊，纷纷以「陸軍の至宝失う」（陆军失去至宝）的标题报道这次事件。而陆军方面继而发布消息，称藤田是在向中国汉口方面进行三千公里远距离试验飞行时，由于汉口等地的天气恶劣，无法发现机场，结果于中国军队在沙洋镇的阵地附近迫降，在战斗中阵亡。日本陆军并追晋藤田为中佐，渡边为少将以示尊崇（此前藤田已经被上报晋升中佐，但还没有批复）。说起来倒是中国这边的报道，统统把渡边广太郎放在前面，藤田只不过随口一提。这倒不是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更加严重。中国这边忙着抗战，忙着抓汉奸，谁会顾得上看什么航空破世界纪录的新闻呢？和天皇号交火的两个部队，一个是川军，一个是西北军，能看懂外文字母的都没几个，不知道藤田何许人也实在太正常了。要日本人知道这个，会不会要“仰天”？战后，《每日新闻》发表了天皇号事件的详情，现把这篇文章翻译如下：
昭和12年（1937年）７月，*事变（即侵华战争）爆发的时候，陆军虽然开发了新型轰炸机九七重爆，但生产中依然存在问题，不敷使用。为此，陆军紧急从意大利购买88架菲亚特BR-20轰炸机。菲亚特BR-20，即イ式重爆，是曾经威震埃塞俄比亚前线的轰炸机。但是，前线部队却对イ式重爆提出许多意见，比如航程不足、炸弹搭载量不如预期，操纵复杂困难，对其评价不高。这时，海军已经制成性能优良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越洋轰炸等行动中十分活跃，陆军因此十分焦虑。这是因为，购买イ式重爆，只是根据意大利方面提供的纸面材料作的决定。这样，陆军对于这种轰炸机到底性能如何，特别是远航能力如何心中无底，因此将对此进行验证的任务交给了藤田少佐。他因为驾驶航研机创造了世界长距离飞行记录而具有很高的声望。藤田少佐和他的学生，曾共同驾驶航研机完成创纪录飞行的高桥准尉一起实施这次任务。他们首先进行了从日本本土到台湾的往复飞行，认为如果技术足够优秀，准备也充分，イ式重爆看来可以达到预期的航程。为了做进一步的验证，藤田一行从各务原机场起飞，前往上海的大场镇飞机场。这次飞行比较顺利，到达大场镇机场后，看来飞机的性能还有余地。看到飞到上海燃料还有富余，他们按照计划继续进行向汉口的试飞。不料，那天汉口的天气恶劣，云层很低。因此，在无法找到机场的情况下，藤田一行飞越了战线，在燃料将近时被迫在沙洋镇附近降落。为了保持机密，他们摧毁飞机并试图逃走，途中与中国兵发生战斗，结果全员战死。本来已经在计划下一次创纪录长距离飞行计划的藤田少佐突然死去，让有关人士受到极大冲击。5月5日，报纸上披露了藤田少佐的战死，日本民间对他的死都深表悼惜。
1-21天皇号因为地位原因，留下照片很少。藤田死后，为作报道寻找其合适的照片而不可得，日本记者只好用这架它的姊妹飞机代替，重漆机徽进行了拍照以为纪念。但出于战时保密缘故，当时日本的老百姓既不知道藤田的飞机是意大利制造的，也不知道它就是天皇号。
对于天皇号事件的描述，应该说基本是正确的，但对于天皇号最后的命运，因为飞机上所有乘员全部毙命，则纯属推测。中国方面对此的描述更加详细，而且说明天皇号并非油尽迫降，而是被打了下来。按照我这篇文章第一段引用《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的内容，该机是被一四九师李禾农部击中，才迫降被俘的。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呢？老实讲，出于宣传和争功的目的，当时中日两军的战报中都多有夸张，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两军都经常夸大敌军规模和歼敌数字，以提升士气。和海湾战争中的美军一样，日军也经常少报自己的损失，以表现皇军何等神勇。奇怪的是国军方面恰恰相反，经常夸大自己的损失——这看似奇怪的事情其实也符合逻辑，因为当时国军各部中吃空饷现象严重，多报损失可以让以前吃掉的空饷死无对证，也可以让长官对属下部队的真实兵力有所了解，不要派出一个实际只有一两千人的师去跟日军一个四五千人的联队拼命。如这次击落天皇号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水分。文中提到天皇号是在指挥九架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击落的，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是，我认为其所记录天皇号是被击落的，属于可靠的说法。这是因为，有不同的佐证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七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到底有几支中国军队参加了攻击天皇号的行动。从李禾农所部的作战记录来看，发现“天皇号”和击伤它的，是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三团的部队，他们是集中了重机枪火力进行射击，才击中天皇号的。这也符合国民党军的作战习惯。抗战前期，国民党军的作战条令与德国相似，对于防空作战，要求必须要有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和一个步兵排以上的火力同时对空射击，才可以进行防空作战。德军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火力，防空时基本不会取得战果，只会暴露目标。这一点，土八路可是没有学过，经常一个人一杆枪就敢对日本飞机开火。奇怪的是，不科学的土八路倒也凭这个“胡来”的战术多次打下过日本飞机，而且损失并不比国民党军大多少。直到战后人们才总结出来，原来*这个打法，其实也很科学。这是因为，德国作战的地区是欧洲战场，各国军队基本兵种齐全，装备配备较为合理，对于空军也有基本相似的认识。在这种作战环境中，作战的空军部队都有较强的防空意识，飞行高度较高，以避免地面火器的打击，其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对方的车辆和堡垒。而中日军队作战时，由于双方实力相距极大，农民出身的中国士兵根本不知飞机为何物，对其颇为畏惧。有个真实的冷笑话，发生在1932年淞沪事变的时候，蔡廷锴将军视察十九路军前沿阵地，发现士兵最畏惧的日军飞机竟然是日舰放出的水上飞机。按说这种飞机只有微弱的自卫火力，主要作用是侦察，何以比轰炸机更令人恐惧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水上飞机都要带一对巨大的浮筒才能在水面起飞降落，十九路军的战士不懂，只是琢磨—— “那么大的两个炸弹掉下来要炸死多少人啊！”
1-22上世纪30年代的水上飞机（中国制造的辛1号水上巡逻机），看来果然好像带着两个大炸弹。这种情况使日本飞行员十分骄横。同时，中国军队装备简陋，没有多少战车坦克之类特别有价值的目标，对地攻击时经常要对付的是步兵和战壕。因此日本飞行员支援地面部队时经常飞得很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战士有人说当时日本飞机“掠着树梢”，有的说“能把帽子刮掉”，说法虽略有不同，但都承认可以看清座舱里飞行员的脸。假如中国空军有足够多的战斗机，这些在低空乱飞的日本飞机就是活靶子。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所以和张自忠大战鄂西的时候，日本炮兵竟敢用气球当空中观察所指示目标。这种情况下，*那种一杆步枪也敢打的防空做法，有时候的确会取得意外收获。当然，打不中的时候更多，可是至少能逼得日本飞机高飞躲避，距离远了，飞机要打中地面分散的步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个飞过了再转回来就可能差好几公里。今天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武装直升机已经取代了固定翼飞机的主导地位，这种大速度飞机打低速目标经常掉链子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在不断的防空中总结出了不少对付飞机的经验，很多指挥员成了防空专家。这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令美国人叫苦不迭——要知道麦克阿瑟曾经亲自坐飞机到中朝边境做过侦察的，一双老眼也没看出下面的雪地里居然藏着几十万中国军队。嘿嘿，都是日本兵帮着练出来的。要说国军也不都是墨守成规的，而且要玩就玩得更离谱。田家镇要塞之战中，日军进攻不利，呼叫飞机傍晚来袭。国军打得发了性，见到敌机袭来无人躲警报，上千官兵乱枪齐发，一起对空射击，场面十分壮观。其时陈诚正好到前线视察，正要表扬时忽然看到一些古怪。只见条条弹道中夹杂着一个个小红火球冉冉升起，像狐狸炼丹似的——这什么玩意儿？炮兵出身的陈上将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是迫击炮啊！迫击炮*？！迫击炮是曲射武器，打近战的，连瞄准具都没有，这么干简直跟拿哑铃砸麻雀没什么区别，日本飞机又不是呆鹅，这能打得着吗？陈上将破口大骂，要法办这些浪费弹药的浑小子。话音未落，只见空中红光一闪，一架日军轰炸机竟然被这小红丸子给炸成了碎片。原来，日军飞机轻视中国军队轻武器的防空威力，在弹雨中照旧低飞轰炸扫射，不料一个迫击炮弹飞上天空后落下来，正砸在日军飞机的座舱上。国军的迫击炮可不是轻武器，那都是150毫米口径的，炮弹跟煤油炉子一边大，可以把水泥碉堡连根拔起，这玩意儿落到日军飞机上，不用爆炸，砸，也给砸下来了。阵地上欢声雷动，陈上将也跟着叫好，处分云云，自然是换成嘉奖了。李禾农部在当地是前线驻防部队，经常和来袭的日军飞机交手，防空肯定早有预案，所以集中重机枪射击天皇号是合理的打法。
1-23用高射机枪进行防空射击的中国战士然而，天皇号负伤迫降后，提到追击其乘员，《西充抗日名将李浓》中的记录却有些含糊，说的是“中国军队乘船拦截”，“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李禾农确曾派部下追击，要照正常记述，应该写比如“三营乘船追截”，或者“五连将敌六人悉数击毙”等等，才比较合理。用了这个“中国军队”，范围可就大了，读着有点儿突兀。如果看其他文献，这样写法的理由就可以找到了。原来，对天皇号进行防空射击的只有李禾农团，这并无异议，但追击和消灭广田一行的，却还有一支部队参战。这就是吉星文所部的西北军三十七师。根据曾在五战区担任战地记者的舒耀煌所书《吉星文将军鄂西纪事》一文，提到1938年冬，三十三集团军移驻荆门。天皇号被击中的时候，时任37师师长的吉星文将军驻防姚集、马良镇一带，正在指挥所中。看到天皇号拖着浓烟下降，其参谋人员用望远镜看到该机降落在襄河岸边的沙滩上，并有几个人从机舱中逃出，抢夺了一艘民船，试图顺流而下逃往武汉。参谋判断是日军飞行员试图逃跑，于是请示吉将军当即下令部队前去追击和搜寻。有证据表明三十七师的部队参加了对广田一行的最后攻击。2007年七七事变七十年纪念日的时候，参加过卢沟桥抗战的六名二十九军老兵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活动，其中一名老兵张可宗（曾任二十九团连长），无意中提到参加过的一次战斗，被文史专家杨保森认为正是击落天皇号的事件。
1-24抗战老兵张可宗等重返卢沟桥张可宗老先生的回忆是这样的：
大约是1940年前的一天，驻防在湖北荆门一个叫砖头湾的地方的我们接到命令，称一架日军轰炸机中弹，被迫降在阵地附近，要求我们搜寻飞机及驾乘人员。经搜寻，飞机降落在一条名叫香河(音)的小河边，机上共有5名日军官兵。5名日军已卸下飞机部分零部件，劫了河中一条小船，杀死水手准备逃跑。双方发生激战，最后，见抵抗无效的日军大佐杀死4名部下，开枪自杀。那段时间，日军天天派出几架飞机在驻地上空搜寻，由于河滩上的飞机已用树枝等物伪装，逃过轰炸。出于好奇，我常常和战友们爬上飞机，梦想着哪天也能飞上天。后来，我听说这架飞机运往了沙市。
其中，香河，应当是“襄河”的误记，此外，日军共死6人，而不是5人，其他都与此战的情况相符。襄河，即汉水，又称汉水襄河，沙洋则是荆门下属地区。以上由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不同时代发表的访谈，都提到了天皇号被击中后才迫降的情景。而修理天皇号的记录上，也提到该机多处被击伤，特别是一侧垂直尾翼被打掉四分之一。这些都证明其曾遭到过防空部队的打击，是受伤后被迫降的。所以，中方称“天皇号”被击落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综合双方的记述，藤田一行被击落的过程大概如此。由于天气和导航（这个确有问题，后面还要交待）的原因，天皇号未能找到武汉王家墩机场，在1月31日下午误入沙洋中国军队阵地上空。这时，藤田降低高度，放慢航速（为了节省油料）在低空盘旋，寻找机场，也可能油料将尽，在寻找地面的日军部队，以准备迫降。这架行动古怪的飞机被李禾农部发现后，*三团当即对其猛烈开火。由于高度低、速度慢，天皇号当即被连续击中，而它本身没有自卫武器，无法还击。负伤后的天皇号操纵艰难，藤田被迫将其降落在襄河的河滩上。仓促之间，飞机又受了重伤，藤田竟能将其基本完好地降落在河滩上，说明他的技术的确是比较过硬的。但是反应迅速的中国守军使其未能脱逃。至于落地后这部分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毙，还是自相残杀后自杀，那已经不是我们要考据的问题了。飞机让中国人缴了，藤田和渡边死了，这次飞行该怎么评价，还需要说吗？不幸的是，日本人的思维比较古怪。照他们的说法，人死了就成了神。所以，渡边广太郎死了，也变成了神。既然是神，那神还能有错吗？既然神没有错，那神当初买的意大利飞机能有问题吗？这……可就不太符合逻辑了。日本人却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天皇号的试飞，是成功的！得，我们看看日本人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吧。顺便说一下，这一个结论，给中国空军送来一堆军功章的说……八1-25“天皇号”被俘后照片,可以看到其头部在迫降时损伤
日本海军一直对陆军颇带讥讽，说他们喜欢“蛮干”。日本海军里面海龟比较多（那年头还不流行海带），陆军里面土包子比较多，这样一来双方有些矛盾，相互看不惯是很自然的。不过海军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比如日本陆军在诺门坎打仗就是这样的。当时朱可夫指挥苏军，秘密向前线增援大批装甲部队准备打日军一个泰山压顶。不幸，这个增援部队恰好被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在列车上看见了，而且他判断起码苏军有两个机械化师。按说日军这下子该有准备了吧？可是当他对关东军提供这条情报，并且建议“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时，更加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得，对这种坏消息日本陆军应付的好办法是掩耳盗铃，照原计划行动。结果呢？照冰冷雨天《军国幕僚》的纪录：日军大败，“死残，失踪达17898人，联队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辻政信在日本陆军中是号称天才的人物。从这段历史看，日本陆军办事儿，的确有点儿杠头。这次对“天皇号”的试航以人机两失告终，可以有两个结论，第一个，这回是失败了，藤田少佐都玩不转的东西谁玩得转？意大利人的飞机不可靠；第二个，这回是失败了，不过可能是个偶然的失误，再找人试航，确认飞机性能再说。
1-26编入中国空军的天皇号侧视图，据说刷中国空军机徽的油漆是宜昌守军提供的，该机在中国被命名为“沙阳号”。
偏偏日本陆军提出了第三个结论，试航成功，要多成功有多成功，万岁！按照日军的逻辑，天皇号不但飞到了武汉，而且还多飞了一千公里左右，充分证明它的“远征能力”。所以，藤田虽死，试验成功。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怪异的结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面子问题，如果说这飞机不行，等于说渡边广太郎当初做错了买卖。如今渡边成了日本陆军的神，他犯错，等于说日本陆军犯错，这是不能容忍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陆军当时已经下达了对中国西北重镇兰州的作战计划。兰州当时是苏联物资援华的中转枢纽，对于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来说，苏联援华物资是大动脉中的生命之血，兰州就是援华路线上的大动脉窦。为了摧毁中国的外援路线，日军决定在2月中旬对兰州进行大规模的猛烈轰炸，主力就是装备“イ式重爆”的第十二战队。这个计划已经下达，就等藤田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即刻发动。藤田的试验要是失败了呢？对不起，好像谁都没准备藤田要失败了该怎么办。难怪日本海军说陆军“蛮干”。其实，日本海军自己这方面也不怎么样。明知道逻辑上海战将由天空主宰，照样大造外观威武雄壮的大和和武藏号，以至于两艘世界最大的战列舰连条小舢板都没击沉过就葬身大海，您说他们比陆军好多少呢？其实对于日本陆军发动“兰州爆击”，应该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在2月5日突然轰炸了日军控制的运城机场。日军对兰州的轰炸，从1937年以来就断断续续地进行，运城机场是日军距离兰州最近的基地。由于敌众我寡，抗战前期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很少出动，因此运城日军也一直过的很安逸。然而，2月5日，在地工人员的配合下，中国空军第八大队却主动发动了一次对运城的远征。这是一次只有中国人能进行的远征。说这句话的时候萨带了一丝苦笑，不是自豪，而是伤感。
1-27中国空军袭击运城使用的伏尔梯V-11轰炸机
因为这次出动的第十中队（中队长刘福洪）使用的，是七架美制伏尔梯V-11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属单翼飞机，性能当时还算先进，为何让人苦笑呢？这是因为，这批飞机，要放在其他国家，早就是要报废的东西了。根据文献记载，购买的这批飞机一共30架，经手人是行政院长孔祥熙。当时美国方面的最终开价是10万美元一架，而中方负责谈判的孔令俊（孔祥熙的侄女）硬是压价压到了8万美元。结果美方也针锋相对，将飞机的发动机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也许孔令俊是想给国家省钱，但这个性能上的让步是致命的。因为伏尔梯V-11型轰炸机是单发飞机，所以发动机马力的问题对于飞行安全是致命的。中国空军接手后，一挂弹起飞就摔了三架，机毁人亡。纠察原因美方振振有词——合同里说明是用作教练用途的，所以发动机马力小，自然不能按照轰炸机的标准起飞了。合同上美方没错，只能怪孔二小姐不懂飞行，但是谁敢追究她的责任呢？这批飞机抗战开始后一度交给陈纳德指挥的“国际中队”外籍飞行员使用，结果证明很难作战，仅勉强出击两次，皆不成功，反而在敌方的攻击下损失惨重，连番号都打没了。迫不得已之下，航空委员会将残余伏尔梯机收回，交给第八大队使用。不料，第八大队的中国飞行员们，竟然把这种天生残疾的轰炸机给飞起来了，而且发动了这次对运城的远程攻击。当然，性能的确有问题，飞行员形容“勉强起飞，但只能低低的平飞，再以极小的角度爬高”。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本领大，实在是因为当时中国空军没有自己的飞机，飞万国牌飞机倒练出了一身好本领。至于代价，就不要提了。2月5日，刘福洪中队七架伏尔梯轰炸机千里奔袭，打了运城日军一个猝不及防。实际上，由于发动机问题，有三架飞机起飞不久就被迫返航，只有技术较高的四机完成了这次轰炸任务，每架投掷14公斤燃烧杀伤弹20枚，集中攻击了日军的停机坪。此战在日方战史中有记录，挨了打的日军紧急修建防空壕，后来出击轰炸兰州的日军飞行员都在防空壕前待命，但对损失没有提及。中方通过运城的特工站侦察，证明日军停放在机场的十余架飞机都被炸毁。此后，中国军队曾两次组织SB-2轰炸机部队空袭运城。
1-28准备空袭兰州的日军十二队指挥官河岛庆吾和九十八队指挥官上田虎雄，他们两人指挥的部队都是“イ式重爆”，他们就坐在运城机场的防空壕前，文字说明提到了中国空军SB轰炸机的空袭。 此战日军因地面温度低，战斗机的发动机无法预热根本不及升空迎战。中队长刘福洪上尉的长机大约因为遭到地面炮火的攻击负伤，在返航途中到达临潼上空时爆炸坠毁，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刘洪福上尉是河北人，杭州中央航校二期毕业生，刚刚成婚不久，夫妻十分恩爱。他牺牲后其妻（东北流亡大学生，姓蔡）自杀殉情。这次攻击使日军十分恼怒，决心反击轰炸兰州进行“膺惩”报复。此时，数量不足的九三式重型轰炸机依然只能充当配角，真正担任主角的还是装备“イ式重爆”的第十二航空队。既然“天皇号”的试航是成功的，从2月12日开始，日军按照计划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对兰州的大轰炸。不幸的是，“天皇号”的这次试航实际上暴露了BR-20型飞机上意大利的航空仪表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导航不够准确，特别是航程，方向计算经常出现误差。这是无论怎样写报告都无法改变的事情。在空袭兰州前的几次演练中，日军轰炸机部队与护航的战斗机部队无论如何也无法配合好，编队极为困难。当时轰炸机和战斗机航速不同，所以不能同时起飞，可是，“イ式重轰”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航向上出现，弄得日军战斗机疲于奔命。考虑到运城到兰州航程远，气象复杂，战爆混合编队比演练更为困难，日军蛮性大发，干脆不要战斗机了，很自信地完全依靠轰炸机的相互掩护实施轰炸！这倒也不是完全没人这样干过，美军早期在欧洲作战的时候也这样做过。不过，那可是用的如同刺猬一样的B-17，而且其中还掺杂有多装机炮，专门对付战斗机的改型战斗轰炸机。
1-29 B-17轰炸机，因为全身带有大量自卫火炮被称作飞行堡垒。
就这样，也是损失惨重。日本人不管这些，硬来……结果，中日之间1939年2月间在兰州上空先后发生三次大规模激战（12日、20日、23日），史称兰州空战。那么，这几仗到底打得怎么样呢？还是当时保留下来的照片说话吧。这几张照片，都是2月23日日军“イ式重爆”空袭兰州之战中，随军上天的日本记者拍摄的，幸运的是，他……活着落地了，这才给我们保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第一张，日军大队轰炸机耀武扬威，直扑兰州，真有遮天蔽日之感，简直需要给配个嚣张点儿的背景音乐。
1-30实在是要多嚣张，有多嚣张第二张，接近目标，方头的イ式重爆外观十分明显。
1-31注意说明，远处右侧两架看来最威猛的，就是井关大尉的“ウ”号机和牧野大尉的“イ”号机。
第三张，不好，中国战斗机来了！
1-32在这张照片里，左侧日军宫岛、井关、牧野三机前方，可以看到一架小小的中国战斗机。
在这之前的2月12日，日军イ式重爆导航失误，飞临无防空也没有驻军的靖远县上空，发现飞错了方向的日军恼羞成怒，把所有的炸弹都扔到了这个小小的县城。此时，正是农历春节前夕，人们正忙碌着准备过年，突然降下的54枚炸弹把这座小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后来写下《日机轰炸靖远亲历记》的张尚瀛眼看着同学高志仁在日本飞机的扫射中拼命奔逃，等再找到他时，已经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国空军报仇来了。第四张，战斗打响了。
1-33在日军整齐的编队下方，可以看到一架急速接近的伊-15战斗机。
日军记者的标注说明，这架飞机正在向日机猛烈开火，而且紧接着井关机和牧野机就中弹起火，被打得倒栽了下去。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飞机遭到攻击时，乘员耳机里一片“六，六……”的惊呼。原来，他们喊的不是“六”，而是喊的“柳”，因为这架从后下方向日机腹部发起攻击的伊-15战斗机作了个非常独特的滚转射击，这是中国空军名将柳哲生的招牌动作。能够从最初对日的残酷血战中活下来的中国飞行员个个都是空中高手，早就对此耳熟能详的日军都认为这架来攻击的飞机驾驶员一定是柳哲生!实际上，根据中方记载，这名出色的中国飞行员，很可能是第十五中队的副队长余平想，他和李德标、陈崇文驾驶三架伊-15战斗机率先冲向日机。因为20日已经和日军发生过一次空战，他们对这种看似凶猛实则笨重的意大利轰炸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知道它腹部下方没有防卫武器，是攻击的死角，所以专门钻到它的下方往上打！后面……后面记者的飞机也遭到攻击，就顾不得摄影了，直到落地，才拍下后面的照片 。第五张，生还的“イ式重爆”。
1-34这架幸运的日军轰炸机竟然被打了一百多个窟窿。
被打怕了的日本陆军航空兵被迫提前中止对兰州的轰炸，估计，也是想给自己留点儿种子。至于中国方面对兰州空战的记载，我就不再赘叙了，直接引用笕桥中央航校文史馆中《兰州空战》的记录好了，对比日军记载，无论是日军20日谎报击落36架中国战斗机（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兰州基地也没有损失过这样多），还是23日九七式丢了笨重的イ式重爆先逃，甚至日军指挥官的番号，都是很准确的。
12日上午10点半，日军三个轰炸机队的29架飞机从运城机场起飞，直扑兰州。由于领航判断失误，先遣的河岛轰炸机队的9架飞机，全部向北偏航，将兰州东北约一百公里外的祖厉河，误认为兰州以南的洮河，将靖远县城误认为兰州，便将54枚50公斤级炸弹全部投了下去。其余20架轰炸机于下午2点到达兰州上空，展开轰炸。担任空中阻击的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直到这时才发现市区内有大量烟尘升起，而日军机群的位置竟比自己更高，于是纷纷提升高度追击日机，但为时已晚，未能创下战绩。全体飞行员觉得脸上无光，憋着一口气，准备下次与日机大战一场。几天后，日军第一飞行团决定发动该年度对兰州的第二次空袭。作战任务除河岛轰炸机队改为袭击兰州西机场外，其他两个机队任务不变。20日12点45分，日军30架轰炸机先后起飞。下午3点40分，服部机队的9架轰炸机升到四千米高度，排列成三个品字形，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中国空军战斗机总队部总队长毛源初率领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的12架苏制И-15和И-16战斗机拦截攻击。第五大队的岑泽级大队长，首先将日军领队机击落。接着，日军僚机被第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击中坠毁。陈耀南死死咬住三架日机射击，直到看见日机落地着火为止。下午3点50分，日军第二梯队田中机队的12架轰炸机，刚刚进入兰州空域，便遭到苏联空军志愿队14架战斗机的围攻。日军机群慌忙将144枚50公斤级的炸弹胡乱投下，夺路而逃。日军第三梯队河岛机队的9架轰炸机，在兰州城内和西古城机场投弹完毕，正要返航，在机场东北角被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拦住，双方展开空中激战。这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8架日机，白塔山的苏罗通高射炮击落1架，苏联志愿队损失1架飞机。日军向上司谎报击落中国飞机36架。而上司信以为真，根据这项离谱的战绩进行评估，认为兰州的中国空军力量已经瓦解，于是将第三次攻击目标从机场改为兰州市中区的中国第八战区长官公署。23日，日军发动第三次空袭。他们改变花样，在发动进攻前一个半小时，以上次轰炸中受到重创的服部机队执行佯攻，轰炸兰州以东约二百六十公里的平凉，然后轰炸宝鸡，企图迫使兰州地区的中国战机提前升高，消耗油料，日军河岛机队和田中机队再乘机轰炸兰州。河岛机队8架轰炸机和佐濑育三第六十机队的12架轰炸机，从运城出发，分别于下午2点53分和2点54分侵入兰州上空。中国空军第十五中队的3架苏制И-15战斗机，分别由余平想副队长和李德标、陈崇文驾驶，首先冲向日军机群。接着，第十七中队和苏联志愿队的28架战机从四面八方向日军机群展开攻击。日军机群见势不妙，立即丢下炸弹返航。佐濑机队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具有转弯灵活和速度上的优势，遍体鳞伤地逃出遭到围攻的空域。河岛机队的意制菲亚特 BR-20型轰炸机却很笨重，遭到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的沉重打击。这一仗，中国空军击落6架日机，击伤其余的所有日机，对其中一架射中了153发子弹。
中国空军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李逸侪先生，事后在《中国航空掌故》里提到此战：“兰州这两天空战，为我国空军八年抗战，历次空战中，创立了歼敌最多的辉煌战果。”
1-35兰州空战中被击落的日机残骸，イ式重爆的特征依稀可辨
中国空军并收集被击落的日机残骸，在兰州举办祝捷展览，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一仗，打断了日本陆航第十二战队的脊梁骨，也彻底打掉了日本陆军对于意大利洋大人的信心。此后，日本正式通知意大利方面，取消后续定购100架イ式重爆的合同。这种曾被日本陆军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此后再也没有亮出什么光彩，悄然离开了远东的战争舞台。这一年5月16日，藤田雄藏的葬礼在东京正式举行，他的学生饭沼驾驶航研机环绕空中，作为对他的送行。出席葬礼的多是身穿军服的陆军人员。藤田曾经的梦想，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提起。一年半以后，饭沼被日军征兵，战死马来亚。这，也算给天皇号事件，彻底地画了一个句号吧。
战锦州——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2月03日15:00 新浪读书 东北军这个名字，在西安事变之前，一直与九一八的耻辱连在一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支军队是“一枪未放”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然而，随着抗日史料的发掘，我们渐渐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中，尽管确实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部分东北军官兵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如被隔断在北方的马占山将军、李杜将军所组织的顽强抗击，都给日军造成相当杀伤。根据日军纪录，中国方面的黑龙江省政府，一直到1933年初才撤入苏联境内，九一八事变后于国境内足足坚持抵抗了一年零四个月。1933年初日军公布在东三省的作战中，共计伤亡将近七千官兵。即便是张学良将军在辽宁南部的本部部队，尽管由于节节后退最终不战放弃锦州深受责难，但也曾与日军展开过作战，有些战斗还颇为激烈。这些战斗，由于东北军整体的退缩而鲜为人知。1931年冬季，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的铁甲列车部队在锦州以北发生的连续战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抵抗一度阻止了日军对锦州的攻击。
2－１这是一辆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装甲列车，从日军服饰看是在七七事变以后的战斗中被俘的，怀疑为平绥线上阎锡山军在平地泉放弃的原“湖北号”装甲列车。根据考证，在锦州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很可能是它的姊妹车。《日本近代战争史》在第三部“满洲事变”一章中记载了这次罕见的战斗，内容如下：
本庄司令官认为不能坐视*驻屯军遭到围歼的危险而不顾（译者注：指的是当时中日两军在天津发生的冲突，日军以此借口试图攻击侵占锦州），因此决定尽快击破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军，控制山海关一线。在此决断之下，（关东军司令部）下令第二师团除留一部于齐齐哈尔以外，全军向辽西转向攻击。11月26日午后8时，混成第四旅团占领新民，部队继续向西开进。27日晨，以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搭乘装甲列车为前部，混成第四旅团乘四列军列随后出发，计划午后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从奉天向锦州进发。27日晨9时左右，与从锦州方面开来的中国装甲列车部队遭遇，双方爆发战斗。双方都用装甲列车上装载的火炮向对方猛烈开火。中国军队最终后退……攻击锦州的行动暂时中止。
而《朝日新闻》，随关东军南下的随军记者长谷川也在27日用特急专电的方式对这次战斗进行了连续的报道：
26日夜，在天津中日两军交战的消息传来，关东军司令部紧急编成装甲列车部队，二十七日晨，沿北宁线进发攻击锦州。5时33分，装甲列车从奉天出发，7时30分渡某河，8时与正肃清张学良公安队的我方斥候部队汇合，继续前进。（译者注：以上均为日本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个小时）皇军以装甲列车开道，沿北宁线精神抖擞地向锦州前进。27日上午10时，在北宁线白旗堡车站，皇军与敌人装甲列车发生战斗，战斗中敌人的装甲列车后退，追击的皇军在大虎山东侧与中国援军一*团（译者注：当时中国军队前线并无一*团，疑为东北军第十二旅六三四团或第十九旅六五四团）发生激战。在大虎山以东双方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中国军队控制大虎山车站。日本军与中国军进行了罕见的装甲列车对战，尽管击退了敌人，但是在关东军的撤退命令下，退出大虎山，撤回巨流河、新民、白旗堡一带。
尽管日军描述中仿佛打退了中国军队在装甲列车掩护下的反击，但此后日军迟迟不动，始终与东北军对峙于大虎山一线。12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了攻占锦州，向陆军省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和增配重炮、山炮的要求。
2－２苏制装甲列车
装甲列车，是一种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注意的武器，它依靠铁道进行机动，由多节装备大炮，机枪和装甲的车厢组成。由于它既有强大的火力与机动性防御性，又可以运载足够的步兵，在坦克发展成熟之前，装甲列车堪称陆地战争中最有威力的武器。装甲列车在苏波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大显身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日、波等国也都装备有成建制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战争中起到一定作用。然而，与海上遭到淘汰的战列舰相似，随着航空兵力的发展，装甲列车也成为现代陆地战争中的恐龙，逐渐蜕变为对铁道和要塞进行保护的装甲炮台，并渐渐从各国军队中消失。在东方战场上，装甲列车之间的对战更是罕见。大概，这就是日方将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写入战争史的原因吧。然而，当我根据日方纪录查找当时战斗的记录时，却发现当时中国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并非仅此一次。在锦州陷落前，东北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对日作战中十分活跃，曾起到相当重大的作用。而通过对战斗细节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双方使用的装甲列车，各是怎样的来源，拥有怎样的装备。二2－３在和东北军马占山部作战中，被马部摧毁的日军装甲列车，可以看到它的机车颇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九一八事变后的战斗中，日军与东北军装甲列车相比战斗力实际上略逊一筹。
对于11月27日发生的这次战斗，中方也有纪录，阻击日军南下的中方部队主力，并非东北军正规军，而是项青山、耿纪周、王显臣所部义勇军，主力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项青山部。在《九一八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辑）中，东北军装甲列车参战的过程如下：
11月27日上午９时许，日军混成第四旅团先头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的配合下，开抵新民境内的青岗子附近，当即遭到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抗日义勇军的阻击，被击毙多人。时有东北军的一辆装甲车滞留在白旗堡（今大红旗）附近，经义勇军动员，装甲车的爱国士兵也参加了阻击敌人的战斗。义勇军以装甲车做掩护奋力抵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战斗从上午９时一直打到下午３时，义勇军杀伤大量敌人后，主动撤出，日军始进入绕阳河车站。
另一个接近的说法是当日清晨，日军一列铁甲列车突然行驶至白旗堡南方的饶阳河车站，并令停在该站的东北军“中山号”铁甲列车撤出车站，给日军铁甲列车让路。“中山号”未予理睬。日军铁甲列车随即向“中山号”开炮射击，“中山号”即开炮还击，以76毫米野炮击中日军铁甲列车，日军大尉指挥官板仓至被击毙。不久，日军另两辆铁甲列车开来增援， “中山号”后退到大虎山车站。日本国际情报社出的《满洲·上海大事变画史》第18页中间记载，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的装甲列车于（11月）27日晨9点半左右经过白旗堡向饶阳河驿前进途中，在前方500米远出现 8辆（指8节吧）中国的装甲列车。中方先开炮，日军任代理大队长的板仓大尉战死，日军还召来飞行队助战，激战约两小时后中方列车向打虎山方向撤离，沿途破坏线路和桥梁，日军列车则追至饶阳河驿。这次战斗之后，1931年12月23日，日军再次进攻锦州的时候，从营口方向沿沟营线进军的日军第二师团，曾再次与东北军的铁甲列车部队发生连续的战斗，日军依靠飞机逼退中国装甲列车。这次战斗，东北军参加作战的铁甲列车部队，在记录中称之为“东北军十九旅护路队刘汉山铁甲车队”。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这列装甲列车，是否和在饶阳河击毙板仓大尉的为同一列车？如果不是，东北军在锦州前线到底有几列装甲列车在活动。第二个，日军也有装甲列车，但明显这两次战斗中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第一次战斗中，日军吃了亏而且被迫中止前进（日方也有说是当时日本为了给美英调停面子暂停，但是其在其他战线的进攻从无中止，所以这种说法不甚可信）。第二次战斗中，日军明显没有信心与中国进行装甲列车的对战，而动用预先准备好的野战炮兵与飞机助战，才将中国铁甲列车击退。日本当时已经是工业国家，远比中国科技先进，为何中国的铁甲列车会略胜一筹呢？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根据我的判断，当时在锦州前线，中国方面至少有三列装甲列车，而在饶阳河参战的“中山号”铁甲列车，与在田庄台地抗日军的并不是同一列。之所以判断饶阳河与田庄台作战的装甲列车不同，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根据记载，刘汉山铁甲列车是奉命配属第十九旅行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沟营线。而饶阳河与白旗堡都属于北宁线，11月23日之战时，在这里组织防御的东北军部队并不是第十九旅，而是第二十旅。第二，28日，在沟营线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再次与日军在盘山交火，地点在大洼南4公里处。根据张学良31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此战十分凶险，东北军的这列装甲列车负伤且被切断后路，险些被俘。当时的记录显示，这列装甲列车共有4节（辆）。然而，根据日军记录，在饶阳河与日军交手的列车，却有8节（辆），似有不同。第三，28日，沟营线东北军装甲列车与日军交火。而同时，日军沿北宁线第二次攻击饶阳河的时候，中国方面“装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炸断车站东段铁桥，阻敌前进。由此可见，这几天中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在北宁线和沟营线各有战斗，看来似乎是分属不同列车。根据金先所写的《锦州失陷经过》，有北宁线战斗紧急的时候，“东北军荣臻参谋长乃抽调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方。这个“沈瑞礼铁甲车一中队”，据考是一列8节装甲列车，所以推测它可能就是11月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那列车。12月，第二十旅移防南下，它有可能是随二十旅一齐撤退到二线的。不过，锦州前线应该还有第三列装甲列车，在饶阳河阻击日军的也许就是这第三列装甲列车。这是因为，东北军在锦州丢掉了一列装甲列车。同样在金先的文中，他提到1932年1月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因为被日军轰炸，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而被俘。这列装甲列车被俘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也曾报道。然而，在金先文中，提到东北军撤退时，“原驻沟帮子及前方之铁甲车队，均于31日晚及1日先后过滦州”。由此可见，在撤退入关的东北军中，当时至少还有两列铁甲列车。这样，可以推断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装甲列车，至少有三列。那么，为何这几次战斗日军的装甲列车都没有讨到便宜呢？——确切地说，日军也曾经出动骑兵和炮兵攻击，同样没有讨到便宜，中国的装甲列车最后是败于日军飞机之手。这就要从两军装甲列车的不同来源来说了，简单地说，要在动物界，东北军的装甲列车，属于“公狮子”，而关东军的装甲列车，属于“母狮子”。何解？外一篇 东北军在锦州前线的布防写到中日装甲列车在锦州前线的战斗，为了清晰地再现此战的原貌，有必要对当时的敌我态势，特别是东北军的布防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叙述。事实上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并未能迅速控制整个东三省。东北三个省中，马占山以代省主席、黑省警备司令名义督黑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部控制兴安屯垦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吉林驻军8个旅中，赵毅二十二旅、李杜二十四旅、张作舟二十五旅、邢占清二十六旅、丁超二十九旅，吉林省政府警卫团冯占海皆起兵抗日，不肯附逆。东北江防舰队组织炮队参战。即便日军控制最严的辽宁省，也仅有中部地区沦陷，54个县中，东边道通化等23县在动摇不定的于芷山控制之下（于芷山降日后，唐聚伍据此地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兵力十余万，曾收复东边道21个县），西部锦州为中心的辽西走廊14县则与关内联成一体，在张学良的直接控制之下。辽北的彰武、法库等地也在东北军手中。而各地义军蜂起，连日本长期经营的“关东州”大连，当时都有赵国文、秋世显等领导的“大连抗日放火团”积极活动。附逆伪军稍有风吹草动即反戈相向，东北地区日军的统治极不稳定，形势尚大有可为。而此时关内国民党政府中，亦并非完全消极，不乏力主支持张学良抗战者。9月21日，陈诚等将领联名上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张，表示“国难之际，至今已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民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26日，陆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通电各军长官，要求各路部队誓率所部“武装同志”作外交之后盾。要是不看历史文献，真想不出陈诚还有这样血气的一面。对张学良来说，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力主的“通过国联交涉”方针，似乎也颇有进展，国际联盟列强大多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在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态度似有软化。10月初，日本公使芳泽在国联发言，有相机归还奉天，将沈阳警务给中国，除两处步哨外撤军等说法。10月22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军并在11 月16日前撤完。11月1日，国民政府甚至指派顾维钧、张群、张作相、刘哲为东北接收专员，准备接收日军撤退后的东北行政。这种表面的“进展”，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根本就不予信任，认为第一，国联的决议没有实施能力；第二，日本军部的强硬早已不是日本文官政府所能控制。事实上这种观点很快就得到证实。10月11 日，日本关东军发布公告向日本国民宣布战果，仅战利品就达到8，000万元，炮235门，枪17万支，日本举国欢腾，天皇也转而支持关东军扩大战果。形势根本已经不具备日本撤军的可能。然而，在这种昙花一现的好转情况下，张学良一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振作。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10月初，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率长官公署在北平人员到锦州办公。辽西地区，原有驻扎义县的张廷枢第十二旅、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和刘翰东的炮兵第八旅共计两万余守军。当时，由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作为灵魂人物的有力协调，辽西地区在最初的混乱后开始呈现稳定，政府机构重新开始运作。这时，张学良又调常经武第二十旅，以及张树森骑兵第三旅，装甲列车各部进驻辽西，加上黄显声所部三个骑兵公安总队，辽西地区东北军的总兵力上升到近五万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的，主要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锦州附近的地形，情况如下：锦州扼辽西走廊咽喉，南面与山海关相连，是狭窄的沿海走廊，也是当时辽西部队与关内的连接通道，是守军的后方，要点是锦西、绥中。锦州通过义县与属于热河的朝阳也有铁路相通，但这个方向没有日军，所以基本不需要设防。
锦州向北，有铁路通沈阳，这条北宁线铁路是日军来犯的重点方向。锦州北侧第一道天然防线为大凌河。大凌河向北，是第二个支撑点——北宁铁路和沟营铁路的交汇点沟帮子。日军可以从两条线路进攻沟帮子，一路是从沈阳沿北宁线南下，途中要经过新民、白旗堡、绕阳河、厉家窝堡、打（大）虎山；另一路是从日军已经占领的营口，经过沟营线西犯。途中要经过田庄台、大洼、盘山、胡家窝堡。这些据点，当时日军都没有控制。那么，东北军是怎样布防的呢？根据救国会秘书朱焕阶的回忆，最初组织锦州布防的，是从沈阳撤退下来的黄显声。黄到达锦州后，立即与第十二旅张廷枢联系，沿大凌河布防，以他带来的三个骑兵公安总队与从通辽调来的骑兵第三旅维持辽西地区治安。显然，此时东北军本部还没有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前线将领应付紧急情况的布防，目的是如果日军南下，在大凌河对其进行阻击，以等待援军出关。张廷枢所部是东北军精锐，直接放在前线说明此时东北军顾不上保存实力了。他是张作相的儿子，与黄显声同属少壮派，所以黄调得动他。骑三旅应该是奉张学良的命令紧急赶来，骑兵不适合防御，因此放在后方。另外两支当时在辽西的部队，布防中没有提到，我推测这是因为刘瀚东部炮八旅为炮兵，机动不利，无法紧急应变。而孙德荃部第十九旅是汤玉麟的部队，张学良与汤玉麟关系微妙，所以黄显声不能调动它。这个布防是在27日张学良下令辽宁省政府移驻锦州之前完成的。不过，这倒是一个真要打的架势，说明东北军关外将领当时认为后续发展应该是东北军主力出关，不把日军赶走，也要和它碰一碰。实际上，日军此时兵力并不充裕，并没有能力迅速犯锦。当时日军在东北的主力为第二师团（包括三、四两个混成旅团和直属部队），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大连警备旅团和六个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以及若干由当地日本侨民、退伍军人组成的“自警团”。这些兵力中，大连警备旅团是看守关东军老巢的，专事防守没有出动。第二师团北上攻击吉林、黑龙江，第三十九旅团在沈阳周围警戒，六个独立大队看守铁道并占领沿线城镇。对锦州日军只有少量部队和伪军骚扰窜犯。此后，一直到11中旬，日军始终与马占山部在江桥－齐齐哈尔线激战。因此，直到11月下旬，日军并未对北宁线用兵。但东北军方面也没有进行反攻。这时，双方部署都有些调整变化。中国方面，由于沈阳沦陷，群情激奋，地方豪强，绿林武装纷纷起事，或拥兵自保，或起兵抗日，黄显声乘机收编各部，在辽西很快得到能战部队万人，增强了前线兵力。张学良下令增援的第二十旅也赶到锦州，装甲车队应该也是这时候出关的。此时东北军的布防，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只能通过猜测。在双方对峙前线，东北军有三个番号出现。沟营线上第十九旅曾多次与日军前哨发生冲突。11月下旬日军通过北宁线进攻白旗堡的时候，报告中称与第二十旅发生战斗，而救国军一部在黑山一带曾与骑兵第三旅发生冲突。同时，第十二旅官员多次出现在锦州的公开活动中。据此，我推测到11月下旬，东北军把防线前推，北宁线上到达绕阳河一线，警戒线推到白旗堡，但不及新民，沟营线上清除凌印青、张学成伪军后推进到大洼，警戒线推到田庄台。前线以铁路分界，沟营线为第十九旅警戒，北宁线为第二十旅警戒，骑兵第三旅为前方机动兵团。这时，中方有两列装甲列车在前线参加作战，一列为刘汉山中队，配属第十九旅巡逻沟营线。一列可能是沈瑞礼中队（未确定），配属第二十旅巡逻北宁线。第十二旅部队回防锦州。这些东北军正规部队基本只是固守原防，没有发动过主动进攻。活跃在外围的部队，是黄显声的骑兵公安总队（打击伪军）和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军）。北宁线上11月23日在新民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与日军发生过战斗，沟营线上义勇军反攻过营口。从这个布局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与战术思想。锦州的防守是一个面对沈阳的半同心圆，里强外弱。把东北军精锐第十二旅撤回锦州（张廷枢本人一直不在前线，直到12月22日才到锦州），比较不那么精锐的第十九旅和第二十旅放在前方，但是尽量避免和日军接触，而正规军和日军之间的是非正规军的义勇军和公安队。更多的东北军关内部队按兵不动。这是一个毫无进取心的消极防守阵势，可见东北军上层当时连反攻收复沈阳的姿态都没有，对锦州的防务也敷衍了事而已。尤其是1931年10月到11月日军与马占山在江省激战的时候，锦州方面东北军毫无动静。反而是12月日军进攻锦州，极端困难的马占山电请张学良反攻，于26日令苑崇古、程志远、吴松林旅进攻齐克铁路，牵制日军攻锦。值得注意的是，11月27日，白旗堡－绕阳河战斗后，北宁线上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却不见了，直到12月30日，才有铁甲列车掩护队在大虎山再次出现。这是为什么呢？从12月31日张学良给国民政府关于锦州撤退的电报中，或许可以看出原委——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原驻锦州绥中一带之我军，为十二旅及二十旅。十九旅则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驻锦州绥中一带之第十二旅，首先转移……至于前线掩护撤退之第十九旅，于３０日退出大凌河”。撤退过程中，荣臻曾下令沈瑞礼指挥的装甲列车行动。根据张的电报，驻扎沟帮子及锦州的装甲列车，分别于31日和来年１月1日撤退到滦州。综合可见，在11月下旬打退日军进攻后，东北军在锦州曾经再次调整部署，却并没有加强前方防御。相反，将前方北宁线，沟营线全部交给第十九旅，把第二十旅退守锦州－大凌河（包括沈瑞礼部的装甲列车），第十二旅，干脆退到了靠近山海关的绥中，已经摆开了要跑的架势！可见，随着日军的不断深入，东北军正规军本部节节后退，保存实力和避免接触的迹象十分明显。而张学良拒绝给新收编的部队正规军番号，并且取消了吉黑原东北军部队的番号，试图借此避免给日方口实，结果却是日方正好名正言顺地宣称东北没有中国的政府力量，自己是在“剿匪”。这期间，日军曾进行过两次进攻。第一次，是第二师团混成第四旅团，独混第三十九旅团为主，11月26日沿北宁线进攻。由于义勇军为主的中国部队在大虎山、白旗堡一带的顽强抵抗，也包括装甲列车部队的参战，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在锦州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暂停了攻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向国内求援。双方对峙于饶阳河一带。12月24日，得到增援的日军再次开始攻击。这次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二十师团，从沈阳沿北宁线攻击饶阳河、大虎山一线，一路为第二师团，独混第八旅团等部，从营口沿沟营线进攻田庄台、盘山一线，都有装甲列车和坦克部队参战，并携带重炮。张学良举棋不定，打退敌军的时候仅仅消极防守，面对优势敌军的时候又想保存实力，缺乏固守决心，致使前线和日军对峙的主要是装备训练不足的义勇军部队，渐渐失利。东北军正规军参战的，只有第十九旅一部、骑三旅一部，除了装甲车队以外，大多意志不坚。两路日军会师沟帮子，而后沿走廊南下，攻大凌河直趋锦州。29日，在关外的东北军开始总撤退，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自此，锦州之战结束。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日军得以集中力量，将关外东北军旧部各个击破。先破吉林丁超、李杜等在哈尔滨的抵抗，再逼降马占山，而后攻破苏炳文，最后回师击破唐聚伍。至此，东北军在关外的原有力量丧失殆尽。刘伯承元帅所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大体如此。了解了双方的攻守态势，才能够比较好地理解这次战斗中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情况。所以，不揣繁琐，把这段情况介绍出来。有人用“实力悬殊，无奈撤退”形容东北军在锦州的表现。然而，看当时的史料，心中颇为黯然。日军进入锦州，尽管汉奸纷纷来迎，但日军认为他们资望都不够。于是将生病的县长谷金声抓来，令其维持地方。谷坚不就职以至大哭。第二天，日军又把谷抓去。当时在场的县府工作员刘梦九回忆：
一个日军队长、一个朝鲜翻译，问谷三个问题。第一，日军来了你们欢迎不欢迎？谷答：不欢迎。第二，张学良好不好？谷答：好。第三，奉军在东北很扰民，是不是？谷答：没有。日军队长不悦，又说：“日军来了是为了救东北的百姓，你们因何不欢迎？”谷说：“我是地方官，只愿地方安静，没有军队才好。不但日军，就是中国军到锦州，我也不欢迎。”日军说：“张学良为人很坏，东北人民怨声载道，你因何说他好？”谷说：“他是我们的长官，我认为他是好。你们日本人也一样，能说长官不好吗？”日军说：“听说张学良的军队很骚扰地方，坑害百姓，我们都调查属实了，你因何说没有？”谷说：“我是文官专管地方事，他们军队的事没有告诉我，有无扰民我不知道，所以说没有。”日军欲再问，谷说：“天已黑了，没事可送我们回城。”
谷金声后来还是在伪满作过西丰知县，算是汉奸的人。看到此处，没有对谷金声气节的钦佩，没有对敌人的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国家沦丧时一个普通人无路可走的愤懑悲哀——你让他怎么办？我们的兵没看见敌人就跑得影子都找不着了，你让他有什么脸面跟敌人哪怕说出一句硬话呢？忽然想起一个人。也是“朝廷”下令撤军，他却不肯走，死死地守住了一座城。他活着的时候，敌人始终没有看到山海关。大明朝辽东那么多大将大官，就他一个人不肯走，留下来守了宁远城。那些大将大官们没有人谈。只有人谈他，直到今天。赞扬他的人却越来越少。有人考证他守住了一座城也没打死多少敌人，是夸大冒功；有人考证他不守，敌人也强弩之末了，根本不会打过来；有人考证他要是跑回山海关，国家的防线可以少几百里，节省大量国防经费，他干脆就是汉奸……这个人就叫袁崇焕。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你说他什么都好，两件事你否不了。第一件，有他在，就有宁远城，敌人就看不到山海关！第二件，东北军撤退的时候，万千大军就是没有一个袁崇焕！三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军都曾广泛使用装甲列车作战，双方战绩各有千秋。不过，尽管在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工业水平，军事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但要说起拿装甲列车作战，中国方面并不输给日本。日军在战争前期甚至多少有些回避装甲列车之间的对战，应该说是有一点锦州之战的后遗症在里面。
2－４日军装甲列车，注意其两侧的机枪塔，加上探照灯的效果，对于袭击铁道的游击队还是很有作用的。
数量少的中国装甲列车能打到这个水平，与双方战车的设计与历史渊源大有关系。可以说，中国装甲列车，是按照公狮子的模式设计的，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是按照母狮子的模式设计的。公狮子和母狮子有怎样的区别呢？在非洲，动物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成群活动的狮子中，通常只有一头成年公狮子，却有成群的母狮。真正负责狩猎的，是母狮子，它们用集群追击的方式攻击斑马和羚羊，公狮子却很少出动。从身体结构而言，公狮子身材笨重，跑动不快，也不适合参加这种狩猎。那么，公狮子平时做什么呢？人们发现，其实公狮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要负责与进入自己地盘的任何其他公狮子或大型猛兽搏斗，将其驱逐。如果没有公狮子，狮群就没有自己的猎场。公狮子与母狮子交手，则母狮子必然吃亏。其原因就在于，虽然都是猛兽，但公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肉食兽的，而母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草食兽的，双方交手，公狮子自然会占上风。这就和中日两国的装甲列车的情况有点儿相似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和敌方装甲列车作战的，而日本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支援步兵的。让我们来看一下锦州之战中两国装甲列车的渊源吧。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特别是锦州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装甲列车，究竟来自何方呢？2－５国民党军使用的“中山号”装甲列车，推测这就是在兰封大战土肥原师团的两列装甲列车之一。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坦克和飞机主宰战争还是一种新概念（对，新概念，不是新东方），在中国的将军们眼里，装甲列车是一种更加熟悉的重型武器，因此备受重视。据史料而论，中国曾经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作战的部队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此外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这几支部队的装甲列车来历各不相同，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相同，大多数却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北边的那个邻居——苏俄。2－６苏俄装甲列车图样，中国的装甲列车设计与此类似。
苏俄素来重视装甲列车的使用，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波战争等战斗中多次使用装甲列车进行作战。由于当时苏俄的主要对手是西方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各国，所以双方的战斗中装甲列车的对战时有出现。因此，苏俄的装甲列车在设计上对此很是重视。或许正因为处在同一环境，西方坦克的发展也比较早地考虑到了与对方坦克的作战。而日本所在的亚洲地区，由于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工业国，原料物资又比较短缺，因此日本整个二战期间，其装甲部队的主要设计思想都是打对方的步兵和堡垒，其装甲列车也受这个思想影响很大。几路人马中，构成最简单的应属宋哲元二十九军的装甲列车。宋部曾有一列装甲列车在七七事变后于保定北平间活动，后被日军俘获。宋哲元部脱胎于冯玉祥建立的西北军，冯玉祥1926年曾从苏联获得装甲列车图纸，加以简化后自行生产过数列，组建装甲列车旅，由梁方企、耿耀张担任正副旅长，在1931年中原大战中曾经很出过风头。中原大战失败，梁耿都投入蒋介石门下，这支装甲列车部队也大部损失。但至少有一列随宋哲元部北撤。推测起来，应该就是在保定以北被俘的这一列了。在日本《不许可*集》中有日军拍摄的这列列车照片，看来颇为简陋，是覆盖钢甲的闷罐子车，似未安装火炮，更应称作“装甲运兵列车”。不过西北军装备低劣，这已经是难得的重武器了。蒋介石中央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抗战中活动频繁，徐州会战中曾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台儿庄会战后期，中国装甲列车在炮兵和步兵配合下揭开反攻序幕，在这种类似恐龙的装甲怪物面前，日军尽管拥有*式、九五式、九四式等坦克和装甲车，但打起来像面对巨犀的恶狼，无从下口，只好且战且退。在装甲列车的掩护下，中国军队攻占台儿庄北日军多个据点，战果辉煌。豫东战役中，中央军的装甲部队与土肥原部队交过手，攻占兰封火车站。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黄*》中这样描述此战：“由于豫东战事日趋激烈，兰封火车站反复争夺拉锯，中国大本营命令铁甲列车十万火急星夜驰援，决心予敌致命一击。为防止暴露目标，铁甲列车实行灯火管制，沿途车站也一律实行*……铁甲列车在黎明前的夜色掩护下悄悄抵达兰封前线……东方既白，曙光刚刚染红天际，两条钢铁巨龙突然出现在惊惶失措的日本人面前。本来日本人已经在路轨上设置许多障碍，铁道两侧还筑有坚固的地堡和沙袋工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中国军队竟然开来两列庞然大物的铁甲列车。铁甲列车不仅装甲坚固火力强大，而且前端装有专门对付路障的清障器，所以毫不费力就突破敌人封锁，把敌人苦心经营的防线统统碾得粉碎……当天，一面国旗终于高高地飘扬在兰封火车站上空。”平汉线上的中国装甲列车，曾在石家庄附近与日军装甲列车发生战斗，并击落日军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一架。在各次战役中，蒋介石等高级指挥官也多使用装甲列车作为机动司令部。中央军的装甲列车，来源有三：第一，是黄埔军校建立的时候，苏联赠送的一列铁甲列车（一说两列）。1924年，这列铁甲列车组成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从担任过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所述来看，这两列装甲列车还比较简陋，炮塔中只有机枪而没有炮，官兵在从车厢侧面的装甲射击口射击时还要脚踏长凳。这两列装甲列车的作用，更像是孙中山的移动指挥部，所属一百多名官兵，也多来自帅府卫队。有趣的是，这样一支护卫国民党总理的八三四一式部队，却是共产党当家，后来发展成共产党第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叶挺的独立团。直到这次四川地震，这支部队在解放军中的后身还在四川参加抗震救灾呢！这列铁甲列车共有6节，前面是披挂铁甲的火车头，后拖5辆铁甲车。各车厢均有装甲，两侧开有高低不同的长条形射击窗口，中间一辆顶端有旋转炮塔。此列车未见参加抗战，应是到抗战时期已经老旧淘汰。第二，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德国购买了两列装甲列车，命名为“中山一号”和“中山二号”，据说曾经有所仿制，是国民党军中央装甲列车纵队（斯烈指挥）的主力。徐州会战和豫东会战中参战的，应该就是这两车或它们的仿制姊妹车。这种装甲列车是怎样的呢？按照1937年冬乘坐过该车北上的人员回忆，这列装甲列车共有5节，最前面一节是炮车，首尾各有一门平射炮，中央顶上是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第二节是防空车，装一门苏罗通高平两用炮，放置在车厢里；第三节是指挥车，也可作司令部，前后都有望台；第四节是运兵车，装载一连步兵；第五节是装甲火车头。中山一号车车长名叫冯庸，营长阶级。
2－７德国装甲列车，推测中山一号的炮车外形和它应该是相同的。那么，德国的装甲列车与苏俄有关系吗？当然有了。德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次俘获俄军装甲列车，对其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并吸取其技术。二战中德军使用的装甲列车都有苏俄设计笨重，坚固的风格。第三，北伐军到上海时，闸北铁路机车厂的工人在沈干城等组织设计下，紧急改造6列装甲列车供北伐军使用，曾与孙传芳所部在松江等地交火。这6列车是在车厢中放置火炮，外包装甲制成的简易装甲列车。根据当时战报，1931年中原大战的时候，第一师代师长徐廷瑶（长城抗战名将，国民党军装甲部队之父）曾亲率其中一列挂上大铁钩冲向冯阎军阵内，试图捕捉对方的装甲列车，结果被炮火击毁，自己也负了伤。这几列装甲列车中，推测可能有两列参加了对日作战。九一八事变一年之后发生的淞沪抗战中，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曾暗藏两列装甲列车在上海北站内，准备在日军进攻时作为杀手锏使用。可惜仅仅使用了一次就由于汉奸告密暴露目标，遭日军轰炸被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当时日军轰炸机威力不大，被轻易炸毁说明其不似专门设计的装甲列车，更像改造产品。因为尚未发现上海当时制造其他装甲列车的纪录，十九路军从广东北上的时候也没有携带装甲列车，所以很可能使用的就是这批闸北铁路机车厂产品中的两列。十九路军使用的装甲列车还有一种来源可能，就是从孙传芳所部缴获的。孙传芳部本没有装甲列车，但1925年秋，他在与张宗昌部交战中缴获过张部白俄军团的装甲列车，并俘虏了在车上的张部总指挥施从滨。孙传芳部在北伐战争中被歼灭，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又被国民党军缴获，保留在上海并被十九路军使用。然而，美国人丹·赫尔曼写过一本书叫做《白肤色中国官员》，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孙传芳部一列装甲列车的最后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毁，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锡山和张学良部抗战中使用的装甲列车，概出同源，都要追溯到“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上。四2－８日军保留下来的一张珍贵照片，在锦州作战中装甲列车遭到义勇军袭击，日军下车迎战。
总的来说，义勇军对铁路线的攻击远不如八路军活跃。这是因为大多数义勇军部队起兵目的在于保卫乡土，主动进攻和协调组织比较差，这也是义勇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张宗昌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粗鄙无识，忘恩负义的轶事俯拾皆是。就这么一个粗人、混人、不仗义的人，居然凭着一副好身板和匹夫之勇干到总司令、督军，部下十个军，张宗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笑柄。然而，要说张宗昌就是一个混人，也不够全面。1995年到山东某部驻地，称老营盘，实乃兵家必争要隘，尚残存夯土旧工事寨墙残址，恰在军事禁区的最要紧之处。一打听，竟然是张宗昌修的。可见老张对用兵也颇有些无师自通的灵巧。而说到中国装甲列车的使用，张宗昌可算是老祖宗，不但会用而且会造。他的装甲列车部队使用白俄雇佣军，也是一大特色。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员构成，张宗昌部装甲列车的设计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张宗昌的装甲列车部队如何形成，发展与车辆情况，这里不再赘叙。这支部队装备的车辆，后来分别成为东北军、孙传芳军和阎锡山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主力——这种不可多得的重武器没人会轻易将其抛弃的。孙传芳在击溃施从滨一役中缴获了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因为是截断铁路迫其缴械，车辆没有损坏，可以继续服役。《白肤色中国官员》中描述在上海被摧毁的装甲列车，大概就是此车。当时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全面合作，装甲列车这样的重武器也提供上海守军使用。唯孙与张宗昌战斗中所得装甲列车似不仅一列，其余列车命运则不详。文中提到“湖北号”装甲列车投奔阎锡山。但是，湖北号的轨距宽，无法在山西的窄轨铁路上运行，故此进不了大同，始终在晋省外活动。1937年日军在平地泉缴获晋绥军装甲列车一列，怀疑即此车。张宗昌装甲列车部队的主力，则归了东北军。1928年，奉军不敌北伐军，意图出关自守，与奉系合作的直鲁联军，包括张宗昌和褚玉璞部战败后退到滦河一带恰好夹在北伐军白崇禧部和张学良之间。张、褚最初意图随张学良出关。但张学良深知张宗昌反复无常，部队纪律极差，所以不肯同意，提出张宗昌等离开部队，直鲁联军缩编为四个师才可以出关的条件。张宗昌不肯，先试图绕过张学良与白崇禧媾和，失败后又试图走杨宇霆的门路压张学良就范，都不能成功。最终冒险起事讨奉，被张学良轻易击溃。此时，文献中有纪录其所部五列装甲列车开到古冶都被缴械。而锦州战斗中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沈瑞礼所部为“古冶铁甲车”，由来即是在此。不过此时车上作战的已经都是中国官兵，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列车部队早已被缴械遣散了。2－９日军在东北作战中缴获的小型铁道装甲车，估计丁超支援马占山的“铁甲车”与此类似在缴获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前，东北军也使用装甲列车，但只是普通列车加挂钢甲而已，战斗力不强，甚至有人把张作霖被炸时乘坐的蓝钢列车也称作装甲列车。此外，中东路护路司令部还有少量小型装甲巡道车。1932年，起兵抗日的护路司令丁超曾派两辆“铁甲车”增援马占山，就是这种小型装甲巡道车。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其特点是使用俄国设计，在前后炮车中间设置机车，指挥车和两节运兵车（有时不挂），列车首尾则各有一台装载铁轨等铁路抢修器材的防雷破障平板车。从此后在沟营线的战斗来看，张学良部东北军使用的装甲列车确实首尾都保留了这样的平板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装备，刘汉山的铁甲列车在盘山作战中才能全身而退，否则难免被俘的危险。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最初并无此物，直到百团大战时护路部队被“扒路军”打惨了，才意识到其价值。笔者在大阪日本桥旧书店曾得到一本上世纪60年代旧杂志，内有华北日军装甲列车加挂平板修理车和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摧毁的装甲列车照片相对于中国方面，日军在九一八前后使用的装甲列车远不是这样正规。当时日军在东北地区通过“满铁”控制铁路线，虽有若干装甲车辆，但第一次大规模装备装甲列车，则是九一八事变后，由满铁职工在沈阳紧急改造了6列装甲列车。
2－１０日军使用的装甲列车，重炮是只能向前射击的。
这种紧急改造的装甲列车，被称作“前卫装甲列车”，由装备105毫米重炮的首车，顶部装有75毫米轻炮的观察车，加挂装甲的机车，指挥车与运兵车组成，运兵车可加挂达十几节，车身涂有迷彩。这也是锦州战斗中日军使用的车辆，其驾驶人员不是正规士兵，而是由经过军事训练的满铁职员组织的“义勇队”。日军经过实战发现，装甲列车既能运兵，又是活动堡垒与火力支撑点，还可以担任指挥部，的确很有价值，但中日装甲列车的战斗中日车略逊于中方。对比双方的设计，可以发现日军装甲列车的缺点。第一，火力不及中方。尽管日军装甲列车装备有比中方口径更大的105毫米重炮，但这种重炮是固定的，只能向列车正前方射击。中方列车上的火炮，装备在旋转炮塔之中，整列车有四座炮塔，都可以转向任一方向射击，火力强度远大于日军。第二，防御不及中方。日军列车装甲设计上主要针对步兵武器，机车只有两侧装置部分装甲，首车的重炮舱是向前开放的，发现这样容易遭受伤亡的日军只能在重炮两侧垒置沙袋作为辅助防卫措施，聊胜于无，其75毫米轻炮是半敞开炮塔，只有正面有装甲。第三，机动不及中方。日军的机车是临时调用1C2客车车头，带动装甲列车马力不足。中方只挂一到两节运兵车，而日方挂运兵车达十余节，一旦发生战斗日车目标大，顾虑多，不免在战术动作上有前怕狼后怕虎的问题。对比于中方俄式装甲列车，可以看出日军的装甲列车，其主要设计目的在于对抗敌方步兵和固定堡垒，为己方步兵提供掩护，有些布置炫耀大于实用。针对这些问题，关东军重新进行了设计，开始紧急新造战斗力更强的装甲列车，这种战斗车辆由陆军技术本部设计，性能良好，称为“临时装甲列车”，这种列车有12节，但是1933年5月完工的时候锦州的战事早已结束。在华北和八路军作战的装甲列车，即是此类。后来日方更开发了用于和苏联作战的九四型装甲列车，是俨然活动炮台的庞然大物，也可算是日本装甲列车发展的极致。
2－１１日军所谓“临时装甲列车”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的一个月，锦州前线战事沉寂，除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时而发起小规模的战斗外，双方始终没有大的交火。蒋、张试图通过国际联盟与日军谈判恢复东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实际上，这一个月的时间，日军正处在对占领地区的消化与观望中，并试图了解中国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应对反应。这中间，日军不断增兵，收编伪军，扩大在东北的军事力量。12月初，马占山曾反攻齐齐哈尔，关东军担心张学良与马占山发动南北夹攻的反击。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亲自乘缴获东北军的保贞式飞机前往锦州，进行侦察和轰炸。由于这种飞机并非轰炸机，石原的所谓轰炸是用手将迫击炮弹从窗口丢出进行的。对这样的轰炸锦州方面反应十分消极。加上对其他情报的分析，石原断定，张学良根本无意收复沈阳。因此，日军集中力量全力攻击马占山军，马力不能支，反攻部队打到省城以北23公里处的铁桥终于难以为继，被迫向东败退。12月下旬，日军认为马占山的残军已经不足为患，遂转移兵力再攻锦州。这次进攻锦州，日军兵分两路，由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组成北路军，从奉天经新立屯、大虎山攻锦，由第二师团组成南路军，从营口经田庄台、大洼、盘山攻锦，两路会师地点为沟帮子，此后共同攻击锦州以北中国军队最后防线大凌河。此时张学良由于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对继任的孙科等人缺乏信心，已经着意放弃锦州，因此作战并不积极，在第一线的部队只有第十九旅和骑兵第三旅一部，其余均为训练，装备均不足的义勇军。只是前方一线将士对张的想法并不了解，因此在日军进攻前期，受到的抵抗依然颇为激烈。
2－１２日军进攻锦州时使用的装甲列车全貌
12月23日，双方装甲列车在田庄台再次爆发战斗。这一天，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装甲列车巡视沟营线到达田庄台南魏家沟时，发现日前被义勇军破坏的铁道处，日军一辆装甲列车正在督促工人进行修路。发现中国装甲列车，日军装甲列车当即发炮攻击。中国方面不甘示弱，随即还击，战斗打响。此战，依然体现出中日装甲列车设计上的优劣。日军装甲列车这次没有挂轻炮车，由于火炮安装角度的原因，只来得及发射两炮就无法对准目标，而中国装甲列车已经还击八发。但是，这次日军没有撤退，而是使用了新的战术——在双方装甲列车相互炮击的时候，其跟进的步兵迅速抢占阵地，放列火炮对中国装甲列车开始射击。这一意料不到的战术动作，使东北军颇为吃惊，因此迅速脱离战场，日军乘机攻占田庄台。张学良在24日至马占山的电报中详述了这一战斗：漾（23日电头代码）午后1时，我甲车巡查沟营路线，至田庄台南魏家沟铁路破坏处附近，适有日甲车一列，计装甲车一辆，载炮，拦门刃挖有枪眼之铁棚车二辆，载日兵五十余名，进至该处，保护工人百余名修复铁路。见我甲车开至，当即发炮二响。我甲车为自卫计，还击八响。2时许，日方于甲车之后，增步兵四百余名，附炮七门，另以骑兵百余攻我左翼，步兵多名，攻我右翼。我军竭力抵御，激战移时至40分，我驻守田庄台镇之步兵不支北退。日步、骑、炮兵四、五百名携大炮十余门，速将该镇占据，我甲车仍在车站坚持中。
败退下来的刘汉山检查一番，却发现日军的步兵炮对装甲列车没有造成什么损伤，全车运转正常。于是，不甘心的东北军官兵在田庄台北扬旗外以装甲列车为中心集中起来占领阵地，向锦州催促援军，伺机收复这一辽西军事要点。第二天，日军发现中国装甲列车依然在车站附近，当即调动炮兵进行攻击。由于日军训练精良，炮火十分猛烈，连续发炮七十余，东北军装甲列车即中弹十余发。刘汉山见势不妙，连忙开车，一直退到田庄台北8里处才停下来检查伤势。结果是……这十余发步兵炮的炮弹，并不能穿透装甲，只是给装甲列车搔了搔痒痒，一点儿像样的损伤都没有！刘汉山车长看到日军的“新战术”对自己没什么效果，顿时胆气大振，当即下令打回去，反攻田庄台！由此可见，当时东北军下层官兵，并不是对日军非常畏惧，例如这个指挥装甲列车的刘汉山，虽然一退再退，骨子里倒是条汉子，一旦有机会并不是不敢打。刘汉山锦州失陷后不满不抵抗政策投了义勇军，继续在关外和日军作战，下落不明。24日午后3点30分，东北军装甲列车反攻田庄台，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火。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正规军极少数的几次主动进攻之一。五中国铁甲列车偕第十九旅六五五团一部反攻田庄台的战斗，中方记录一度使日军撤离田庄台车站，而日军虽然并无这方面的纪录，《朝日新闻》却在报道中有趣地出现了两次攻占田庄台车站的新闻。试想，如果没有失守，怎么会第二次攻占呢？总不会是日军在练双手互搏。这一战日军装甲列车没有参战。根据《辽宁省文史资料》第30辑记载，日军步兵在上午与东北军铁甲列车的炮战中，曾将车站南端铁道炸断数节。如此一来，在车站以南的日军装甲列车自然无法进入车站支援步兵了，可说作茧自缚。但是中国军队这次反攻的成果几乎瞬间就丢失殆尽，因为日军为东北军装甲列车准备的克星终于出现。关东军进攻锦州的正式命令，是在24日正午下达的，其中命令第4条是“军飞行队应于进攻开始后以主力协同第二师团作战”，这支飞行队，包括独立飞行第八中队、第九中队24日已经到达沈阳，归军飞行队长指挥，已经做好了配合第二师团从营口进攻的准备，也标示了日军这次的主攻方向在南不在北。从军事角度看，石原莞尔制订的这个一南一北，虚实结合，前后呼应的作战计划（《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颇为出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出色的作战计划真正使俏眉眼作给瞎子看，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在整个第二次锦州防御作战中，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东北军，从京奉线到沟营线几百里正面上，除了铁甲列车部队以外，只有一个汤玉麟部的孙德荃独立第十九旅，其他部队的番号除了“转进”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由此，东北军放弃锦州的作战方略已经呼之欲出了。其实，在反攻田庄台的战斗中，铁甲列车上的官兵已经注意到有一架日军飞机参战，但因为认为日机是侦察机，东北军并未在意。4时30分，日军飞机数架对中国装甲列车突然发动攻击。这次的攻击，因为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令东北军官兵猝不及防——张学良致马占山等电报中纪录“4时半，日军掷炸弹五六枚，一弹中我机车。我甲车遂再退二里，日方复将车站占据”。这一战东北军装甲列车带伤撤退，官兵们发现坚盔厚甲的战车在空中打击面前原来不堪一击。但日军也没有扩大战果，估计是第一次用飞机打装甲列车，也有些作实验的意味。败退下来的东北军沿铁路撤退，在盘山与日军对峙。这时，义勇军项青山部反攻营口，迫使日军第二师团回援，使南线战况稍微缓解。
2－１３东北的“胡子”项青山出身绿林，报号“忠义”，骁勇善战。根据孙辉宇先生的《新市街见闻》记载，他这次反攻打得有声有色，战斗到激烈的时候，营口的日军兵力不够，连警察马队都出动了。战后日军还特意请来了“本愿寺”的和尚与高级军警官员七八十人，在营口“大衙门”后院给被打死的日本警察念经开吊。其实项青山兵力并不多，而且缺乏重武器，打营口并没有足够实力（不足三千，而且由几支队伍临时组成）。他只是当久了“胡子”，自有一套打仗的招数，用他不多的马队绕着营口快速游走，造成浩大声势，不时突进去捞一把，使留守日军顾此失彼。这时候日军还真没和东北“胡子”怎么交过手，被打得被动万分，竟认为项部有“四五万人”，第二师团被迫抽调北上的佐藤支队回援保护营口，项青山却已经率部回盘山了。当时锦州人有顺口溜赞颂项青山：“青山老北风（萨注：老北风指的是另一个参加义勇军的绿林好汉张海天），成心把日坑，活捉凌司令（萨注：指汉奸凌青印），枪崩日本兵……”项青山后率部入关，张学良曾赠送他一块镶有自己照片的怀表，并将其所部改编为一个旅，项任旅长。可惜这样一员猛将，后来的结局却是窝囊得不能再窝囊。入关后不久，在一次部队乘火车调动时，项旅的列车出发以后，项违反铁路安全规定，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一手抓着车厢侧面的扶手，身体倾出车外向后眺望（目的不明）。不料路边突然出现一块标牌，列车高速行驶中项与这块标牌相撞当即身亡。从他的这个死法，可以推断项活着时候肯定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但是，东北军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前线防御，而是坐等敌军来攻。这期间唯一积极向日军反攻的东北军将领，是处境极为艰难的马占山。为了掩护南线，马占山 26日以苑崇谷、吴松林、程志远三个多为新兵的骑兵旅突袭齐克铁路，并电请张学良下令反攻。同一天，南京国民党执监委召开紧急大会讨论锦州问题，广东一派力主东北军统统出关反攻，蒋、张亲自带兵去东北，华北交给阎锡山管理；南京一派认为这是借刀杀人，有人乘机收渔翁之利坚决反对。双方吵成一团，最终除了电令张学良坚决抵抗外没有其他结果。28日，整顿完毕的日军第二师团再次出击，正午12时进至盘山与田庄台之间的大洼，再次与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铁甲列车相遇，双方发生战斗。但是，这次日军不再纠缠，一面开炮阻击，一面立即招飞机来参战。实际上，24日的战斗后，日军已经发现，对付装甲列车最好的武器，就是飞机。这是因为装甲列车缺乏防空武器，而且只能沿铁路行进，加速减速也比较困难。因此，对于飞机来说属于准固定目标，命中率很高。同时，由于依赖铁路，即便没有击中铁甲列车，只要炸中其前后的铁轨，铁甲列车就失去了机动能力，只能任人宰割。日军此前数日已经不断派飞机出击，寻找东北军铁甲列车进行攻击。26日，日机识别错误，在大洼以东误击602次旅客列车，炸毁票车一节。28日午后4时，日机6架对刘汉山铁甲列车发动猛攻，这下子终于打中了装甲列车的软肋。在《辽宁文史资料》九一八专辑中，对此战的纪录是：
4时，日飞机6架向铁甲车投弹，铁甲车炮塔被击歪旋转柄颈，并炸翻材料平车两辆，前后铁轨都被炸毁”随后，日军派出骑兵，从两侧包抄东北军装甲列车，防止中国军队抢修铁路，试图将其缴获。经车上官兵和六五五团援军奋力抵抗，才将日军逐退。这一列重伤的装甲列车已经失去作战能力，但在中国官兵疯狂的抢修努力下，终于在29日得以摆脱日军封锁，沿修复的铁道拖回盘山车站。张学良31日至南京政府电报，曾描述这次战斗——“28日下午6时30分，我铁甲车在田家坟南修复被毁铁路，敌见我军不能移动，即以8门大炮由我左侧集中射击，并有大批骑兵突进包围。我铁甲车枪炮发射过多，机件已失效力。敌接近时，我官兵及掩护队奋勇肉搏，酣战多时，约10时左右我援军赶到，一面御敌一面掩护工作。29日早3时，将甲车挂回盘山车站……
日军当日上午又飞来盘山车站轰炸，负伤的东北军装甲列车匆忙向沟帮子方向退却，退守胡家窝棚（这个地方，看过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的朋友可能有印象，1948年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在这儿扎下指挥部，结果被摸上来的三纵一营解放军打了个掏心战，通讯系统大乱，就此走向覆亡）。与此同时，在大虎山一线，敌第八旅团也发动进攻。这里，中方作战纪录不全，一方面称装甲列车部队进行了抵抗，一方面又称参战的仅为“装甲车掩护队”，破坏铁道后也向沟帮子后撤，这样他们也可能是刘汉山装甲列车留在此处的警卫部队。此时大虎山前线东北军有无装甲列车，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日军也没有在这里与中方装甲列车的交战纪录。2－１４日军用染色技术“制造”的彩色装甲列车照片，这是“前卫装甲列车”上后方开放的轻炮车。2－１５这是用沙袋加强防御的重炮车同日，东北军主力开始从锦州向关内撤退，荣臻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为由，下令锦州周围部队后撤关内，仅留黄显生部三个公安大队作象征性的防守。24日荣曾到北平面见张学良请示方略，撤退的命令应该是做好的预案。东北军撤退中，在大凌河曾因为遭到轰炸机车损坏，损失装甲列车一列，日本《朝日新闻》也记录了炸毁和俘虏这列装甲列车的消息。但是，由于作战中荣臻曾令“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增援前线，使我无法判断这列被击毁的列车，到底是撤退下来的刘汉山铁甲列车呢，还是增援上去的沈瑞礼铁甲列车。金先先生《锦州沦陷经过》中，对于沈瑞礼铁甲列车的纪录，暴露了真相——他记述道，1932年元旦下午，日军海军陆战队约一营兵力登陆天桥厂方向，向小凌河攻击前进，荣臻随即派沈部与张廷枢第十二旅两个步兵团增援反击。这段话看来很正常，但如果看看地图和当时的纪录，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谎言。第一，日本海军在锦州战役中并没有参战纪录，所谓日本海军一个营登陆进攻小凌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第二，天桥厂在锦州以南，而当时日军进攻部队，在沟帮子会合后都在锦州以北，敌人从北向南进攻锦州，锦州守军却向南增援，虽说地球是圆的吧，不免有些滑稽。第三，张廷枢的部队，是最早从锦州撤退的。张学良31日致国民政府电称“我军之开始撤退，始于12月29日……驻锦州绥中的第12旅首先转移，移驻开平昌黎一带，共分乘兵车八列，于30日午后三时第一列到滦”。既然如此，1932年1月1日，锦州又怎能再变出一个有两个步兵团的张廷枢旅来？这里有个推测，那就是所谓沈瑞礼中队的增援，无非是为锦州撤退找一个“腹背受敌”的借口而已。根据张学良的电报，锦州的铁甲车队在31日晚和1932年1月1日先后过滦州，是不可能真正调上前线去的。那么，在大凌河被击毁的东北军铁甲列车，只能是刘汉山车了，该车随东北军掩护部队步步后撤，30日胡家窝棚失守，31日沟帮子失守。锦州县志记载，31 日8时，日机8架轰炸沟帮子，投弹50，炸毁铁道，装甲列车1，死伤官兵37人。可能该车被炸毁后依然得以退到大凌河，因此还有记录曰“2日，在大凌河桥西防守的铁甲车中队机车损坏不能行动，被俘”。锦州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就此落幕。
2-16日本《朝日新闻》曾登出被俘装甲列车照片，但经过鉴定拍摄的实际是日军装甲列车，估计是东北军装甲列车损坏太大，拍照效果不佳。其照片今天在日本《朝日新闻》网上还可以看到，犹在以讹传讹。锦州一战中，装甲列车部队的奋战，可算东北军的一个亮点。但是，也暴露了装甲列车的弱点。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也曾多次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交战，日军则屡屡出动轰炸机对抗，大约，就是吸取了锦州之战的经验教训。 火焚巨兽——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2月03日15:00 新浪读书 上很早就注意到在日文资料中，提到过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曾袭击过日军战车部队，并给日军刚刚装备的制式主力战车*式中型坦克造成相当损失。可惜，这段记载语焉不详，而且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至今没能找到相应的纪录。说起这次战斗，需要谈到日军战车发展的一个创举。前面提到，日军装甲部队发展比较落后。但是，它也有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较早地在战车动力上采用柴油发动机代替了汽油发动机。这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战车动力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世界装甲车辆，大多都采用柴油发动机。最早采用柴油机的日军坦克，是1934年7月定型的*式乙型中型坦克，它采用一台三菱A-6120VD气冷式柴油发动机代替了*式甲型的戴姆勒118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
3－１日本*式甲型中型坦克，是日本第一种制式主力战车，全重吨，装备57毫米短加农炮一门，机枪两挺，其中一挺装在炮塔上，方向与火炮相反，形如辫子。这种独特的设计也被下一代日军主战坦克九七式采用。*式坦克，一般被认为脱胎于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而根据有“日本战车之父”之称的原已未生中将回忆，这种坦克的设计综合了维克斯C型战车和此前超重失败的日本“第一号战车”的特点。这种战车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中排不上号，但在中国战场堪称巨兽，中国军队除了从印度打回来的远征军中装备有美式 M3、M4坦克，整个抗战期间还没有比它更重的战车 。
3－２英国维克斯C型战车，日本曾经进口两辆这种战车，主要用于研究。可以看到*式与它外观有几分相似。中国也曾进口若干维克斯6吨半战车，在淞沪战役中使用与日军作战,可惜没有实现仿制国产。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原乙未生《日本战车发展史》中，记载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节约燃料，第二则是“吸取第一次上海事变*式坦克作战中汽油发动机生存力低，容易起火的战训”。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就是我国常说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闸北，驻防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打得日军三易主帅，击毙敌第七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少将，活捉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在日文资料中介绍此战时，对“*精锐十九路军”的评价始终多有敬畏。林大八曾经担任过吉林特务机关长、张作相的“吉林督军署总顾问”，是日军里的中国通，死后被敬为“军神林联队长”。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中国阵亡的日军将领，他的死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那就是林大八阵亡于3月1日，日军第三次总攻的前线阵地，是被机枪击中身亡的。对面的中国军队，一半是十九路军，一半是中央军第五军，所以林大八到底是死在了哪支中国军队手里，至今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由于钢产量不足，加上日本陆军坚持白刃战第一的作战思想，日军战车从设计上就被作为步兵支持武器。装甲薄、火力弱、战术落后的日军战车只有在和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作战时可以耍耍威风，在太平洋战争和对苏作战中则屡屡被打得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军使用的战车始终评价不高。其实，即便是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当时也曾经给日军战车部队沉重打击，八路军山东部队就曾在曹各庄用得意的诱敌深入战术，歼灭过一支配属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执行扫荡任务的日军战车部队，日本《春兵团的战斗》一书中曾描述过这次战斗。既然改装柴油发动机是吸取战训，说明一二八事变的战斗中鬼子的坦克部队肯定吃了咱们不小的亏。然而，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并没有摧毁日军中型坦克的纪录。从战斗中的记录看，中国军队有击中击毁日军战车的战例。但从描述看，大多应该是日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轻型装甲车。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第五军，都缺乏能击穿*式10－17毫米装甲的有效武器。*式坦克重量12吨，如果放在欧洲闪电战的战场上只能算是三流装备，但在当时的亚洲战场堪称庞然大物，几年以后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威力最大的英制6吨半战车也只有它一半的重量。如果真的曾将其摧毁，中方应有纪录。中方的资料没有找到，日方的资料呢？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一书，被认为对一二八抗战的战场描述比较详细客观，包括空闲少佐被俘，日军侦察机被中国高炮击落等作战细节都有专文介绍。他在书中描述过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击毁日军装甲车的战斗，提到*式坦克左侧前方有一个大观察窗是设计的败笔。因为中国军队在*式坦克面前吃亏后，曾组织神枪手专门瞄着这个地方打，杀伤日军车内人员。*式坦克左侧的确有一个观察窗，是个窗套窗的设计，想法是行军时候开大窗，作战的时候开小窗。想法虽好，无奈那个小窗视野实在太窄，战场上日军多不得不打开大窗以利观察，结果成了这种坦克的阿喀硫斯之踵。
3－３日军*式甲型战车，可以看到其车体左侧的观察窗（机枪旁），发展到乙型的时候，这种坦克正面装甲改成了完整的一块，而不是这样的上下分层状，观察窗也缩小了，而且放在了右侧，这是区分*式甲乙型别的要点。从照片上由此可以判断，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军中型坦克，即为*式乙型。遗憾的是，儿岛襄也没有纪录中国军队在这一战中曾摧毁过*式中型坦克。莫非是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战斗？中然而，根据日军作战纪录，在上海战场，确曾损失了两辆*式坦克。日军在上海投入的*式坦克隶属于独立第二战车中队，指挥官重见伊三雄大尉（这名有点儿耳熟吗？你要是熟悉太平洋战争史，有这种可能。1944年此人被击毙于菲律宾，当时已经是中将坦克旅团长，为日军装甲部队战争中死亡职务最高的将领。）日军对*式这种当时的新式武器，抱有试验和检验的目的。因此，这个独立第二战车中队装备两种坦克——日本国产的*式坦克五辆、法国进口的雷诺NC战车十辆，以便对比两种坦克的实战能力。到淞沪协定签署的时候，该中队的*式坦克只剩了三辆。
3-4日军在上海使用的雷诺-NC战车，为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处理库存物资，这批库存物资中国东北军张作霖部也曾购买。
另外两辆哪儿去了呢？若是简单的遭到中国军队的人员杀伤，甚至击穿其装甲薄弱部位，并不能将这样的巨兽摧毁。战场上中国军队并无俘虏这种坦克的纪录。所以，即便曾将其击伤，日军坦克也肯定逃了回去。而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使其享受从花名册上除名的待遇的。一定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才会让一向好面子的日军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相应纪录，似乎更像是日本陆军打了窝囊仗以后，一贯的维护脸面做法。再查！再次的查找甚至找到了这次战争中日军对雷诺坦克与*式坦克战场性能对比的报告。根据日本方面的看法，*式坦克的表现，比雷诺战车要好。其主要优点，第一是性能稳定，第二是火力强大。性能稳定是因为雷诺坦克的毛病太多，故障频出，经常开到中国军队的阵地前就“立往生”了，成为死靶子。而火力强大则是因为它装备了57毫米短管加农炮。*式坦克的57毫米短加农炮基本没有打击装甲目标的能力，却适合摧毁固定的机枪掩体等目标。日军纪录中提到一条经验，即战车上装备火炮比装备射速高的机枪更有价值，面对对方以机枪据守的阵地，如果也用机枪对射一般会形成对峙，但如果轰上一炮对方通常就失去斗志而丢掉阵地了。俗话说“老兵怕枪，新兵怕炮”，十九路军倒不是新兵，但是基本没有重武器作战经验，日军的这条战斗总结有一定道理。
3－５一二八事变中的日军*式坦克其实，这种战车的设计并不怎么出色，造型笨重，布满硕大铆钉的车体宛若巨型蟾蜍，作战中在山西原平第一次遇到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的中国军队姜玉贞旅，被打得落花流水，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招牌人物百武俊吉大尉当场阵亡（同时还阵亡了另外两个战车中队长）。这个百武俊吉和重见伊三雄是日军早期战车部队中最出色的两个指挥官，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独立战车中队的中队长。如果百武不死，估计到太平洋战争和重见一样，也能混个装甲旅团的旅团长了。这种*式战车在上海受到好评，关键原因还是它的设计重点恰好适合当地战场。例如，它17毫米的正面铆接装甲如果被平射炮击中很容易被摧毁，可基本没有平射炮的中国军队，其轻武器却无法击穿这种装甲；它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动作迟缓，连日本士兵都讥笑其为“铁牛部队”而不是自称的“铁狮子部队”，但这个速度伴随步兵前进正好够用。不过，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式坦克遭到攻击损失的纪录。这样，萨也基本死了心，估计即便真有这样的战斗，也已经陨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谁想无心插柳，日前到大阪日本桥吃“锦鸭料理”，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右厢有个小书店，便随手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一册2002年第3期的《丸》杂志（总 683期），里面有个《日本装甲战斗车辆》的特辑，有一篇装甲兵专家三味由纪雄的文章（P76）恰好提到了这次战斗，证明这并非子虚乌有，日军的*式战车确实在战斗中吃了中国军队的苦头。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式战车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内容颇为枯燥，但是谈到促使日军为这种战车开发柴油发动机时，提到其原因之一是一二八事变中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证明了其汽油发动机的生存力不足。按照文中的描述，这次战斗是日军的后方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奇袭，交火中日军的一个战车停车场也遭到打击。这时，日军在该车场的战车都处于“保管”即维护状态，无法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炮弹也没有命中日军战车，但还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军队用迫击炮猛烈攻击了慌乱中的日军，其中一发炮弹恰好命中战车队列附近一辆两轮带斗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立即被摧毁并起火燃烧，而烈火沿着地面的汽油滴迹延烧开来，停放在一旁的*式战车也被引燃殉爆。
淞沪战场上让日军胆寒的中国迫击炮兵区区百余字，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具体被摧毁了几辆*式坦克，但战斗过程描述得颇为清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次战斗让日军痛下决心，开发柴油机动力的主力战车。下如果这是十九路军袭击日军坦克部队的全貌，在双方的作战记录中难以找到也并不奇怪。这是因为，对于远距离发动袭击的中国军队来说，看来这次的战果有点儿误打误撞，并不是专门对着*式去的。他们无从了解给日军造成的具体损失，自然也不知道打掉了日军的战车部队。而对于日军来说，对这种窝囊仗的态度一向是避重就轻——按照日军只纪录双方在战场上损失的逻辑，这次*式战车被袭击的现场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在战场的后方，当然不能算是战场损失喽。这对“皇军”来说并非新鲜事，所以才有用两个星期攻打下中国几个军据守的重镇洛阳，仅仅损失55人的伤亡报告。今天美军的伤亡报告也与此类似，你只要中弹后不是四分五裂，被战友发现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话——哪怕喘完这口气当场就过去了——也只能算是受伤；你要是被人家活捉点了天灯，哪怕是大家亲眼看见你被烧成一根木炭，只要烧得够彻底找不到可以鉴定DNA的组织，你也只能算是失踪。看来大家对于自己损失这种损伤士气的事情，都是半斤八两。既然真的存在这一战，尽管资料有限，我们依然可以对这次战斗的详情作一些分析和推导，或许可以看到这一仗文字记载背后更多的内容。首先，有哪支中国军队具备发动这次攻击的能力？这个线索，恐怕要从中国军队奇袭时候使用的武器——迫击炮来寻找踪迹了。
3－７身背斗笠，奋起抵抗的十九路军。
通常，我们认为一二八事变中在上海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只有十九路军。实际上，在当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还包括至少三支陆军部队，那就是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的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附教导总队一部），宋子文所部税警总团（前期指挥官王赓，后期指挥官莫雄），以及原定接防十九路军闸北防线的宪兵第六团。此外，中央和广东空军也派机参战。这段历史颇为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第五军实际由国民政府的两个直属警卫师组成，曾强渡蕴藻浜，打得十分惨烈，勇猛顽强不亚于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将领称税警总团参加抗战是因为被日军包围，不得不请求加入战局。而从作战过程看，税警总团从未出现过被包围的情况，其参战纯出主动请缨，如此说法当是十九路军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矛盾的反映。中国军队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你死我活，但在外敌面前，还是能够做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虽然，一边和敌人打着仗一边相互算计的事情，也没少干。这几支部队中，除了宪兵六团没有炮兵以外，十九路军、第五军、税警总团都装备有相当数量的迫击炮，足以发动这样的袭击。事实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部队曾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方在评点中方武器装备时，评价最高的三种兵器就是——捷克ZB-26轻机枪、大口径迫击炮和37毫米战防炮。不过，这里面，我认为最有可能发动了这次攻势的，当属十九路军。这样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上校军械处长王大文曾回忆，十九路军发动抗战之后，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支持，踊跃捐献。十九路军用这笔捐款向上海各洋行购置到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立即分发各部，每连得三支捷克式ZB-26轻机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六门迫击炮。萨的看法，得了这批新武器的十九路军各部，如果不拿这批迫击炮在前线用一用，未免太不合当兵的对新武器那种好奇心了。3－８蒋光鼐将军给捐款的上海商界人士回赠手书
而且，从后面的分析，也感到十九路军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次作战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发生在2月中旬或更晚的时候。根据日军记载，*式坦克所属的第二独立战车中队，是随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即久留米旅团投入战斗的，这个旅团2月2日奉命集结，9日到达上海。在这之前，上海的日军主要为海军陆战队，并没有重型装甲车辆，只有从英国购买的维克斯·克鲁斯丁M-25装甲车。诡异的是根据日本《戦車マガジン》1985年第8期《中国军的机甲化》中曾经提到，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也使用了克鲁斯丁装甲车，双方战车之间交手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首先，有哪支中国军队具备发动这次攻击的能力？这个线索，恐怕要从中国军队奇袭时候使用的武器——迫击炮来寻找踪迹了。
3－７身背斗笠，奋起抵抗的十九路军。
通常，我们认为一二八事变中在上海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只有十九路军。实际上，在当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还包括至少三支陆军部队，那就是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的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附教导总队一部），宋子文所部税警总团（前期指挥官王赓，后期指挥官莫雄），以及原定接防十九路军闸北防线的宪兵第六团。此外，中央和广东空军也派机参战。这段历史颇为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第五军实际由国民政府的两个直属警卫师组成，曾强渡蕴藻浜，打得十分惨烈，勇猛顽强不亚于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将领称税警总团参加抗战是因为被日军包围，不得不请求加入战局。而从作战过程看，税警总团从未出现过被包围的情况，其参战纯出主动请缨，如此说法当是十九路军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矛盾的反映。中国军队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你死我活，但在外敌面前，还是能够做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虽然，一边和敌人打着仗一边相互算计的事情，也没少干。这几支部队中，除了宪兵六团没有炮兵以外，十九路军、第五军、税警总团都装备有相当数量的迫击炮，足以发动这样的袭击。事实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部队曾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方在评点中方武器装备时，评价最高的三种兵器就是——捷克ZB-26轻机枪、大口径迫击炮和37毫米战防炮。不过，这里面，我认为最有可能发动了这次攻势的，当属十九路军。这样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上校军械处长王大文曾回忆，十九路军发动抗战之后，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支持，踊跃捐献。十九路军用这笔捐款向上海各洋行购置到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立即分发各部，每连得三支捷克式ZB-26轻机枪，每团的迫击炮连得六门迫击炮。萨的看法，得了这批新武器的十九路军各部，如果不拿这批迫击炮在前线用一用，未免太不合当兵的对新武器那种好奇心了。3－８蒋光鼐将军给捐款的上海商界人士回赠手书
而且，从后面的分析，也感到十九路军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次作战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发生在2月中旬或更晚的时候。根据日军记载，*式坦克所属的第二独立战车中队，是随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即久留米旅团投入战斗的，这个旅团2月2日奉命集结，9日到达上海。在这之前，上海的日军主要为海军陆战队，并没有重型装甲车辆，只有从英国购买的维克斯·克鲁斯丁M-25装甲车。诡异的是根据日本《戦車マガジン》1985年第8期《中国军的机甲化》中曾经提到，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也使用了克鲁斯丁装甲车，双方战车之间交手虽然不多但也是有的。
3－９日军在上海使用的M-25装甲车
然而中国当时在前线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战车部队，也不曾提到在这次作战中有战车部队和日军交手。难道是日军看花了眼，把第五军的卡车当成了装甲车？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所说的并非克鲁斯丁装甲车，而是卡登·洛伊德（carden-loyd）两栖装甲车。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的时候曾从英国进口了24辆， 1929年交出了18辆给新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手中的另外6辆不知所终，或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由于税警总团不属于正规军，它的战史比较混乱，缺乏这方面记载也是可能的。
3－１０中国军队的卡登·洛伊德战车，水陆两用，可惜装甲太薄弱，总重量只有吨，考虑到十九路军曾靠机枪手榴弹就收拾了同为吨的日军装甲车，这种战车在实战中作用不会太大。根据十九路军的作战史料，此战颇有可能是发生在2月15日的夜袭钱家湾战斗。2月中旬，日军久留米旅团等援军到达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十九路军在顾家宅等地与日军反复拉锯，最终依靠各部顽强的抵抗和对江南水网地带的熟悉击退了日军的攻击。15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了清除日军出击据点，指挥所部夜袭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钱家湾，其战况记录如下：
“夜袭钱家湾”的方案在张炎副师长心中已定。晚10时，他亲自带领两个营，悄悄地接近日军宿营地，先摸掉敌人岗哨，由士兵组成的敢死队，人人身上浇满汽油，绑上手榴弹冲向敌营。随着一片爆炸声，敌营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猛攻钱家湾，日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慌不择路，只顾逃命。-- 杨文、乃良《一·二八”季家桥之战》
3－１１张炎，老粤军出身，曾担任六十一师代理师长，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受到排挤，不肯低头的张炎在国民党系统中备受压制，虽然官至中将，兵马却越带越少，到抗战期间，成了只有几百名民兵的土著司令。1945年，心高气傲的张炎与共产党方面合作，在广东起兵再度反蒋，不幸兵败被杀。
所谓捆绑手榴弹，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出击，当属宣传，这种打法即没有在双方的战史中有所纪录，也不符合战场现实——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冲击过程中如果作滚翻匍匐等动作，很容易被战场上到处都有的明火引燃*，根本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还不如手提一桶汽油冲锋更有效些。从战斗描述的敌军阵地遭到破坏情况来看，更像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火炮的攻击，而以当时十九陆军的装备，能够携行冲锋的火炮非迫击炮莫属。这也是一二八事变中仅有的对敌后方阵地实施奇袭的战斗纪录。考虑到钱家湾正好在战线之后，日军的*式坦克在这里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作为向前方出击的前进基地和损伤后的修理所比较合理。而日军阵地被袭击后燃烧的纪录，也和日军记载*式坦克遇袭一战的情形比较吻合。由于材料的限制，对这次战斗的考证，只能进行到这个程度，但想象一下。黄浦江畔钱家湾的日军坦克部队前进基地，暗夜中精壮的日军装甲兵们得意洋洋地加油装弹，准备第二天给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双方的枪炮弹不断划过夜空，突然照亮了一支如鬼魅般出现在日军阵地后方，面涂焦油、身背斗笠的中国军队。不等慌乱的日军哨兵做出反应，一阵乱鸦投林式的迫击炮弹从天而降，把日军的前进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被炸散了架的三轮摩托飞上半空，地面上的火焰顺着汽油的滴迹飞卷开来，一道火线直奔正在起动的日军战车油箱。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日军装甲兵的惨叫，巨兽一样的坦克顿时变成了大型火炬，把夜空照得更加灿烂，掩映出远处上海市区楼房大厦的影子……怎么有一种战争片长镜头的感觉？
或许出于对精钢宁折不作钩的叶挺军长之敬佩，在日本考察抗战史料，于新四军的材料颇有偏爱。无奈，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容易找到，盖新四军活动地区，是日军、国军、伪军相争的漩涡中心。相比几方而言，兵力、补给上处于劣势的新四军生存环境更加艰苦。再加日本老兵往往一见*就称八路，结果颇有些战例发生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却每每归之于“八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日本有个叫福山琢磨的老头儿，看到年轻人渐渐忘记战争的苦痛，觉得长此以往闹不好又忽悠出一个大东亚圣战来，那可不是玩的。于是，发愿收集资料，写了一套书叫《给孙辈的证言》，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叫作《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里面相当详细地描写了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与新四军之间的战斗。这位S·J先生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昭和19年（1944）三月六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还有梅村等。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看这段描写，如果对照我国史料来看，我推测，山本一三参战并被俘的，应该是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的车桥之战。此战新四军为打通苏中苏北根据地的交通，利用日军抽调部队参加湘桂作战，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对日军据守的集中五个团展开的攻坚战。对于车桥之战，在国内看战史资料时，我曾有两点疑惑。第一，车桥一度是江苏省临时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曾在此处办公，而且是日军分割新四军苏中苏北两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但无论中方还是日方史料，战斗打响时都只有一个小队日军，一个大队伪军驻防，兵力何其单薄呢？第二，守敌只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永山加强步兵小队附12名辎重兵），六十余人，为何战果包括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伪军四百五十余人？从日方的记载，对这两个谜才能略窥端倪。第一个问题不足为问。1943年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车桥后，因此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有韩部原来修筑的土围子工事（日军在车桥最后的据点小围子工事就是当初韩部所修）日军在车桥据点原驻守六十四师团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大队。只是由于豫湘桂作战的需要，日军从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中抽调八个师团参战，地方守备兵力顿时捉襟见肘，这样才将车桥守备日军兵力减少到一个中队。而由于新四军陈挺部在车桥与宝应之间积极进行骚扰活动，日军车桥、宝应守军十分恼怒，3月初调集主要兵力合作进行清剿，此时尚未归建。因此，车桥日军遭到攻击时，正是最为薄弱的时刻。而攻击60个日军（最后还有二十人左右突围逃生）打出了460的战果，通过山本一三的描述，显然鲜明地带有了新四军指挥官的特色，那就是——围点打援。在行进间的部队远比固守阵地的部队抵抗力为弱，这个战术充分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思路。此战，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叶飞，围点打援是其拿手好戏。此时还仅仅是牛刀小试，到了国共之战的时候，老叶玩这个战术更让国民党的将军们大吃苦头。而国民党将军们始终不悟。叶飞一生最后一次大战是东山岛之战，对上了国民党最狡猾的将军胡琏，当时胡上将已经将守军游梅耀团死死包围，却一心一意集中兵力，忙着在大陆援兵到来前全歼游团，结果被叶飞轻而易举抄了后路。假如胡琏不忙着歼灭游梅耀而是集中兵力伏击叶飞的援兵，又会是怎样结果呢？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国军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学习*围点打援这个行之有效的战术，至死不悟。言归正传，从山本一三所部的损失来看，新四军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是可信的。因为日军增援车桥，先后出动了五批人马，都遭到新四军的痛击。很明显新四军是利用了日军分路来援，到达战场的时间差，打了一个缩微版的萨尔浒之战。日军表面上看几路来援，气势汹汹，实战却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从山本一三所描述的情况看，他所部的日军，应该是从淮阴乘汽车来援的日军笹川大队所部一个中队，也是第一批落入新四军伏击圈的部队。他们被歼灭的战斗，被新四军称为“韩庄战斗”，中方纪录新四军战史对此的纪录是为“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新四军一师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预设地雷区。新四军一师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两百余人。”“遭第一团坚决堵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一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这些，都与山本一三的描述若合符节。而新四军中间一度撤围，并非误以为日军被全歼，而是因为第二批从琏水赶来的日军这时也进入了包围圈，叶飞需要集中兵力进行攻击。这第二路日军是日军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新四军纪录为“三泽大队”）一部，由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亲自指挥。因为兵力上新四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熟悉地形，日军开路的装甲车陷入泥沼，后续部队被纷纷切断，最终日军山泽大队长被击毙（日本文献的描述非常古怪，这个大队长是“负致命伤”，这个，到底是打死了呢，还是负伤呢？让人没法弄明白，不过从后来军服都丢给新四军了来看，应该是打死了，否则负那样重的伤还要*服，不怕伤风感冒转肺炎吗），其“一杠一朵花”的军服也被新四军缴获，残部掉头逃跑。此后，又有三路从宝应、淮阴等地赶来的日军先后遭到新四军的伏击。从山本一三所部二百余人的命运看，新四军此战歼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尚是个保守数字。而此战的效果也显然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好处。虽然车桥最后的约二十名日军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击毙，但此后新四军对泾口、曹甸等地日军据点的攻击，就一路顺风，日伪军望风而走，再没有组织像车桥这样大规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战。原因无他，当地日军总共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七八百人，车桥一战被叶飞干掉过半，已经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打一次这样的战斗了。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对他作为新四军俘虏的日子也多有描述。从其文中的蛛丝马迹，我推测这个山本一三，后来应该是在新四军中后来一直担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为日军中尉，所谓S·J，不过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缩写罢了。在日本用这样的缩写，是很难有人猜出他的真实来历的。很多新四军老兵记得山本这个人，他的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联欢会，他都会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为节目。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俘虏生涯都挺值得一看。被俘的时候，山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杀报效天皇。这是为什么呢？且看他在书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共产党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翻译到这里，感到有点儿似曾相识，日军中的大阪第四师团颇有这种风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虽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来“大阪商贩”的精神，可以隔代遗传的），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共产党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要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塘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的生涯。每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的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半年以后，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作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材料来源很杂，显然新四军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细作。包括我们在高邮湖畔安丰的印刷所的设备，都来自上海。至于我们印的这些东西，则由新四军拿去散发。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
再后来？就是加入反战同盟呗，去延安呗，对日军老乡喊话呗，帮着共产党炮打汤司令呗……最后，他是回了日本，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01年，看来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洗脑”？似乎，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但是此战他很清醒，认识到关键时刻来了，有部下看到邓军长出发前把泡到一半的人参酒都给扔了。虽然战术对头，还是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八十三军才得以突出重围，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这支广东部队，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之一。此战，邓所部突围部队中仅仅将级军官就阵亡了三名，分别是一五九师少将师长罗策群、第一六〇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其中，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的，冲锋时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是为最后的遗言。邓龙光部突围，是在12月12日夜间。一般的说法，认为邓龙光部是为南京守军中最后能够成建制突出重围的部队。
4-2 南京战役中被中国战车击毁的日军汽车，这辆车上坐的是东京新闻代表团，著名记者浜野嘉夫当场被击毙。
但是，从日文史料中，我们发现，当时能够成功突围的，还有另一支部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贲——第七十四军（也就是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关于七十四军的突围，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提到该军的两个师中，五十八师一部大约是12日下午随军长俞济时渡江撤离的，五十一师则是王耀武率领经过一夜抢渡，撤出了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然而，在日军纪录中，留在包围圈中的七十四军残部，并没有坐以待毙。该部残存的六千余部队，在第二天向西侧突围，与日军展开激战后，终于得以突围成功。这段史实并非孤证，可见于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南京到武汉》，以及岗绮溪子的《日中战争问题点检证》第69节“南京战”。儿岛襄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的：
陷入包围的中国军队反应各不相同，但基本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幕府山中有大约一万名中国溃兵，没有食物也没有斗志，日本军队只派一个联队就轻易地解决了他们的武装……令人吃惊的是13日夜间，一支大约五千人的中国军队向西强行突围，丢弃了大量辎重后冲过日本军的防线。阻挡其前进的一个中队顽强战斗，不幸“全灭”。经过调查，这是中国军最为能战的七十四军所部。追击的部队错误地向西寻找，却因为该部突围后即转向南方而失去踪迹。
岗绮溪子的文章中，则是这样描述：
12月13日早晨，浓雾弥漫，向西侧突围转而南下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与为迂回切断敌退路北上的第六师团四十五联队主力爆发战斗。深夜时分，日本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大半，可说胜负已分，但是这支突围的约六千人的部队攻击依然炽烈，击溃第十一中队的阵地后匆匆逃走。
尽管时间一个讲13日夜间，一个是讲13日拂晓，但战斗的经过大体一致。因此，七十四军部队13日突围并成功，似乎应该是南京守军的最后战斗。而且，由于它选择突围的西方，正是日军重兵所在，战斗一定更加惨烈。失去指挥，面对一个联队强敌，败军阵中依然能团结杀出重围，还顺手消灭日军一个中队，这般打法，充分说明了七十四军的战斗素养，不愧虎贲之名。只是，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究竟是谁，这支突围后的部队何时何地返回建制，则是中方资料中无法查到的。这是此后多年战乱档案遗失造成的遗憾，还是战时混乱导致未能清楚记载，则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在日本文献中看到对于1939年10月3日中国空军空袭武汉的战斗描述，根据其主要内容可以判断，此战至少击毁击伤日机160架，击毙日军鹿屋航空队副司令官小川弘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淡大佐等多名高级军官。特别是日方提到，当时在场的日军海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将军在此战中负伤致残。由于他致残后无法继续担任海上任务，原来极有可能由他担任的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司令官职务，改由他的同学，没有航空指挥经验的南云忠一担任。南云指挥的中途岛战役，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如果是塚原而不是南云担任指挥，日军很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中国空军的轰炸造成意料不到的效果云云。
５－１中国空军包括苏联志愿航空队使用的SB-2快速轻型轰炸机
日本记载翻译如下：
奇袭汉口基地苏联送给中国的SB-2轰炸机神威大展，于1939年10月大举进袭了日本军占领下的汉口基地。中方趁机而入的背景是此时正值诺门坎事件爆发后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当时日本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正以“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名义驻扎在汉口的空军基地，而且因为汉口机场拥有长达1500米级的跑道，停机坪也很宽敞，所以不仅仅海军，陆军的航空队也使用此机场。1939年9月末，汉口机场除了有140-160架的日本海军战机外，还有日本陆军20架的侦察机和联络机云集于此。可是，他们对中国空军的奇袭攻击完全没有任何察觉。10月3日凌晨，以12架苏制图SB-2高速轰炸机为主力的轰炸机部队袭来，由于日本方面没有一架战斗机在空中执勤，防空炮火也没有准备，因此中方的SB -2驾驶员得以冷静实施轰炸。第一波轰炸是在6000米高空进行的。由于没有遭到反击，他们又降低到1400米高度实施了第二波轰炸。中方的12架战机虽然没有达到满载的10吨载弹，但全部炸弹都倾泻到了汉口机场。日本方面的飞机由于密集驻扎于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燃起了熊熊大火。据统计日方的损失中，全损至少为60架，另有接近100架左右受伤，汉口机场的大部分飞机都被认定无法起飞。人员伤亡更甚，死伤者多达240名，其中司令官塚原四三（海军少将）负了左手被切断的重伤。九死一生的塚原在治疗中的11月15日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塚原于1921年加入横须贺航空队，进入航空界打拼以后，历任“临时航空技术讲习部员”、“凤翔号副舰长”、“航空总部*员”、“航空厂总务部长”、“赤诚号舰长”、“航空总部总务部长”、“第二航空战队司令”、“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等职，始终没离开航空教育与部队勤务。由于塚原丢了一只手（没法再继续在海上指挥舰队），因此无法胜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一职了。实在再也找不到塚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结果只好让虽然与塚原同届毕业（海军 3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可见中国此次轰炸在历史拐弯处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看看丢了一只手的塚原，仍旧能继续在军中服役（虽然是被转到预备役去了），就可以了解塚原对于航空界实乃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不是这次轰炸负重伤，未来担任机动部队指挥角色的，将有很大可能性是塚原。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始终奋战在腊包尔航空队最前沿，这也算是对他多少有些补偿吧。回头再看汉口机场的时候，1938年10月3日那天据说补给飞机将从木更津航空队飞过来，塚原司令及下属军官都集中在战斗指挥所前，正在此时炸弹落下，实在是不走运得紧，以为是自己的飞机而毫无戒备之际愕然……这次的轰炸除了塚原以外，还直接造成了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川淡、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弘的死亡。汉口机场原本是赛马场，经平整修建的机场。关于这次奇袭，坂井三郎在《天空的武士》一书中以《最倒霉的一天发生的事》为题有详细描述；而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 2》里面只提到中国空军的SB-2等扔下五十余枚炸弹，大多数落入附近水田云云，并未涉及日军飞机所受损失。——节选自《帝国制空战》，光人社 2006年发行。但在中方的记录中，我找不到1939年10月3日轰炸武汉机场的记录。记录中有苏联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曾经与中国空军一起空袭武汉，而且其殉难经过与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对自己此战中记录的中国空军殿后机过程十分吻合。然而，库里申科的死，很多文献记载是1939年10月14日，如果是那样，与这次空袭就对不上了。补充两点：1　译文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这击沉的两艘军舰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一艘是三万一千五百吨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另一艘是三万五千吨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激战过俾斯麦号的威尔士亲王号，《大西洋宪章》就是在它上面签署的！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接报后哀叹：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2　坂井三郎日本海军在战后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王牌飞行员，曾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曾在中国《航空知识》连载，这里的文字就来自本书：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像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头顶上有12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一架挨一架的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像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 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20分钟后才赶上敌机。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12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昌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拿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回到汉口机场一看，12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我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５－２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从我的推测来看，这架被坂井击伤的SB-2轰炸机，很可能就是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座机。请看关于库里申科殉职一战的描述：
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在我国的资料中，后来也找到了相关材料，认为是10月3日、4日进行了两次空袭，使用的是DB3重型轰炸机，库里申科大队长在第二次空袭中阵亡。但由于日期存在差异，而日本方面没有第二次空袭的纪录，这种推测只能是一个谜了，是我军把一次空袭作为了两次？还是日军把两次空袭合成了一次？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在民国时期自行建造的一艘大型炮舰，排水量1，560吨，装备HIH公司生产的150毫米前主炮一门，140毫米后主炮一门，76毫米高平两用炮塔四座，战斗力在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1937年9月25日，在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中，逸仙舰被日军轰炸机命中，壮烈殉国。说起逸仙舰来，今天很多朋友颇为陌生，甚至有人会把它和著名的中山舰弄混。实际上，这是两艘完全不同的军舰。6－１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日本三菱造船厂为清政府建造的海防炮舰，因孙中山在广州遭陈炯明暗算时以其为座舰，后改名中山舰，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就是因它参与其间而得名的。1937年12月，该舰和永绩舰在长江金口执行布雷任务时遭日军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战死。前几年，该舰被打捞后修复展出。6－２逸仙舰，则是1931年，由叶再馥设计，江南造船厂建成的国产战舰，性能极佳，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业和军事舰艇设计的最高水准。叶是广东番禺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平海舰的建造中纠正日方设计错误而名噪一时。当时，正是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建设期”开始之时。由于现有军舰多为清代遗物，为了保障海防，海军部长陈绍宽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并恳切地对蒋介石申明——资金方面，少编一个甲种师，几年就够了。蒋哭笑不得，内战正酣，不要说一个甲种师，连一个丙种团也少不得啊。不过，蒋并不是完全的死脑筋，在蒋桂战争中，他认识到了海军的威力。因此，蒋介石还是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海军方面得以在抗战前建造和购买一批新型军舰，包括宁海、平海、咸宁、民生、民权等，成为海军在抗战中的主力。逸仙舰就是这时建造的，也是这批舰艇中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军舰。由于设计非常成功，江南造船所1936年曾开工建造一艘该舰的扩大型炮舰，无奈到日军攻占船厂，该舰工程仅完成不到一半，遗憾地被放弃了。其实，逸仙舰也是一艘很有传奇色彩的军舰，它在江阴战沉之际，舰上飘扬的是海军部次长陈季良中将的将旗，标明逸仙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就在三天前，原中国海军旗舰平海号壮烈战沉，陈季良移旗逸仙舰，又遭到日机集中攻击。逸仙舰中部中弹，由于该舰没有装甲，一英寸的软钢船壳无法承受重磅炸弹的攻击，逸仙舰大轴被炸断，舰体大量进水，舰员阵亡14人，负伤8人（包括陈季良将军本人），终于倾斜沉没于鱼目洲岸边。赶来救援的驱逐舰建康号也遭日机围攻，中弹8发，沉没于龙梢港。逸仙被击沉后，陈季良中将再移旗舰于运输舰定安号，继续指挥战斗。
6－３陈季良将军，即在庙街借炮给苏联红军炮打日本领事馆，并率江享、利绥等舰与日舰对峙于黑龙江上达半年之久的海军宿将陈世英。1940年因在逸仙舰上所负创伤复发病逝，追赠海军上将。陈遗嘱中国一日不胜自己一日不下葬。其妻慨然为陈造水泥棺材一具，停灵五年，直到抗战胜利，才将其送回故乡福州安葬。但逸仙舰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日军占领江阴后，派出打捞人员将其打捞出水，最初准备赠送给汪精卫政权。可是由于战争不断扩大，日军舰船捉襟见肘，于是毁约将逸仙舰尾部增加一层舱室，改做日本海军兵学校的练习舰，并改名为“阿多田”。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迫将逸仙舰归还中国，并附赠了一套从装甲巡洋舰八云号上拆卸来的豪华柚木家具。逸仙舰重新列入中国海军序列。这番经历不可谓不传奇。6－４抗战胜利后归还中国的逸仙舰，可见其尾部比抗战前高出了一层。在写作《国破山河在》一书的过程中，萨结识了从日本播磨造船厂退休的平田先生。平田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打捞技师，经历过打捞平海、宁海、逸仙舰等中国海军在长江上的沉舰，手中有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照片。征得平田先生的支持，我用他提供的照片写作了《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遗憾的是，当时平田先生告诉我他没有打捞逸仙舰时的照片。为此，我在文中对该舰的作战这样描述：
很遗憾，平田的画册中并没有逸仙舰的照片，他作了个侧卧的姿势，对我说，打捞的时候，逸仙舰是横倒在水中的。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另一艘命运坎坷的军舰，如果说宁海、平海舰从设计角度带有浓厚的日本风格，逸仙舰则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纯粹的中国产物，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型炮舰（中国海军也称“轻巡洋舰”，但以其吨位，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1931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排水量1550吨，其战斗力在中国海军中当时仅次于平海、宁海。江阴之战中，逸仙舰舰长陈秉清深知自己军舰防空力量薄弱，看到日机欺中国舰队火力弱经常低飞投弹，遂心生一计，将没有防空设计的150毫米主炮瞄向日军可能来袭的东方水天线处，待日机编队飞来，突然发炮。日机没有料到中国军舰有这样远射程的防空武器，未做规避，当即被击落一架（根据日方史料，似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战队的一架九二舰上攻击机，驾驶员寺田上飞曹）。照片，就只好付阙如了。
《国破山河在》一书出版后，我特别携带一本去看望了平田。平田看得很认真，甚至在看到《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中他提供的插图还有些激动。他很认真的问我，在平海舰中把自己反锁在舱中的那名中国海军军官，其身份和后人找到没有？我告诉他还在调查。平田伸出大拇指说，那个人是个好汉，我们当时都很佩服。说着说着，平田讲：“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呢。”“怎么？”“我这里又清理出一些当时的照片，你有兴趣吗”？“有啊！是长江上的吗？”“是的。”原来，当时石川播磨船厂有非正式的厂刊，内容范围很广。侵华期间，该厂在华有一批技工协助日本海军进行舰船的打捞和修理。因此，厂刊中有时也会刊登这些人发来的消息或者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平田处理旧杂志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给我的。说起来，这几张照片，都堪称珍贵。
6－５中国海军的沉船阻塞线
熟悉中国海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抗战中我国海军由于战斗力弱于日军，曾在江阴、马当、黄浦江、镇海等地沉船锁江断航，形成阻塞线来阻击日军的进攻。阻塞线的真容如何，这张照片上可见一斑。
6－６中国海军在长江布雷，日军舰艇中雷起火(黑烟是炸点，白烟是烟囱出来的）。
这是中雷日舰的僚舰上拍摄的现场照片，但是日舰不敢太靠近，因为担心把自己也放进雷区。
6－７日舰在长江中扫雷，成为必修功课。
6－８打捞前拍摄的平海号巡洋舰，其烟囱和指挥塔之间受损的部位依稀可辨。
对比下图（打捞期间拍摄的）可以推测上面的图拍摄时间较早，因为当时长江显然还没有进入最低的枯水期。
6－９下图
但是，最让我感到激动的，还是下面这张照片。逸仙舰在弹尽力竭之后殉国的最后场面。6－１０这就是横倾在鱼目洲旁边的逸仙舰
据我所知，这张照片应该是第一次展现给我国读者的。从这张残留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逸仙舰的线条英挺，造型可称优美，其精巧的指挥塔、突出的锚机清晰可辨。而前部150毫米跑的防盾似已被拆除，当初就是这门炮打掉了日本轰炸机。从这张图上看，逸仙舰的外张并没有宁海、平海那样明显，叶再馥果然是高手，他设计出的逸仙舰，一方面适合征战长江，另一方面仍然适合在外洋作战。1934年，该舰参加过*福建起义的作战，1936年，逸仙舰奉命监视在福州进行大演习的日方舰艇，显示了该舰较强的海上机动能力。平田先生说：“你看，我没说错吧，逸仙舰就是躺倒在水中的。”他一直为上次不能给我提供一张逸仙舰的照片感到遗憾，这回如愿以偿了。我说：“谢谢。”
6－１１逸仙舰最后的照片，可见其火炮已经换成了美式英寸炮。
实际上，逸仙舰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涯也颇有传奇色彩。该舰1946年归还祖国，随即进入海防第二舰队服役。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时，该舰停泊在江阴炮台下，一度被迫对解放军打出白旗表示投降。但随后该舰利用夜暗逃脱到上海。1954年，该舰与解放军各舰展开激烈炮战，人称猫头洋海战，开大陆与台湾交手中大舰对锤的先河。1958年，逸仙舰退役。1959年，该舰被拆船商买走解体，这一次，逸仙舰真的从历史中消失了。俱往矣……
作为中国人，对于“撞沉吉野”多半颇为熟悉。不过，这句口号和那可恶的吉野舰真正为人们耳熟能详，要到电影《甲午风云》播出以后。抗战中，有另一艘军舰让中国军人恨得咬牙切齿，那就是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击沉出云”的口号可不是出自电影。在日本海军中，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经历可谓传奇，曾参加日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并担任过日本天皇的座舰。在对华战争中，停泊在上海外滩的出云舰被日军指定为驻华舰队旗舰，长期在黄浦江、长江活动，以其重炮掩护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无论是从实战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中国军人把它恨之入骨一点都不奇怪。然而，这艘出云舰却出了名的运气好。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为了击沉出云可谓不遗余力，海陆空全线出动——空军，九大队谢莽等部轰炸出云，甚至出动了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参加攻击；海军，电雷学校的史可法中队悄悄进入黄浦江发动雷击，其勇敢果决被日方历史专家濑名尧彦写入了自己的作品《扬子江上的战斗》；陆军，虽然缺乏能够得着的武器，也曾用山炮奇袭出云，希望侥幸成功（根据日军记载，出云还真挨过中国陆军这样的“三分线外投篮”，颇有死伤）；甚至青红帮都曾帮助中国军队物色了一个“能潜水三天三夜”的水鬼，带着定时水雷爆破出云……不幸，尽管使用了各种攻击手段，直到淞沪战役打完，出云舰还是长命百岁地活着，这艘老舰的运气让中国军人七窍生烟，几乎怀疑它练过金钟罩或是红灯照，要不怎么刀枪不入啊？事实上，出云舰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下确曾多次被击伤，但是都能仗着结构坚固很快修复。该舰顽强的生命力可说是英国舰船设计和钢铁工业的骄傲——出云舰是1898年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这家公司也为中国建造过军舰，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巡洋舰，就是它的早期杰作。然而，根据日本记载，在对华战争中，这艘运气极好的出云舰曾有一次遭到中国海岸炮兵的重创，不但被击穿了一个透明大窟窿，而且不得不撤回日本大修。日本军事杂志《丸》2005年第3期（总第707期）登载了一篇追忆出云舰的文章，名为《雄壮，老舰出云桅顶军舰旗飘扬》，其中就对这一战有所描写。根据日方描述，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淞沪战役期间，而是淞沪战役结束一年多的事情。记述如下：
昭和14年（1939）一月，旗舰出云曾经为了配合对杭州湾周边地区进行扫荡，出动执行对岸炮击任务。当时，出云舰长为原田清一大佐，出击时的僚舰是‘妙高’号重巡洋舰，还有一艘驱逐舰跟随。中国军队在山腹建筑有炮台，三舰使用200毫米、250毫米的主炮对中国军队的炮台进行炮击。敌方炮台同时开炮还击。压制炮战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果不幸的情况发生了，敌方一发重炮炮弹击中出云。炮弹从后甲板右舷，舰长升降口附近穿入舰体，这颗200毫米重炮炮弹的爆炸竟然贯穿到反方向的左舷，在左舷吃水线上一米处的装甲板炸开一个直径半米的大窟窿……
此战后，出云舰带着伤亡人员撤回上海，由停泊在黄浦江的朝日号修理舰进行紧急抢修。因受伤过重，被迫返回日本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根据文章中的线索，可以看到此战的描写参考了海军十三年会的会刊《十三年樱》的内容。《十三年樱》中，除了出云舰长纪录为吉富説三大佐外，与此文基本一致。从一舷直炸到另一舷，还炸出半米见方的大窟窿，只怕出云后半舰体内部都成了爆肚炒肝，难怪要回日本本土修理。看来，这一炮让出云舰负伤不轻，总算可以让在上海追炸出云三个月，却不见成果的官兵们出口恶气。遗憾的是，日方文献上，并未记录这次战斗的具体地点（《十三年樱》中此文作者已经作古），而中文文献中，也没有炮台击伤出云舰的纪录。如此，查找此战在中方的记载就颇为困难了。针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排除法来推断战斗发生的地点。既然战斗发生在杭州湾，根据地图可以看到，淞沪战役结束后，杭州湾北岸从上海到钱塘江内河入口盐官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因此，这次战斗只能发生在杭州湾南岸。而另一个条件，也能有所帮助。那就是，这个抵抗日军的地点，必须具有200毫米以上的大型海岸炮。在杭州湾，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乍浦、定海、镇海三处。其中，乍浦炮台的清代购进的克虏伯重炮保留至今（重炮使用寿命较长，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旅顺被俘的重炮，日军在台湾作为海岸炮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不过，乍浦在1937年11月23日即沦陷，此炮未能发挥作用。定海的一次战斗，和此战时间上颇有相近之处。根据定海县志记载，1939年2月5日中午，三艘日舰突然窜入定海港内，用小艇登岸未逞后，日寇就疯狂地用军舰炮击定海东岳宫一带，炮轰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这和出云舰的纪录时间相似，军舰数量也符合。然而，我不大认可此战发生在定海。盖定海位于舟山岛上，其震远炮台根据记载有过清代安装的210毫米大炮，可是此台早废。抗战中因我国没有制海权，对于孤悬海外的定海一旦开战无法加强，因此一直不是防御重点。定海沦陷前只有守军千余人，多数为地方杂兵，其炮台年久失修。这样的防御态势，很难想象可以与日军三艘大舰激战数小时之久。事实上，中方资料中对这次日军的袭击，也没有记录炮台曾经还击。感觉上，这一战发生在镇海的可能性更大。镇海是浙江海防重镇，1884年中法战争中，吴杰、薛福成等曾指挥炮台和南洋水师南瑞、南琛、开济各舰，在此处力战法军舰队，是我国海岸防御作战中少有的胜利之战。抗战前，此地设有镇海要塞区，是海防重点，1932年设海军镇海炮台总台于小港，有官佐106名，士兵1579名，分驻镇海要塞区各炮台间，隶属宁波防守司令部，下属弹药库、观测所、探照灯台、修械所等。并有镇海炮台掩护部队一个团。1934年抗日战争前夕，民国政府国防部请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拟订《宁波区海防设备实施计划》，构筑永久工事。工事计划分二期完成。1936年抗战前夕，除原有宏远炮台外，另在青峙钳口门炮台山建新镇远1、2、3、 4台，为钢筋混凝土构筑，并配高射炮队。镇海炮台装备240毫米、210毫米大炮，每门储存炮弹200发。抗战开始后，曾以轮船沉塞航道，并通过海军布雷队进行水雷布设，可谓防护森严。遗憾的是，镇海守军的作战记录中，缺乏与日舰报告相符的战斗，只有两次战斗有些相似。一次是根据《镇远县志》纪录，1938年9月22日，日巡洋舰1艘炮舰数艘来犯，向炮台发炮百余发，炮台还击，击伤巡洋舰，击沉小艇数艘。另一次是1940年7月17日，日军上海第三舰队所辖海军陆战队在镇海登陆，炮台守军顽强抵抗，击伤日舰一艘，后力战到凌晨逐渐不支，宏远炮台弹药库被毁，日军上陆攻占镇海县城。幸而驻防附近的一九四师陈德法部和从上虞赶来的十六师一部赶来增援，才将日军赶下海。此战共击毙日军三百余名，我阵亡六百余名，但终保镇海不失。这两次战斗的时间和作战过程，与日方描述都有出入。更大的可能是在一次中方没有记录战果的战斗中击伤了出云舰，因为从1937年9月到1941年4月镇海沦陷，日军战舰飞机屡次来犯，镇海炮台与敌交战纪录40余次，很多战斗无法核实战果。看来，究竟谁是击伤了出云舰的英雄，依然是一个谜。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更多的史料的面世。而出云舰的最后下场则是于1945年7月24日在吴港被击中翻沉。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2月03日15:00 新浪读书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由于曾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按照资料记载，曾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学去，在未名湖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湖心岛，有桥通到岸边，杨柳之下颇为清冷的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常到这个湖心岛旁边游泳，它周围的石缝里盛产田螺，还可以轻易捉到河虾。萨对河虾一向是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脑袋一拔就生吃，现在想想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污染还不严重，要是现在不定弄出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来。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是，这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机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这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这里要说一说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与毛公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负面了许多。实际上毛公那篇文章应该叫作《别了，美国佬》更贴切些，不应该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里，是个对中国相当有感情的老人，评价他相当的不容易。对北大的发展，他也应该说有一份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岛北大，利用职务之便尽力保护北大免遭日寇蹂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自己被日军拘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比如湖心岛的密谋，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沦陷前夕，困守湖心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仙洲通过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帮助逃离北平，临行时司徒雷登忽然出现，托付陈仙洲给自己在卫立煌军中的学生刘某某带去白色纯羊毛线两磅，作为结婚的贺礼。沦陷期间北大学生不断有人南下国统区或西去解放区投入抗日工作，如后来的驻联合国副代表顾军，全国妇联组织部长王若兰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员协助他们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临湖轩为出走学生设宴饯行。甚至他还曾经和八路军接触，愿意用北大图书馆的副本为延安鲁迅学院提供书籍资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曾经派出手枪队前往北大接应欧美教员撤离，试图营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军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师班威廉，林迈可，和法籍教师德力。因此，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北大的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北大学生）、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冯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刘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7月7日，日伪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十分活跃，抗团的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地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即便下手也无退出的机会。李振英和冯运修商议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材料作为宣传，散发手段也改预定的刺杀后抛洒为在人群中传递散发。据说当时纪采凤、朱慧珍女学生等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对方看到这样衣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来低头就走，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庆祝会结束后，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上了吴的黄包车。冯运修等人正中下怀，即骑自行车尾随，寻机下手。但见两人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饭馆，原来两个汉奸是要在这里吃饭。李振英即派刘永康进去观察，刘出来后说饭店地方狭小，开枪容易误伤他人，李即下令两组人员等待。因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并没有引发怀疑。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先出门，乘自己的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李振英和冯运修即骑车尾随，叶、刘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行进中李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唢呐和哭泣的声音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过去。冯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吴的头部连开两枪。因为距离紧，射击准确，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冯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枪，这种枪体积小、装潢精美，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所以用于战斗威力不大，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实际上吴菊痴的车夫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察，直到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冯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刘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刺杀吴菊痴是抗团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但也直接导致了日军“八月大逮捕”的迅速展开。八月大逮捕，指的是日军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联合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这一次行动抗团成员共计被捕四十余人，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也遭到重创，李如鹏等牺牲。残存人员继续坚持一时十分困难，遂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大搜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的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杀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难）。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没有能够给抗团以致命打击。因此日军方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试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吴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冯运修也在日军逮捕名单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理。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墙，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袁规（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冯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日伪特务纷纷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幸存的成员所说，包括冯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报国欲死无战场——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2月03日15:00 新浪读书 １1－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九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7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１1－２这是黄显声将军在狱中用铅笔刀所刻的手章，字体隽劲，可见刻印之人的心无旁骛。
黄显声将军，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１1－３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臧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黄显声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8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啊）；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１1－４黄显声在锦州前线担任义勇军总司令时全身像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 ——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十九旅、骑兵二十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并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1938年，黄到武汉活动争取释放张学良将军不果，经周恩来介绍，准备以*特别党员的身份到延安组建新东北军，不幸被国民党方面扣押，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据推测，黄显声的被扣押，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黄是张学良最为亲信的少壮派军官，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妻子，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占据高位的老牌将领的利益。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尽全力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残杀，可说与此有关。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才毫不犹豫地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使用。（蒋介石深恨黄显声，因为从事后的情报得知，西安事变中，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而且态度强硬明朗。）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最初还给会武术的将军戴着镣铐，怕他逃跑），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只有在反复读一句诗时，将军常常痛哭失声。这句诗就是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陆游的另一首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有一种说法，讲东北军旧部和共产党方面（例如黄的秘书刘澜波）都曾努力争取让黄显声将军越狱，看守的特务也为将军人格所感，多同情于他。但营救为将军所拒绝。这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说法，因为黄显声将军一直认为自己被抓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测他期待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获释，故有“为义气”的说法。）同时，将军也知道自己逃走将连累很多难友，因此一度拒绝了营救。但是，在1949年，看清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可能给他公平的释放，将军实际上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只是，为了能够同时营救好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黄显声将军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在重庆即将易手的时候进行，以便乘乱多救一些人。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对*的大屠杀，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１1－５黄显声将军牢房中的日历牌，永远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图案。１1－６黄显声将军遗体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军。1944年出狱后，黄彤光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88岁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2月03日15:00 新浪读书
１2－１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孙立人将军，以率领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杀回云南而名震中外。 说起孙立人来，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名独特的将领。怎样独特呢？这样说吧，还有哪个国民党将军和梁实秋是大学同学呢？而孙立人的确和梁实秋都是清华大学 1923届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在清华预科（Tsing Hua College）读书的两个人还并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过五四运动呢！甚至，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偏差。孙立人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做陆军训练总监的1947年，此后他再未指挥过作战，直到1955年因为“孙立人兵变案”又被开除出国民党。在孙立人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他竟然始终不是国民党员。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这在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被目为十分的书生气。奇怪的是，所谓“书生气”的孙立人，选拔干部却非常有眼光，经他手提拔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是“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在台湾，曾有一名孙的部下也算很有才能，但孙每次给他评分都是B-（孙立人给部下独特的评分方法，其中唯一得到过A+的，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结果此人一直不得升迁。人事部门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悄悄给他的评分上加了一竖，变成B+，才让他得以升官。却不料此人后来忘恩负义，抛弃发妻，被同僚称为“丧心病狂”，始知孙识人之明也。正因为孙注重学历，而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外服务过。结果他部下的新一军中，喝过各种洋墨水的军官甚多。如果仔细看看，在缅甸孙的部下中，从背景而论，竟然能够凑出“八国联军”来！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呢？第一个是美国。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和贾幼慧（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之所以将他们三人并列，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这三位将军都是出身于清华中学，随后入读清华大学，随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普渡大学（梁实秋同行），而到了美国后又一同投笔从戎，改学军事，最后共同指挥远征军作战，这种友谊和经历，在当时堪称罕见。三人学习军事的选择各有侧重。孙立人是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指挥，齐学启去了诺维奇骑兵学院，贾幼慧去了丹佛炮兵学院。三人后来结局，孙立人自己不用说了，新一军中将军长，远征军的灵魂。贾幼慧始终是孙的左右手，在台湾做到陆军副总司令，因孙立人案受到牵连断送前程，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齐学启在1942年远征军向印度撤退途中，为不忍抛弃伤兵，亲自断后率领伤病员撤退，为日军追及重伤被俘。齐被囚禁于仰光达三年之久，始终坚强不屈，后被日军唆使叛徒杀害。值得一提的是，孙、齐曾同在淞沪战场指挥税警总团抗击日军。因为税警总团兵非正规部队，从淞沪撤退后部队被陈诚所部吞并，孙被明升暗降，齐被编为编外官佐。齐于是离开部队，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一年以后才为孙立人将军所召再次从军。所以，浙江大学也认齐学启将军为校友。第二，法国在孙立人部下的军官中，法国背景的有一个半人。
１2－２缅甸密林中的中国远征军所谓孙立人部下一个半“法国人”，半个，指的是1936年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廖耀湘。这是因为，廖其实不能算孙立人的部下。当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孙、廖各率领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属于平级。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英第一军和装甲第七旅，廖耀湘在斯瓦依靠滚筒式撤退各打出一次令盟军刮目相看的漂亮仗。从缅甸向印度撤退时，两个师互不统属，在此后的反攻作战中两个师分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是远征军的两把利刃。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的时候，廖耀湘也升任新六军军长。两个人的军事生涯仿佛一对平行线。然而，偏偏有一段时间这两条平行线相交了——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的时候，下辖两个师，正是孙、廖的新三十八师与新二十二师。而孙立人除了担任新三十八师师长以外，还担任新一军副军长，恰好比廖耀湘高了半级。于是，廖耀湘见到孙立人也只好敬礼。这个上下级关系时间既短，也更多是形式上的，所以，廖耀湘只能算新一军的“半个法国人”。顺便说一下，廖耀湘的滚筒撤退法很厉害，日军看着这个大滚筒完全琢磨不出如何下口。打出了名气以后，1948年廖又拿这个大滚筒对付*。林总的兵没有鬼子那么爱琢磨，你滚我就跟着你滚，一下子把个滚筒滚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夹馅肉饼。一边滚一边打，廖总的兵比林总少，结果可想而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人对廖耀湘的打法佩服的不得了，就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面对粟裕他也一样摆出了一个滚筒阵。而更加不幸的是，粟裕的兵和林总的兵竟然一样脑袋一根筋……新一军里一个半法国人减去半个，还有一个，指的是后来担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葛南杉。葛南杉，留法归国的从戎书生。从留法时间算，是廖耀湘的后辈。在孙立人从淞沪战场撤下来重新建军时，担任缉私总团第三团团长，后成为孙立人手下的得力将领。有趣的是，新一军中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我军要发扬，两个大姑娘，一个葛南杉，一个孙克刚（孙立人的侄子，后接替葛为新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是因为，孙立人“书生气”选中的两任政治部主任，都安静文雅，与军中剽悍粗犷之风很不一致，故此当兵的将这两位嘲笑为“大姑娘”。其实，葛、孙外表文气，打起仗来却一点儿也不文气，都是敢于顶到一线的猛将，倒是没有辜负孙立人的信任。
葛南杉也因为孙立人的事情没了前程，但他的儿子葛熙熊后来也在军界发展，做到台湾防空司令、中将，可能是新一军后代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说完法国说英国，孙立人部下中英国背景的有点儿稀缺，只有一个给史迪威担任联络参谋的王楚英能算。今天我们察看日军投降仪式的细节，多半是王老的手笔，他当时就在南京大礼堂作为远征军代表现场观礼啊！王楚英出身十八军，正儿八经的土木工程系，怎么成了英国背景呢？因为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王楚英的地位十分独特。他当时已经在缅甸，负责组织“华侨抗日义勇队”，是作为英军总司令胡素将军的联络官来迎接中国远征军的。孙立人因此戏称英国人是王楚英的“老板”。1944年远征军东征归国之战中，为了掩护英帕尔之战的侧翼，英军温盖特旅团在温藻（孙立人从缅甸撤退到印度时，这里是最后对日军进行阻击的阵地）空降，建立一个圆形阵地掐断了日军纵贯缅甸南北的铁路线。日军深知此举的危险性，急调五十三“安”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猛攻试图重新打通铁路。英军没料到日军反应如此之快之猛，招架不住，急忙通过史迪威与孙立人联系求救。这个去找孙立人的联络官，就是王楚英。孙立人一面调兵遣将去救英国人，一面和王楚英调侃，说这可是你的英国老板第二次通过你来找我救人啦。上一次在仁安羌，救完了他们可是不辞而别，和英国人打交道小兄弟你要留个心眼儿啊。王楚英哭笑不得，无言以对。说起来，英国人在缅甸，可说是中国人最混账的盟友了。在缅甸的英军斗志极差，一触即溃，日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称英军根本无法和中国军队相比。那么换中国军队来打如何呢？中国的将军们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英国人这个盟友别扭得过分。你说他是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没信心吧，可是出了问题，比如英一师被包围，他也知道找中国人求救帮忙。你说他是当惯了帝国主义瞧不起中国人吧，也不大像，亚历山大将军对杜聿明，斯利姆将军对孙立人，那佩服绝不像是装的。可是，要情报没有，要物资没有，明明有车皮，运到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就是不给你送过来，明明日本人还没来，先把中国即将驻守地方烧砸一空，弄得没水没电没粮食，活像对友军作三光。所有中国人设计的会战都因为英国人提前跑掉而无法打成，气得中国兵骂——英国兵是人也大，马也大，就是跑起来像兔子……大家都有一个可怕的看法，这英国人怎么好像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希望日本人赢呢？直到战后才明白，中国人这个看法，竟然真的是英国统帅部包括丘吉尔先生的想法！英国人不但对中国人暗中下绊子，对史迪威也是一样，害得这个醋性子乔一个个反攻缅甸的方案都无疾而终，连同情支持他的蒙巴顿勋爵也受到连累。根据现在已经公开的历史材料，英国人这种给自己人拆台的做法，纯粹是有意而为。英国人既不希望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人在缅甸打胜仗的。这是因为，以日军实力，打到缅甸已是极限，英国人并不担心它能对印度构成什么威胁。如果日军占领缅甸，战后英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收回（当然战败了大家谁都不要想）。但缅甸一旦被中国或美国染指，再要想把他们赶出去可就麻烦了。而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根本，缅甸是印度的门户，缅甸落入中美之手可能引起大英帝国崩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能允许的。蒙巴顿勋爵曾在他赴任中印缅战区的日记中对此详细记录。这才是英国人在缅甸战役中大帮倒忙的根本原因，甚至救了英国人的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时英国人居然要让这支盟军缴械进难民营。那一次孙立人是下令掘壕就地作防御阵地，架起机枪迫炮准备开打的，所以他对英国人是怎样的秉性心里很明白。而史迪威虽然依靠美国人的牛气压了英国人一头，也不得不接受他指挥的反攻中，中美联合部队只能在北缅甸作战和自己解决给养的限制，率军进入林莽苍茫的胡康河谷。英国人错了吗？说到底，还是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他们仅仅做的冷酷和直接一点罢了，而且漏算了印度人自己也会闹独立。由此可以明白，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绝不点炮，我不胡也不能让你胡，并不仅仅中国人会打麻将。值得一提的是温盖特旅的指挥官温盖特少将，此人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早在远征军反攻之前就多次率军深入缅甸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是印缅战场有名的传奇人物。他的部队在获救后与远征军并肩血战，颇有古风，倒是个值得交往的人物。两国政府的矛盾，不影响前线两军建立友谊。可惜的是，不久这条好汉就因为飞机失事重伤不幸遇难了。在电影《战争风云》中，帕米拉的那个到缅甸作战的贵族男朋友，原型就是温盖特少将。
１2－３《缅甸荡寇志》中的远征军老照片
说完英国人，该第几国了？第四国是意大利……新一军还有意大利人么？意大利人倒没有，新38师师部却有一个毕业于意大利加利波第骑兵学院的上校参谋谭展超。尽管因为是喝过洋墨水的升迁迅速，但大约因为意大利在二战战场上表现不佳，谭展超上校这样的出身，并不很受孙立人重视。新一军旧部回忆，这位上校大人在印度被委任的最重要职务是训导各部军官的马术和仪仗兵队列。别说，谭展超也真是个人才。1943年盟军在孟买举行阅兵，十一个盟国的仪仗队各显其能，谭调教出来的中国远征军仪仗队，硬是把第一名拿了回来。谭展超的马术训练也不错，缅北作战经常需要乘马，新一军的军官多得其惠。据说孙立人让谭展超上校做这项工作，有一点两人投契的地方，因为孙立人也喜欢马，自己就饲养有三匹骏马，而两个人都喜欢武术。孙立人有武术功底。他曾经回忆，当年留学美国之时，一日与齐学启散步街头，遇到一个美国水手喝醉了追逐女招待。两人上前打抱不平。那美国水手身强力壮，遂挥起酒瓶打来。不料孙，齐二人都会中国武术，又在美国军校受过搏击训练，一交手之下那美国水手只有满地找牙的份儿了。饶有趣味的地方是，那水手被打得七昏八素之后，却站起来对着两人笑挑大指，满面佩服，指指女招待转身而去，意思是让给你们了。孙将军说当时美国人的朴实，在这水手身上也可看到。所以，他和同样有武术和马术功底的谭展超还是投缘的。后来谭展超终于如愿以偿，被派去带兵。他担任新一军搜索营的上校营长，还负责监督日军战俘修建新一军烈士公墓。只是，这个搜索营也是个很花哨的部队，有仪仗队，有*兵，还有军犬队，检阅时大出风头，实战却因为构成复杂捏不成拳头。莫非军长认为我只能玩花架子？…… 估计谭上校心里也很郁闷。意大利算轴心国，其实新一军有轴心国背景的不止来自意大利。那么，难道新一军中还有德国人么？老实说至今在新一军的序列里我没找到有留德背景的军官，只有一个人沾一点点边。这个人就是孙立人自己，他是从青岛德文高等小学毕业的，勉强算和德国沾点儿边。不过这个与军事无关，所以新一军的八国联军里面，我并没有记入德国。那么，轴心国还有一国，就是日本了……新一军有留学日本背景的军官么？也是没有的，不过，倒是有日军第十八师团出身的一个上尉。这个从十八师团过来的“日本”军官，名叫钟正平，时任新一军上尉翻译官。新三十八师少校参谋殷叔明回忆，钟是在新一军反攻时渡南高江后，于一次设伏中被俘的日军士官。因当时日军经常派出小部队发动夜袭，切割电话线和狙击中国军队官兵，新一军也针锋相对派出兵力打日军侦察兵的埋伏。钟被俘时正执行窃听电话任务，看到新一军的官兵全无反抗，神色坦然。经过邓健中参谋审问才知道他是台湾人，被日军强征入伍训练，日本名字叫作中村。由于十八师团损失惨重，他和部分日军调来缅甸补充。知道当面是中国军队后，钟一直寻找机会就俘投奔祖国。他并提供了大量日军重要军事情报，对远征军很有帮助，显然是预先有所准备。钟正平此后一直协助审理日本俘虏。由于他精通日语又熟悉日军情况，日军在他面前都不敢讲假话。为此孙立人提升他为上尉译员，一直跟随新一军到广东、东北，始终担任日语翻译，最后随孙立人回了台湾。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3月24日13:33 新浪读书
15-1其实，开战之前，中日两军的对峙已经剑拔弩张。这是丰台事件时日军包围中国驻扎丰台军队的兵营的情景。机枪所对的，就是中国军队的营门。在日军看来，这是当时正常而必要的措施。不知道如果在日本，中国军队这样用机枪对着日军营门，他们是否也会觉得“正常而必要”。
尽管在日本大众媒体上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七七事变的有关文献，其实日本的历史学界，历年对七七事变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日方也反映了一定的反思态度，例如，NHK编辑的《历史的交待》第21辑中，曾这样评价七七事变——“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泥沼。”但是，这种研究，也明显地带有“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所谓“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就是在这种研究中，对史料的取舍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所以研究的结果对“重现历史真实”是否有所帮助难以衡量，却可以看出明显的对日本当时战争罪行进行开脱的含义。例如，对于七七事变的原因，日方的研究着重于具体事件的经过，甚至精确到分钟和每一个士兵的动向，只是结论扑朔迷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日本预谋的，他们强调事件的开端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演习部队确实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后归队），属于“擦枪走火”。这个观点的背后，是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也自然不是有所预谋的，而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第二，日本的历史研究绞尽脑汁分析卢沟桥事变背后可能有中方的种种暗谋。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后是中方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军发生战斗，这主要有“士兵走失后中方向日方射击”、“宛平守军金振中是共产党，故意和日军战斗挑起中日战争”、“走失士兵是在战斗开始后才找到的”等多种说法，而且貌似各个都有形形色色的证据。然而，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值一驳，引用日本历史研究方面无意间保留的资料，就可以轻易反驳这些观点。由走失一名士兵引发两个国家的大战，正如按动扳机发出致命的子弹一样，问题不在按动扳机的动作，而在于枪中早有子弹，而且对准了目标。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内蒙、华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就会轻易看出，日本方面试图占领华北，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计划活动，所差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记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发表的《卢沟桥谜一样的枪声》一文中，曾经明确说明当时日本的国策——“卢沟桥事件的背景，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此后六年间不断发生各种事件。日本方面发动长城之战、热河作战，此后关东军做出了无论如何也要取得华北一带，作为满洲的缓冲地带这一决定……”且不论攻占面积比日本还大的华北是否只是要为日占东北取得一个缓冲，这所谓“走失一个士兵”显然不过是给日方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而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再不屈服，“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奋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于各种所谓的阴谋说，其实更是强词夺理，还是用日本方面的战地指挥官自己的说法来反驳吧。当时日军的前线指挥官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采访中说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后又返回——“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连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样，对日本来说是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踪士兵，既然人已经回来了，还要交涉什么？从一木这段回忆，日方主动扩大事端，使“士兵失踪”扩大为卢沟桥事变的过程和逻辑，已经不需要任何辩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被击毙，他的证词也不可能受到压力歪曲。也许，就是因为这事实照出的日军太过野蛮丑陋，所以日本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结果，总是“扑朔迷离”。“扑朔迷离”，有时候也可算一块*布吧。不过，从日本方面对七七事变的研究始终不衰，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日本整个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占据的重要地位。而日本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也保留下来了若干在国内不常见的材料，有助于从另一角度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以下，就是一些日本保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似乎在国内媒体未曾见到，故此发来与大家分享。
15-2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周围地形图。可以看到，日军一木大队试图“占领后与中国方面交涉”的一文字山，正是切断宛平与北平联络的咽喉。
15-3日方所作宛平/卢沟桥地区地形图，可以看到日方第八中队的演习区域，恰要穿过卢沟桥和宛平城。
15-4全副武装的日军实枪荷弹在中国军队鼻子底下穿越宛平。
选择这样的地点进行实弹演习，在当时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如果说没有挑衅的意味实难令人信服。日军回忆当时穿越城门时，城墙上的中国官兵总是面色严峻，如临大敌 ——而这，竟然也成了日军攻击中国军队的理由之一——“中国军队富有敌意”。当时北平周围中日两军驻扎犬牙交错，日军与中国军队经常出现对峙乃至战斗的情况，日军动辄包围中国军队的驻地，这是一次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骄横的日军和作泰然自若状的二十九军军官都可以看到。
15-5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
15-6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兵营
15-7日军在丰台的兵营
15-8卢沟桥打响后，双方呈现拉锯作战，前后20日，日军始终不能占领宛平。这是双方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交战的前沿，日军的战壕清晰可见，远方为双方争夺要点龙王庙。与卢沟桥事变有关的几名日方重要人物照片
15-9 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日第八中队新兵
就是他在演习中的走失成为双方开战的导火线。事后日方也承认志村是因为刚入伍，缺乏经验而走丢，但这个导致战争的“小人物”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944年，志村在缅甸死于孙立人部中国远征军之手。
15-10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战后曾接受秦郁彦的采访
15-11 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15-12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有小东条英机的绰号，极力支持一木清直。战争后期因在缅甸战败，损失惨重被撤职。
15-13卢沟桥战斗打响后，中日双方曾多次进行停火谈判，但中方不再开放宛平城门，这是日军代表寺平大尉为交涉事由被守军用绳子拉着在宛平城墙上下。
15-14这个寺平，实际是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的辅佐官，这是他的照片和所作《北平特务机关日志》，派这样的人员来进行交涉，日军的“诚意”可见一斑。
15-15占领卢沟桥的日军在“卢沟晓月”碑下狂欢，他们不知道八年以后会有一个八一五希望日本的国民，即便不太记得七七，也要记住——八一五。 1６－１成立之初的伪满海警营口总部门前，可以看到快马号炮舰和各色巡逻机帆船。
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有一支奇特的准海军部队，它的舰艇数量和吨位，可以与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相比，而实际又为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这就是名义上属于伪满傀儡政权的“满洲国海上警察部队”，俗称伪满海警。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国在东北的海上力量，主要包括东北军属下的沈鸿烈东北海防舰队，黑龙江上的江防舰队和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的巡防部队。东北海防舰队是后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的前身，一度拥有海坼，肇和等大型舰只，江防舰队主司对苏俄的江防，商保局巡防部队则是隶属于地方的护渔武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在北方，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战，江防舰队因为封冻入坞，虽然派出陆战队携炮参战，但江通利绥等各舰艇最终先后落入敌手，后来成为伪满江上军的发足。在南方，沈鸿烈当机立断，命令东北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兼程南下，镇海等各舰成功避开日军截击，转入南方国民政府控制的港口。在营口的商保局各舰艇则在措手不及之中被日军全部扣留。但商保局员工在爱国热情驱使之下，不顾生命危险，乘日军监视稍松懈之时发动暴动，夺取较好的炮舰４艘、巡逻艇３艘，逃归大沽和烟台。这样，在东北南部，日军控制的原中国舰艇只有残破待修的靖海、快马两艘炮舰，以及１２艘巡逻机帆船（巡字第1－第12号），力量非常薄弱。同时，日军中陆军和海军在对伪满的控制上互相吃醋，日本陆军系统的关东军要对满洲国的事务一手包办，但旅大和东北南部日本海军也有相当的势力，不愿陆军染指，因此，在相互扯皮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伪满洲国成立初期，黄海和渤海方面基本属于日军防卫的空白点。随着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蓬勃展开，因为日军的防卫存在这一空白，辽宁南部沿海地区成为南方军民接济义勇军的“胡志明小道”，人员、武器、弹药频频通过海上流入游击区，像一根动脉血管一样为抵抗战士提供着动力。这种情况和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山东军区部队通过海上进入东北有相似之处。被义勇军搞得焦头烂额的关东军被迫放弃自己控制东北所有权力的想法，转而敦促海军迅速采取措施，建立对东北南部海区的绝对制海权。日本海军的作法是建立一支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准海军部队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伪满海上警察部队。
１６－２参与搜剿东北抗日联军的伪满海警
1932年4月，日军通过伪满洲国民政部下令组建“满洲国”黄海渤海沿岸警备机关，首任负责人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大佐宫部光利，所部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民政部，实际向日海军“满洲海军特设机关”负责。4月末，伪满海岸警监部队首先成立，用于从岸上搜索攻击义勇军的补给人员和船只。接着，6月15日，能够实施海上截击任务的沿海巡逻队成立，早期海警的人员编制属于伪满民政部的特种警察。最初伪满海警所辖舰艇来源复杂，五花八门，包括修理留用在营口缴获的原商保局靖海，快马两艘小炮舰和第1至第12号巡逻机帆船，同时接收了原属于盐务署的小火轮骏通号，购买改造了满铁铁道部的拖船宗谷丸（加装武器后重新命名为“荣安”），并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借用了一条九重号老式炮艇（40吨，乘员7人，木制，蒸汽机动力）。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将九一八事变中夺自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六架交给伪满水警使用，包括装300马力发动机的2架，装180马力发动机的4架。这些飞机舰艇虽然性能参差不齐，但是达到了初步控制伪满周边海岸的目的，基本切断了义勇军的水上交通线。这支所谓的伪满海上警察部队，舰艇指挥官和飞行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1６－３伪满海警飞行队，使用原属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高德隆式法制水上飞机。
由于伪满海警部队的作用明显，1933年1月，日本海军方面通过预算，决定扩充这支部队，通过的一期预算包括：采购200吨级巡逻炮舰两艘，45吨炮艇4 艘，10吨级巡逻艇5艘，另购入一艘800吨级运输船作为巡逻母船。岸上基地本部设在营口。此外在大东沟，复州，西海口，庄河也设立岸上机关。这是伪满海警的第一次较大扩充。所有新造舰艇的设计都由日本海军舰政本部设计，很快按照计划开始施工。200吨级炮舰和45吨炮艇的建造由神户的川崎造船所承担，10吨小型炮艇分别在日本和大连制造。1933年夏季，这些舰艇陆续加入伪满海警，成为其基干兵力。到1933年8月，伪满海警已经初具规模，其舰艇包括：巡逻炮舰海龙级：海龙号、海凤号，排水量200吨，航速16节，装备76毫米炮2门，毫米机枪两挺，装备有声纳和深水炸弹投放器，可以有效担当护航和反潜等任务。靖海号、快马号，排水量150吨，装备37毫米炮2门，是1914年下水的老式巡逻舰。巡逻炮艇海光级：海光号、海瑞号、海荣号、海华号，排水量50吨，航速15节，装备25毫米炮和毫米机枪，适用于巡逻警戒等任务。海边级：海边第1号到海边第5号，排水量10吨，定员5名，可装备机枪一挺，设计脱胎于日本海军15米内燃机艇，但只装备一台80马力发动机（日军原型艇安装两台）航速节。巡逻母舰：海王号，排水量800吨，航速12节。原为1906年下水的老式货船，加装76毫米炮2门，可兼作运输船使用。
1６－４伪满海警各舰艇，左侧为海龙号炮舰，后方为海光巡逻艇，靠码头的为海边艇。
此外还有杂型炮艇荣安、九重、骏通、第七、第八海边艇（利用没收游艇渔船改造）以及巡逻机帆船8艘（第5，6，10，11号机帆船在1934年废置）等同时，它的基地，人员建设也初步取得成果。宫部利光是日本海军军官学校31期毕业生，在日本海军中颇有关系。在他的运动下，原来隶属于伪满内政部的渔业商保总局护渔科在1933年7月并入了伪满海警，包括6名日本人、254名伪满人员、3座大楼，以及机库、栈桥、简易船坞等设施都纳入伪满海警旗下。宫部本人是个风花雪月的老手，对日常管理并不上心，日本海军方面另派川田义雄大尉作为队附，负责实际的管理。接着，因为日海军五一五事件受到牵连的一批不得意军官也被送到伪满“戴罪立功”。宫部乐得接受一批老手，来者不拒，先后接纳日军大佐樱田博、村田章一，尉官铃木四郎、村上功、田琦元武等。1933年8月，服役于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的日本军人（主要是预备役人员）达到300人，和伪满警察人员基本持平。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方面把其中日籍低级士官兵按照伪满警察阶级重新编制职务，士官为警正，准士官为警佐，一、二等兵曹为警长，普通士兵则为警士。实际上，日本人在这支部队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伪满海警还建立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航空部队，它的最初装备是前面提到的接收原张学良部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6架，飞行员包括后来的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等。此后陆续接收各型飞机十余架，计：1933年接收日本陆军八七式轻轰炸机2架，1934－1935年接收日本海军二式水上侦察机3架，1935－1936年接收千鸟号KR-1小型客机2架，1936－1937年接收九〇式水陆两用侦察机3架，1939年以后接收海陆军九四式侦察轰炸机7架。这支部队早期称为特种警察航空科，后来改名为水上警察航空部队，它的飞行队伍编成基本是日本人担任第一线飞行员，而训练的伪满飞行员担任预备飞行员。1933年8月15日，伪满海上警察在辽河举行舰艇分列式阅兵，伪满民政部代理总长葆康、日军旅顺要港司令津田、独立守备队司令井上等参加了这次颇具规模的检阅。在展示实力之余，伪满民政部再次将辽河水上警察局并入海警。其实，这也是一支日军控制的准军事武装，原局长是日本人岗本忠雄，部属包括日本人10名，伪满警察若干，主要装备为平底小型巡逻艇第一辽河至第八辽河号，装备重机枪一挺。因为质量不佳，这些小型巡逻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大多报废，只有第二辽河号是1933年10月在田庄台被焚毁，怀疑是游击队破坏其上甲板给油口造成的火灾。
1６－５辽河舰艇分列式上的海龙号炮舰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的名称一直是伪满特种警察部队，直到1937年7月，才正式定名为“海上警察部队”。1936年，宫部利光调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察厅厅长，伪满海警一度由樱田博大佐主政，但是部队中出身海军和出身陆军、警察的日军人员常常互相倾轧。为此，日军选择了海军中亲陆军的预备役大佐若木元次担任新的部队长。若木元次上任后，给伪满海警带来三项较大变化。第一是加强和关东军的合作。早期海上警察队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继抗日义勇军活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宫部利光担任部队长期间对此不太热心，而着重对海岸海港的警卫。若木担任部队长后，要求伪满海警和日军关东军竭力合作，他命令吃水浅的海边艇上驶内河，协助陆军进行*作战，同时命令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率领海警航空队全力为陆军侦察寻找抗联部队的踪迹。1939年10月，甚至命令山田所部两架九四式轰炸机深入到朝鲜边界参加对金日成游击队的扫荡，这是当时“*队”唯一的空中力量。通过这样的协作，一贯蛮横的关东军也对伪满海警的配合表示认可，并投桃报李，在装备，物资方面给海警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在 1941年无偿提供5架九四式轰炸机补充伪满海警（每架只收500日元运输费）。第二是建设伪满海警自己的机场。当时伪满海警的航空部队并没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若木注意到营口海警本部附近有一个海产养殖试验场，地势平坦，便巧立名目将其土地并入海警所属，对那里的滩地进行改造，利用营口监狱的“犯人”进行劳动，将其改建为一座独立的飞机场。伴随着飞机场的竣工，又淘汰了一批较为陈旧的飞机，比如原属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飞机，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陆续退役。第三是通过自己的老关系，为伪满海警要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舰艇——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原为日本海军木坚号，属于1917年建成的桃级二等驱逐舰。排水量875吨，航速20节。经过若木的活动，1937年5月1日，从日本海军退役后于佐世保转入伪满海警，转让当时拆除了鱼雷发射器和一部分锅炉，保留了火炮，深水炸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1938年在佐世保再次改造为水上飞机母舰，装载九〇式水上侦察机一架。值得注意的是，这架水上侦察机没有机库，只有一个停放平台，采用吊放在海面上而后起飞的方式工作，为了避免风浪中的损坏，非任务时期并不上舰。海威号的加入，机场的建设和关东军方面作战飞机的补充，构成了伪满海警的第二次较大扩充，日方有资料表明为祝贺伪满建国十周年，日本海军曾计划为伪满海警建造一条万吨级巨舰，定名海城。但是对伪满方面来说，这条巨舰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至此，伪满海警部队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上一章作品目录1６－６伪满海警在海威号上操作90式水上侦察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日本海军鹰犬的伪满海警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大战。日本海军此时不再顾及伪满政府名义上对海警部队的归属，海警中日方有经验的人员大部分被招募重新编入日本海军参战，新毕业的警察学校毕业生占了剩余人数的大半。1942年6月22日，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伪满海警在营口再次举行舰艇检阅。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盛宴，两天后的6月24日，海威号就被日本海军“借用”，重新编入日海军作战，后被美国海军飞机击沉。伪满海警的其他舰只也纷纷被作为日军的辅助部队使用。只留下骏通、快马等老舰。快马号在1944年10 月于暴风雨中在复州湾触礁沉没，人员被同行的骏通号救走。1943年春开始，美国海军的潜水艇开始进入日本海作战，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和保卫旅顺军港，日军命令海龙、海凤两炮舰作为警备舰艇投入对旅顺的防卫。当时旅顺的日军警戒舰艇只有一艘改装的昭南丸扫雷舰，其兵力捉襟见肘可见一斑。这两艘炮舰多次利用其装备的声纳和深水炸弹攻击过美军潜艇。1943年初，海荣海华两条炮艇也被租借日本海军，直到1944年5月返还。当时的租借形式是伪满海警人员将炮艇开到旅顺，而后全体下舰，只将舰艇移交。这两艘炮艇被日军用于青岛港的警戒，使用中发现，海荣号和海华号的舵设计稍小，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不能提供非常好的舵效。因此，在青岛对其进行了改造，可谓因祸得福。但是有的舰艇就没有它们幸运。伪满海警的海王号运输炮舰在1945年8月7日在运载粮食返回旅顺途中，在黄金台海区遭到潜艇袭击。当时的舰长江久信男回忆道，当地时间15时，距离海岸一公里左右处，瞭望哨忽然通知“鱼雷航迹向海王号飞来”。海王号急转弯，避开了这条鱼雷，但还是被第二枚打个正着，海王号沉没了。第一枚没有命中的鱼雷冲上浅滩，被日方旅顺驻军缴获，其制造国不明。但根据当时形势，这很可能是一艘苏联潜艇，因为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没有宣战，苏联潜艇巡逻经常携带没有标志的武器，以便万一被缴获了可以赖账。1945年8月15日，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方面和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猛烈进军，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解体。伪满海警也走上了它的穷途末路，日本投降之时，海龙、海凤、海华、海荣，第二海边艇等在旅顺、海光、海瑞、靖海、骏通、荣安等在营口停泊待命。8月20日，苏军飞机在伪满海警营口飞机场降落，其航空部队的飞机全部被苏军缴获，苏军命令若木所部暂时负责城市治安。4天后，苏联第三十九军到达营口，伪满海警的舰艇全部被苏军收缴，海警队员奉命解散。8月22日，苏军在旅顺和大连登陆。在旅顺的伪满海警部队舰艇也落入苏军手中。至此，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终于走到了覆亡。原伪满海上警察队两任指挥官宫部光利和若木元次为首的日籍人员被审问后遣送回日本，伪满人员则解散后流入社会。按照纪录，除了荣安、骏通等老舰被废弃，大部分伪满海警舰只被苏联带回国后继续使用。1965年，海凤号在千岛方面被发现，编号702号，装备37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一门，成为了苏联的科姆索摩列兹号护渔舰，但它的舰体外观依然保留了当年的风貌。这是有关伪满海军警察部队舰艇的最后记载。记取伪满海警始末本身并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保留这一部分的历史资料以备后人查考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也是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
剖析日本史料中“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3月24日13:33 新浪读书 关于“卢沟桥事变”，在日本一直有说法，称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卷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其中，有一个说法被弄到中文世界传播得挺广泛，就是“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貌似荒唐，但还颇有论据。所谓“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有三样说法，一个是说当时驻守宛平的金振中就是共产党（理由是解放战争中金起义了），奉命寻衅，所以下达了“日军进入我军阵地前一百米就开枪射击”的命令；一个说二十九军将领，副参谋长张克侠是共产党（这个倒是真的），在二十九军中煽风点火，造成中日开战；另一个说刘少奇（点了名的，还是日本正规的历史学家所说）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从而中日开战。因为这些说法，颇有人热炒此事。其实，稍微看看逻辑就会发现这种种说法非常可笑。关于金振中主动挑战一说，日本方面的看法是想当然了。因为日本人发现当时七七事变的中方军事主官，旅长何基沣、营长金振中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只有团长吉星文不是共产党，反而是后来为国民党战死在金门。这件事也有很多人炒，可是要看看吉的上级下级后来都是共产党这件事，就会觉得吉死得很孤独。实际上金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他下达的命令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太正常了，难道像少帅对北大营说的——“不许还击，挺着死？”何基沣当时也不是共产党，他在此后坚守大名之战中苦战日军，却得不到周围友军的支援。战后，宋哲元却提升表彰那些见死不救的将领，称其“全军为上”。心灰意冷的何基沣自杀未遂，才倾向了共产党。所以，这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当时就是党中央亲自下令，也不会听命的。张克侠的确是共产党，但他的能量不可能操纵整个二十九军。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军冲突不断，刚刚发生了窝囊的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上上下下都是情绪激昂，要打的，用石友三的说法：“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张克侠能操纵石友三说这种话吗？要打，实在是二十九军上下被欺负得太狠了。二十九军当家的是宋哲元，家长作风强烈，以当时军阀的手段，张要是能操纵全军，这样的危险人物早就被宋处理掉了。刘少奇组织人员去放鞭炮引发作战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5月就已经回了延安，他虽然是白区专家，但不是诸葛亮，他怎么就能预知那天晚上日本军队要走丢一个兵？然后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引发冲突？但如果不是日军走丢一个兵，这个冲突根本起不来。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难得的是，日本方面还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甚至拿出了抗战中边区编的故事小册子来说“共产党讲刘少奇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要知道这种故事是下层鼓舞士气所用，里面还有“少帅拿腰别子（一种单打手枪）吓唬日本人”的内容呢。其实，所谓“*挑起卢沟桥事变”，虽然最初是日本人说的，倒是后来国民党讲得更多。追溯起来，泄愤的成分居多，因为抗战之后共产党的确发展起来了。国民党的意思是你共产党是得利者啊，不是你的阴谋是谁的阴谋？可是共产党是否有这样大的魄力搞如此阴谋？实在是难以置信。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对和日军大打后会不会亡国，都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火也能玩得吗？！很容易玉石俱焚的。当然，要按国民党方面一些人的看法，共产党都是丧心病狂之辈，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更何况抗战后最如日中天的恰恰是蒋委员长。如果不是随后搞五子登科、劫收、裁撤异己等等，国民党军七个打一个的优势共产党怎能得天下？事实上，日本方面对于卢沟桥事变有多个“真相”版本。专挑其中一个大肆宣扬，也是偏颇得有理。另外两个非常有影响的版本，一个是说卢沟桥事变起自张自忠的阴谋，是张自忠意图夺宋哲元的权，才不断挑起三十七师与日军的冲突，以便从中渔利，并有所谓二十九军内部说法为证——“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甚至，今天日本还有说法讲张自忠后来的战死是为了要给“挑起中日战争造成生灵涂炭”赎罪。其实，这也不足一驳，三十八师的布防地区是天津，如果宋哲元不调，他怎么能跑到卢沟桥去参战呢？实际上宋一直犹豫，不敢与日军全面开战，所以直到25日根本没有调其他部队增援三十七师。而26日发现日军已经准备就绪后，宋决定出击，当天第一支与日军交战的部队就是三十八师。张自忠当时利用切断电话线的方法将日军一个中队外加电话兵一个小队调出廊坊营房试图围歼，是为双方决战的序幕。可惜，因为当时日军已经增兵平津，兵力充足，很快前来增援，这次歼灭战以日军接应突围成功告终。此后，三十八师在天津也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顽强进攻。如果不是南苑失守，胜负难料。此后张自忠为了洗刷“汉奸”之辱每战以死相拼，不料“汉奸”之外，还有这样的故事给他。另一个说法，日军认为此战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目的是为了避免二十九军倒向日本，故意挑起战事，迫使二十九军依附中央抗日。宋哲元自己也曾经在对日军质询冲突的文件中解释，说冲突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引发的，而且此后也确实对蒋戒心很重，直到25日仍然发电阻止中央军北上增援自己。甚至，日方将这个计划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一口咬定促使中日开战是这个德国人的主意，认为他是对堑壕战太有信心的缘故。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没有做好抗战准备，他似乎不会主动追求全面开战。开战的准备时间越长，显然是对蒋越有利的。以上各种说法，在日本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信誓旦旦的材料。但是，真相如何？看看从1931年开始日军的不断进军，多少能明白些吧。总不会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一步一步逼得日本人占了东北又占了热河，占了长城又占了察绥，占了冀东又不得已来占平津……总之，都是中国人的阴谋，逼的。皇军，总是有理。
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谈谈通州事件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3月24日13:33 新浪读书 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摧毁日军弹药16辆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二十九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其实，分析一下，这种叫嚣毫无道理。第一，在这次事件中，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而日军在中国造成几十人死亡的屠杀事件，何止千起？如果这样规模的事件日本教科书都要记载，怕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要装不下吧。第二，日本居留民是否是普通平民。实际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一二八事变，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和日军共同作战的。九一八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而且仿佛理直气壮。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 “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事实上后来华北伪军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役军人训练的。既然你手持武器作战，又要求别人把你当作平民对待，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为当年的扫荡辩护，称中国的老百姓给八路军提供补给和情报，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第三，除了规模，南京大屠杀与通州事件性质区别何在？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受日本政府指挥，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而通州事件呢？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既然如此，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才使伪军中充斥了暴徒和流氓。与此相反，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这一点在日本的归俘多有描述。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军队中，就有绅士风度，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就变成了野兽。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是不是应该这个写法？“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以至奸杀日人……”不知道这件事上，皇军能怎样有理法。
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1）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3月24日13:33 新浪读书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17－1 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９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１７－３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２５０名，以及日军*中国女性的经过。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１３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１３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 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３０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 ’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８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更多精彩www.07600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