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得更高 汪峰吉他谱:卡扎菲革命时曾宣称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卡扎菲革命时曾宣称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发布时间:2011-09-20 10:21 作者:李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34次

 　　虽然卡扎菲宣称他发起的运动，意在“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可还是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卡扎菲此举是求助于权力来保持控制，他要警告权力结构中的某些特定人物，从而让他成为大地上的唯一力量。

卡扎菲（摄于1971年）   　　“九月革命”   　　1969年9月1日早晨6点，是班加西广播电台早祷的时间。像往常一样，很多人打开收音机，听着里面报祷人吟唱的《古兰经》。突然，广播中断了，接着是一曲军乐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   　　“伟大的利比亚人民啊，奉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命，向你们宣布：为了履行你们自由的意志，为了实现你们可贵的意愿，为了真正响应你们再三发出的要求变革、渴望纯净、力促行动与先发制人、亟待革命和进攻的呼吁，你们的武装力量已经摧毁了反动、落后、衰败的政权……”   　　很多人都被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惊住了，包括正在苏尔特沙漠一座帐篷里的老夫妻阿布·迈尼亚尔·卡扎菲和艾莎，他们俩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虽然在广播里讲话的人并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但他们还是从断断续续却又非常熟悉的声音听出来，在广播电台里宣布推翻伊德里斯国王的人，正是他们的小儿子穆阿迈尔·卡扎菲。   　　实际上，直到一星期之后，外界才知道，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正是只有27岁、默默无闻的信号兵中尉卡扎菲。其实卡扎菲走到政坛中央极具戏剧色彩，那个据说预谋了10年之久的军事政变，从头到尾混乱无序、阴差阳错。政变成功后，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卡扎菲和自己的同伴们眉飞色舞地回忆起那天的诸多细节，听起来就像一场闹剧。   　　1969年8月31日深夜，卡扎菲与青年军官们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卡扎菲命令他的重要助手奥马尔·米海什乘傍晚的飞机前往首都的黎波里组织军营的接管工作。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发现飞机已满员。幸亏一个机场官员是他的朋友，总算走了后门上了飞机。到了的黎波里机场，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军营，下车时居然糊里糊涂地把武器和子弹丢在了车上。   　　在班加西，按照计划，卡扎菲和两个上尉要在凌晨1点接管贝卡军营和电台。他们正要出发时，先是来了两个宪兵，让他们帮忙修摩托车，卡扎菲推托明天再去；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宪兵打发走，另一个同谋者却惊慌失措地跑过来，说他们已经暴露。卡扎菲还是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勇敢地对付这个局面”。他把子弹和轻机枪塞满吉普车，一马当先地率领军队去占领班加西电台。当他走到半程回眸一望，却惊讶地发现，在前往班加西的路上，竟然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原来，在前一个岔路口，他的随行车队朝着贝卡军营方向开去了。卡扎菲于是独自一人行驶在去班加西的路上，“沿途没有灯，什么都没有”。   　　更为可笑的是，负责占领的黎波里国家广播电台的军官开车绕城一周，竟然没有找到电台，只好慌慌张张地原路返回。负责接管的黎波里城外防空部队的贾卢德和霍尼，指挥着600名士兵，到行动时才发现只有1050发子弹可供使用，好在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就是这样一场仓促上阵、漏洞百出的军事政变居然获得了成功。政变发生时，留守国内的王储兼首相哈桑·里达王子则在王宫中喝得酩酊大醉。他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次日被捕。这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革命军仅在突袭班加西的王室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1人被打死，15人受伤。   　　卡扎菲带人进入班加西广播电视大楼后，直接进到值班广播员室，要求广播员播送军乐曲。广播员惊恐不安，放了歌曲却不是进行曲。当卡扎菲要他为革命的第一篇声明录音时，广播员的语调显然惊慌失措。最终不得不由卡扎菲亲自读第一篇声明——实际上，这是卡扎菲仓促之中准备的，他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几个要点，其余是广播时临时加上去的。   　　青年军官卡扎菲   　　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沙漠中部，苏尔特以南50英里的阿布哈迪。他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贝都因人。卡扎菲的家庭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部族家庭，他有3个姐姐，全家都靠出租骆驼维持生计。   　　1951年，利比亚获得独立时，卡扎菲还在苏尔特一所小学读书，他是家族中能读、写、受过正规教育的第一人。卡扎菲学习很用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一周回家一次，来回都是徒步。那时的他一脸严肃、沉默寡言、虔诚笃信。因为是班里最大的学生，又是贝都因人，他常常被同学嘲笑。   　　14岁那年，卡扎菲到在利比亚中南部的一个小城塞卜哈读中学。塞卜哈可以说是卡扎菲革命生涯的起点。他在那里定期接触阿拉伯报纸与电台广播，特别是收听来自开罗的“阿拉伯之声”，里面传出的埃及领导人纳赛尔雄辩有力的讲话，深深地吸引了少年卡扎菲。   　　1952年，纳赛尔发动的革命，使埃及进入一个新时期。埃及的反帝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主张平等、社会主义的国内改革，受到中东地区民众的广泛欢迎，埃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尊重。纳赛尔的《革命哲学》成了除《古兰经》之外，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认识到“武力”的神奇，“殷切盼望着向敌人开火”。   　　另一方面，此时的卡扎菲已从一个封闭地区来的乡巴佬，成长为英气十足、初具个人魅力的少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围绕在卡扎菲身边，其中很多人成为他信赖的亲密助手，这大概是塞卜哈生活给他带来的另一个转变。卡扎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子，已成长为一位雄辩者。他经常站在公园的墙上对同伴慷慨陈词，以至于他的朋友有时要随身带着一把小凳子，以便能让他站在凳子上演讲。不久，卡扎菲便因组织政治游行而被学校开除。   　　卡扎菲后来到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读书。这里，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上世纪60年代，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各种政治组织躁动不安、竞相争取支持的舞台。卡扎菲在米苏拉塔读书期间，也正是他政治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卡扎菲明显对政治人物感兴趣，他读了很多领袖人物比如林肯、凯末尔的传记，还看过孙中山的文集等。   　　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1963年，卡扎菲放弃了已经学习了两年的大学历史专业，加入保卫国王的精锐部队——昔兰尼加卫队，进入利比亚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学院的英国教官洛上校，对这位持强烈反西方态度的青年军官印象不佳，评价说“他是我们最落后的学员”，“在班加西军事学院里，别人能做到的，他要花成倍的时间；98%的学员通过了考试，只有2%的学员没通过，他就是其中之一”。   　　奇怪的是，在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的第二年，1966年，他获得了去英国培训的机会。其间，他曾在波沃顿完成皇家空军中队信号教导员的课程——不过卡扎菲后来承认，他是靠欺骗手段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宣称自己是一名亲英人士，并声明英国军队是利比亚宝贵的财富。卡扎菲业余时间表现出来的兴趣主要是足球和阅读，其英国指导员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一个幽默、有趣味的军官，总是乐观向上，工作起来很努力，并且勤勤恳恳尽职尽责。”   　　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到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中尉军官。实际上，早在1969年1月，卡扎菲便想有所行动，后来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7月，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下议院领袖召到希腊，宣布退位，王位交给侄子侯赛因王储，利比亚局势更趋混乱。   　　一个突发事件成了革命的导火索：1969年8月21日，一个澳大利亚宗教狂热分子在耶路撒冷旧城里，纵火焚烧了伊斯兰教三大圣地之一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世界群情激愤。卡扎菲召集身边的青年军官，决定在9月1日采取行动。   　　有意思的是，卡扎菲曾到中国台湾政战学校的“远朋班”就读。“远朋班”全称为“远朋国建班”，是台湾“外交部”在1964年设立的。在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下，作为当时美国“反共联盟”的重要棋子，台湾“远朋班”的任务，就是专门代训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级军官，使他们回国后成为反共中坚。据台湾媒体最近报道，“远朋班”号称训练出三位“军事强人”，除了卡扎菲之外，还有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卡扎菲一直对台湾很“友善”。在1978年与台湾断交后，他仍允许台湾商务代表处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动作，一直到1997年。2006年1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去利比亚访问。可是此时，被视为卡扎菲接班人的次子赛义夫却去台湾见了陈水扁。据陪同李肇星前往利比亚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刘顺介绍，当时李外长还向卡扎菲提出抗议。“卡扎菲的表态倒挺好，他说领导人的儿子也是普通公民，不代表官方——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儿子虽然没有头衔，却也不是‘普通公民’，但至少勉强说得过去吧。”可是4个月后，卡扎菲又邀请陈水扁访问利比亚。 利比亚革命期间，卡扎菲向民众发表讲话（摄于1969年） 卡扎菲近照（摄于2009年）   　　“超级明星”   　　卡扎菲一上台便亮出其鲜明的民族主义者的招牌，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了的黎波里所有的外文路牌。然后又将惠勒斯空军基地的6000名美国工作人员赶走、让英国人撤离了布鲁克空军基地。   　　这些狂野激进的民族主义行动，使得卡扎菲在国内的仇外支持者面前成了一个英雄，甚至是一位圣人。他的照片排满街头，他的画像甚至被挂到的黎波里耶稣受难像上面，不过这个大教堂已改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清真寺。   　　年轻时的卡扎菲，据说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他向民众发表演说时，有时一口气说上四五个小时，急得声嘶力竭：“不要认为我有什么事情不告诉你们；我要把一切事物都告诉你们；我们大家应该互相信任！”他甚至急得哭起来。群众则回答说：“我们将以我们的精神、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宗教，同你一起战斗，喔，卡扎菲！”   　　像中世纪的侠客一样，他用狂风骤雨式的个人行动向他不满意的体制和行为开刀。1971年，他到政府机关突访，发现许多机关职员在办公室喝咖啡聊天，这引起他的极大不满。第二天，他派军用卡车开进政府的所有办公大楼，军队甚至闯入了内阁部长的办公室，拉走了办公室里的大部分家具。后来那里的工作人员只能靠着空荡的房间和走廊的墙壁来看报纸，或在水泥地板上泡咖啡。   　　卡扎菲另一个被广为传播的故事，是有一次他乔装成平民，脸上用一块布半掩着，来到的黎波里一家拥挤不堪的中心医院，和医生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要求医生去他家看病。忙得不可开交的医生最后给了他两片阿司匹林敷衍了事。卡扎菲立即拉下围布，愤怒地向医生宣布：他必须现在就离开这个国家。当天晚上，这个倒霉的医生就被驱逐出利比亚。   　　喜欢制造新闻，喜欢被人关注，这是卡扎菲被外界公认的性格。在生活中，他同样喜欢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与后期只穿单身传统民族长袍相反，80年代左右的卡扎菲衣饰华丽。“有时一天要换3次衣服。”英国出版的《卡扎菲传》描述，从装饰着奖章的海军装，到阿拉伯国家元首服，直到装有复杂的拉锁和纽扣的跳伞服。“在危机时期一位访问阿齐齐亚的人发现，卡扎菲身着红绸衬衫，金色的斗篷和蜥蜴皮的拖鞋，很像一位要去参加迪斯科舞会的时髦青年人。”据说卡扎菲在利比亚时尚潮流上面也是“领袖”的角色。“无论我穿哪种服装都会流行。”他曾不无得意地告诉别人。他还说自己曾收到过很多美国妇女的来信，称赞他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喜欢他的头发。   　　卡扎菲显然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超级明星。可是他感受到的外部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有多大差距？早期曾采访过卡扎菲的一位美国记者发现，卡扎菲当时用一台很小的索尼收音机，收听英国BBC的阿拉伯节目，“这是他能得到不带偏见信息的少数渠道之一”。这位记者观察，利比亚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官方新闻机构都向这位领袖极尽谄媚之能事，他们有选择地报道、无限夸大外部对利比亚支持的消息。卡扎菲的外事机构也被革命委员会的狂热分子所控制，外交部的电报喋喋不休地报告来自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组织的赞美之辞，卡扎菲于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周围为他编织的一幅幻象当中。“我在利比亚已建立了一个理想国。”他说，“不是人们在书本上描写的虚无缥缈的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的理想国。”   　　在这个“理想国”里，所有政府单位不设部长一职，负责人统称“书记”，内阁总理是“全国人民委员会总书记”，外交部长则是“全国人民委员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书记”，驻外单位不叫大使馆，而是“人民办事局”，相应地，大使也不是大使，而是“某某书记”。1979年3月，卡扎菲则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只保留“革命导师和兄弟领袖”称号，简称“革命领袖”。这个革命领袖，当然是超然于一切之上的。   　　也许是认为自己该和其他领袖人物一样，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学说，卡扎菲在70年代初提出了“第三国际理论”，他认为自己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了一条完全独创的道路；不久，对革命形势不满的卡扎菲也在国内发起了乌托邦式的群众运动——1973年6月2日晚，他命令利比亚人向的黎波里电台夺权，这时外界才闻到“文化革命”的气息，游行队伍迅速包围电台，然后冲进去夺了权，将它改名为“人民革命电台”，大学、中学、政府部门等，也纷纷效仿。   　　虽然卡扎菲宣称他发起的运动，意在“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可还是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卡扎菲此举是求助于权力来保持控制，他要警告权力结构中的某些特定人物，“他要毁灭他们，从而让他成为大地上的唯一力量”。而在《绿皮书》第一卷最后一段，卡扎菲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实际而言，强者总是统治者，即社会上最强的一方进行着统治。”显然，卡扎菲认为自己是超越一切权力之上的最强者，谁也不能挑战他的权威。   　　卡扎菲还曾有一个头衔——利比亚作协名誉主席，2001年，曾出版过萨达姆小说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卡扎菲小说选》。虽然冠之以“小说”，但里面的文章更接近于随笔杂文。出版人周百义承认，这位革命领袖的书卖得不好，“因为卡扎菲的小说写得不像小说，没故事、情节、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引不起读者兴趣”。   　　阿拉伯领袖之梦   　　早期的卡扎菲是纳赛尔的狂热崇拜者，卡扎菲本人也毫不掩饰这一点。无论是他在“九月革命”提出的目标，还是在“九月革命”的演讲中，都很明显地模仿纳赛尔20年前在埃及发动的革命。他反复熟读的纳赛尔的《革命哲学》里有这样一段话：“历史篇章中充满着英雄人物，他们在关键时刻为自己创造了扮演光荣战士角色的时势。同时历史篇章也充满了英勇和光荣的角色而从来没有找到英雄人物来扮演他们。基于某种理由，在我看来，阿拉伯世界里有一个角色正在无目的地四处找寻一位英雄。”对这句话着迷不已的卡扎菲，显然将自己视为阿拉伯世界正苦苦寻找的那位英雄。比起纳赛尔渐进式的革命，卡扎菲采取的是更激烈、更粗暴的方式。   　　上台伊始，卡扎菲便向纳赛尔表示，要用战争方式解决掉以色列。纳赛尔解释说，国际形势不允许这样做，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允许可能出现导致核战争的情形。卡扎菲听后马上问：“以色列有核弹吗？”纳赛尔回答说，有很大可能。他又问：“我们有核弹吗？”纳赛尔说：“不，我们没有。”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突发心脏病去世。纳赛尔在世时，是“能对卡扎菲进行约束并引导他通过阿拉伯政治这一充满危险的布雷区”的唯一领导人。而卡扎菲在纳赛尔死后，更将自己视为“阿拉伯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他要填补纳赛尔的空白，扩大阿拉伯大家庭的联盟，最终战胜以色列。   　　他有一次在国会大会上自大地宣称：“普鲁士人统一了德意志，皮埃蒙特统一了意大利，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也将扮演这样的角色，统一整个阿拉伯民族。”1971年4月，在卡扎菲的努力下，他与埃及总统萨达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的黎波里宣告“阿拉伯联邦共和国”成立。可是墨迹未干，这个大家庭内部就出现严重分歧。各持自己算盘的三方，根本没有“联邦”的任何物质及思想基础。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对卡扎菲的态度并没有那么友好。他和卡扎菲的关系很快就从冷淡变成了厌恶，最后变成了敌视。萨达特怀疑卡扎菲有严重的毛病，和别人不一样。为了强迫这场“联姻”，1973年9月卡扎菲竟然组织了2万利比亚人跋涉1500英里，向开罗进发。这支长达7公里的队伍看起来非常滑稽，他们挥舞着旗子，喊着口号，强烈要求利比亚与埃及合并。   　　卡扎菲相信，到了埃及后，那里也一定有大批要求统一的民众加入进来。可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料。萨达特警告利比亚人必须在距开罗以西250英里的马特鲁停止前进，不仅如此，埃及政府用火车车厢封锁了主要通道，2万利比亚人只能滞留边境。虽然有石油资源相诱惑，卡扎菲与埃及联姻的想法被证明是一厢情愿。   　　卡扎菲异想天开式的革命热情，常常令他的阿拉伯兄弟也吃不消。1972年12月22日，卡扎菲在突尼斯的一个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号召和利比亚统一。正在家里收听卡扎菲讲话实况广播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大吃一惊，赶紧赶到现场，匆忙抢过话筒说卡扎菲关于统一的观点脱离实际。他还很不给面子地直言道：阿拉伯人从来未曾联合为一个整体，而且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听一位连自己内部团结都搞不好的落后国家领导人的说教。   　　为了使自己更符合“阿拉伯英雄”的角色，卡扎菲也不惜一切代价。他曾每年给埃及提供1.25亿美元，给叙利亚4500万美元，给巴勒斯坦游击运动2500万美元，他还拿出钱来给马里、乍得、乌干达和尼日尔这些非洲国家，让他们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卡扎菲最喜欢的事业，是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对抗——对于卡扎菲狂热的态度，西方媒体尖酸地讥讽道：利比亚“离前线很远，而主战却又最激烈”。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