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t735专柜价:中国不高兴的“症结”: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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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宋晓军 王小东等著《中国不高兴》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3月出版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本书连载】

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横空出世，冷静地梳理了中西方关系，在当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和争议。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走过了12年的历程，中国也将从“只想领导自己”变成“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国家。它显然比12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少了一些情绪性色彩，是一本呼吁“正视内政愤懑”、“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高兴》的确称得上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

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2008年中国的几件事情使我们形成了对世界形势的展望，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三鹿奶粉问题，另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都很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三鹿奶粉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件，体现了中国这个社会或者是文明现在所遭遇的巨大问题。不仅仅是三鹿奶粉，几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奶粉，而是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问题。到了21世纪，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衰退和崩溃。我觉得这都是明显的预兆。

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称职的。有朋友去东南亚，约好了见面时间，人家经常会晚五六个小时才来。一位朋友跟我说过，他去印度访问，印度人问:你们修高速公路怎么那么快，你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贪污很厉害，很多工程款被贪污掉了。印度人问:大概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大概估摸着说:5%吧(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款基数大，5%当然是很大的数额)。印度人笑了:你们太廉洁了，我们是反过来，95%被贪污了。(我想这也只是个估摸，只是表示很多而已。)朋友很奇怪:95%被贪污了，那这工程还能干吗？印度人回答:我们有辙儿，不是有民主吗？用民主程序把这个工程给搅黄了，不修了，95%拿走，5%搅黄这个工程。我讲这个插曲可决不是反对民主，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确实也得看是谁用。

实事求是地说，跟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比的话，我们国家的精英层还算是好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还行。但是我认为，像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13亿人在这个世界自立，在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能以这样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坦率地说，将来一旦出现争夺能源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局面的话，那些民族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要比他们强得多才行，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才行！

外部大的打击恐怕不会等太久就来了。这个大的打击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就是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枯竭。

美国人斯蒂芬·李柏和格伦·斯特拉西写了一本书《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这本书讲，现在很多人在扯淡，说什么现在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环境问题、气候变暖等等，纯粹是胡扯，连他17岁的儿子都看出来了，这些问题都是胡扯，真正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枯竭。现在地球上的石油，恐怕不够把世界变暖多少了，也就再用个二三十年吧，这还得以人类对石油的消费不是特别快速的增加为前提。那么有没有替代的办法呢？其实现在根本看不出来。这本书说:有一些人很乐观，只要石油价格上去，我们就会把油给找出来。这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发现太大的油田，而找石油的科技水平却越来越高，花费越来越大，这恰恰就证明石油在地壳里越来越难找了，真的是没有了。科技那么高，花那么多钱去找，你怎么还找不到呢？过去可不是花这么多钱去找的，过去的科技水平比现在低多了石油都能找到。所以说，再找到大量的石油资源几乎没有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是谁也拦不住的。再说，凭什么拦住我们用？中国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应该节约，应该天人合一(辟谷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来。这个观点看似高明，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一，这没有什么可行性。说这样话的人自己都住着大房子，开着车呢。他们自己不身体力行，减少石油的消费，要我们减少，非常的虚伪。最虚伪的就是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他的房子一个月用一万多度电，竟然因为环保拿了诺贝尔奖。环保主义者这德行还真不少，所以宣传环保，不管是西方的宣传还是中国的宣传，往往都是扯淡，人性如此，收不住。

刚才讲的是全人类角度，再来看第二点。从中国人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省下来有用吗？我们省下来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吗？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之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消费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为你不发展了，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会被别人淘汰掉。在这个格局之下，人类不大可能通过节流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开源呢，找替代性能源？我觉得像煤炭、天然气、油砂什么的没必要再讲，那些化石燃料最多延长一点时间。核能也不行，《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里就讲，如果我们全力发展核电站的话，铀在6～30年之内就会被用光。真正可持续的应该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水力，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有几十年了，也发展得差不多了。还有生物质能(人类最早利用的其实就是生物质能:砍树)，这几年发展生物质能，搞得粮食价格暴涨，发达国家把玉米烧了开汽车，发展中国家的人就得饿死。将来有没有可能突破？比如说在海里用海藻生产生物质能什么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其前景如何。风力稍微有点希望，但是占的比例也不高。前段时间国内有人开始大面积忽悠太阳能电池板能解决问题。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希望非常渺茫，现在技术上还看不到突破。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到2030年，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最多占到美国能源使用的1%，这是来不及的。就算按照那些忽悠人的说法，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全覆盖了，把亚利桑那州沙漠全覆盖了，这个施工量得有多大？施工的当中又要消费多少能源？全都是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帮人出来忽悠太阳能电池板可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说穿了，是因为有不少中国企业上了大量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所以要大造舆论，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能源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办？没办法，文明只能退回去，现在的复杂文明维持不下去，就退回到简单文明去。这也是《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一书中的观点。

中国人最不习惯“文明退回去”这个观念。因为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中国文明基本上没有大的倒退。当然，在每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都有人口的锐减，文明的相对简单化，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还都只能算是小的倒退。我们近现代100多年也可以算小的倒退，但如果是以文明史的尺度来看，还是算不上倒退。但就整个人类来说，不要说倒退，文明灭绝了的事也不少，欧洲就有大的倒退。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讲法，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经过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才恢复到罗马帝国当时的水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是非常简单的，根据基佐(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挨骂的那个基佐，他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政治家)讲的《欧洲文明史》，当时欧洲的社会基本状态，大致就是领主的几口人之家，外带几个仆人、一些农奴及依附的少数自由民等等，这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了，非常简单，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极其艰苦。我们知道罗马人爱洗澡，澡堂子修得很漂亮，可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是不洗澡的，法国国王半年才洗一回澡。所以，文明是可以退回去的。文明也会灭绝。比如说由于能源的耗尽，文明灭绝了，这不是什么非常罕见的事，复活节岛的文明据说就这么灭绝了。

复活节岛上的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传统，就是比谁的石像造得更大，造得越大就越能凸显首领的崇高地位。问题来了，要把石像立起来需要用绳子拉，而绳子是用树皮做的。结果300年中，为了拉石像把树砍光了。砍光了树木，他们就失去了众多的食物来源，也没法造独木舟了，不能去深海打鱼了。我们可以把树看作是岛上的能源，能源耗竭完，文明也就灭绝了。

总之，文明是可以灭绝或倒退的，比如欧洲，还有楼兰、北印度文明等，没什么稀奇的，只不过中国人不习惯而已。欧洲人比中国人习惯多了。

“现在很爽”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我老责备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那一套呢？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现在就很好，现在挺爽”。问题是不但现在很多人没爽，而且还越来越不爽。

我们能明显看到，把经济放开一点，中国的人才在经济领域就能驰骋，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经商，比如说，有一些人适合从政，有一些人适合搞学术，有一些人适合搞文化、搞娱乐或者搞传媒，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民主，不准竞争，安分止争，谁也不会服气。大家明着看一群笨蛋在那个位置上坐着，却不能跟他们竞争。有那么多人明明比他们强一万倍，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家心里能好受吗？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

“神七”上天，欢呼的非常多，中国人的爱国心算是扳回一点，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打击已经大到“神七”无法冲喜的地步。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之后，再说批评外国人，包括批评日本人，年轻人马上不接受了，说“你先看自个儿吧，做得那么糟糕”。对日本人也不批评了，甚至不容许别人表达可能是对日本人的批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到一个日本街头现象。不少游客喜欢在日本街头照相，所以很多日本女孩子就成群结伙打扮得特别妖艳，在街头摆出姿势让大家照。这是人类的一种表现欲望，说这个事的人并没有批评日本，只是说日本的一个逸闻。标题用了“震惊”的字眼，也无非是当今“标题党”的风习(但还算不上是标题党)，可马上就有人上来骂，他们说日本人这有什么错呀，你凭什么骂日本呀！逆向种族主义情绪马上就来了。我长期搞民意调查工作，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确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高兴”是可以转变的。同样是“火炬一代”，先前维护了我们的国家，转过来他照样可以不维护你。

年轻人在火炬事件中高尚了一把，他们要求精英至少也同样高尚一把。年轻人说:我们爱国了，政府是否也该做得好一点？

但无论如何，今天80后比老几代人爱国得多。他们可能在私德方面有很多缺点，但是在爱国问题上，在民族凝聚力问题上，80后比70后强，70后比60后强，60后比50后、40后强，体现了一个单调上升规律。这个规律一直要推到20后才不适用。因为20后是受过外国人伤害的，经历过抗日战争。80后由于没有历史负担，他们的成长过程比较好，没有遭受过父辈、祖辈的苦难。但是他们的爱国情绪被三鹿奶粉事件所体现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当头一棒，而且这一棒子打得不轻。青年人热血沸腾了一把，最后却让你打了一闷棍。

缺乏外部选择压，大家都会完蛋

盛极必衰，强大到没有选择压的时候，衰退、腐朽就开始了。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德行那个德行，有些德行确实不怎么样，其病根就是在这里:古代中国非常强大，在很长历史当中，外部选择压很弱，于是越混越衰朽，这是很自然的。美国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刚混了两百多年，就混到了中国混了两千多年才达到的地步，比中国还快。

这个世界的强国自从打过两次大战以后，没有了选择压。有了核武器，互相之间不敢打，选择压弱了。冷战之后，更是几乎没有选择压了，美国人福山高兴得忘乎所以，说“历史终结”了。

今天中国怎么样？别看中国好像如有些人说的显得病怏怏的，其实在外界也没有多少选择压。中国也是核国家，中国再怎么不灵，别人也不敢揍，美国人不敢来直接揍你。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感觉可以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衰退。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一定会衰退。

宋晓军讲中国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引入外部选择压。在压力下自己更新，在压力下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它老是主动地制造敌人。

其实，这根本不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问题，全世界人类都一样，美国绝对不像中国逆向种族主义精英们讲的那样有道德，比如说华尔街，按美国人的话说，就是那几只“肥猫”把全美国老百姓抢光了。很多美国退休老人衣食无着，不知道怎么办，存的钱全都没了。

我讲美国在衰朽，国内一些人又蹿上来了，他们讲美国如何如何强大，今天的金融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很快可以恢复，等等。这些人很愚昧。我讲美国在衰朽，着眼点根本就不仅仅是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可以拿来说事的现象而已。我们要有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社会生物学还真就可以帮助我们具有这样的穿透历史文明的大眼光。但我在前面把社会生物学结合人类历史来分析，是我自己的观点。社会生物学家们谈这些的篇幅往往很少，就很少的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西方“政治正确性”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也是不敢谈。我谈的这些，错了，责任全是我自己的；对了，功劳我也有一点。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没有选择压，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问题是现在没有，你麻痹了，懒惰了，最后一下子强压来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资源的危机早晚会来，如今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资源降价是暂时的，中国人的“不高兴”只是一个开头，这还不仅仅是直觉了，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这种前景。

凤凰卫视3月25日《震海听风录》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政论新书《中国不高兴》，在两岸三地引起极大关注。书中提出中国要打破西方围堵，做超强国家领导世界，触发民族主义大讨论。作者之一的宋强，也是12年前撰写轰动海内外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之一。宋强独家作客《听风录》，与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信强和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对话，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新解读。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

《中国不高兴》是两会期间出版的一本书，据说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各地热卖之中。该书的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同时书的封面上，印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以及“抽丝剥茧驱妖娥,敢为今世开太平”等，可以说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字句。

有人说这本书是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是新世纪的续集，因为5名作者之一的宋强，就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几名作者之一。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解说：宋强，1964年生于大连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广告经理和电台主任。曾经出版过政论书《中国可以说不》，也是北京电视台大型专题片《电视往事》和《北京记忆》的总撰稿人。现在是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撰稿人。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解说：宋强与多名作者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曾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见证。如今宋强再连同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和刘仰，推出升级版的《中国不高兴》，在两会期间出版，再度引起海外内的关注。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和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书中严厉批评西方国家的围堵政策，主张中国要推行强硬外交，持剑经商，做超级大国，呼唤英雄集团。

这些重磅观点，在两岸三地思想界造成很大震撼，也引起很多争议。

邱震海：好，同时跨越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到今天21世纪，回到2009年，《中国不高兴》，两书的作者，宋强先生，现在就在我们的北京巷。您好，宋先生。

宋强（《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您好。

邱震海：非常感谢上我们的节目。我首先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本书，从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到今天《中国不高兴》，从个人的心路历程来说，您试图解决，或者探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宋强：这本书，副标题叫“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书的名字是《中国不高兴》，不高兴是一个通俗、易懂的表达方法。

然后它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我们通俗的，把这个书做一个通俗的解读。不高兴，有对内的不高兴和对外的不高兴。对内的不高兴，在书里面已经传达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内政外交均面临挑战

宋强：对内不高兴就是说，2008年的很多的悲剧性的事件，包括一些足以瓦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这样一些事情，促使我们喊出“内修人权”这样的一个口号。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对外事务走到临界点

宋强：对外的不高兴，大家知道，这几年，特别是去年的国际局势，以及经济局势，促使中国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什么样的一个临界点？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中后期形成的，一个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走向一个比较强大的主权经济体，这样一个过程中，用一句大俗话说，中国似乎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混下去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发展呼唤大目标？

宋强：两种选择，要不就是李登辉说的，分成7个国家，可能对大家来说，是太平无事。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书里主张的，中国要建立大目标，要成为一流大国，民族集团。

邱震海：从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您可以说是主要的撰稿者。到今年《中国不高兴》您也是主要的撰稿者之一。你觉得这两本书的异同点在哪里？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可以说不》折射时代背景

宋强：这两本书的异同点，我觉得第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它的主要的价值呢，就是说不在书的本身，而在这个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我们唤起了民意？还是我们被民意所鼓舞？这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互相影响的（齐正）的关系，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客观意义，因为发出了这么一个声音，让西方也了解了，这本书不是中国政府操纵的，而是一种真实、实在的，一个强大的声音，一种信息传递。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破中有立？

宋强：应该说第二本书，有宋晓军、黄纪苏、王小东、刘仰的介入。它是在破的过程中，也尝试了去立一些东西。比如说中国的主张，中国要建立大目标，要在自己变成一个强大的主权经济体的同时，要有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个书里面提出了，持剑经商的这样一些观点。

邱震海：90年代这本《中国可以说不》，我们知道，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也可以说引起的巨大的争议。有的人把它称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和里程碑。这本《中国不高兴》，就您作为作者来说，您愿意看到人们也把它定义为，在新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里程碑和象征吗？

宋强：关于这个民族主义，这种定位和投射，我们一直是有所保留的。不过呢，我想就像王小东说的一句话一样，好像没有别的帽子可以戴在这个头上，我们就姑且认之。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民族主义？

宋强：我还说的第二点，就是当人们探讨民族主义的积极价值和负面价值的时候，可能他们通常是想重点说出它的负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需要做一定的厘清。

邱震海：好，那我们就来梳理一下，我们换一个角度。切到上海，听听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信强先生的观点。

信先生您好。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邱先生您好。

邱震海：您怎么看刚才宋强先生的观点？就是从内政的愤懑到外交的郁闷，中国人不高兴了。那么现在中国在破的同时，要树立一个大目标，需要一个大的目标，需要出一个英雄集团，等等这些观点？

信强：这本书我是认真的读了一下，其中有些观点，应该说针砭时弊，提出的观点，相当的有力度，也是有一定深度的。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有立论无支撑

信强：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本人不敢苟同。

一是，有些观点，我觉得还是有点过于偏激了。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书中提出的观点，有立论，但是没有提出能够令人信服，符合逻辑的论据的支撑。还有一个感觉，也是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里面提出了一些观点，但是似是而非。有些东西乍听上去，觉得似乎有理。但是如果一深究的话，好像又感觉有一些不对头的地方。

邱震海：书上有一个小的观点，它说到中国年轻人，现在已经不高兴了。2008年整体的中国奥运，中国整体的，跟西方在奥运和西藏问题上，产生的风波是中国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现在非常的不高兴。我相信您也是70后的，也可以说在年轻人的范围之内，你怎么看中国年轻人，跟西方一种整体的关系？一种整体的情绪？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具矛盾心态

信强：应该说现在其实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对西方抱持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中国过去的一些年，取得重大的经济成就，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在进行剧烈的一个转型期。那么我们面临一个精神上，或者说价值观上的一种失范，或者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是一种混乱。

西方本身在政治、经济上的这种强势地位，导致它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有时也是一种，非常能够强势的，处于一种高端的位置。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对西方：中国从仰视到平视

信强：那么我们过去，从民国开始，应该说对西方是一种仰视的态度。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试图平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受害者情结，或者说是一种自信，但同时又带有一种自卑的一定成分在里面。所以有时候容易对西方产生一种非常偏激，或者说不是很理性的，就体现在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历史悲情：自信与自卑兼有

信强：包括现在2008年，我看到西方抵制圣火，这些行为，我也是非常愤怒。但是并不能以此彻底的否认西方，我觉得无法得出书中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持剑经商也好，甚至要走向战争，或者强硬的外交政策。我觉得这应该说，是一种不是很理性的应对方法。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听听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先生的观点，您好，杜平。

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您好，震海。

邱震海：从新加坡的角度，您怎么看这本书，以及它的观点？

杜平：这本书，我本身没有看到。但是网上查了很多内容，基本上能够知道它大致的意思。刚才宋强先生今天也讲到了，书上一些主要的观点，我基本上清楚他想要讲什么。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新书反映部分民众情绪

杜平：我觉得是这样，这本书整体的，它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能够代表当下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普通的民众，或者部分青年的一些感想，它是有代表性的，不能说他们几个人，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中外交往当中，他刚才也说到，对内也不高兴。其实尤其是在内部的建设当中，值得中国人高兴的事情，确实要比令人不高兴的事情，多的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不应该只是把眼睛盯在令人不高兴的事情上面，而应该看到更多的，令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上面。

邱震海：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从作者之一宋强先生的表述，以及从信强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先生的观点来看，其实大家对中间，还是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到底如何跨越这个表层，进入问题的深层？进入梳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宋强：听到两位先生的观点，我想继续接着我刚刚阐述到的，人们认为民族主义的负面的东西，我想再多说两句。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如何认识民族主义正面因素？

宋强：就是说在一般的评价当中，没有什么积极的民族主义和消极的民族主义，一般来说侧重于阐述它消极的一面。我在想，也不叫为民族主义申辩。我就想现在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容易在一种思维逻辑上，就像《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面阐述到，容易陷入一种80年代的惯性，或者是我们说90年代思想解放的一种惯性。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文艺腔：以过去思维评判当今？

宋强：这里面有一个不太起眼的章节，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章节，叫“文艺腔”。就是按照过去的惯性来评判现在的问题。比如讲到2008年，出现的火炬一代，还是抵制这种行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在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公众人物，或者是媒体的职业明星，他评判这种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些现象，同过去的一些不祥的历史，相勾连。我觉得就是说，显得比较简单了一点，和轻率了一点，这是第一。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如何界定“新爱国主义”？

宋强：第二个就是关于新爱国主义的一个阐述。新爱国主义的阐述，现在还是一些少数人私下的话题。我觉得新爱国主义的阐述，应该这么界定这个内容。

特征一：百姓自发的爱国本能

第一，它是有区别于官方立场的，是一个中国老百姓的、自发、自动的一个国族认同的，这么一个本能。

特征二：以80后年轻人为主体

宋强：第二，新爱国主义，它的很重要的主体是年轻一代，80后一代，这些人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也是现代意识的积极的贯彻者。

邱震海：对，说到年轻人，请允许我引用一下你们在书中所说的一些观点。您当时曾经说过，你说现在忧国忧民大概成为很多“明白人”，拿来嘲弄的古旧的价值，所以你要追究一种永恒的价值。而这个永恒的价值，你说在去年2008年4月份，风起云涌的新爱国主义运动当中，你看到了，而且你认为，如果把这些新爱国主义运动，纳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大历史来看，我觉得并不高估。

然后王小东先生说了，他说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于，西方人跟中国年轻一代搞坏了关系。确实有一些外国人没有醒悟过来，他还没有理解中西关系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凭什么要取得你们的好感？你们好好取得我们的好感吧，现在的力量对比，已经并不是我们单方面要取得你们的好感的时代了。

而且您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要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您说要讲利益就不能回避斗争，有条件决定历史再简单不过了，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形式，如何和平不能成为可能，那么我就选择战争，这些当年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项。这是您所说的新爱国主义的范畴吗？

如何理解“有条件决裂”？

宋强：这个也包括在新爱国主义这个范畴里面，我说的有条件决裂，它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它是未来的一种可能的选项之一；其次它是前面有一个规定词，叫“有条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事实上的一些日常状态中的中西方的一些磨合，或者我们叫“日常状态下的战争”，事实上一直在发生着，然后中西方的摊牌是一直都在显现中的。

邱震海：有关这个想法，我们来听听其他两位嘉宾的意见，信强和杜平，你们的意见怎么样？新爱国主义同时在这个条件下，中国有条件的，如果要跟西方发生冲突的话，可以是有条件的决裂，二位的观点怎么样的？信强。

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全面决裂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先爱国我肯定是支持，我想肯定所有人都会支持，但是对于有些观点，就是所谓的新爱国主义在书中提出来的观点，引申出来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或者说是这种判断，我个人还不是很赞同，包括像刚才宋先生讲到的，有条件的决裂。

在现代中西方的这种关系处理的过程之中，包括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国家已经进入这种紧密的相互依赖的互动，这么一个全球社会的阶段之中。中国跟世界的互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已经不能再以过去那种，包括冷战，或者冷战前，那种弱肉强食，或者是你死我活的临河博弈的心态来衡量、来判断，并且以此来作为决策依据，这样的话，只能会伤人害己。

中西冲突：双方均存在问题

信强：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现在对于西方，我们是有很多不高兴的地方，这点我也承认，西方同样对我们也有很多不高兴的地方。原因一部分因为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另外一部分也是我们本身存在问题。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双方都能够比较理性的、平和的，以一种中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

宋强：信强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想讲一点，就是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承认的。那么我们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内政的愤懑在瓦解、消解我们国族认同的底线。

冷战后：丛林法则依然存在

宋强：第二，怎么去理解“有条件决裂”这个意思？是针对现在的一种，我认为是比较严峻的一个局面，确实不是说冷战的思维，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冷战的现实你说没有了就化解了，或者说丛林法则，你要从道义上去批驳它，它就自然的去消解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如果说用现实主义的目光来看待这些状况，就是说中西方撕掉温情脉脉的这种面纱，我们进行博弈的一种状况，我觉得有条件决裂，它是有它的现实的可操作性的前提的。

邱震海：好，到底如何来看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今天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是不是还等同于过去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前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当西方用傲慢对待中国的时候，到底是西方本身产生了盲点？还是在中西方沟通过程当中产生了问题？有关这个情况，我们继续请听杜平先生的意见。杜平。

杜平（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震海，你好。

邱震海：你的理解怎么样？

“新爱国主义”语焉不详？

杜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宋强先生，他书上讲的那些新的名词，我觉得也不太了解，什么叫“新爱国主义”？如果说用新爱国主义来否定过去的爱国主义，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

中国外交须有现实主义思维

杜平：但如果说从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来讲，我觉得首先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都应该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这个世界是非常现实的世界，是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在外交上，也要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好好正确去面对。

中国民众应降低对西方期待

杜平：那么中国民众好像对其他国家的期待，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期待，好像比较多一点，其实应该是把这个期待降低到最现实的低水平，或者是用“性本恶”这三个字来提醒自己，不能指望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更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政策和言行，都会自动的配合中国崛起的目标，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的不现实的。所以要记住，我觉得在面对各种非议、挑衅、干扰、挑战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民众的反应应该不是徒自伤悲。

邱震海：宋强先生，他们的书《中国不高兴》中，其实不光是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意思，同时更多的表达了一种要亮剑的这么一种精神。当中国不高兴的时候，就必须要持剑经商，要亮出自己的底线，同时要有条件的决裂。所以从宋强先生他们的观点来说，其实这正是中国用新爱国主义应该展示的某种方面。您的观点怎么样？

“持剑经商”不能成为国策

杜平：这是一种想法，这是一种观点，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我刚才就讲到，如果你自己想强硬的话，你硬得起来吗？凭什么呢？主观上不敢，不是说主观上不敢，而是在客观上，有时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的国际的现实的利益关系，考虑到自己的实力，也更要考虑到你做出“持剑经商”这样的行动，对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我觉得从基本的情绪来讲，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可能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可是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来执行外交政策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理解。

宋强：可能沟通出现了一点问题。

情绪化反应容易产生误导

杜平：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人对于西方国家这些错误的言行感到愤怒，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只是本能的情绪性的反应，情绪化的反应反而也很容易被别人瞧不起，或者是被认为是一个弱者。

邱震海：好，我想讨论到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渐渐有点清楚了。当中西方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问题到底在哪里？中国如何与西方进行沟通？双方到底如何以各自的精神面貌，各自展现在各自的面前？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整体的国民，中国未来的整个一个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中国国民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邱震海：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在中国崛起，或者说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当中，显然无论是中国内部，还是中国跟西方的关系，都出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于是有了《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关键问题在中国不高兴之后，我们到底如何处理跟西方世界的关系？中国未来从自己国家发展来说，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么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请出宋强、信强和新加坡的杜平三位先生。

三位好，宋强先生他们的《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上，里面明确的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大目标，而且要实现一个大目标，是要至少在民间出一些英雄集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上市的某种的大目标，我们目前是一个没有英雄的这么一种时代。

那么有关这个想法，我想先听听信强和杜平他们的观点，然后我想请宋强先生回应一下。信强，您的观点怎么样？中国未来的目标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中国需要大目标无可非议

信强：书中提出了中国需要一个大目标，这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每个国家在自己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宏观的、长远的、战略性的目标，然后再动用各方面的资源去努力实现。但关键是书中，我感觉也并没有写出这个大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也没有提出一个真正理性可行的这种实现的方式。

中国大目标：富国强兵？

信强：中国的目标现在应该说，如果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富国强兵。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努力赶超西方，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的优势，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真正的跻身世界一流民族之中，应该说还是一个漫长的路程要走。

邱震海：您说的富国强兵，跟《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提出的中国需要英雄时代，您觉得有本质的差别吗？从我现在听出来，好像没有本质的差别。

富国强兵之后如何运用力量？

信强：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富国是我们追求的，可以说每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强兵是富国带来的必然的结果。但是你富国强兵之后，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力量，这是我觉得跟宋强先生可能有这种区别。

富国强兵不等于穷兵黩武

信强：我认为你必须要合理、理性的用一种现实的态度，去运用自己可能掌握的力量，而不是动不动就是要有条件的决裂，或者说动不动就不高兴，甚至是走向穷兵黩武的道路，这只能说是伤人害己。

邱震海：杜平，您的观点呢？宋强提出中国要有大目标。

当今中国是否需要英雄集团？

杜平：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嘛，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重要的大目标呢？另外一个就是英雄集团，我觉得“英雄集团”这个含义也是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英雄？谁把这些人组成一个集团呢？

信强：我也有同感。

杜平：我个人认为，中国中华民族应该是一个集体，不能一部分少数人是英雄，另外一些人就不是英雄，不能够这么讲，当然这个新鲜的名词是很有意思的。

邱震海：好，宋强。

呼唤精英高尚停止自我矮化

宋强：这个英雄集团有很强烈的一个针对性，我想可能是中国各色人等，包括刚才信强先生也谈到了，道德沦丧、道德涣散，杜平先生也提到这个东西。我想不管是持何种立场，我们说中国现在形成一些思想格局，都认识这一点。英雄集团主要的核心意思就是呼唤一个伟大社会，希望精英高尚，也希望我们不要再以一种自我消解的文化、自我矮化的文化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国家须让百姓看到大目标

宋强：另外大目标，我觉得不是句空话，虽然书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是大线条的。但是因为一个国家，我们说我们以前有四个现代化，有翻两番，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大目标。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大目标，老百姓觉得今天这样子，或者精英集团也觉得这样子过下去很好，这个大目标老百姓感觉不到。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动员你感觉不到这种大目标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大目标的提出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它是有现实意义的。

邱震海：好，我想中国未来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中国跟西方的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定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可以说不》一直到今天的《中国不高兴》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折射了中国崛起过程当中，一部分国人的真实情绪，也可以说是思想轨迹。

这本书是否将与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一样，引起西方国家的密切关注？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似乎也并非是问题的重点。这里真正的重点在于崛起中的中国人，我们到底如何看世界，我们到底如何以一种既自信又理性的方式，审视自己、审视别人，并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希望我们今天虽然是非常简短的讨论，但是能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一些思索。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