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a9试驾视频胖哥:只有民主体系才能产生优良的道德社会

不时有些朋友在国外生活几年回来的对我说，实在适应不了现在的中国社会。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去欧美国家呆了一段时间。他们回国，有的是看到国内发展机会实际比国外多，有的是短暂停留一些日子再去做异乡的漂泊客。他们普遍的体会是在国外不需要耍太多的小心眼，回到国内却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中国城市里穿行，不能随便与陌生人说话，不能简单地做好事，万不得已，不要到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打交道。就因为一不小心，不是被骗了就是惹上天大的麻烦。比如南京“彭宇”案一再发生，便是例证。

最近，广州人人畅歌剧团举办了一个“意大利最纯正BelleCanto之夜”音乐会，请来了意大利歌唱家巴莱里奥·马尔凯蒂和丹妮拉·沃纳来广州献艺。我有幸与这俩老外一起吃了两次饭。席间，马尔凯蒂和沃纳表现的单纯，让我和在座的同胞倍感汗颜。餐厅里，贴有禁烟标志。马尔凯蒂也抽烟，且烟瘾颇大。可我们中国老兄包括我本人在内，根本不把餐厅的禁烟标志放在眼里，腾云驾雾。马尔凯蒂不是圣人，终于忍不住也在餐厅吸了起来。因为我们告诉他在中国就是这么回事。但马尔凯蒂吸烟，要走出座位，到餐厅角落吸，避开坐席两边都是女士。我们呢？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明明身边的女士讨厌吸烟，也照吸不误。广州女高音歌唱家曹凯特别讨厌吸烟，严厉批评本人多次。可我和其“烟兄”，常常不自觉就在她近傍照吸不误。

一个中国人加入了美国的中国人开办的公司，看到一种美国社会的可爱世象。美国税务官要来查账。2007年的一个早上，税务官来了。两男一女，查三年的账。一个人来时没吃早餐，要吃早餐，自己去买，还跟公司的人打招呼：“我出去买早餐，大概10分钟就回来。”公司的人当然想帮他买，要给他们倒茶或咖啡，他们都拒绝。这人买回了一袋面包和咖啡，都不喜欢，将就吃了一块面包，反倒把余下面包送给公司的人。因这面包是越南人做的，不符他的口味，家人也不喜欢，他说扔掉可惜，中国人就接受了。这3人午饭，也都自掏腰包到外面去。下午2点钟，查完账即走人。没有喝公司一杯水，一杯咖啡，不要公司请吃饭。更不要说索取红包什么的。

在民主社会，良好的道德表现是很自然的。德国市长兼职做辛苦的掏烟囱工，只为了多挣点钱，也明显不敢利用官职中饱私囊。在一些国家，省部级领导和别人一样挤公共汽车、乘地铁，都是很正常的事，没人觉得奇怪。当然，也有一些官员要犯错的。可是，只要一点点小事被发现的了，那人就身败名裂。意大利西西里岛一名市场，仅仅公车私用2次，就被人告了，结果，这名市长被判补回汽油费并且受入狱6个月的处罚。

不仅官风好，民风也相当地好。2011年，美国《读者文摘》在一些国家做丢钱包实验。媒体报道是这样表述的：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 100%，芬兰为达80%。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等国，一直就是世界的最廉洁国家。

官风好，民风好，不是人们没有贪念。芬兰虽然也是世界的最廉洁国家，但美国《读者文摘》测试表明，还是有人不愿意拾金不昧。当然，钱包归还率达到80%，在其他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比率。芬兰等国能够廉洁，根本原因就是民主和法制。芬兰的物价是一杯白开水5美元。芬兰也好请客送礼，但规定公职人员受礼数不超过24美元。若有人犯禁，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坐牢。而且因贪污受贿的而丢了饭碗的公职人员，私营企业也不待见，不愿意雇用他。犯了事，不要想逃避。因为群众举报、媒体报道、议会监督和司法监督等无孔不入。你要当公务员，要得当官，就得守法。官风好，民风也好；民风好了，官风更好。良性循环。

非民主社会或反对民主的地方，崇尚的是人治，寄希望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领导人的政治魅力。如果领导人并无政治魅力或驾驭能力不够，违法乱纪就没法控制。尤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民众和媒体事实上又没有监督权，那官风只能一天比一天坏。官风坏，民风不得不坏。因为官坏了，就没有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缺少公平正义，又哪能寄希望民众甘愿做好公民？

人治一般都是专制。有些高级领导人或一县一乡之长，也许曾有好的政风表现，但一个人的权力总会随着时间变得不可控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下面的人一心讨好，上位者感觉良好，就更独断。即便他本人不想贪赃枉法，但身边的人却可以狐假虎威。有人做了一二年好官，心态不平衡，转身就变贪官了。没有民主那些东西，一个人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某天，发觉做一些坏事几乎不会受到什么处罚，也就是说犯罪成本相当的低，那么，放纵下自己的有什么关系呢？官员放纵了，就是失去起码的官德吧。纵观中外历史，社会风气败坏基本都自官员开始。一个坏官能带出一百个坏官。等到官场风气实在不像样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社会风气也到了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到这时候，什么思想教育，榜样力量，都会变得没有什么作用。

中国反腐败，从出现国家政权就开始了。反了几千年，就是反不成功。有时，开国皇帝能暂时制造一点良好社会道德风气，人们对所谓“新时代”也有所期待。可历史一再证明，专制的办法即人治，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社会顽症。文革时代，官员没有太多机会贪钱，但贪权、弄权和特权，也是一种腐败。只不过那种腐败没有直接转化成金钱而已。在文革时代，绝大多数民众都是瘦子，但那时的不少官员和屠夫及其家人等，是大胖子，比改革开放后来的中国人提前一二十年以上，为肥胖症发愁。不信，你找亲历那个年代，现在的中老年人做些调查。

当然，道德问题也是很复杂的。通过一定的教化、宗教和一定的社会迷信，也会建立一种还能让人接受的道德体系。只是，当支撑那一套的东西崩塌后，要重建就不可能了。中国人原本没有强烈的宗教意识，我们的主流宗教观是什么神都拜，没有坚定的信仰。迷信被过去以“封建迷信”打破了，现代中青年人多不再有生死轮回观，不怕报应。而教化，现在也没有什么有力的方法。中国现代社会道德，必须依附于好的制度。没有好的制度，我们只能眼睁着骗子、混子、投机者和邪恶者，不断制造道德沦丧的恶作剧。我们除了像小心的狼一样机警，做好随时应对同胞的伤害或陷害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