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风流小村医txt全集下载:110919 董秀玉：人文精神决定了一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3:44:39
董秀玉：大陆非常著名的出版家。董老师是中国编辑协会的副会长，先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7年，热衷编辑出版50年，参与筹建北京新三联，参加创办《读书》杂志，参与创办《爱乐》、《竞争力》，创办韬奋图书中心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三联的文化地位在中国出版界的影响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所有大陆出版人的人文出版的样板，都是在学三联。特别难得的是，董老师的商业眼光和商业魄力，当年董老师力排众议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是三联文化品牌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董秀玉：很荣幸，今天日本三位资深出版人对日本出版界50多年来的整个产业情况做了回顾，非常清晰和严谨，反映了日本老一代出版人执着的人文追求，我听了都很感动，我觉得因为他们做的一些大的文库，对中国出版人来说也是很熟悉的。
加藤先生和大冢先生对这个报告也做了很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评论，他们三位是日本出版整个非常长的时期很辉煌又复杂时期的领军人物，岩波书店、平凡社、MISUZU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文书籍出版的佐证。在他们手上不但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着人文出版的观念，创造出了这些出版社的人文出版品牌，同时他们也介绍了很多东西方的思想潮流，奠定了日本思想界的现代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他们的观念，对于他们这些成就，对他们的坚持，我表示很大的尊重。对他们的忧虑，包括今天讲了很多问题和忧虑，我也十分的理解，也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对大家都是很有用，对我也是这样。
日本从50年代开始发展，到1982年近30年的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它30年一直维持在25000到30000种的品种上，整整30年非常平稳的发展，而这30年出了很多大套丛书，刚才龙泽先生的报告大家都看得到了。到1982年以后才进入了知识消费化时代，不断的每年每年的增长，那么龙泽先生的统计，从1977年代到现在2006年的30年里头，他们的新书品种增加了3.2倍，销售只增加了1.7倍，所以他认为，就是现在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恶性循环当中，新书不断增加，但是发行的册数在不断减少，销售在下降，那么返过头来又只能不断的出新书来弥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1978-1987年,疯狂的知识需求的10年
我看到这个数字再想起我们自己的数字，我就非常紧张。因为中国现在也是今年刚刚开始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出版产业的发展，也是30年，那么中国出版产业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如果分10年一个阶段，就是大致的分法，那么1978年到1987年这第一个10年，其实我们如果分到1985年会更科学一点，第一个10年是一个文化和知识思想的饥渴期，当然大家没书买，我经历过，这里好多年轻人大概都没有经过，那是一个很疯狂的热情的时期，买书会排的队拐几个弯去买书，我们自己出版了西方学术文库，最难读的一本叫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居然发了7万本，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7万个人能读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个事情当时是1987年的时候。到了2001年，我请那个译者，我说我不放心这个事，你给我写一个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导读，因为太难懂了这本书，我知道我们都看不懂，发行了7万本。沙特的《存在与虚无》10万册，那个时候《情爱论》100万册，都卖疯掉了，我们现在做的心智文库，真是当时的知识需求，思想需求出来了。
我碰到过一个事情，让我感动的不行，就是当时我们在文化工作书展，我们的摊位太靠后面了，我们守在摊上快中午吃饭了，有两个女生，两个人拿着柳条编的担子，两个人背着，到了我们这儿很重，她们一看说哎呀，这么多好书，我们怎么没看见呢？结果她们两个人看了半天，因为人太多了，也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最后看到她们两个人把所有口袋里面的钱都掏出来，后来说这个月还剩下16天，我们俩就吃一份饭，把这一份剩下来买书了，我永远记得这个故事。那种读书的热情，阅读的热情，买书的热情，那是不可阻挡的，那是一个疯狂的知识需求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1978年，书种是14987种，书印量是37亿5900册，但是每种书平均印量是22.1册，当然这里有教科书这个统计，我没办法把它分开，那时候统计也不全，没有分别，到后来几年有分别了，但是也是很可观的，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我们说1985年的书种已经增加到45000多种了，总印量是66亿多册，每种也有14万多册，所以那真是出版人的幸福年代。那时候我记得，香港三联要请我去，请了三遍我都不肯去，出版的书那么多读者要买，比什么都幸福，我不想去，后来是因为听到一个消息，要把我调到别处去，我一想还不如做出版比较好，我就去了。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什么书能进去完全没有问题，那真是很特别的时期。
1988－1997年，出版品种调整时期
1988年到1997年第二个10年，或者说1988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这是一个调整时期。因为大家也知道，1988年后来到1995年这一段的调整发展的比较平稳。1988年的书种是6万多种，1995年的书种是10万种，增加的就很快了，它的印量1988年是62亿册，1995年是到了63亿册，就是它的品种增加了很多，6万多到10万多，销售是1988年的62亿册到63亿册，就是增加了一个1，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增加品种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1997－2007年，非正常发展期
第三个时期这是一个很有分歧的时期，前面两个都没有问题，一个就是饥渴期，一个就是调整期，第三个时期是有分歧的，有的人说这是正常发展期，也有的人说是非正常发展期，我的观察就是这一段时间不是很正常，因为品种增加的更邪乎了，从10万种品质一直增加到23万种品种，今年我们好像是25万种，去年是23万多。
程三国：今年是多放了两万个书号。
董秀玉：品种从10万多种如果增加到25万更加了不得了，我这里还是23万多种，可是销售我们还是停留在05年的销售，还是63亿。所以每一种书的销量也就是2万多一点，还包括课本，实际上人文书这里没分开，人文书的情况到什么情况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总之我们这30年不是没有成绩，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这里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你的增长，我们的定价增长也很恐怖，所以这样的话，单就品种和销售来讲，我们品种增加了15.6倍，可是销售只增加了1.9倍，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对这个危机已经说了两三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没有这个危机感，我们在出书上就会有问题。各种原因，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龙泽先生今天讲的，销售下降了，我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年年要提高，怎么提高呢？增加新书品种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最后的恶果，最后我们自己承担，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不好说我们的出版大崩溃在前面，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中国的条件跟日本和韩国都不一样，我们有比他们很多好的条件，我们有最大的市场，我们有国家的保护，这是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没有的，我们有太好的条件，而且还有很好的条件，我们的经济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我听说去年开始书价又在使劲涨，这个业绩提高也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当然书价提高有道理，纸价也在涨。但是这里面的危机我们也要看到，特别是书种增加很明显，前天柳斌杰说每天新增700多种新书，你在新书架上放几天，我们生产出来的到底是书还是纸，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报告，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警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效果了。
出版人的责任
龙泽先生分析日本的原因，他认为是知识商品化、消费化了，失去了阅读的能力，我觉得这些都很对。当然在中国，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些体制性的问题，我想这些大家也都了解，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讲，我只讲一下出版人的责任，因为我觉得出版人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图书市场的好坏，我们政府可以检讨，我们出版人也要检讨，说实在的，完全怪读者是不对的。刚才说的，从教育体制上就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去怪读者，而是要从自己的自身，从出版人的责任上去检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根本的解决问题。你看一看现在我们重复出版的问题有多大？跟风出版，他们统计过，说我们的四部古典已经是几百种了，五百多种了，有的人说七百多种，我都弄不清楚，重复出版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跟风重复出版的，包括奶酪丛书出来之后，大家看看有多少种奶酪丛书出来了，我自己看过的就有三十多种。另外还有伪书的问题，攒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是整个粗制滥造的东西，就是只比快，不比质量，只比我们怎么跟上时机，这是绝对的，但是你不够质量的跟时机，那问题就是很大的了。另外整个文化产业陷入了娱乐化的一个泥潭，就是文化娱乐化。我上次参加出版科研会，我说你们应该有一些出版的专题考虑，文化不是说不能娱乐化，不能娱乐也不能做休闲是不对的，可以娱乐和休闲，但是不能娱乐化，全部都是这样了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谈人文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要区别这些问题，哪些应该我们做，哪些是不能做过度的，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很重要。这样一来，30年以前我们因为书荒，读者找不到书，因为我做《读书》杂志，那是最惊天动地的一篇文章，我组的稿，叫《读书无禁区》，觉得很可笑，读书无禁区还要惊天动地。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要四门大开，这都是很常识性的问题，那个时候找不到书。可是现在还是找不到书，因为太多了，存货也太多了，不知道哪本书是我要的。我现在真的不敢去书城，我现在不喜欢大书店，一进去就发晕，根本找不到你要的书，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加藤先生说的，使得我们所有的出版社没有个性，没有风格。为什么呢？什么书好大家一窝蜂去做，什么书好卖，大家一窝蜂去做，你的个性风格都没有了，所以这种问题真的非常严重。品牌，个性，影响力都会减弱。我们现在就是也同样陷入了越品种出越多，越销越少的恶性循环当中。数字我就不多说了，我折腾了半天数字，我自己都心惊胆战的。
必须要有人文关怀才能出人文书
说积极的方面，我自己有一些体会，怎么更好的负起作为出版者的责任，能够把人文出版做的更好一点，我想谈几点看法，大家可以批评。一是我觉得做人文书一定要有人文关怀，你说做人文书，毫无人文关怀，我觉得你做不好，就是你一定要有出版的理想和热情。什么叫人文关怀呢？就是说对社会发展，对人民，对老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都是很关怀，很关心的，那么你要给他们什么东西？人文出版就是体现这种关怀的一种出版物，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很理解，你这个书就会有标准了，我这个书对社会发展有利，我对教育事业有利，我对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有利，我对民族和国家有利的我就出，这就是人文关怀。所以我们叫了半天人文书，如果你不清楚这必须要有人文关怀才能出人文书的话，那就麻烦了，你就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一个编辑要有人文关怀，他一定要有出版理想和热情，没有一点理想主义不行，我从来说搞文化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理想主义。这看起来有点傻，现在物欲横流你还理想主义，老被人家说，你这是哪里出来的古董？但是我觉得做文化真的需要有一点理想主义，因为如果你把做文化跟萝卜白菜一样卖，把跟做其他的商品一样卖，你就去卖其他商品。因为做出版太辛苦了，又是明码标价，我们做的整个过程都很复杂，每个细节都不能漏掉，多辛苦啊？如果你真的把它完全当成商品，你就不要做出版。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理想，要有热情，要有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人文书这个基本的保障就有了。
视野广阔、经典、前瞻
第二，我觉得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比如说你光说我有热情，我有人文关怀，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抓不住问题，我卖什么书？比如说90年代初，改革开放邓小平讲话以后，当时三联基本上就是做人文书的出版社，大家都了解，但是到90年代初，慢慢的我们就转到社会科学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了，经济问题提的特别重要，法律问题，法学问题特别重要，社会学问题都提出来了，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提出来了，所以大家都笑话我，董总你现在怎么关心起经济问题来了。三联书店从来不出经济书，因为我觉得时代发展了，那么你出版这个东西最贴近时代了，那么你就是需要有这样一种眼界和前瞻性，你要看到这个，你的出版社才能真正跟着时代发展。
比如说我们原来搞的现代学术文库，因为刚才说了，在第一个10年的时候做的现代学术文库，做了50种以后，也经过了10几年，做了50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觉得根据新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觉得当年七八十那样读者的需求和时代的需求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做一个学术前沿，学术前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规定了一个，学术前沿也是经典的学术，因为三联做书是选的非常精的，我从来不赞成说一下子50本出去了，没有，我都是一本一本认认真真精耕细作，但是一要有经典性，二要有前沿性。为什么要强调前沿呢？因为要了解世界上各种流派，各种思想潮流他们在想什么，现在他们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了解，才可以跟这个时代结合。另外我们强调问题性，就是说我们选书，就要围绕我们现代需要的问题，我们国家发展当中需要的问题去选书，就是我们的目的性非常强，是带着问题去选书的，所以这套学术前沿出来以后也非常受环境，因为符合当时90年代的时代需求。刚才也说了，包括社会科学方面也更多一点，就是你做人文书的时候一定要视野广阔有前瞻性。这个书做出来以后，我们后来看到大家纷纷做学术书，各种各样的都出来了。后来我们说，我们现在做学术源流，就是正本清源，思潮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为什么这么发展？当然不是我们能干，我们有很多学者的朋友来一起商量，但是作为一个出版人，你要出好学术书，你要选好学术书一定要有很好的视野，广阔的视野和前瞻性。
人文出版也需经营智慧
第三，我觉得还要有一点经营智慧，我现在不大赞成做学术书或者做人文书的人，我赔钱了就算我做学术书，就算我做人文书。
不是这样的。你作为经营者一定要想这个问题，所以还需要有一点经营智慧。我不是说我有智慧，因为我没有别的例子举。因为当时我们自己的困难我很清楚，我知道学术书再怎么发展，人文书再怎么发展，不能跟人家畅销书小说比，它不可能永远在增长，我太清楚这个事情了。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别的办法我也不愿意向新华书店去投资钢铁厂，我觉得这个太傻了。
所以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发展战略，就是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实际上一主两义，第一我们要把书出好，这是我们出版社的本分。两义一个就是做期刊。因为我在香港，他们说周刊做好了就是印钞机，我说我们邹韬奋老祖宗的生活周刊放在那里，我们认认真真的把它做好了，因为是广告和发行量两个轮着去赚钱，因为当时我们做的比较早，国内的都是靠发行，从来没有靠广告的，所以这是从香港留学学习回来的经验。所以那时候他们说你疯了。90年代我们穷的在地下室办公，真的是地下室，还不是半地下室，全地下室，我香港和法国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说臭烘烘的，你在香港是住在中环呢。那个时候我们做周刊，周刊是大投入，大产出的，他们说你疯了，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因为太多问题了，给我下军令状我来做，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策略。
当时我想，如果我们生活读书新知正好是三个层次的，读书是比较专业层次的，新知是中等层次的，生活是大众层次的。我们读书有了，这个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刊物有了，我要做一个新知，做一个对现代时代来说也很重要的，然后再做一个生活周刊，是大众文化类的。但是这个大众文化，我说不是吃喝拉撒的生活，是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是这样的生活，这是符合三联的宗旨的，这是三个主干刊物。然后还有《爱乐》，当时邓丽君太泛滥了，香港的歌星唱遍大陆，我有点心里不平衡，我们就做中国的传统音乐。我们当时做了17个刊物，准备再和人家合资再收购几个刊物，我们做20个刊物，那个时候我们想，期刊做起来我们就不发愁了。你想三个层次的作者和读者都有了，我们书就特别好做，这样整体就发展起来了。同时这边眼前的事情当时逼得我1992年回来，我看到订单，学术著作是零，好多是零，有的三本两本那么订货，我说怎么得了。所以我说做书店，这个也是很傻的一个事情，一分钱也没有，我们知道有加盟连锁店，我们就靠三联的品牌发展加盟连锁店，所以当时做了十几个连锁店，连锁店的目的一个就是品牌的张扬，一个可以把我们的书铺出去销，不要现在新华书店一家，我就死定了。从经营上我们要想办法，使得我们学术的书，人文的书能够有更好的条件发展下去，不能死抗着，死抗着也不行。所以我想要有一点点经营智慧，把经营的事情做好。
坚守精神，不受市场诱惑
第四，我觉得要有一些坚守的精神，不要受市场的诱惑。市场的诱惑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出版人说不做坏书都做好书，这个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到，但是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好书也很多，你在好书里怎么选出适合自己做的书，你不要说什么赚钱我做什么，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那样的话你就做乱了，就像加藤先生说的那样，你什么赚钱做什么，今天他赚钱你做他，明天他赚钱你做他，你还有风格吗？你还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神吗？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守住。很清楚，所以当时我们三联就规定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我们的文化特色，八个字，就叫人文精神，思想智慧。就是所有的书，不管几个层次，有大众的，有精神读物，必须要有人文精神，一定要有思想智慧，符合这个我们就要，不符合我们就不要，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三联的书，或者说这本像三联的书为什么你们出了，或者我们出来以后，大家说这个不像三联的书，你们怎么出了，一定要让读者认同，读者忠诚度也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守住很重要，不要轻易被市场诱惑。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时讨论要不要做大做强，很多人说应该做大做强，我这个人有点唱反调，我说我想做小做美不好吗？做小做美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做有品位的书，很难做大做强，当然比如说整个期刊群起来了，我们连锁店做好了（当然这个连锁店我们做的不是很成功），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大做强。所谓做小做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少了，就是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色，不要被某些东西诱惑。比如说做金庸，我思想斗争很厉害，我从香港回来，金庸找我说想在大陆出，因为大陆盗版太厉害，没有一家真的授权的，我自己喜欢，但是我想三联的品牌适合不适合做金庸，找了很多朋友讨论，后来觉得，我基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就像刚才讲的，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可以分层次，但是都应该是一流的。那么金庸这样的大众读物是不是一流？大家来论证，可以说大众读物，一流读物这就够了。后来包括古龙的书我就不敢做了，一做多了就完了，所以我就守住这一点把它做好。而且我规定一条，每次订货会不许上金庸，为什么？你们大家都知道，订货会上新华书店都有份额的，那学术书谁订我的？所以根本不上订货会的，我说我跟你们签合约，我一年要五万套书我给你完成就好了，你管我用什么方式，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平常不是订货会也会来订，所以不上订货会，我们的学术书就保住年年增长。所以到金庸最后10年以后，我的学术书比以前有增长，一点都不受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守住，因为我很清楚我的根本是学术书，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这个守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刚才龙泽先生、加藤先生、大冢先生他们说了很多，他们也是守了几十年把这些都守了，我们守不住一下子就完了，所以这个事情，一点一点的守住不一样，真的一退却就全完了，这个非常重要，坚守根本。
用人文精神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个出版环节
第五，我觉得做人文书还需要用人文精神去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个环节。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刚才我们做《绘画的故事》，我们最后交稿的时候晚了一点，他问我们为什么，我就给他看，这个稿子我们译了三遍，翻译了三遍，我都给他看稿子了，全部译完的都是这样。因为第一遍我们找了一个美术编辑，特别合适的，外文又好，又是搞美术的老翻译，结果一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完全不对，完全不行。然后第二遍找了一个年轻的译出来也是不行，后来第三遍才译好了，所以晚了一点。结果他们看了也很感动，就是觉得你们就那么认真来做，所以后面的书他随我挑，要什么给我们什么。自己做的书我们觉得踏实，因为对读者负责，我不能糊弄出去。当时我一万本卖完了，又卖第二万，就是你做好的书，我总相信好书是有人认的。我从香港回来，最大的欣慰是，质疑很多，但就是你做好书大家会认。另外就是我们后来做别的也是这样一种心态，比如说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那本书，我们做了三四遍。比如开头我们说，拿了很多照片，杨先生全部开放，照片随我们挑，我们很激动，挑了很多照片，后来一想，这个放进去不合适，因为这篇文章真的是一口气能读完的，你要做成图文书的话，把全部文都割裂了，把文章都割裂了，就不能一气呵成了，它的震撼力就不够。所以后来我们把照片全部撤出来重做，就是为了不把文章断掉。前面后来中间夹一点照片，开始的时候，照片有彩色的很多，后来做好了看看又不对，彩色的照片气氛很不一样，又改成单色的，后来因为照片有很多说明文字，杨先生当时拿手写的，我们一看这个很好，后来全部的照片和后面的附录都请他用手写，这样的话很亲切。因为我们要强调他们三个人交流，实际上钱先生和女儿都去世了，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附录，因为我知道他们女儿爱画画，就把钱钟书的漫画画的很草草的样子，当然很亲切，他们之间的通信，钱先生写给杨先生的，杨先生写给女儿的有放在后面，因为太多了，就可以体现他们的亲情的，所以照片也减少了，也改了附录，照片改成了单色等等。一本很小的书，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把它做的跟作者内容的氛围配合，适合他，这就是可以让读者一口气读完，感受到他的心情。我觉得真的需要以人文的精神贯穿在每一个环节当中，我们就可以把书做的好。
所以刚才龙泽先生说要维持健康的底线，这个提法我觉得很新，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选题做的好，关键是我们的出发点要对，选题策划好，还要跟作家密切沟通切磋，编辑过程当中，编辑、设计、制作、校对都要做好，整个出版过程都是很健康的，而不是匆匆忙忙敷衍了事，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如果我们每一个过程都那么健康，那么我们整个出版事业也是会很健康发展的。所以对于这一点，我想有那么多优秀的编辑在这里，我们共同努力，我还是有信心的，谢谢。
程三国：谢谢董老师的精彩演讲，不仅仅是评论。我本来是想请她老人家做主讲人之一的，她很谦虚，说没有准备，我说你坐在这儿开口讲就行了。果然，今天她从宏观上对应了大陆出版业30年的历史，做了整理和概括。其实第一个时期，饥渴期也可以称作是井喷期，就是整个图书市场的井喷。第二个就是盘整。第三个时期实际上就是码洋上升和册数下降期。中国图书行业基本上就是价格规模带来的增长，产业规模急剧上升，最关键的指标就是销售册数增长不多这么一个时期。这些原因当然都是多元的，董老师特别强调了怎么样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这是出版人的责任，她强调了五个方面，人文关怀、视野广阔，经营智慧，坚守精神，最后是一个完美的细节。应该说她这是人文出版的一个金科玉律，也是中国出版人现身的说法。大家刚才听到的是三联书店成功的精彩故事，也是成功的一个密码。这个机会不多，大家都听的入迷了。我觉得应该再找一个机会，请董老师再讲。我想老一辈的出版家，他们看到的问题看到了很深刻的原因，但是她对这个行业，对目前这种困境下的人文出版还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人文出版的第一世代。我们在座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更是责无旁贷。
加藤先生和大冢先生对这个报告也做了很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评论，他们三位是日本出版整个非常长的时期很辉煌又复杂时期的领军人物，岩波书店、平凡社、MISUZU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文书籍出版的佐证。在他们手上不但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着人文出版的观念，创造出了这些出版社的人文出版品牌，同时他们也介绍了很多东西方的思想潮流，奠定了日本思想界的现代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他们的观念，对于他们这些成就，对他们的坚持，我表示很大的尊重。对他们的忧虑，包括今天讲了很多问题和忧虑，我也十分的理解，也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对大家都是很有用，对我也是这样。
日本从50年代开始发展，到1982年近30年的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它30年一直维持在25000到30000种的品种上，整整30年非常平稳的发展，而这30年出了很多大套丛书，刚才龙泽先生的报告大家都看得到了。到1982年以后才进入了知识消费化时代，不断的每年每年的增长，那么龙泽先生的统计，从1977年代到现在2006年的30年里头，他们的新书品种增加了3.2倍，销售只增加了1.7倍，所以他认为，就是现在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恶性循环当中，新书不断增加，但是发行的册数在不断减少，销售在下降，那么返过头来又只能不断的出新书来弥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1978-1987年,疯狂的知识需求的10年
我看到这个数字再想起我们自己的数字，我就非常紧张。因为中国现在也是今年刚刚开始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出版产业的发展，也是30年，那么中国出版产业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如果分10年一个阶段，就是大致的分法，那么1978年到1987年这第一个10年，其实我们如果分到1985年会更科学一点，第一个10年是一个文化和知识思想的饥渴期，当然大家没书买，我经历过，这里好多年轻人大概都没有经过，那是一个很疯狂的热情的时期，买书会排的队拐几个弯去买书，我们自己出版了西方学术文库，最难读的一本叫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居然发了7万本，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7万个人能读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个事情当时是1987年的时候。到了2001年，我请那个译者，我说我不放心这个事，你给我写一个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导读，因为太难懂了这本书，我知道我们都看不懂，发行了7万本。沙特的《存在与虚无》10万册，那个时候《情爱论》100万册，都卖疯掉了，我们现在做的心智文库，真是当时的知识需求，思想需求出来了。
我碰到过一个事情，让我感动的不行，就是当时我们在文化工作书展，我们的摊位太靠后面了，我们守在摊上快中午吃饭了，有两个女生，两个人拿着柳条编的担子，两个人背着，到了我们这儿很重，她们一看说哎呀，这么多好书，我们怎么没看见呢？结果她们两个人看了半天，因为人太多了，也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最后看到她们两个人把所有口袋里面的钱都掏出来，后来说这个月还剩下16天，我们俩就吃一份饭，把这一份剩下来买书了，我永远记得这个故事。那种读书的热情，阅读的热情，买书的热情，那是不可阻挡的，那是一个疯狂的知识需求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1978年，书种是14987种，书印量是37亿5900册，但是每种书平均印量是22.1册，当然这里有教科书这个统计，我没办法把它分开，那时候统计也不全，没有分别，到后来几年有分别了，但是也是很可观的，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我们说1985年的书种已经增加到45000多种了，总印量是66亿多册，每种也有14万多册，所以那真是出版人的幸福年代。那时候我记得，香港三联要请我去，请了三遍我都不肯去，出版的书那么多读者要买，比什么都幸福，我不想去，后来是因为听到一个消息，要把我调到别处去，我一想还不如做出版比较好，我就去了。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什么书能进去完全没有问题，那真是很特别的时期。
1988－1997年，出版品种调整时期
1988年到1997年第二个10年，或者说1988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这是一个调整时期。因为大家也知道，1988年后来到1995年这一段的调整发展的比较平稳。1988年的书种是6万多种，1995年的书种是10万种，增加的就很快了，它的印量1988年是62亿册，1995年是到了63亿册，就是它的品种增加了很多，6万多到10万多，销售是1988年的62亿册到63亿册，就是增加了一个1，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增加品种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1997－2007年，非正常发展期
第三个时期这是一个很有分歧的时期，前面两个都没有问题，一个就是饥渴期，一个就是调整期，第三个时期是有分歧的，有的人说这是正常发展期，也有的人说是非正常发展期，我的观察就是这一段时间不是很正常，因为品种增加的更邪乎了，从10万种品质一直增加到23万种品种，今年我们好像是25万种，去年是23万多。
程三国：今年是多放了两万个书号。
董秀玉：品种从10万多种如果增加到25万更加了不得了，我这里还是23万多种，可是销售我们还是停留在05年的销售，还是63亿。所以每一种书的销量也就是2万多一点，还包括课本，实际上人文书这里没分开，人文书的情况到什么情况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总之我们这30年不是没有成绩，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这里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你的增长，我们的定价增长也很恐怖，所以这样的话，单就品种和销售来讲，我们品种增加了15.6倍，可是销售只增加了1.9倍，所以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对这个危机已经说了两三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没有这个危机感，我们在出书上就会有问题。各种原因，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龙泽先生今天讲的，销售下降了，我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年年要提高，怎么提高呢？增加新书品种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最后的恶果，最后我们自己承担，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不好说我们的出版大崩溃在前面，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中国的条件跟日本和韩国都不一样，我们有比他们很多好的条件，我们有最大的市场，我们有国家的保护，这是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没有的，我们有太好的条件，而且还有很好的条件，我们的经济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我听说去年开始书价又在使劲涨，这个业绩提高也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当然书价提高有道理，纸价也在涨。但是这里面的危机我们也要看到，特别是书种增加很明显，前天柳斌杰说每天新增700多种新书，你在新书架上放几天，我们生产出来的到底是书还是纸，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报告，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警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效果了。
出版人的责任
龙泽先生分析日本的原因，他认为是知识商品化、消费化了，失去了阅读的能力，我觉得这些都很对。当然在中国，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些体制性的问题，我想这些大家也都了解，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讲，我只讲一下出版人的责任，因为我觉得出版人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图书市场的好坏，我们政府可以检讨，我们出版人也要检讨，说实在的，完全怪读者是不对的。刚才说的，从教育体制上就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去怪读者，而是要从自己的自身，从出版人的责任上去检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根本的解决问题。你看一看现在我们重复出版的问题有多大？跟风出版，他们统计过，说我们的四部古典已经是几百种了，五百多种了，有的人说七百多种，我都弄不清楚，重复出版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跟风重复出版的，包括奶酪丛书出来之后，大家看看有多少种奶酪丛书出来了，我自己看过的就有三十多种。另外还有伪书的问题，攒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是整个粗制滥造的东西，就是只比快，不比质量，只比我们怎么跟上时机，这是绝对的，但是你不够质量的跟时机，那问题就是很大的了。另外整个文化产业陷入了娱乐化的一个泥潭，就是文化娱乐化。我上次参加出版科研会，我说你们应该有一些出版的专题考虑，文化不是说不能娱乐化，不能娱乐也不能做休闲是不对的，可以娱乐和休闲，但是不能娱乐化，全部都是这样了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谈人文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要区别这些问题，哪些应该我们做，哪些是不能做过度的，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很重要。这样一来，30年以前我们因为书荒，读者找不到书，因为我做《读书》杂志，那是最惊天动地的一篇文章，我组的稿，叫《读书无禁区》，觉得很可笑，读书无禁区还要惊天动地。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要四门大开，这都是很常识性的问题，那个时候找不到书。可是现在还是找不到书，因为太多了，存货也太多了，不知道哪本书是我要的。我现在真的不敢去书城，我现在不喜欢大书店，一进去就发晕，根本找不到你要的书，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加藤先生说的，使得我们所有的出版社没有个性，没有风格。为什么呢？什么书好大家一窝蜂去做，什么书好卖，大家一窝蜂去做，你的个性风格都没有了，所以这种问题真的非常严重。品牌，个性，影响力都会减弱。我们现在就是也同样陷入了越品种出越多，越销越少的恶性循环当中。数字我就不多说了，我折腾了半天数字，我自己都心惊胆战的。
必须要有人文关怀才能出人文书
说积极的方面，我自己有一些体会，怎么更好的负起作为出版者的责任，能够把人文出版做的更好一点，我想谈几点看法，大家可以批评。一是我觉得做人文书一定要有人文关怀，你说做人文书，毫无人文关怀，我觉得你做不好，就是你一定要有出版的理想和热情。什么叫人文关怀呢？就是说对社会发展，对人民，对老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都是很关怀，很关心的，那么你要给他们什么东西？人文出版就是体现这种关怀的一种出版物，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很理解，你这个书就会有标准了，我这个书对社会发展有利，我对教育事业有利，我对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有利，我对民族和国家有利的我就出，这就是人文关怀。所以我们叫了半天人文书，如果你不清楚这必须要有人文关怀才能出人文书的话，那就麻烦了，你就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一个编辑要有人文关怀，他一定要有出版理想和热情，没有一点理想主义不行，我从来说搞文化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理想主义。这看起来有点傻，现在物欲横流你还理想主义，老被人家说，你这是哪里出来的古董？但是我觉得做文化真的需要有一点理想主义，因为如果你把做文化跟萝卜白菜一样卖，把跟做其他的商品一样卖，你就去卖其他商品。因为做出版太辛苦了，又是明码标价，我们做的整个过程都很复杂，每个细节都不能漏掉，多辛苦啊？如果你真的把它完全当成商品，你就不要做出版。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理想，要有热情，要有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人文书这个基本的保障就有了。
视野广阔、经典、前瞻
第二，我觉得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比如说你光说我有热情，我有人文关怀，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抓不住问题，我卖什么书？比如说90年代初，改革开放邓小平讲话以后，当时三联基本上就是做人文书的出版社，大家都了解，但是到90年代初，慢慢的我们就转到社会科学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了，经济问题提的特别重要，法律问题，法学问题特别重要，社会学问题都提出来了，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提出来了，所以大家都笑话我，董总你现在怎么关心起经济问题来了。三联书店从来不出经济书，因为我觉得时代发展了，那么你出版这个东西最贴近时代了，那么你就是需要有这样一种眼界和前瞻性，你要看到这个，你的出版社才能真正跟着时代发展。
比如说我们原来搞的现代学术文库，因为刚才说了，在第一个10年的时候做的现代学术文库，做了50种以后，也经过了10几年，做了50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觉得根据新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觉得当年七八十那样读者的需求和时代的需求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做一个学术前沿，学术前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规定了一个，学术前沿也是经典的学术，因为三联做书是选的非常精的，我从来不赞成说一下子50本出去了，没有，我都是一本一本认认真真精耕细作，但是一要有经典性，二要有前沿性。为什么要强调前沿呢？因为要了解世界上各种流派，各种思想潮流他们在想什么，现在他们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了解，才可以跟这个时代结合。另外我们强调问题性，就是说我们选书，就要围绕我们现代需要的问题，我们国家发展当中需要的问题去选书，就是我们的目的性非常强，是带着问题去选书的，所以这套学术前沿出来以后也非常受环境，因为符合当时90年代的时代需求。刚才也说了，包括社会科学方面也更多一点，就是你做人文书的时候一定要视野广阔有前瞻性。这个书做出来以后，我们后来看到大家纷纷做学术书，各种各样的都出来了。后来我们说，我们现在做学术源流，就是正本清源，思潮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为什么这么发展？当然不是我们能干，我们有很多学者的朋友来一起商量，但是作为一个出版人，你要出好学术书，你要选好学术书一定要有很好的视野，广阔的视野和前瞻性。
人文出版也需经营智慧
第三，我觉得还要有一点经营智慧，我现在不大赞成做学术书或者做人文书的人，我赔钱了就算我做学术书，就算我做人文书。
不是这样的。你作为经营者一定要想这个问题，所以还需要有一点经营智慧。我不是说我有智慧，因为我没有别的例子举。因为当时我们自己的困难我很清楚，我知道学术书再怎么发展，人文书再怎么发展，不能跟人家畅销书小说比，它不可能永远在增长，我太清楚这个事情了。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别的办法我也不愿意向新华书店去投资钢铁厂，我觉得这个太傻了。
所以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发展战略，就是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实际上一主两义，第一我们要把书出好，这是我们出版社的本分。两义一个就是做期刊。因为我在香港，他们说周刊做好了就是印钞机，我说我们邹韬奋老祖宗的生活周刊放在那里，我们认认真真的把它做好了，因为是广告和发行量两个轮着去赚钱，因为当时我们做的比较早，国内的都是靠发行，从来没有靠广告的，所以这是从香港留学学习回来的经验。所以那时候他们说你疯了。90年代我们穷的在地下室办公，真的是地下室，还不是半地下室，全地下室，我香港和法国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说臭烘烘的，你在香港是住在中环呢。那个时候我们做周刊，周刊是大投入，大产出的，他们说你疯了，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因为太多问题了，给我下军令状我来做，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策略。
当时我想，如果我们生活读书新知正好是三个层次的，读书是比较专业层次的，新知是中等层次的，生活是大众层次的。我们读书有了，这个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刊物有了，我要做一个新知，做一个对现代时代来说也很重要的，然后再做一个生活周刊，是大众文化类的。但是这个大众文化，我说不是吃喝拉撒的生活，是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是这样的生活，这是符合三联的宗旨的，这是三个主干刊物。然后还有《爱乐》，当时邓丽君太泛滥了，香港的歌星唱遍大陆，我有点心里不平衡，我们就做中国的传统音乐。我们当时做了17个刊物，准备再和人家合资再收购几个刊物，我们做20个刊物，那个时候我们想，期刊做起来我们就不发愁了。你想三个层次的作者和读者都有了，我们书就特别好做，这样整体就发展起来了。同时这边眼前的事情当时逼得我1992年回来，我看到订单，学术著作是零，好多是零，有的三本两本那么订货，我说怎么得了。所以我说做书店，这个也是很傻的一个事情，一分钱也没有，我们知道有加盟连锁店，我们就靠三联的品牌发展加盟连锁店，所以当时做了十几个连锁店，连锁店的目的一个就是品牌的张扬，一个可以把我们的书铺出去销，不要现在新华书店一家，我就死定了。从经营上我们要想办法，使得我们学术的书，人文的书能够有更好的条件发展下去，不能死抗着，死抗着也不行。所以我想要有一点点经营智慧，把经营的事情做好。
坚守精神，不受市场诱惑
第四，我觉得要有一些坚守的精神，不要受市场的诱惑。市场的诱惑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出版人说不做坏书都做好书，这个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到，但是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好书也很多，你在好书里怎么选出适合自己做的书，你不要说什么赚钱我做什么，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那样的话你就做乱了，就像加藤先生说的那样，你什么赚钱做什么，今天他赚钱你做他，明天他赚钱你做他，你还有风格吗？你还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神吗？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守住。很清楚，所以当时我们三联就规定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我们的文化特色，八个字，就叫人文精神，思想智慧。就是所有的书，不管几个层次，有大众的，有精神读物，必须要有人文精神，一定要有思想智慧，符合这个我们就要，不符合我们就不要，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三联的书，或者说这本像三联的书为什么你们出了，或者我们出来以后，大家说这个不像三联的书，你们怎么出了，一定要让读者认同，读者忠诚度也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守住很重要，不要轻易被市场诱惑。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时讨论要不要做大做强，很多人说应该做大做强，我这个人有点唱反调，我说我想做小做美不好吗？做小做美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做有品位的书，很难做大做强，当然比如说整个期刊群起来了，我们连锁店做好了（当然这个连锁店我们做的不是很成功），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大做强。所谓做小做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少了，就是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色，不要被某些东西诱惑。比如说做金庸，我思想斗争很厉害，我从香港回来，金庸找我说想在大陆出，因为大陆盗版太厉害，没有一家真的授权的，我自己喜欢，但是我想三联的品牌适合不适合做金庸，找了很多朋友讨论，后来觉得，我基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就像刚才讲的，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可以分层次，但是都应该是一流的。那么金庸这样的大众读物是不是一流？大家来论证，可以说大众读物，一流读物这就够了。后来包括古龙的书我就不敢做了，一做多了就完了，所以我就守住这一点把它做好。而且我规定一条，每次订货会不许上金庸，为什么？你们大家都知道，订货会上新华书店都有份额的，那学术书谁订我的？所以根本不上订货会的，我说我跟你们签合约，我一年要五万套书我给你完成就好了，你管我用什么方式，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平常不是订货会也会来订，所以不上订货会，我们的学术书就保住年年增长。所以到金庸最后10年以后，我的学术书比以前有增长，一点都不受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守住，因为我很清楚我的根本是学术书，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这个守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刚才龙泽先生、加藤先生、大冢先生他们说了很多，他们也是守了几十年把这些都守了，我们守不住一下子就完了，所以这个事情，一点一点的守住不一样，真的一退却就全完了，这个非常重要，坚守根本。
用人文精神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个出版环节
第五，我觉得做人文书还需要用人文精神去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个环节。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刚才我们做《绘画的故事》，我们最后交稿的时候晚了一点，他问我们为什么，我就给他看，这个稿子我们译了三遍，翻译了三遍，我都给他看稿子了，全部译完的都是这样。因为第一遍我们找了一个美术编辑，特别合适的，外文又好，又是搞美术的老翻译，结果一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完全不对，完全不行。然后第二遍找了一个年轻的译出来也是不行，后来第三遍才译好了，所以晚了一点。结果他们看了也很感动，就是觉得你们就那么认真来做，所以后面的书他随我挑，要什么给我们什么。自己做的书我们觉得踏实，因为对读者负责，我不能糊弄出去。当时我一万本卖完了，又卖第二万，就是你做好的书，我总相信好书是有人认的。我从香港回来，最大的欣慰是，质疑很多，但就是你做好书大家会认。另外就是我们后来做别的也是这样一种心态，比如说杨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那本书，我们做了三四遍。比如开头我们说，拿了很多照片，杨先生全部开放，照片随我们挑，我们很激动，挑了很多照片，后来一想，这个放进去不合适，因为这篇文章真的是一口气能读完的，你要做成图文书的话，把全部文都割裂了，把文章都割裂了，就不能一气呵成了，它的震撼力就不够。所以后来我们把照片全部撤出来重做，就是为了不把文章断掉。前面后来中间夹一点照片，开始的时候，照片有彩色的很多，后来做好了看看又不对，彩色的照片气氛很不一样，又改成单色的，后来因为照片有很多说明文字，杨先生当时拿手写的，我们一看这个很好，后来全部的照片和后面的附录都请他用手写，这样的话很亲切。因为我们要强调他们三个人交流，实际上钱先生和女儿都去世了，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附录，因为我知道他们女儿爱画画，就把钱钟书的漫画画的很草草的样子，当然很亲切，他们之间的通信，钱先生写给杨先生的，杨先生写给女儿的有放在后面，因为太多了，就可以体现他们的亲情的，所以照片也减少了，也改了附录，照片改成了单色等等。一本很小的书，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把它做的跟作者内容的氛围配合，适合他，这就是可以让读者一口气读完，感受到他的心情。我觉得真的需要以人文的精神贯穿在每一个环节当中，我们就可以把书做的好。
所以刚才龙泽先生说要维持健康的底线，这个提法我觉得很新，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选题做的好，关键是我们的出发点要对，选题策划好，还要跟作家密切沟通切磋，编辑过程当中，编辑、设计、制作、校对都要做好，整个出版过程都是很健康的，而不是匆匆忙忙敷衍了事，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如果我们每一个过程都那么健康，那么我们整个出版事业也是会很健康发展的。所以对于这一点，我想有那么多优秀的编辑在这里，我们共同努力，我还是有信心的，谢谢。
程三国：谢谢董老师的精彩演讲，不仅仅是评论。我本来是想请她老人家做主讲人之一的，她很谦虚，说没有准备，我说你坐在这儿开口讲就行了。果然，今天她从宏观上对应了大陆出版业30年的历史，做了整理和概括。其实第一个时期，饥渴期也可以称作是井喷期，就是整个图书市场的井喷。第二个就是盘整。第三个时期实际上就是码洋上升和册数下降期。中国图书行业基本上就是价格规模带来的增长，产业规模急剧上升，最关键的指标就是销售册数增长不多这么一个时期。这些原因当然都是多元的，董老师特别强调了怎么样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这是出版人的责任，她强调了五个方面，人文关怀、视野广阔，经营智慧，坚守精神，最后是一个完美的细节。应该说她这是人文出版的一个金科玉律，也是中国出版人现身的说法。大家刚才听到的是三联书店成功的精彩故事，也是成功的一个密码。这个机会不多，大家都听的入迷了。我觉得应该再找一个机会，请董老师再讲。我想老一辈的出版家，他们看到的问题看到了很深刻的原因，但是她对这个行业，对目前这种困境下的人文出版还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人文出版的第一世代。我们在座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更是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