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英雄阿拉纳克攻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学习实践研究

　　一、学习实践的主要做法

　　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肤浅，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实践活动，其实践经验至今仍值得回味和品鉴。

　　1．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法。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对于如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曾提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不单体现在校内的课堂教学中，而且贯穿在整个理论材料的安排上。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20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学科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1]当时，各校都十分注意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改进学风，转变学员的思想。如抗大就强调“到斗争中去学习”，组织学员深入军队，参加政治工作和反扫荡斗争，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学习军事知识，锻炼作战能力；还组织学员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参加拥政爱民活动，使他们克服“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中央党校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过程中，组织学员和工作人员作为实习团，到边区的县、区、乡，一边工作，一边实践。^[2]这样不仅加深了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而且还能获得工作经验。

　　2．调查研究学习法。领导抗日战争，是我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面对所肩负的重任，党就必须力戒空疏、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不但强调调查研究，而且从制度上规范调查研究。1941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的高级政府，均需设置调查机关作为各地工作的助手，收集各种材料加以研究。关于收集的方法，《决定》指出，一是收集敌友我三方材料，供调查研究；二是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三是在农村重点调查地主、富农、贫雇农等的生活状况，在城市着重调查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等的生活情况；四是写名人列传并注意收集其照片；五是个别口头询问；六是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中央领导同志还主动示范，参与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春，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并且决定359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1942年1月，张闻天就曾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晋西北的兴县作了15个月的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对调查研究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从实际出发，而且要对这个实际进行调查研究”^[3]。

　　3．生产劳动学习法。延安各干部学校在学习过程中还注重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通过生产劳动转变学员的思想，增强他们的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劳动观点。延安干部学校把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作为重要课程，将教学内容同生产劳动密切地结合起来，纠正传统教育的偏见。1939年5 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进行生产劳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适应了抗战教育的特殊需要，又体现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正确方向。实践表明，生产劳动的意义绝不仅在于改善物质条件或缓解经济困难，而在于通过这种实践引导学员改变了轻视工农、轻视劳动的思想，磨练了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4．竞赛学习法。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将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制定了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课程和学习制度。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人们却是随时随地学、见缝插针地学，可谓是：“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有些有孩子的年轻夫妇为能挤出时间学习，就把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吊在窑洞的横梁上，然后用绳子一头系住筐，另一头系桌腿上。孩子一哭闹，伏案学习的父母就用脚反复踩动绳子，让筐子摇晃起来。孩子进入梦乡后，他们就继续学习。党中央还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在第一届“干部学习节”上，朱德还被评为学习模范。^[4]

　　5．有针对性学习法。在在职干部的教育学习要求上，中央针对干部教育中存在的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等现象，要求加强干部的业务教育以满足干部学习业务、精通业务的需要。为此，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在职干部的教育学习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需给予业务教育，实现“做什么、学什么”。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除了有针对性地加强业务学习外，还要求党员干部在研究历史过程中采取“古今中外法”，即全面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要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应当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其核心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学习提高广大干部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5]

　　总之，延安时期的学习活动实现了全党在政治、思想、组织和行动上的统一，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达到了克服错误思想、增强辨别是非能力、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延安整风后，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转变了干部作风、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二、延安时期的主要学习经验

　　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种重视不是形式主义地走过场，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民族解放战争的大局出发，从我党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扎实推进，具体实施，使学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首先，建立组织机构具体领导学习运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六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即成立了由张闻天、李维汉分任正、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6]，并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学习高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1941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中央学习组即思想方法学习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7]各地在接到中央通知后，即开始积极筹备。如重庆南方局很快建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包括25人的高级学习组。中央政治局还建立各干部学校的归口管理机构，以加强对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具体领导。在党的指导下，各校普遍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并逐层落实各项工作。如抗大除设立政治部全面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外，还坚持“把支部建在连队”，“学习组织按连队编制，各队都有较强的政治指导员，负责党的政治学习工作”。^[8]历史证明，学习组织机构的设立，为开展学习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其次，创办各级各类学校作为学习载体。为强化干部学习教育，中央出台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建立健全了各种干部学校，并对学校进行了分工：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是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是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级高级与中级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除上述学校之外，中央还创办了诸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军事学院、行政学院等十多所高等干部学校，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培训。干部学校为大量培训干部提供了载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锻造素质、提升修养的大熔炉。

　　再次，制定制度规范，保障学习。为了使干部教育第一落到实处，党中央根据各校的情况、特点，从理论上规范了一系列具体的办学方针和培养任务。1937年拟订的《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就明确规定，抗大“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该校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党中央为其规定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9]1941年9月创办的延安大学在其暂行方案中也规定：“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干部为目的。”尽管各校的教育方针和培养任务有所区别，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规范干部教育的制度依据。

　　此外，中央还为各干部学校制定了详细的教学制度。例如，中央党校在教学方面制订了学业鉴定制度、组织鉴定或政治鉴定制度等。其中，学业鉴定制度主要衡量学员的学习好坏，组织或政治鉴定主要衡量学员的党性修养。除此之外，干部教育系列也建立了学习制度。1940年1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建立在职干部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持久性和经常性”。同时，还建立了学习小组制度，让非党干部与党的干部编在同一小组内学习，以便互相督促、互相勉励、共同提高。

　　最后，领导带头,督促学习。为进一步强化学习，配合整风运动，中央率先垂范。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亲自参与学习活动，为党员干部带了好头，促进了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另外，为动员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作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方法论指导。为督促学习，成绩考核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学习进展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总学委还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以督促学习。要求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到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10]。中央对延安的干部学习进行了总结评比考核，在延安中央机关评选出了九个模范学习小组，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都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三、延安时期的学习实践与经验对当前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启示

　　学习实践不但提高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我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理论平台，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建设学习型政党，要有明确而坚定的学习目标。延安时期的学习内容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果，希望通过学习，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变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工作、学习的武器；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与实践联系提高人们的实际工作水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然而,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党内学习却存在着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不愿学；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学；装点门面、走走形式，不真学；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深学；食而不化、学用脱节，不善学等现象。从党组织学习方面看，存在着学习制度不健全或满足于把制度挂在墙上，却很少落实到行动上；开展学习思路不开阔，形式单一、方法简单，在引导党员加强日常学习、激发学习内在动力上缺乏有效措施；热衷形式，搞得阵势很大，但学习的针对性不强，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11]其根本问题在于对学习的目标不明确，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面对成绩，产生了自满情绪，缺乏学习动力。

　　当今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强则国强，党弱则国弱。只有加强党自身的学习，才能带动全社会、全民族的学习，才能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要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所呈现出的一些阶段性特征，就必须加强理论武装，掌握基本世界观、方法论，做到学懂、会用、成为信仰，把握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指导工作、解决问题；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学习内容，通过学习掌握实质，把握内涵，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精神支柱，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必须通过学习端正党风党纪，提升党性修养，自觉增强党员意识，维护党的形象，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战胜“分化”、“西化”图谋，才能增加知识，开阔视野，提高决策能力和工作水平。新形势下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欺压群众，奢侈浪费，其实就是党性修养不强，是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12]因此，通过有鲜明目标的学习活动锻炼党性，提升理论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就成为学习的主要政治目标。

　　2．建设学习型政党，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将学习理论知识与从事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学通了理论的同时，也学会了理论的实际运用，成为在实际工作中践行马列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仕”而不学，心态浮躁。学习说起来重要，听起来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说得多、做得少，工作中一旦出现问题，硬是不说自己有责任；上班不是学习、工作，而是别人前面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是早该如此，干错了揪人家小辫子；对学习不感兴趣，认为学习没有用处，讨好人的事争着干，得罪人的事一边看。^[13]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缺失问题。

　　当前的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是纸上谈兵，不是走形式、走过场，更不是死记硬背、填鸭式讲学，而是要将所学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学习的内容、场合、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切实提高人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理论学习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领会实质，要应用于实际工作。在改革开放30年的基础上，当前的学习任务就是要通过学习进行创新。这是我党联系当前世情，认清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形式，把握基本趋势提出的应对之策。开展学习运动就要联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的实际，既肯定成绩，又看到存在的问题；既要听喜，又要听忧；要认识矛盾，解决矛盾。要学会从实践中学习，走出书斋、走出教室，走向群众、走向生产第一线，走向最需要党员干部的地方，了解新情况、研究新方法、解决新问题。转变传统学习模式，着眼于培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广泛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为自主创新打好坚实基础。

　　3．建设学习型政党，要俯下身去，真心实意调查研究，学出成效。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前提，也是了解民情民意的主要渠道。延安时期领导同志亲自调查研究为决策服务，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党校教育的总体要求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执政为民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课，培养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然而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学员的学习兴趣并不在于此。为了让仕途顺利，一些干部开始讲风水、求神拜佛，而不是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存在迷信现象，迷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有的干部决策时不依据科学的调查数据，而是听信风水先生。有媒体报道，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领导因迷信风水，建了一座五万平方米的“豪华风水楼”。还有官员在自己或家属生病时敬鬼神、请巫婆，为图升官发财或“消灾免祸”求菩萨保佑。这种理想信仰的缺失和错位，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愿意学习，更谈不上真心实意调查研究。

　　目前建立学习型政党，主张俯下身去搞好调查研究，目的就是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决策过程中提出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政策措施来。因此，学习过程中要联系现实问题展开调研，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展开调研，对党风党纪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展开调研。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学习，缺什么、补什么。如果在学习过程中热衷于学习的形式，而不是做实际的调查研究；热衷于借学习之名求神拜佛，而不是了解国计民生，那么学习就会成为一阵风。表面看学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其实却空洞无物。

　　4．建设学习型政党，要有良好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学风带动党风、政风，党风、政风好，其他的社会风气也自然会变好。延安时期学习运动之所以取得实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有良好而扎实的学风、文风、作风、民风。这种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光荣传统，为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学风、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依然是我党执政兴国的力量源泉。良好的学风代表着真心实意和踏实肯干的行为风格，把踏实肯干的作风带进党内，带进实际工作中去，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工作才会有成绩，才会有政绩，才会得到人民的切实拥护，才会带来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抓好了、学风搞好了，才能带动全社会、全民族的学习，才能有党的建设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才能真正促成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参见1942年3月2日《解放日报》。

　　[2]  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3]《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322页。

　　[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开展学习的》，载于2010年5月24日《解放军报》。

　　[5]  张树军《红色档案：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6]《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于《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7]  章学新《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载于《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

　　[8]  刘星华《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0页。

　　[10]《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168页。

　　[11]  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于2009年11月16日《学习时报》。

　　[12]  张全景《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载于《红旗文稿》2010年第14期。

　　[13]  王卫国《整顿党内不良学习风气重在落实和健全机制》，参见http://www.dzwww.com/rollnews/news/200911/t20091119_5123254htm。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