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首，再看“9·11”

羊城晚报记者 钱克锦

　　十年过去，我们现在可以怎样看待“9·11”？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前驻法大使、著名外交官吴建民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两位专家就“9·11”本质及其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羊城晚报记者：即便已经过去十年，还是有不少人追问，“为什么会发生‘9·11’？”请问二位专家对此有何看法？

　　吴建民：“9·11”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它反映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的一种对抗。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一个后起的文明，自诞生后与基督教一直产生对抗和冲突。二十世纪，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把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冲突掩盖了。到了新世纪，出现一个“9·11”也不是偶然的。

　　朱锋：没有“9·11”，肯定也会有“8·11”、“7·11”、“6·11”等类似的事件。伊斯兰极端主义所代表的，是对美国这种强势的全球文化、经济、战略、军事方方面面的这种势力扩张的不满和抗争。全球化被称为美国化，美国以为天下没有对手，非西方化社会在西方中的体会和呼声，必然会形成一种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从这个意义上，这是两种文明力量之间的对抗，已经到了临界点，“9·11”是火山的喷发口。

　　记者：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曾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9·11”必然要发生，是否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朱锋：“9·11”不是文明冲突。文明的本质是和平、秩序和正义。“9·11”实际上是对西方在全球强势扩张和干预的反应。但是这是极端分子（类似愤青的思维）的反应，过于暴力和血腥。也就是说，这次冲突本质上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全球权力和财富结构的不平衡所导致的。

　　吴建民：虽然说“9·11”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抗的一次反映。但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局限性。他对中华文明也了解不够。1997年，我和夫人（当时她是驻卢森堡大使）一起去瑞士参加一个会议。会上我们碰到亨廷顿，我夫人跟他当面讲，你对中华文明不了解，而且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相同国家打起来的。能言善辩的亨廷顿教授有点语塞。

　　我们中华文明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接受各方好的东西，开放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从此不再一样

　　记者：有人认为“9·11”袭击标志着美国的衰落。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吴建民：实际上，不仅“9·11”之后讲美国衰落，战后都讲，金融危机后也讲。但是说美国衰落预言很多次都没有实现。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和以前相比，美国发展的速度降下来了。但是一个国家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是创新。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年，这个国家有很多毛病，我们不喜欢，它那种霸气，跟他打交道那种霸气让你不舒服，但是这个国家创新能力是非常强的。

　　朱锋：美国的创新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有围绕创新能力的社会体制，它有成熟的政府的体制，所谓成熟，就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会有多元化的反思，他有纠错的机制。所以奥巴马上台之后至少和小布什不一样，小布什是推行单边主义，奥巴马会很快回到多元外交。还有一点，我觉得美国的超强实力，没有一个人忘记美国的军事霸权。至少在20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所以美国的地位依然是稳固的。

　　记者：那“9·11”给美国带来哪些显著的影响呢？

　　吴建民：最大的变化就是，反恐成了美国对外关系中所要应对的头号题目。“9·11”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看布什总统刚刚就任，还延续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一种思路，那就是“美国的敌人是谁？”美国的文化上面需要一个敌人。“9·11”发生之后，对美国来讲非常明显，他的主要敌人是恐怖主义，这个对后来美国的进程，以及对世界局势的演变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朱锋：“9·11”对美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反恐战略在布什任期的十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要素。另外，“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对安全问题的思考，以及国家相关的体制、规则和资源投入的安排。

　　上世纪九十年代去美国，我觉得最大的印象就是很多机关的安检真的很松，任何人都可以去。但是“9·11”之后我们觉得不得了，严到你要把鞋脱下来，把皮带抽下来，你要一手拎着你的鞋，一手拎着你的皮带。美国将11个部门中的相关机构，整合成立新的国土安全部。还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

　　现在白宫有重大的活动，附近不可以有飞机出现，这是在以前无法想象的。还有，我们都知道这十年美国在反恐问题上也经常被诟病，比如美国情报部门公开招人，然后去寻找蛛丝马迹。“9·11”事件中劫机的人在美国受过训练，所以人权和安全的矛盾又开始突出。我觉得，“9·11”在安全问题上真的改变了美国。

　　世界也因此改变

　　记者：“9·11”事件对世界的影响，最显著的是哪些方面？

　　吴建民：我曾见到世纪经济论坛的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编者注），他说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两个事件改变世界，一个是“9·11”，一个是金融危机。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9·11”给人一个印象：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竟然会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这使全世界对恐怖主义的警惕性提高，而且反对恐怖主义也更坚决，也更加认真，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种警惕性进一步提高。

　　朱锋：“9·11”事件我相信不仅是美国的，它是全球的，它对全球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第一它使得世界各国人民开始了解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到底有多大，这不是开玩笑的，从恐怖分子那种丧心病狂、他们的组织结构、策划能力可见一斑。世贸双子塔倒塌，我相信在那一刻不只是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世界。

　　记者：“9·11”后，大国关系受到什么影响？

　　朱锋：大国关系得到了改善。“9·11”后，全世界开始意识到后冷战时代，传统的关系当中总是在纠结着大国的冲突，而“9·11”让人们意识到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威胁。因为恐怖主义有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在各种角落都有。所以它使得人类对威胁的认识深化了。

　　从“9·11”开始，国际上加大了反恐方面的合作。联合国通过了14项有关反恐问题的决议和议定书，所以在全球掀起了围绕反恐问题的合作项目。

　　所以“9·11”不仅是美国的，它是全球的。我们怎么样认识“9·11”？其实不能光说它对美国造成了什么影响，它也在改变中国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美国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吴建民：在反恐这个问题上面，大国之间是有合作的，说明什么？应对恐怖主义这方面，大部分国家是一致的。没有“9·11”，还会不会出现亚丁湾反海盗的联合行动，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世界的两大因素把人类联合起来，第一大因素是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胡锦涛讲了一句话，“携手共进、同舟共济”，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大因素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只有人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它。我觉得这两大因素把人类联合起来的因素不可小觑。在国际关系史上，把大家都联合起来，这么强大的因素把大家都联合起来，像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的。我觉得促进人类联合起来，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都是大有好处的。

　　记者：西方有人认为，“9·11”之后，美国打了阿富汗打了伊拉克，并在这两个国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9·11”也促使伊斯兰世界自省，温和派的影响逐渐超过极端派。他们认为这两个因素是促使今年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因素，是导致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局势演变的因素。是这样的吗？

　　吴建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今年年初开始的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发生动荡和政权更迭，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因素。

　　最近这几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失业率非常高。另一方面，青年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而很多青年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发现还是找不到工作。不管你信仰什么，生活问题还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像突尼斯，还出现了大学毕业生被迫摆地摊，却遭到阻挠最后自焚的事件，就会激起民愤，结果就是对老人政治、家族政治等不满都爆发出来，导致中东北非一系列的动荡。所以说，这些事件都是由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引起的，和外界的力量，和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没有多大关系。

　　朱锋：“9·11”之后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激化了伊斯兰世界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之后，美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外交上，在力图推动世俗价值、减少对抗方面，也的确做出了一些调整，并把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作为自己的一个战略目标。这个在奥巴马上台后到开罗发表演说这件事上很明显。

　　中国没有利用“9·11”

　　记者：现在回头看“9·11”，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个间接的受益者，因为美国的精力都集中去反恐了，所以中国赢得了一段发展时间。是这样的吗？

　　吴建民：这个有偏颇，好像说别的国家闹，我们中国就可以趁机发展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具体到“9·11”，你可以看，没有发生“9·11”之前，中美之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双方关系陷入了危机，但是你看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还是美方做出了妥协。美国政府慢慢地从这个危机当中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当然，“9·11”之后，中美在应对和对付恐怖主义上有一定的共同点，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能说仅仅因为“9·11”美国才顾不上中国，使中国有发展空间的。

　　另一方面，中国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并不是“9·11”之后才是这个方针。而2001年之后中国大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加入了世贸组织。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对外的贸易每年都有很大的增长，这在人类发展上是没有的。

　　朱锋：认为“9·11”转移了美国的视线，弄得美国人无暇顾忌中国了。我觉得这个看法是自以为是，好像美国要拿中国动手了。其实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地增长，我从来不相信，如果没有“9·11”，布什政府会跟中国翻脸。双方当然各自会有一些国内政治利益需求的言论，但是并不意味着布什上台就会改变对华的战略。如果有中国人持这种看法，那就说明他们还不够自信。

　　（感谢凤凰网博报为本次采访提供帮助）

　　吴建民

　　朱峰

　　“9·11”恐怖袭击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2003年照片(右)和近照对比(左)，他是“9·11”恐怖袭击的构思者，在1996年向拉丹提出袭击美国的想法。2003年，他被美军抓获。

　　1998年8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同时遭到爆炸袭击，两百多人丧生。同年拉丹发布了“宗教裁决令”，号召袭击美国人。这两件事被认为是基地组织行动的转折点，因为他们把目标转向美国人，并转向美国本土。

　　1999年，一群来自几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在德国汉堡合影，其中包括参与“9·11”袭击的领头者穆罕默德·阿塔（坐者右二）。拉丹经过两三年的挑选，最后从这个“汉堡帮”里选出了几人作为“9·11”袭击的骨干，因为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有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熟悉西方社会。

　　2001年9月拍摄的美国马里兰州一处飞行培训学校。参与“9·11”袭击的几名恐怖分子曾在此学习飞行。基地组织选好执行袭击的人员后，让他们分批进入美国，在美国各地学习飞行。

　　2001年9月11日，劫机者阿塔和他的同伙阿布拉齐齐·阿罗玛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机场通过安检。几个小时后，他们和其他的劫机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

　　钱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