颤栗五大丧尸电影: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个问题

 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两个成果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其地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只有遵义会议可以与之相比。它使我们党和国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建国以后党的历史和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对于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概括出了八条，即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间及之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列举这八大成果后，《决议》指出：“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的今天，如果再回过头看上述成果，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有两条，即第一，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第二，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关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之后不久，他更明确地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历史表明，三中全会以后的头十来年，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战胜国内国际一个又一个风险的挑战，在维护社会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关键就在于有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强的保证。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但无论哪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在三中全会上所恢复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及在三中全会上制定并在会后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条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条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条组织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

    关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全会公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特别是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关于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会后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要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议题变化的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场

    三中全会之所以取得这些重要成果，并非会议之前就计划好的，更不是自然而然取得的，而是与会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支持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争取到的。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以及会议开始时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商定1979、1980年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会议刚进入第3天，陈云便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提出了六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重大冤假错案和重大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大家最为关心，但又最为敏感、想说而不便于说的，因此，发言在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这些意见，同时加以补充和发挥。虽然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与会者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但绝大多数代表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以及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鉴于会上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出访回国的邓小平，因势利导、运筹帷幄，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促使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与会代表所提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由地方自行解决。在第四次全体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那位主要负责人又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就“两个凡是”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会议对原有议题的突破和取得的进展，也使邓小平会前请人为他准备的讲话稿显得不再适用。会议临近结束时，他针对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亲自草拟了讲话提纲，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研究经济建设上的新情况，解决经济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新问题等。这篇重要讲话，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因此，在事实上成为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原定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提交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1979—1980年的计划安排，以及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事实上，除了上述议题外，它的主要内容变成学习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确认中央工作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及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9人为中央委员。所有这些，也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由于与会代表们发言踊跃，讨论热烈，并不断有新问题提出，使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三中全会会期也比原计划延长了两天。前后相加，一共41天。会议用的时间长，其产生的影响更是深远和不可估量的。正如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的背景和性质：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繁荣发展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既然不是事先所计划的，那是否意味着会上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偶然的、突然的，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呢？应当说，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主观客观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转折决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1976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和一些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阻碍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步伐。例如，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再拖延老干部工作的恢复，阻挠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并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在粉碎“四人帮”后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起党内外同志的广泛不满。再如，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成积累与消费关系的进一步失衡，违背了人民要求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使认真清理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调整国民经济的要求显得十分迫切。另外，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亟待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有一亿多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待业，累积约一千多万人；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统收统支的国有企业经营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有这些，都呼唤对经济体制、经营方式、所有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另一方面，那两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通过部分平反冤假错案，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代表的成分；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及按劳分配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了广泛宣传，逐渐形成了有利于纠正“两个凡是”错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舆论氛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会在1980年初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中全会取得的胜利、实现的转折，完全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主观努力与国内外客观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即使那次会议未能实现这一转折，此后的会议也是一定会实现这一转折的。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工作重点、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曾有过多次转移和转变。其中有的正确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则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错误的；有的正确转变转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因为种种原因转得不够顺利，甚至中途出现反复。与以往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无疑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实现的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转变，也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国际客观形势的变化外，主要在于这次的转移、转变，是建立在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新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新的认识，不仅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认识相对立，而且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看不到这种区别，就难以理解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难以说清楚为什么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

    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这一转移、转变并不是基本社会制度与社会性质的变化。无论在三中全会上还是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之所以提出和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之所以否定和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都不是要抛弃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更不是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而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寻找和走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邓小平在世时的观点是始终一贯的，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党的十七大的观点也是始终一贯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尽管在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上有很大区别，但它们的基本社会制度、根本指导思想和远大奋斗目标都是完全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及其头30年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是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巧处在这60年的中间。它既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是一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会议。它上承的是新中国头30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下启的是后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及其未来的发展。它和它之后这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世界形势在变化，科学技术在进步，人民需要在增长，中国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另一方面，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及中国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压力的国际环境也将长期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没有出路。总之，只有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今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就是要更加充分地认识这条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更加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更加积极地发扬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更加坚定地沿着三中全会为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朱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