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经典之昭君传奇: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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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抵制工宣队

        原来,中央知道了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发生武斗并且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制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毛泽东做出决策,派由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组成“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些高校,主要任务就是制止武斗,教育学生,实现大联合。此时,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到,学生们有革命热情,但还缺少社会经验,政治上还不成熟,“文革”中出现许多类如“打砸抢”的坏事,都是红卫兵们干的。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觉悟高,能顾全大局,应该让工人阶级去教育学生。

        这个决定做出以后,立即就行动起来,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很快就抽调齐了,不几天就组成了数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是重点之一,自然也要派更多的“工宣队”进驻,同时还需要解放军的支持。在解放军支持下,“工宣队”很快就开到清华大学之外,就等着进驻清华大学了。

        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关闭学校大门,暂且停止武斗。对方也停下手不打了。他们转而对付想要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至此,清华大学内部大武斗总算暂时告一段落。

       在蒯大富指挥下,清华大学从1968年3月底发生小型武斗,发展到从5月29日到7月27日的大规模武斗,一共打了一百多天,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在这场“百日大武斗”中,对立双方各死伤多人。

        但是,蒯大富并没有停止武斗,他只是把武斗的矛头指向了“工宣队”。

        “工宣队”是由个个精干的工人组成的,加上有解放军的支持,紧闭的清华大门并没有把他们挡住。他们经过宣传,加上自己动手,很快就把大门打开了,于7月27日进入清华大学。

        “工宣队”没有经过自己允许,就硬行进驻清华,这还了得?蒯大富恼怒了。他决定先给“工宣队”一个下马威。他派出许多“井冈山兵团”的人阻止“工宣队”进驻清华。“工宣队”是受到中央最高决策者指派而来的,又有解放军的支持,自然不会听蒯大富的指挥而轻易撤出,双方“顶牛”了。

        蒯大富拿出了他指挥“清华百日大武斗”的疯狂,下令武力阻止“工宣队”进驻。他一声令下,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发起袭击,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震怒的毛泽东点了蒯大富的名

        得知自己决定派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受阻,而且被打死5人,伤了731人,毛泽东震怒了。但是,这些人还是青年学生,当时红卫兵运动还受人关注,毛泽东不好派军队直接去清华大学抓带头闹事者,而且,对混乱中发生的事情,也需要调查清楚。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红卫兵的领袖是制造事件的指挥者。要做好学生工作,使“工宣队”顺利进驻各高校,必须找红卫兵领袖们谈话,一方面严厉批评他们,给他们以警告,通过他们来做工作,另一方面也能当面了解情况。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一见面,毛泽东就十分严肃。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之情。一见面,就直接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你们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你们要听从指挥。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专门点了蒯大富的名。这使蒯大富出了一身冷汗。林彪阴沉着脸,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表现出了少有的冷淡。毛泽东讲话之后,林彪用阴冷的目光扫了五大领袖一眼,只说了三句话:“工宣队”是毛主席决定派出的,你们敢打“工宣队”,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批评红卫兵搞武斗,阻止“工宣队”进驻高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必须按中央要求,放下武器,拆除你们修建的武斗工事,迎接“工宣队”进驻学校,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出席了这次谈话会,他们虽然也为红卫兵开脱,但在当时毛泽东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意见十分明确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说几句批评红卫兵的话。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这次接见,气氛严肃,狠狠地敲打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对红卫兵是警告,也是约束。可以说,毛泽东这次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是红卫兵运动的转折点。面对如此严肃的批评,过去威风十足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只好承认错误,表示服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

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

        这次谈话之后,五大领袖各自回到学校,指挥手下人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停止武斗,迎接“工宣队”进驻学校。

        在这次谈话中,蒯大富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惟一受到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因此,他心情十分沉重,思想压力也很大。他回到清华大学后,把“井冈山兵团”的骨干们叫来,要他们交出武器,把武斗工事全部拆除。他并没有向手下的人讲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的具体情况。他心里明白,毛泽东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直接点名批评了自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了,自己等待的只能是受到处理。

        让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接下来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8年8月5日,毛泽东把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以此表示对“工宣队”工作的支持。13日,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毛泽东和林彪又专门接见了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指出:没有发生武斗的学校也要进驻“工宣队”,“工宣队”将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同一天,《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注意研究政治动向的蒯大富明白,自己和“工宣队”对抗,以至打死打伤“工宣队”的人,已经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了,自己的下场不会好。果然,蒯大富接下来的日子真的不好过。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冷落了蒯大富,他们和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战士把学校管了起来,还对学生实行军训。蒯大富被放在一边,再没有人理他了,昔日紧跟自己的手下人也渐渐疏远了他,以至有许多人见到他都绕道走开了。特别是,“工宣队”一直在追查打死“工宣队员”的后台,使他整日胆战心惊。

       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读学校毕业生,从11月起开始分配。毕业生要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63年入学的蒯大富,实际上早该毕业分配了,只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才留在学校的,此次自然也被列入分配之列。此时的蒯大富恨不得早日离开清华大学。12月,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到了那里,又得到通知,自己被分配当电解工。

        蒯大富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了一名电解工而苦恼,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一来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他有一种侥幸心理:自己干的那些事可能将不再被人提起了。二来当时许多毕业的大学生也都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到部队当战士。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作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当时的名气也太大了,干的坏事影响也大,毛泽东还当面点名批评了他,怎么会没有任何事情了呢?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蒯大富果然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于当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这一审就是几年时间。清查“五一六”事情过去后,1973年,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在这里,他倒是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许多人也不再提起他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文革”中的许多事情还在清查之中,蒯大富的名字又被人们所注意。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蒯大富在“文革”中的罪行。在此情况下,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经过公安、检察机关几年的调查,确定蒯大富有罪,并起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在北京,蒯大富被关在秦城监狱,在青海,他被关在共和县的塘格木监狱,这是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的监狱。但他不必参加劳动。这些重刑犯是一个人一个院,平时互相见不到。蒯大富也是一人一个院。出狱后的蒯大富曾说:关在那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稳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蒯大富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

      由于以前蒯大富被关押的时间顶了8年刑期,到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了,获释后,他回到青铜峡铝厂劳动。此时,蒯大富已经42岁,还是单身一人。过去,在自己工作生活平静之时,他也交过几个女朋友,但是,总是在要准备结婚时,他的事情又被提出来,在被列为审查对象时,女友为避免受到牵连离他而去。此次出狱,蒯大富过去所犯下的罪行算是受到了清算,可以过平静的日子了,他也自然考虑到找对象结婚的事情,他的一些朋友也在热心为他张罗这件事。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写信,给他介绍了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

      罗晓波是1962年出生的,昆明人,比蒯大富小近20岁,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工作,担任南京某电子研究所的工程师。罗晓波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年纪只有四五岁,对“文革”中的事情并不了解,但后来在大学学习时,还是听说过蒯大富的人和事的。蒯大富和她见面时,就把自己的过去全部告诉了她,使她对蒯大富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倒是真的爱上了蒯大富,明确表示:“愿意追随他这风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长路。”1988年8月,他们二人在南京登记结了婚。婚后不久,罗晓波调到了青铜峡铝厂,与蒯大富在同一个工厂工作。

        1992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滚滚向前时,蒯大富与妻子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分给他们一幢二层小楼。他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过着平静而又忙碌的日子。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后又到深圳受聘于一家中外合资的网络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