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荐书: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1)dddd

如今的商场老板

被开除团籍

    蒯大富开始在支持他的学生中串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工作组。不久，蒯大富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更是于1966年6月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他们认为，工作组和校党委一样，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际上是和学校党委一个鼻孔出气的，现在必须炮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他们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了。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工作组支持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工作组也是修正主义代表等。他们还于1966年6月21日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十分明显，蒯大富等人的最终目的，是想赶走工作组。要知道，蒯大富等人给工作组扣上的这些政治帽子，在当年是不小的；他们驱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政治事件。因此，工作组也十分重视。经过仔细研究后，工作组决定对带头驱赶工作组的少数学生头目进行批评教育。

    蒯大富很快就被叫到设在学校党委办公楼的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的领导人十分严肃地指出了蒯大富最近反工作组的行为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要求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再继续与工作组作对。谈话一开始蒯大富还静心听着，但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学校党委确实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支持校党委，也是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在为学校的修正主义分子打“保护伞”，自己及与自己观点一致者，是革命学生，工作组向他们施压，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蒯大富能言善辩，竟然与工作组负责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结果而结束。

    蒯大富和工作组的对立公开化了。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以示抗议。他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

    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他们先召开了团组织领导干部会议，在研究了蒯大富等人的情况后，决定先由团干部找蒯大富谈话，然后再开团组织会议，帮助蒯大富。团干部们也是年轻人，说话比工作组负责人直白，和蒯大富一见面，就把谈话意图交代清楚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并且要求蒯大富服从团组织的意见，收敛自己的行动，不要再干驱赶工作组那样的事情。蒯大富根本没有把学校团干部们放在眼里，论口才，论知识，蒯大富觉得自己比这些团干部们要高明得多，于是，蒯大富不但根本不听学校团干部的话，反而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给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青年人应该与“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应该当革命先锋等。蒯大富还反过来争取团干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和自己这些人站在一起。这样的谈话，自然也是以不愉快的结果而告结束。在此情况下，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来解决蒯大富等人的闹事问题。

    1966年6月末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他们讨论了蒯大富近日的行为，对蒯大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上，蒯大富毫不退让，与批评他的人辩论。他口若悬河，一会儿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一会儿谈起修正主义问题，一会儿又谈起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中心意思是: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没有错。他还在会上做参加会议的团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会议开到这里，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蒯大富，只好动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蒯大富还能不能留在团组织里的问题。表决结果，班级团支部的团员中，多数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决议很快就做出来了。

成了“文革”积极分子

    被开除了团籍，又被关押了18天，蒯大富心中很不服气，他不甘心失败，很快投入到组织学生和校党委、驻校工作组的另一番较量之中去了。没有想到，这一次他赌赢了。不久，工作组的工作似乎不那么起劲了，对蒯大富的斗争也松懈了，清华大学的形势也来了个急转弯。

    原来，1966年7月18日，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泽东，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明确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19日，毛泽东出席刘少奇主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特别是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有人镇压学生运动。他提出，要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刘少奇在23日的汇报会上提出不能不要工作组，毛泽东却于24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撤掉工作组。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挡运动。”毛泽东还批评说，工作组既不能斗，也不能改，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委于6月28日做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都宣布撤销了工作组。这使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更好的消息也落在了蒯大富的头上。      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7月2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康生见毛泽东这样说，立即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后来说: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我不是反革命了。

    蒯大富毕竟是有一定政治头脑的人，他不光想着高兴，更主要的是想到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他决定，立即组织自己身边的造反同学，揪斗工作组的组长。他叫上几个口才好的同学，直接闯进校党委办公楼，找工作组长“算账”。他们一次没有找到就第二次第三次地找，终于找到了工作组长，他们把工作组长围起来，质问他为什么镇压学生运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求工作组长向他们写交待材料。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蒯大富组织了多次揪斗工作组长和学校其他一些领导干部的大会。

    很快，清华大学的校党委被冲倒，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了，工作组也被赶跑了，学校很快就陷入了没有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时候，蒯大富又迎来了一个机遇:康生主动派人来找他了。原来，自从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北京市委不仅最早宣布撤销工作组，还决定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以鼓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敢于造反的红卫兵头目。聂元梓、蒯大富被列入邀请名单。康生早就知道蒯大富造反的情况，对他十分器重，专门要手下人派专车，到清华大学去接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这次会议。蒯大富乘康生派来的专车到人民大会堂后，发言时也是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时间。他讲清华大学领导者如何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如何造反，如何被开除团籍等，讲到动情处，他声泪俱下，由此也博得了阵阵掌声。这次参加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使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学生中得分不少，一时间，他似乎成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代表，是造反的先锋。这使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扩大自己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有了一个优越于其他人的条件。

当上了红卫兵领袖

    参加完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回到清华大学后，蒯大富个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他感觉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临了，他不想错失这一机遇，于是他立即投入到继续造反当中去。他组织了一次次的红卫兵造反“誓师大会”。在会上，蒯大富表现出了他的鼓动才能和组织能力。只见他:身穿旧军装，腰系皮带，手里拿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在会上诉说着校领导干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不时地领头高呼口号。会下，他时常和周围几个造反骨干学生一起商量下一步如何组织学生揪斗学校领导人和工作组头目的事情，商量如何发展他们搞起来的学生造反组织的事情。在商量中，蒯大富表现出了掌控局面的才干，也表现出了他考虑问题较其他学生更全面、更周到的才干，他的敢想敢冲敢做的劲头，他的口才，他的组织能力，他思考问题的全面性，乃至他个人的一点“小风度”，都成了他吸引一些学生愿意跟他干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参加蒯大富发起搞的红卫兵组织中来，他搞的队伍，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几千人。蒯大富发起搞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扩大了，蒯大富便给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名字，叫“井冈山战斗队”，不久，又改称“井冈山造反兵团”（简称“井冈山兵团”）。这个造反组织，办起了自己的红卫兵小报，组织内部也有了分工，除了下边分设几个分队，由一些与蒯大富关系亲近，深受蒯信任的造反骨干担任领导外，在“井冈山兵团”里，还有专门管宣传、组织和物资的等等。

    他被关押18天放出来后，一时间成了左派学生的代表，这使一些学生愿意聚集在他周围。他个人在红卫兵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他还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随着大串连的展开，来清华“学习造反经验”的其他一些高校红卫兵组织也不断来清华大学找蒯大富“取经”。蒯大富没有忽视这种为自己加分，也为“井冈山兵团”增加外援力量的机会。他在接待来“取经”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头目时，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头脑”和口才。这一点使他给来串连的红卫兵头目留下了“好印象”。连当年到清华大学串连的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在找蒯大富“取经”后，都很佩服他。蒯大富成了许多造反派红卫兵头目崇拜的对象。

抢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蒯大富不仅在清华大学名声大噪，而且在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中也名气很大。他到处演讲，介绍他怎么样和原清华大学校党委、驻校工作组“斗争”的“光荣历史”，他演讲的这些内容还在红卫兵小报上刊登了出来，一开始还真的吸引了许多红卫兵的眼球。但总是拿出这一套来说，红卫兵们也厌烦了，蒯大富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很快就改为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他过去经常读一些理论书籍，加上口才好，讲起来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可是，讲来讲去，老是那些东西，红卫兵们也听腻了。

      蒯大富心中明白，自己要坐稳红卫兵领袖的椅子，要想长期左右清华大学，进而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毛主席看得到的接班人，就必须能够在自己周围长期团结起一大批红卫兵。怎么办呢？有注意和研究中央政治动态习惯的蒯大富，在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论中，发现了经常出现的词: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且，把这个人物与党内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同时，蒯大富也注意到，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做关于十中全会以来工作的报告时，对派工作组的事情承担了责任。会上还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支持红卫兵造反。这次全会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成了中央第二号领导人，而刘少奇虽然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经名列第八位，并且没有明确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蒯大富意识到:刘少奇要被打倒了。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指的赫鲁晓夫式人物。

      通过分析中国当时这些政治动向，蒯大富开始揣摩“中央文革”的心思，他认为:站在运动前列，就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这件事情上立功，蒯大富就像后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他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冒一下险。为什么说要冒险呢？因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是否真的要打倒刘少奇，还不清楚。因此，那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在观察，不敢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蒯大富经过分析，认定刘少奇必然要被打倒。他打算先喊出这个口号。

     但是，蒯大富毕竟很有政治头脑，他在喊出这个口号之前，先要在“中央文革”那里摸一下底。于是，他设法联系到了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蒯大富抢先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之后，北京一些高校也跟着喊出了这个口号。这次冒险，使蒯大富声名大振，一时间，红卫兵们都认为蒯大富有头脑，有胆量。聚集在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周围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其他一些高校也和蒯大富所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建立了“联动”关系，即一切行动听蒯大富的，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怎么行动，他们就怎么行动，他们喊什么口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也喊什么口号。这大大增加了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的力量。

     蒯大富为了继续扩大“井冈山兵团”的影响，还于1966年11月，与他手下的人一起绘制了《百丑图》，用漫画的形式，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百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导演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闹剧

      蒯大富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刘少奇并没有被打倒，还住在中南海。蒯大富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在红卫兵小报和满街贴的大字报上发表“红卫兵宣言”、“敦促书”、“战斗号令”之类的文章，公开提出刘少奇要到红卫兵中、特别是到清华大学来，直接向红卫兵检讨，接受红卫兵的质问。另一个办法是，组织红卫兵日夜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刘少奇。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永远包围着不走。他果真组织了他领导的“井冈山战斗队”把中南海西门围住，用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面喊口号，要求揪出刘少奇。蒯大富这样一带头，清华大学其他红卫兵组织不甘落后，也到中南海来参加包围和喊口号的行动。其他高校的红卫兵知道这个消息后，也赶来助威。一时间，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蒯大富跑前跑后组织着，不断换喊口号的人，调配大喇叭，增大音量。许多红卫兵在包围中南海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水喝，也吃不上东西，最后昏倒在中南海西门。蒯大富借此进一步煽动红卫兵的情绪，同时组织人运送水和吃的，使红卫兵包围中南海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但是，不管红卫兵们怎么喊口号，中南海里面仍然一片寂静。虽然听说中南海里也出现了造反派造反的事情，但是刘少奇仍然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没有出来向他们做检查。不久，经过中央做工作，包围中南海西门的红卫兵撤离了。

      这次包围中南海行动没有成功，使蒯大富很丢面子。揪刘少奇没有成功，他就打算揪王光美。王光美曾经在清华大学当过工作组成员，蒯大富认为，王光美也和自己作过对，也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更重要的，她是刘少奇的夫人，斗王光美，就是打倒刘少奇。可是，王光美也在中南海里面，他们揪不出来。他心生一计，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然后由他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斗争她，让她在“井冈山兵团”面前检讨。王光美是知道一些刘少奇的工作情况的，从王光美身上得到一些刘少奇的情况，然后，由“井冈山兵团”把这个消息在红卫兵小报上发表，那可是震惊全国的大新闻，他的红卫兵领袖地位就将更加巩固了。

     1967年1月6日，天气格外寒冷。正在家中的王光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截肢，怎么办，需要王光美想办法。王光美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着急，因为家里的电话是保密的，只有刘平平本人才会知道号码。因此，王光美没有多想，就信以为真。她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刘少奇，说自己要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女儿受了重伤，心里也十分着急，要和王光美一起去医院。王光美劝刘少奇不要去，刘少奇坚持要去。二人乘上车，一起直奔医院。可是没有想到，他们一到医院，就发现刘平平根本没有受伤，是蒯大富领着一些红卫兵在那里等着他们。等刘少奇和王光美发现上当，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红卫兵团团围住，走不了了。

    蒯大富也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和王光美一起来。当他看到刘少奇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他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刘少奇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落入了他们手中，他们可以当面质问刘少奇了；担心的是，刘少奇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手下人伤了刘少奇，他也交待不了。出于这种想法，他立即命令他手下的红卫兵骨干把刘少奇围了起来。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刘少奇十分镇静。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红卫兵，一言不发。王光美则大声责问蒯大富等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快，中央派人把刘少奇解救回中南海，但王光美却被蒯大富等人扣住了。

    蒯大富命令手下的人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在一间房子里单独围斗她。王光美义正词严地斥责“井冈山兵团”。对于蒯大富组织的红卫兵对刘少奇的恶毒攻击，王光美坚决地予以反驳，对他们对自己的攻击也进行了驳斥，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气节，也保守了党的机密。蒯大富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气极败坏，他把王光美长期扣押了下来，并不断地对王光美进行人格侮辱和批斗，每次批斗会后，蒯大富都通过他掌握的红卫兵小报，把批斗王光美的情况公布。由于王光美的身份特殊，是刘少奇的夫人，蒯大富此举吸引了全国红卫兵和各种造反组织的眼球，蒯大富和他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真正是在翻江倒海，引领了当时红卫兵的“斗争方向”。但是，王光美始终坚持原则，与蒯大富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蒯大富想进一步折磨王光美，便于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这次大会由蒯大富亲自主持。那一天，穿着一身旧军装的蒯大富，精神十足地登上会场主席台，大声宣布着王光美的所谓“罪行”，组织红卫兵一一上台发言，斗争王光美。会后，他控制的红卫兵小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记录这次批斗大会的情况，还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污蔑王光美。这次批判王光美大会，让蒯大富出尽了风头。

    后来一段时间里，蒯大富经常把“智擒王光美”当作自己人生中的得意一笔，没有想到，当“文革”结束，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后，他导演的这出闹剧，成了他人生中一个耻辱的黑点。

在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

    当历史步入1968年，在蒯大富出尽风头之时，清华大学另一派红卫兵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个红卫兵组织也想要控制清华大学，因此，必然会和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发生矛盾。

    一开始，两派组织之间还只是辩论。辩论中，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辩论双方都是年轻人，火气大，辩论中难免出现语言上的冲突，语言上的冲突又导致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一开始，还是两派中几个人相互厮打，是小规模的冲突，但发展下来，冲突就越来越大了。你回去叫几个人来，我也回去叫几个人来，参加厮打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

        蒯大富一开始还约束自己手下人要“讲理”，要“忍让”，后来，他见对方势力越来越大，心中着急。这时，他听到了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江青这个讲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用“文”的办法，去和修正主义斗争，但是，在斗争时，对方不服，用武力来打我，我怎么办？那就要用武力自卫。听了江青这个讲话，蒯大富心中有了底。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些和自己对立的人，是想争夺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领导权，想代替自己来左右清华大学的局势，对此，他岂能甘心？他决心把这股和自己争夺清华大学领导权的势力打压下去。他找到“井冈山兵团”的几个骨干商议之后，决定全兵团出动，给对方一些颜色看看。1968年5月，蒯大富组建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

        行动时间定在5月29日。这一天，两派学生组织之间又发生了冲突，已经有了准备的“井冈山兵团”立即全员出动，他们手拿木棍、铁棍和其他一些劳动工具，从各个学生宿舍楼里冲了出来，一下子就把对方数百人包围起来，一顿乱打，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有一些人求饶了，一些人则跑回去叫救兵。不一会儿，对方组织起一千多人，反扑过来。在楼顶上观察“战局”的蒯大富见对方主力出动了，一声令下，按他预先的布置，埋伏在各楼口高处的“井冈山兵团”的人，手拿石块、砖头，向对方狠狠砸去，把对方许多人打成重伤，对方急忙把自己受重伤的人抬回去。一千多人在抬伤员的过程中，被从四周楼内冲出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分割包围，遭到一顿暴打，直打得许多人求饶，一些人则狼狈地跑了回去。这一仗，以“井冈山兵团”大获全胜而结束。蒯大富是这场武斗的指挥者。

        但是，对方并不服输，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决心和“井冈山兵团”大打一场。不久，在清华大学就又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场恶战发生在30日凌晨，天还没有亮，蒯大富就下令攻击反对蒯大富的学生组织， 对方也不示弱，对“井冈山兵团”进行反击。这场恶战，由于双方出动的人员很多，加上双方都有准备，所以，打得十分激烈。武斗双方都手执棍棒，从天明一直打到天黑，双方都有死伤。此次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余万元。清华的武斗同时也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

       蒯大富见自己方面也有死伤，手下的人也杀红了眼，就下命令，到学校大楼去，抢先把训练民兵用的武器拿到手，但对方也是这个想法，双方在抢学校大楼武器库时，又是一场厮杀。结果，由于“井冈山兵团”去的人多，抢到的武器比对方也多一些。

        接着，双方便展开了有武器的武斗。他们各自占领了一部分学生大楼，把门窗都堵起来，不时地用武器射击对方。蒯大富还组织“井冈山兵团”的人，组成突击队，数次强攻对方所占领的大楼，经过几次强攻，把对方所占领的大楼中的多数攻打了下来，由“井冈山兵团”占领，只有两座大楼还在对方手中，对方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蒯大富决定再仔细筹划，组织力量，一举把这两座大楼拿下。让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私欲膨胀的他指挥的这场武斗，使他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