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明全文阅读:胡德平：父亲读《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断（1）

本文作者、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近影，他今日到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 （王建新/图）

延安时期，是父亲读书最多、最刻苦的时期之一，当时他藏有很多图书。1945年秋，因为要去前线，他把所有的书籍都埋在王家坪某处，解放后去找，一直没找到，为此他遗憾不已。他读书的速度很快，并有对重点语句用红笔划道、写批注的习惯。延安老同志传说，毛主席对父亲的读书有个评论：“好读书，不求甚解。”究竟如何，我没有仔细求证。这句话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名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似有多种解释。两晋时期玄学盛行，对古代经典著作的注释解说很杂乱，不少注解繁琐无聊，已失原著本意。陶渊明自谓 “不求甚解”，倒也是种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我知道，父亲对革命导师的书籍，非常强调读原著，认为辅导材料必要，但并不十分看重。他认为这些材料往往这一时期是一种解释，那一时期又是另一种解释。

延安时期也是全党理论水平大大提高的时期，当时党内对中国社会、农民问题、阶级斗争、民主革命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似乎仍然处于一种不甚了了的状态。

1983年12月30日，胡耀邦视察四川省兴文县石海洞乡 （胡德平/供图）

父亲非常喜欢我国的古代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我猜想这些书他在延安时期都已看过了。上世纪80代，影视节目放映《三国演义》、《西游记》时，他是一个热心的观众，每晚看完“新闻联播”后，如无公务在身，他就看看电视。我有时见父亲如此欣赏这些节目，心中也十分纳闷，在我看来，这都是为青少年准备的娱乐节目呀！

我读《三国演义》，只集中精力看到“火烧赤壁”，顶多看到关羽被俘就义，以后章节基本上就不看了。

2011年6月19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前辈，和我有次长谈。有一部分内容谈到他和我父亲的交往和工作关系。其中一段往事，是父亲在重庆谈《三国演义》的一百一十八回，刘禅进降表的那一回。

1983年12月末，父亲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当时重庆是计划单列市。其间，父亲和四川省、重庆市的谭启龙、杨汝岱、王谦、廖伯康和鲁大东等同志有过多次座谈。座谈的内容很广泛。在潘家坪宾馆，父亲问，重庆市现有人口多少？重庆的同志回答得很清楚。父亲又问在重庆市的总人口中，干部多少，教职员工多少，所有吃皇粮的人数有多少？这下难住了重庆的同志。父亲一笑，请他们找本《三国演义》，仔细看看第一百一十八回——《哭祖庙一王死孝，入西川二士争功》。

宾馆里无此书，重庆同志说，车队出发的下一站是永川，到永川再找书吧。不想到了永川，仍未找到。车到泸州后，才找到一本《三国演义》。拨乱反正之初，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之贫乏，由此可见一斑。《三国演义》这一回，记录了蜀汉当时的人口、户数、官吏和军队兵员的情况，读之让人感慨深思：

（后主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文簿与艾（邓艾）：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择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

这组数字，读小说的人未必有兴趣，但对读历史，对执政党的领导同志来讲，则是一份宝贵的社会、经济、政治史料。蜀汉的悲剧有两层意思，一是汉祚衰微已久，腐败不堪，还想什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那都不是历史潮流所向。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奸相”曹操却做了“苍天已死”遗嘱的执行人。二是蜀汉出了那么多忠良、英雄，做了那么多北伐的努力，但最后还是被魏消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老天何其不公。

蜀汉灭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其社会经济实力过弱，人民负担畸重。试想全蜀人口94万，官吏兵将总合14.2万，脱离生产，吃皇粮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5%，即6个人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人，负担怎么能不重？如果把94万人口中女性去掉，老小去掉，姑且算37万人，那么就是两个生产者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官吏和大兵。

诸葛亮、姜维以攻为守，已知事不可为而为之，也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蜀军屡次北伐不果，国力损耗极大，致使蜀汉后期忠勇的征西大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都深感“蜀地浅狭，钱粮浅薄”，发出“连年征战，军民不宁”的忧叹！同时，蜀汉人口不堪重负，逃亡、脱籍的人口也不在少数。

《三国演义》最后一回，说到东吴孙皓降晋后，其国力军力为：

东吴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户口五十二万三千，官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皆归大晋。

东吴实力强于蜀汉一倍。官吏少于蜀汉，吃皇粮的官、兵占总人口不足12%。与孙吴对比，可知蜀汉国弱民穷已到何等窘迫的地步。所以吴国使者薛珝对蜀国的观察是：“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第一百十三回）

蜀地情况如此，所以晋兵一到，汉中、川西一带望风而降的官兵、百姓相当普遍。邓艾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当他受降刘禅后，即令蜀人“煮盐兴冶”，以求治安稳定之策。关于吴蜀两国的户籍人口问题，还需专门的史学家开展详实的研究，本文只是根据小说演义的情节行文，非专业评论。

1962年6月19日，共青团在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同志向父亲反映四川群众在三年困难时期许多触目惊心的生活情况。父亲向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做了反映。杨尚昆和廖伯康有次长谈，这有杨尚昆同志1962年6月28日的《日记》为证。7月2日，党中央书记处开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研究重庆团委反映的群众的生活重负和饥荒问题。最终党中央派出了调查组。

回忆这段经历，人们并不轻松。改革开放初期，对我国上层建筑的作用，党政、政法机构的建设，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何谓党的领导，新老干部如何交接等等问题，父亲想得很多。他之所以向重庆同志介绍蜀汉的户籍人口问题，我想他的本意，还是希望我党各级干部、公职人员，一定要紧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减轻群众负担，警惕官僚体制的滋生，这是父亲的一贯思想。1950年他在四川工作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川北要管八百万人口，吃饭穿衣，不容易啊，八百万张嘴，每张一寸，叠起来有多大？可以吃掉一座山嘛！……有的人浪费国家东西不在乎，自己丢掉个扣子满地找。（《百战将星韦杰》第233页）

父亲在四川、重庆期间，于1983年12月30日考察了四川省兴文县石海洞乡，在听取县机构改革的情况汇报后，他说：

你们的办法好！土地联产承包到户，生产队不设会计，干部少而精，减轻了农民负担。（《胡耀邦思想年谱》第952页）

这里曾是中央红军行军作战过的地方，父亲最后深情回忆起长征：

长征是艰难的、壮丽的。……这里是我们长征时留下人员最多的地方，共五百人，包括伤员。……既要发展经济，也要照顾好老干部。 （《胡耀邦思想年谱》第952页）

父亲和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座谈时，还说到：

政策是无止境的，政策的威力是无穷的。农业责任制向前发展，必然要有新的政策，用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止境的。当前，发展专业户、小城镇，就是个大改革。公安、粮食部门不要把户口卡得那么紧，现在时代变了，有一部分农民逐步转到集镇后，这不亚于农业责任制。（《胡耀邦思想年谱》第951页）

诸葛亮时代，户部就是现在的财政部，财税的来源就是政府掌握的户籍，当时的自耕农都有户口管制。农民在户籍制度中不得自由迁徙，人身固定在耕地上，每年向政府交纳租赋。而现在时代变了，公民、劳动力、知识分子应该大大流动起来，政府的财税，则有第一产业的农业，更有第二、第三产业的工商、服务业为来源。

对我国来说，户籍问题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现在虽然不能马上废除，但应打碎其二元的歧视性的管理制度，改为社会的公民管理，群众组织自治性的管理，进城就业的条件管理。桎梏人身自由、迁徙、就业的户籍制度必须改革。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55年我国建立了“户口登记制度”。1956年至1957年，国家下达四个文件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1月，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城乡居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自1984年10月开始，我国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可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其改革至今还未完全到位。

耀邦同志看到了农民历史和现实的户籍问题，并把改革户籍制度提升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民富裕，发展小城镇建设，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父亲看《三国演义》不光看热闹，也吸收了古典文学大量的智慧和知识。他对刘禅进降表的注意和议论，非常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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