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明txt精校:胡德平：父亲谈《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段（2）

胡德平：父亲谈《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段（2）

李严是《三国演义》中蜀国的一个人物，他并非主角，许多读者未必会注意到他。“文革”期间，父亲结合自己的经历，曾提到过他，父亲说得那么动情，当时给我留下了那么多惆怅，今天我仍然不时想起。

“文革”初期，共青团中央被党中央改组。当时，我对父亲的基本看法是，他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他还是党内同志，是革命队伍中的红小鬼，没有历史问题，在组织路线上不是什么反党集团、阴谋家、野心家的帮派团伙。党中央对团中央只是改组嘛，改组就是改组，这只是组织处理，又不是组织定性。但看现实吧，如果革命队伍还要父亲，父亲还是党内同志，那社会上这么抹黑侮辱父亲，以后让父亲怎么做人？为何毛主席、中央一点也不管呢？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不断放风说什么“团中央修到家了”，今后“不要青年团了”，这是否是给团中央定性呢？需知王、关、戚可是通天的人物呀！说到底，自己毕竟没有经历过大风雨，没见识过大世面，没有经受过严峻的人生考验，只能随着“文革”的浪头漂吧！

父亲被打倒后，他对家庭成员表示过：绝不会自杀，希望子女继续革命，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但我知道，他同时也在思考“文革”发生的原因、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战略目标以及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给他的启示。我相信他也清楚毛主席未必同意对领导干部、老同志戴高帽，坐喷气式，打人武斗，但在一个最最崇高的目标下，这点支流算什么！有个别人为此做了牺牲品又值几何？在革命的祭坛上，总需要有人做牺牲呀！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有过这样的念头。我想那时有些消极悲观的想法也是自然的。罗炤同学下面这段记录，我认为是真实的。

1968年9月的一天，罗炤到我家看我外婆，不期看到我父亲，他们五年前就认识，所以一开谈就很深入，罗炤的文章写道：

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南方周末》1999年7月16日）

父亲越说越激动，接着又谈起毛泽东，关于他的学说、事业和理想，他是怎么理解的，如何才能真正坚持他老人家的学说、事业和理想，同时也讲到对毛主席要“愚忠”的决心：

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了。我要愚忠！（同上）

从父亲的两段谈话中可知，他这时的思想相当矛盾。如果毛主席的学说、事业、理想是科学，何需他“愚忠”？此其一。其二，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弥漫着一种浓烈的个人迷信风气，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啦，“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啦，学习毛泽东语录的六字真言啦，“早请示，晚汇报”啦，等等。这是科学，还是愚忠呢？如果是愚忠，那么父亲跟着“三忠于”、“四无限”起舞就是了，他何必标新立异说什么“愚忠”呢？我感觉在父亲看来，身居高位、制造这种迷信的人就是欺骗，而不是什么“愚忠”。其三，父亲说的愚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他认同毛主席长期坚持的学说、事业、理想，同时他也承认他工作中的问题，但是如果“革命”误解了他，毛主席不再把他当作学生，他也准备吞下这颗侮辱性的苦果，不做申辩，最后以“愚忠”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愚忠”的话，父亲也给我讲过。

1967年春末，父亲一次被机关放回家中，给我讲了一段《三国演义》故事，大意是：

你看《三国演义》，注意到李严这个人没有？李严深得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一次兵出祁山，战事非常顺利，但后方的军需粮草发生了问题。诸葛亮不得不饮恨退兵。军需粮草由李严负责，诸葛亮狠狠地处分了李严，剥夺去了他的一切官职，让他反省。李严非常敬佩诸葛亮，不但不忌恨诸葛亮，而且当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时，他竟仰药自尽。

父亲说到李严“仰药自尽”时，还做了一个扬头喝药的样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次谈话，父亲很动情，颇多苍凉之态。

最近，我翻了一次《三国演义》，查到李严之死这一回（第104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父亲说的大概意思与原书不差，但情节有出入，也可能我的记忆有误，书中写道：“（诸葛亮死后）李严闻之，亦大哭而死。盖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李严感佩诸葛亮，悲痛大哭而绝，捐弃生命，谓之“愚忠”，诚不为过也。

李严何许人也？书中说道，刘备托孤之时，“遂遣使往成都，请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等星夜来永安宫听受遗命”。由此可知李严地位之重。

李严才干如何？书中说道，诸葛亮兴师南征，后主担心孙吴攻川，诸葛亮劝慰说，吴国“若有异心，李严在白帝城，此人可当陆逊也”。北伐之时，诸葛亮“又檄李严等守川口以拒东吴”。由此可知李严在诸葛亮眼中的地位。

李严参与过何等大事？诸葛亮北伐，兵出祁山，所有的军需粮草均是李严负责。当时蜀汉国弱民穷，常年筹集军粮也可算是蜀国的头等大事。由此可知诸葛亮依仗李严之甚。

李严何罪？蜀汉建兴九年，蜀魏交兵进入关键时刻，这时李严犯了谎报军情的大罪，“乃是李严因军粮不济，怕丞相见罪，故发书取回，却又妄奏天子，遮饰己过”。因此诸葛亮大怒，欲斩，最后“谪为庶人，徙于梓潼郡闲住”。

父亲说的“愚忠”，及他举出李严的事例，我认为是一致的，这是他在“文革”初期两年内真实思想的一个侧面。

父亲为何会对毛主席一度抱有“愚忠”的态度和想法呢？我想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理性和感性认识的矛盾。父亲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红小鬼。对他来说，毛泽东不但是党的领袖，是他上级的上级，而且也是他成长、成熟，对他有耳提面命之恩的老师。即便父亲开始怀疑“文革”，甚至发生了“九一三”事件，直到毛去世前，父亲对他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怀。但“文革”的倒行逆施及彻底破产教育了他，他逐渐对毛主席不再愚忠了，他的感性认识已大大升华为更加成熟的理性认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个命题，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要接受实践一元论的检验。毛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必须严格分开，要从正反两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二、民主思想和某些封建残留同时影响着他。父亲对封建专制主义系统地思索，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年，他对罗炤说过这样的话：“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参加的人这么多，这么火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和这个有关系。”（同上）

他敬佩甚至感恩毛泽东，但他也知道一个平凡的道理，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袖的关系，绝不能是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若以这种关系对待自己的上级、领导，那是共产党员的一种耻辱。他彻底醒悟了。民主思想、人心向背的事实战胜了他的封建主义的愚忠思想。这使他对毛主席的历史评价才有了一个分析态度。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再次肯定了我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非常重要。

三、认识和再认识的突破。父亲和罗炤的谈话，旁边还有我的一位同学，他叫俞敏声。他和郑位三的儿子郑非迟是好朋友。郑位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和我父亲战友郑维山是同族。在1967年武汉事件前后，郑老对他儿子说：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容易，收场就难了，我看收场非要十年。我把此话告诉了父亲。父亲反复问我这话是否确切。最后他非常自信地说：“郑位三说对了！发动容易，收场难，‘文革’结束非有十年不可！”应该说，这是父亲的心里话。“文革结束非要十年不可”，这话我不会记错，但这是父亲重复郑老的话呢，还是父亲自己的话呢？我已记不清了。党的九大以后，父亲集中精力对“文革”和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另一视角开始了学习、再学习，认识、再认识的独立思考。我知道父亲还有许多内心深处的想法，没有跟我们子女说，怕我们脆弱的神经承担不起。

父亲从干校回北京后，不久听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有意把在延安整风时期写给任弼时的、批“左”的九封信（编者注：这里指《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全文五万余字，文章写成后毛泽东曾送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公布出来供党内学习。父亲十分兴奋，他认为这是主席决心调整，结束“文革”，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信号，但他失望了。1976年，毛主席发起了最后一次运动，仍然是反“右”，而且反击右倾翻案风还越刮越烈，周总理又不幸去世，他的年轻朋友陈小津去看他，他对小津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陈丕显）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p409）

他可以不工作，但却没有停止思考。愚忠的思想和迷信的道德规范，他彻底抛弃了。他对“文革”及“文革”结束以后的中国会怎么样，仍在思索。他相信革命自有后来人。他思想变化的再认识有了成果。打倒“四人帮”后，他对叶帅子女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段时间相距也就八个月。他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对中国共产党在“文革”结束以后的长远任务，终于有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