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管式风速传感器:父亲读《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断——修改名联

作者: 胡德平
2011-09-08 10:40:11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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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读《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断——刘禅降表父亲谈《三国演义》的几个片段标签
胡耀邦三国演义文革评论6条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胡启立同志对父亲说的一句话至今未忘：“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
今天的四川，解放初分为六个省级单位，即重庆直辖市、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和西康省。最早担任这些地区的党委领导分别是陈锡联、谢富治、李井泉、李大章、胡耀邦、廖志高六位同志。
自父亲所在部队入川，他对《三国演义》即产生了一种特殊感情。因为部队作战跨越的秦岭，是诸葛亮当年进出祁山的行军路线，如斜谷、骆谷、驼谷、箕谷、子午谷等地；而兵团所辖的62军从甘肃天水出发，所走的武都、文县、平武、青川、江油一线，基本上就是魏将邓艾偷渡阴平的故道。《三国演义》曾写邓艾与部分将士“取毡”，“裹身滚下”山崖；而我军亦在九寨沟、平武一带的摩天岭上，屈身抱枪滚下山崖，追击蒋军。平武当时就归川北行署管辖。
川北地区面积九万平方公里，人口上千万。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陆续完成了剿匪、征粮、反霸、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各项任务。在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川北的各项运动，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尤其在对人的处理上，既坚持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又注意了在运动中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和引导教育。区党委发动了群众，又没有做群众的尾巴。若干年后，虽有人说川北的土改右了，镇反杀人少了，但事实证明，川北在这些问题上并未留下什么后遗症。父亲在处理许多典型案例上，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接受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并用之于他的工作之中。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赞扬诸葛亮的评语。父亲十分喜爱这副对联，多次向人提到过这副名联。胡耀邦改南阳武侯祠联手迹：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 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德平/图）
川北三台县的龙杰三先生，毕业于保定军校。解放前曾做过县参议长、地方某管区的司令，做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民愤较大；同时也掩护过地下党的同志，解放前夕组织了武装起义，很快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委任为川北行署委员。当大规模的减租退押活动在川北地区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时，三台县的群众把龙杰三押回县里，让其交代解放前的罪行。
此事未请示父亲，父亲知道后，找到区党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王朴庵，不客气地问：“你干的好事，把龙杰三弄回三台县是你出的主意吧？”（《胡耀邦在川北》，p156）父亲的意思是：思想改造，不能用群众运动式的批斗方法解决；更不能把本可以团结的中间力量推向敌人，对龙杰三先生这样的人，应采取能使他们自新做人的方法改造他们。这时，父亲用诸葛亮的故事，再次说明他的主张和观点：
诸葛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终使孟心悦诚服归顺诸葛亮，后人称赞孔明：“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古人尚知攻心，一个共产党员更应懂得以理服人的道理，争取中间力量与我们合作，千万不能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去。（同上）
王朴庵详细说明了情况：只是少数农民代表和龙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县委也主动说明了龙为革命做过的好事，事后龙还对群众做出了退赔的承诺。父亲听到这里稍稍放了心，最后他又叮嘱王朴庵说：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想过没有，事先不让我了解你们的打算和做法，我能不担心吗？把龙杰三弄回去万一出了事情，或者其他地方也随便来要人，我们区党委怎么办？你为什么不从全局想一下呢？（同上，p157）
龙杰三回来后，区党委分配他协助抓川北的治安工作。龙杰三悉心尽力，工作做得很好。与龙杰三情况相似的原国民党巴中县参议长赵济刚、原巴中县长李子尤、原武胜县参议长尹子勤、国民党伪立法委员蹇幼樵、回民领袖余子云，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他们都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受到教育，并没有发生武斗、侮辱人格的事件，最后都在组织的保护下过关，并保有相应的待遇和工作。行署还对蹇幼樵的退赔款，先行垫付1600万元，保其过关。
在知识分子的学习、思想改造上，川北也出现过一些荒唐的事情。川北大学一位教授和同学的关系紧张，又不接受同学们的批评，有的同学便把对他的意见写在教室的黑板上让他看。他一怒，说了句狠话：“有什么好看，人眼睛看是人，狗眼睛看是狗！”校方没有给双方做思想工作，也一怒定教授为反革命。父亲看了上报材料，忍俊不禁，风趣地说：
什么反革命？这是你们四川人斩的“言子”，叫吊儿郎当。（同上，p81）
诸葛亮把对孟获的思想工作、感化工作叫“攻心”，而不是对那时的少数民族采取一味的“剿灭”、“屠杀”策略，这在封建社会中是非常罕见的。《三国演义》对此做了生动的记述，非常难得。如诸葛亮南征回师，泸水难渡，孟获建言：要取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才能渡河。诸葛亮不肯妄杀无辜，乃杀牛马，用面和肉做成“馒头”，共祭蜀国将士和孟获阵亡的部卒。当长史费祎劝谏诸葛亮在“蛮”地留兵设守时，诸葛亮答道：“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事而已。”这是诸葛亮权衡民情国力、明白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后，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表现出来的眼光与魄力。正史《三国志》也确有对诸葛亮关于民族关系的宝贵记录，如他见刘备的第一面就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今天，我们似应对三国时期的民族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晋统一天下之后，不到二十年，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乱局，究其原因，还是民族压迫、民族仇杀引起的不满长期积蓄的结果。诸葛亮充分重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特殊性，理应赢得后人更高的赞誉。
父亲和四川方面的少数民族是有较多接触的。他对周围的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少数民族说是孟获七擒诸葛亮。”这可能是少数民族先人倔强性格使然而流传下来的硬话。在他看来，只要《三国演义》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广泛流传，承认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别的都无大碍。父亲对诸葛亮的批评，我听到的就是他未采纳魏延的战略，兵出子午谷。父亲对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对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德和人格，是相当尊敬的。
据原广东省顾委副主任杜瑞芝回忆，任仲夷曾亲口告诉他，1980年11月初，任仲夷在赴广东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之际，胡耀邦与任谈过一次话，临行前胡耀邦特意将上面这副对联抄录转赠给任，只是将“蜀”字改成“粤”字，即：“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1959年秋，父亲到河南视察工作，到了南阳市卧龙岗的武侯祠。他看到大殿两边有名联一副：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对联非常饱满地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推崇的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看重的那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评价。
父亲看后，很有感慨。之前，他和南阳的同志们座谈时，大家谈到当时部分干部调整工资引起的一些风波，没有调整到的同志有不少意见。这时他忽然心有所思，想改一改这副对联。《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鹤翔记录下了这一刹那的情景：
胡耀邦念完对联后，对陈鹤翔说：“我来改改，你看好不好？”陈鹤翔说：“你说！”
耀邦想了想，写道：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诗词与墨宝》，p12）
此联改于1959年秋，留下的墨宝则在1986年4月25日。
怎样解释父亲修改的这副对联的涵义呢？和他工作多年的胡启立同志，在《人生、人格、人心——耀邦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感言》一文中说得相当到位。文章说：“综观耀邦的一生，他全部的思想和实践，他终身的追求和坚守，一以贯之地充盈和激荡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民至高无上的道德精神。”启立同志对父亲说的一句话至今未忘：“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这段话，我认为可以很好地解释对联的上联。文章还说：在耀邦心目中，人民利益重于泰山，人民的呼声重达千钧。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很注意关注民生，倾听民声，尊重民意，体察民情。为打击、制止党内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之风，父亲对启立同志说：“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这些话我认为可以很好地注解对联的下联。
启立同志还说：耀邦同志“至真至纯，有时近乎天真的程度。他在政治风浪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一点也不世故圆滑，他从不知阴谋、权术、机巧、算计、出卖、诬陷为何物，以致自己被伤害，也仍不屑听取闲言碎语”。启立同志这么认识父亲的人品基本无错。但我也稍稍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那就是他如果丝毫不知“出卖、诬陷为何物”，那怎么会主持平反昭雪那么多冤假错案呢？如果他一点不知“阴谋、权术为何物”，他为何能比较早地反对封建余毒，率先破除个人迷信的专制思想呢？对封建帝王、宫廷军机中的权术、机巧文化，父亲是了解的。他就给我讲过唐太宗为使李勣感恩太子，而贬官处罚李勣。讲过汉景帝时期吴楚联军的“清君侧”，明永乐皇帝的靖难之变。对这些权谋，他懂，但绝不奉为经典，就像他思想中决然抛弃的“愚忠”那样。中国历史上，让他仰慕的人还是诸葛亮那样的人，我上初中时，他给我讲的最早的故事，是“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古代英雄是郑成功、林则徐。
目前，社会上、官员中那种暗中学习厚黑学、权术观的人还有很大的市场。这是国家、执政党之祸。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四种危险”，应成全党座右铭，并认真贯彻落实，才是民族、人民之福。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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