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大地影院:关于摩罗近年尤其近来的变化（1）

关于摩罗近年尤其近来的变化（1）

【按语】这里是旧文，2009-9-10原发本人敏思博客，后来几次修改补充，成了今天的模样。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这是一个进入公共视域的一定意义上的公众人物，他的观点不仅仅是他的观点。但今天忽?得知，摩罗先生的博文已经收录成书，叫《中国站起来》，就要面市。听名字，有点像他的朋友们去年搞出来的《中国不高兴》。老实说，我很郁闷。我的老朋友，也是摩罗的朋友，跟我说，中国的知识人（其实是文人）总是没长进，稍有一点改善，就变脸。我没有太多话要说，想说的全部在以下文字中了。现在要说的，只有一句：“先自己站起来，不要老拿中国说事。”最后，以胡适的话结束我的开场白：“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是摩罗的朋友，我们曾经相识，有过友好的交往，他帮助过我，我不敢忘记。对他的印象：一，善良，天生的；二，在精神和心理上曾承受过不少；三，有才华。这些都有他的书为证。虽然他自称“摩罗”，但他绝非尼采意义上的强者或超人，甚至相反。他的书我买过一本，他送过三本，他的一些文章即使到如今，也是我十分欣赏和喜欢的。



但是摩罗变了，变得很厉害，很奇怪，让人莫名其妙。如果贴一个标签，大约是民粹主义加部分意义上的新左派。这个变化大约是从08甚至07年开始的，以09年最为显著。最近有一连串的文章：“猖獗五百年的西方霸权将成为地方性霸权”，“告别五四，回归康梁”，“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一百年来是什么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华夏秀才的文化转型”，“宋鸿兵《货币战争》与中国国胆”，“读刘仰《中国没有榜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太平洋战略”，“乾隆回英王信的是非曲直”，“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从胡适到李银河的微妙变化”，等等；此前最典型的有：“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



所有这些文字，比较核心的意思大约有：1、鲁迅、胡适等五四前辈所从事的“国民性批判”工作是自虐行为，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误导，跟着人家瞎起哄。2、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是对全世界的抢劫和掠夺，而基督教在这中间起了开路者的作用，基督教编撰了“欧洲优越论”的神话，极具排他性。3、敏感的敌人意识，比如西方人在近代到中国来,皆为了抢劫，所谓“西盗”，不分殖民主义分子、冒险家、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反正一锅煮，统统都是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势力；再比如，论到近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他喜欢用?围剿”一词概括，等等。4、对知识分子、对文化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提醒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太把自己当成一碟菜了。5、对底层，有着牵及心魂的系念，有意无意代表“穷人”说话，对对穷人“不”友善的言语过分敏感。



我认为，国民性是真实的存在，不管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没有我们所具有的国民性成分，但我们确实有，而且很突出。当年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人等，留有大量文字，谈到中国人的特点，其中有缺点，也有优点。浏览这些由不同的人留下的文字，你会发现无论缺点还是优点，总有那么一些是共同的、重合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确实有其“特点”，这特点即所谓国民性。所谓反思国民性，主要是说我们“有”，并且其中许多是很不好的，亟需改进；而且这个“有”，不是说其他民族就没有，只是说我们“有”得比较普遍，所谓“特点”是也，所以才叫“国民性”。五四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热心于反省“国民性”，他们接继的正是此前西人的话题。就我阅读所及，结合自己四十多年在中国社会切身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我不认为这些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观察，在基本的方面是存有偏见或者是自虐的，更不认为他们的心态是阴暗的或者是不健全的。我倒是觉得他们的观察是非常之准确，往往一针见血；在心态上，也是光明和正面为主，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改变，变得好起来。其实国民性不光中国人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有，他们也有自己的国民性批判，不是有《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的书吗？关于国民性，我认为讳疾忌医不是好办法，一概归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误导，也失诸过分简单。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容否认，且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怎样去改变这国民性？现如今，我也知道了，造成国民性的主要原因，不在文化，在制度，是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榨干了民族肌体的健康血液，造成了人性的萎缩和变异。如今最重要的主题，在于改变这制度，如鲁迅所说，“掀翻这人肉的筵宴”；不光是掀翻，更重要的是努力去建设一个不吃人的现代宪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