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号·战神联盟2游戏:余杰近来的几篇文章(写得很好再存一次）

[转贴]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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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友人谢泳君受聘厦门大学，这是一个让我欣慰的消息。我感到，我有必要写一篇文章祝贺他。当然，更应当祝贺的是厦门大学拥有像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这样的伯乐，他打破僵化的体制，大力促成了谢泳到厦大任教；当然，更应当祝贺的是厦门大学文科的学生们，他们从此便拥有了一位能让他们开启心智、独立思考的好老师。
在今天的大学里，博导和教授可谓“多如牛毛”，专家院士个个履历显赫。但是，能够让学生开启心智、独立思考的老师，却寥寥无几。因为，就这些头顶带有“神光圈”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自身而言，便没有几个人能像陈寅恪所说的，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此意义上，谢泳受聘厦门大学，如同昔日粱漱溟、钱穆受聘北大一样，既是受聘者理应获得的尊重与地位，更是大学的荣誉与福气。
谢泳是当代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虽然他只拥有专科学校毕业的文凭，但多年来凭借着个人孜孜不倦的钻研，在西南联大和《观察》杂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无人能匹敌的成果。他以此为出发点，进而对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教育制度、新闻出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疏理、分析与评估。谢泳的文章，从不故作惊人之论，也没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多是对罕见的第一手史料的铺陈与对比，真正做到了“让史料自身说话”，让那些长期埋藏在尘埃之中的史料再次放射出光芒。谢泳的文字，简练而平实，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泛滥的抒情，像胡适那样点到为止，却充满了理性的力量与逻辑的魅力。他的思想和文字如同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论及西南联大乃至整个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时，谢泳指出，那时候，“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这样的看法，其他研究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学者较少论及。谢泳既不抹杀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中的正面价值，也不否定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既不抱残守缺，也不盲目崇洋。一个学者治学，就当有这样的持平的态度。而西南联大的教育独立和教授治校，也最为他所关注、所表彰。谢泳研究的，显然不是那一段逝去的历史，他当然希望历史对现实说话，希望历史成为改变现实的一种力量。他的文章纠正了人们过去对民国的一边倒的负面看法，并启发人们思考现实的种种弊病与问题，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谢泳从四十年代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观察》杂志上的若干言论中，看到了当时大学教授们的精神状态。如果用章诒和是说法，那便是一种“贵族”的气质。谢泳分析说：“大学教授，特别是有名的教授，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对于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政府一面，尽管对于大学教授有种种批评，但从根本上讲是害怕教授的，他们懂得教授的专业特长是国家须臾不可少的，同时对于教授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也有恐惧心理，生怕伤害教授给自己带来不利。……在四十年代，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的力量。”这种情形跟今天的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的大学教授被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所不齿，因为他们大半都成了权势阶层是说客和附庸。
谢泳来自民间，来自乡土，没有某些知识分子矫揉造作、清高傲慢的习气，他像农夫般朴实，又像工人般勤恳。他在担任《黄河》杂志编辑期间，编辑发表了若干重量级文章，让这份昔日默默无闻的刊物受到全国知识界的瞩目。他对那些无名的作者更是充满了热情，当年我便是一名普通的投稿者，收到了他诚恳的、鼓励的回信，这在我的投稿经历中是极为罕见的。后来，谢泳失去了发稿权，那份杂志又迅速衰落下去了。这样的遗憾，不止一次在我们身边发生。《读书》、《方法》、《书屋》等一流的文化思想刊物，都是以相似的方式在我们是视野中消失的。
从编辑到教师，谢泳还是谢泳。他的研究和思考方式，当然不是今天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的主流，像他这样“跟着真理走”而不是“跟着利益走”的学者，确实已经不多了。在北大，有贺卫方；在中大，有艾晓明；在清华，有秦晖；在武大，有邓晓芒；在复旦，有葛剑雄……上千所大学，数十万教员，能够让学生及社会尊重的教授，能够勇敢地批评时弊、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教授，却仅有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但是，大学之中有这样一批教授，大学的传统及知识分子的命脉就还没有完全断绝。今天，谢泳又加入其中，无疑又多了一分希望。我相信谢泳受聘厦门大学，不会为大学的既成规范所束缚和改造，相反会给大学带来冲击和刺激。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谢泳的“自信”会一直保持下去的。
虽然这一小群人无法改变今日大学精神整体萎靡不振的状况，但至少他们可以在课堂上讲述真理，至少他们课堂上的一群学生当中，会有人受到触动、受到启发，其人生方向由此而改变。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转贴]瞿秋白：一个人的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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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一个人的义路
余杰
“眼底云烟过尽时，我正逍遥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一名上身青衫、下身白色齐膝短裤、足蹬蓝色长统袜、黑鞋的教书先生模样的高个子男人，被一队士兵押解到福建长汀罗汉岭下。
他步履安稳，长发一丝不苟，依然保持着许广平记忆中的那种“演讲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英气勃勃”的神气。
士兵们暗自低估：这个柔弱的读书人，真的全然不怕死吗？
死亡，是多么可怕。千古艰难惟一死。
从天香楼到罗汉岭，这一段路很短，也很长。
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地点，乃是他三十六岁人生的起点与终点。
他出生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天香楼”，是中国传统大家族以及文化基础的缩影，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大家族制度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渐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诽诅咒毒言，无所不至。”那种生活，他再也不愿继续下去了。他的母亲已经被漫无边际的贫困和冷漠所吞噬——在他十六岁那年，母亲用火柴头上的红磷和着酒喝下去自杀了。
于是，他从这样一间千年暗室中脱颖而出。他一生都在艰难地寻找光明，像扑火的飞蛾。他不断被黑暗所伤害，黑暗往往就在离他最近的地方。那些他原来以为“亲密无间”的“同志”，纷纷向他射出致命的暗箭。他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以“横站”的姿态，避免从背后而来的暗箭。昔日他曾以为是光明的摇篮的国度，今日他亦不得不承认乃是一处更大的魔窟：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充满了“梦想，幻想；枪，监狱”，饥饿的农民吃死人的尸体或绝望地在家中自焚。这样的国度，能成为中国的“老师”吗？他宁愿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也不愿与挥动鞭子的人同挥鞭。
他陨命的“罗汉岭”，则是一处贫瘠而优美的土地。当年，是否真的有救苦救难的“罗汉”来过这里，已经无从查考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假如真有“罗汉”的话，“罗汉”也从未怜悯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农夫们从来都不懂得欣赏风景的秀丽，他们只关心这里是否可以收成庄稼。罗汉岭永远被农夫当作不毛之地，罗汉岭却成了他最后的安息之所。那天早上，他思如泉涌，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本想重新誊写，时间却来不及了。八点钟，他对奉命前来向他出示“毕命之令”的特务连长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是的，他太累了，十多年来，他那瘦弱的肩头承载了太重的负担，日趋严重的肺病让他骨瘦如柴。
在这些昨天还是农家子弟的士兵们的簇拥之下，他从监牢走向城外的罗汉岭。他对他们没有任何怨恨，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杀戮，无尽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杀戮，何时才能休止呢？一个人的殉难，能满足那些嗜血的嘴唇吗？他把自己塞到了绞肉机中。生命的终点很快就走到了，最后一缕风吹起他的长发。他安静地盘坐在一片芳草萋萋的草坪上，望了望头上的苍天，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了一声：“此地很好。”行刑的士兵向他举起了枪，并抠动了扳机。枪声响起，凄厉地划破这寂静的山岭，他的鲜血缓缓地渗透进这片苦难的土地之中。
人类社会一次次地上演这样的悲剧：高擎火炬照亮黑暗的人，往往瘐死黑暗之中。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
瞿秋白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更不适合充当一个政党的领袖。他单纯得像一个孩子，他哪里知道政治是一处险恶无比的“鳄鱼潭”呢？他只是怀抱着一个美丽的理想走进革命队伍当中，他只是希望为同胞多争取一分自由、人权和尊严，让自己的国族稳步地迈向那未来光明的世界。
“无牛则赖犬耕田”，瞿秋白经常说起这句家乡的俗话，其实这便是他的自况。也许将自己比喻为“犬”过于“卑以自牧”了，在被捕之后接受《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的访问时，秋白感叹说：“田总是要牛来耕的，现在要我这匹马来耕田，恐怕吃力不讨好。”在这里，他总算将“犬”改成了“马”。犬也罢，马也好，其实秋白更像一只羔羊，羊入狼群，焉能全身而退？他被推上领袖的位置，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不懂得权谋术，也不知道厚黑学，他没有流氓的无赖，也没有屠夫的残忍，他甚至永远也学不会如何面不红耳不赤地说慌——而这一切，都是充当一名政治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听听希特勒的演讲，看看斯大林的眼神，瞿秋白跟他们相比简直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族类。
那是一个成王败寇的世界，成败的关键仅仅是谁更无耻、谁更暴虐而已。瞿秋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他不愿放弃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于是他只好出局了。秋白自己说过：“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的，他真该守住那张小小的书桌啊。临死之前，他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时间多翻译几部俄罗斯的文学巨著。这才是适合他性情的工作。
与后来躺在水晶棺中的那个巨人相比，瞿秋白显然过于“妇人之仁”了。他甚至看不得别人流血，即便是“敌人”的血；他更不会将“同志”当作“敌人”来斗争，他以为所有人参加“革命”，都抱着与自己一样单纯的想法。他在担任中共最高领导期间，手边无一兵一卒，步步皆如履薄冰——“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时，一切的指令都来自于北边的“赤都”，他仅仅是一个傀儡罢了。但黑锅却要让他来背，这也是党的“安排”。
突然有一天，铺天盖地的污水向秋白泼过来。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他根本来不及躲闪。于是，他的浑身上下都被弄得臭气熏天。昔日对他彬彬有礼的同志们，如今个个都恶语相向。连共事颇多的李立三也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谴责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指鹿为马是朝堂上常有的把戏——秋白从来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团体”，否则他又怎么会被孤家寡人地扫地出门呢？
此次会议，秋白缺席了。虽然缺席，对他的审判仍然完成了。他也许没有想到在《饿乡记程》中的一句话竟然一语成谶——“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是想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路。”幸亏，秋白还不是那种除了搞“运动”之外便一无所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与家人一起以化名居住在上海的贫民区，重新开始了文字生涯。要是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然而，党终究还是忘不了这名已经被罢黜的“废人”。秋白接到了担任苏区“教育部长”职务的任命，而且不准妻子同行。显然，这是一次“不怀好意”的工作安排。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此次呼召，他可以继续在亭子间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毅然选择的“自杀”——杀害他的人，既是国民党蒋介石，亦是他本党的同志们，更是他自己。
在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前夕，瞿秋白写了一篇题为《“儿时”》的短文。此时身患严重的肺病的他，已经预料到了此次远行也许是一去不复返。秋白以龚自珍的诗句“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开篇，算是对自己短暂的生命有一次简单的回顾。“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啊，这生命的‘停止’。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他始终是一名悲观的、托尔斯泰式的个人主义者，而非乐观的、进化论和马列论者。虽然被誉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坦陈自己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著作，倒是对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念念不忘。他不是企图取悦观众的演员，他对于这个绚烂的舞台毫无留恋。
因为临刑前写了《多余的话》，瞿秋白被许多本党的同志视为“晚节不忠”。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在党史上他亦被归入“叛徒”或者“准叛徒”的行列，他所期待的“历史的审判”一直尚未来临。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他的坟墓连同母亲的坟墓一起，遭到了“革命群众”的挖掘和砸毁。
从某种意义上说，瞿秋白确实是“革命”的叛徒。如果说“革命”意味着杀人放火，意味着焚书坑儒，意味着一种新的更可怕的奴役制度的建立，那么秋白理所当然拒绝这样的“革命”。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是让人活的，不是让人死的，让人死的革命便失去了其“正义”的根基。是的，这样的“叛徒”是值得敬重的——天鹅为什么不能拒绝与豺狼为伍呢？凭什么要求天鹅为豺狼装点门面？
在诺大的党内，瞿秋白几乎没有一个值得深谈的朋友，权力已经让那些人的心灵彻底异化了。秋白惟一的朋友便是鲁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此同怀视之。”这是鲁迅抄录给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那时，鲁迅与瞿秋白认识才两年，见面才几次，加在一起不足半年。鲁迅比瞿秋白年长将近二十年，是他们共同喜好的俄罗斯文学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更大契合的乃是他们相似的“文人性情”，以及他们共同的肺病、共同的失眠。深谙世事却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鲁迅，丝毫不喜欢那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领袖，斥之为“有山大王气”，却偏偏欣赏瞿秋白这名已经一无所有的“出局者”。卑鄙的心灵各有卑鄙的不同形式，高尚的心灵却因同样的缘故而高尚。
那段时期，大概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了。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侮蔑和攻击之后，本来就敏感而内敛的秋白更加沉默，只有鲁迅的来访能让他打开的心扉和话匣。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回忆说：“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的空气和享着温暖的太阳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
在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最后一次去拜访了鲁迅。两人似乎都有些不祥的预感，这次拜访成了生离死别。鲁迅破天荒地将自己的床让给瞿秋白睡，还从来没有客人享受过这样的礼遇。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秋白深深感受到了这友情的温暖，面对这样的友情，那些流氓无赖射来的毒蛇般的毒液又算得了什么呢？秋白少有地微笑了，杨之华回忆说：“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他对我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什么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他带着微笑，表现了他的满意的微笑。”
瞿秋白曾经赠给鲁迅的一首诗：“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还有一段跋文：“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瞿秋白和鲁迅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身上带着“贵族气”并深有“忏悔精神”的“多余人”，此种“多余人”恰恰正是这个民族的脊梁。瞿秋白死后，鲁迅在谈到自己正在翻译的果戈里的《死灵魂》时，叹息说：“（瞿秋白）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定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鲁迅不辞辛劳地编辑亡友的文集，并亲自负责校对和出版过程。
“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瞿秋白不是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中马前卒”，他只是默默地走一个人的义路。无疑，秋白是失败者，鲁迅也一样——他们生前被无休止地围攻和漫骂，甚至死后也不能避免被苍蝇和蚊子侮蔑的命运。然而，失败乃是他们的宿命，失败乃是知识分子不能拒绝的、来自上帝的礼物。他们正是以失败者的谦卑顺服，获得了那至高至大的荣耀。秋白最终脱下了魔戒重获自由，他的战友们则一辈子都成为魔戒的附庸。秋白虽然死去，灵魂却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舞；他的战友们虽然活着，精神却处于被奴役的可怜状态。谁更幸运一些呢？
瞿秋白很像唐吉诃德，也很像西西弗斯。哈维尔说过：“知识分子总是与严格的范畴格格不入，因为这些严格的范畴是胜利者们所使用的工具。……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注定是个失败者，就像西西弗斯那样。知识分子成为胜利者的可能性总是令人怀疑。然而，在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尽管遭到不断的失败，他仍然是个没有失败的人——这又像西西弗斯。他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失败而胜利。因此，他的地位是双重的。不承认这种双重性的存在，最终将意味着接受在胜利者所写的历史中的地位。”是的，我也不接受那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因为我也是失败者中的一员。我安于失败的结局，甚至连脸上的唾沫都不愿擦去。此时此刻，不同的时空交错在一起，我向隐没在惊涛骇浪中的瞿秋白伸出手去：他那雪白的围巾在风中飘舞，他他那柔软的双手仍然如此温暖……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漩涡中的舵手——读《叶利钦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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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涡中的舵手——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午夜日记》是叶利钦继《我的自白》、《总统笔记》之后最新的一本自传。这本厚厚的自传，记述了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叶利钦执政后半期风风雨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持续突变，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险象环生，党派斗争如火如荼，车臣战争烽烟四起。而身处漩涡中心的“舵手”叶利钦，居然临危不乱、从容自如，带领着俄罗斯这架庞大而破旧的马车，安全行驶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驿站。
这本“绝对主观”的“个人纪录”，与官方历史和媒体报道相比，更接近于事件真实的内核，也更接近于主人公心灵的感受。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书中第一次公开呈现的许多高层决策，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对于那些异国的观察者来说，这本回忆录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每一章节都富于传奇性。它对中国这样同处变革中的国家来说，则更具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镜鉴意义。因此，在这本自传热销俄罗斯之后不久，它的中文版本就在中国出版了——这一次，中国出版界展示出了罕见的高效率。
最后的忏悔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抢占了世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次，不是惊天动地的政变消息，不是宣布总理和内阁的更换，而是叶利钦自己真正急流勇退了。
在尚未结束总统任期的时刻，在新千年对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叶利钦却毅然决定提前辞职，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领导人。自古以来，没有不热爱权力的领袖，叶利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当政多年的人们应该引退”。他希望、并且实际也是如此：对于制度逐渐完善的俄罗斯来说，最高领导的去留将不再引发一场地震。就好像在一艘素质优良的轮船上，舵手的更换并不影响其航向一样。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领袖的去留、生死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令整个国家陷入动荡的危机之中；而在民主体制下，领袖的变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政府照常运转，百姓照常生活。叶利钦改变的苏俄“人治”的历史，尽管他本人堪称一名“政治强人”。
新世纪的俄罗斯需要新的面孔。
这一天，叶利钦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这个讲话既没有总结自己的历史功绩，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巨大贡献；既没有辱骂长期仇视的政敌，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宏大的展望。那么，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歉意，是真诚的歉意。
是忏悔，是最后的忏悔。
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说：
“我想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
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苦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叶利钦请求他的人民原谅他。也许，依然会有不少人不会原谅他——那些在叶利钦时代失去权力和财富的人，以及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的人。然而，更多的人会原谅他、会理解他、会支持他——那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那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人。我相信，后者的人数会是前者的若干倍。希望回到那个一听见夜半的敲门便跳楼自尽的时代去的人，是极少数。
忏悔需要勇气，忏悔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呼唤。毕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叶利钦是第一个公开忏悔并请求谅解的领导人。在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政权中，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全能的独裁者，他们或者牢牢掌握权力直到死亡，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丧失权力、甚至丧失生命。他们被官僚机器吸去了灵魂，他们本人也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权力来自于阴谋，而不是来自于选举和宪法。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们，不必对空洞的“人民”负责——“人民”像渔网中的鱼儿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所不在的克格勃特务们监控着。一旦哪个“人民”有了不听话的倾向，专政机器立刻便将他送进集中营。从此，他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消失了。古拉格群岛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索尔仁尼琴的巨著所描述的，仅仅是它冰山的一角。因此，领袖是不会害怕“人民”的，只有“人民”害怕领袖。“人民”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把领袖的头像挂在厅堂里——很久以前，那儿是悬挂上帝圣像的地方。
当人间的领袖僭越了天上的上帝地位，将自己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老百姓的灾难也就降临了。差点成为神职人员的斯大林，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至死也不曾忏悔。他死去的那一刻，双目圆睁，似乎还想紧紧抓住那被鲜血浸透的权力宝杖。他带着他的罪孽直入地狱的最底层。
相比之下，叶利钦的讲话让我深受感动。叶利钦将自己恢复到一个有限的“人”的地位上。既然总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自己的盲点和误区。叶利钦“退却”的这一步、“还原”的这一步，是平凡的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这一步，在俄罗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叶利钦玩弄的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是在作秀。也有人说，叶利钦以退为进，目的是让自己执政期间的失误不被追究。对于这些说法，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依靠的是胸襟和气魄，而不是权谋与机巧。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宪法，来自于荣耀的上帝。因此，他避免了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一不小心”就自我无限膨胀了，就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恩人和父母了。
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叶利钦讲话的场面。他因为悔过而自信，他因为坦率而真诚。他的眼神温和，他的银发“一丝不苟”。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愧疚也正是他的光荣。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5：13》）
是的，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要让民众恐惧，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让民众爱戴，却难于上青天。后者，叶利钦部分地做到了——至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做得像他这样好。
俄罗斯的将军们
叶利钦在书中写到了若干名俄罗斯的著名将领，有褒有贬，评价不一。像列别德、科尔扎科夫等身兼将军和政治家两重身份的高级官员，与叶利钦之间时亲时疏，有分有合，关系错综复杂。对那些已经分道扬镳的朋友和部下，叶利钦试图心平气和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一直维持着一种政教合一的、军事独裁的权力体制。沙皇要保持绝对的权威，首先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而那些被推翻的沙皇，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没有跟军队搞好关系，而被自己豢养的近卫军拉下马、甚至处死了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是首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军队的哗变开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由逊位到被幽禁，由被流放到被枪杀，这样的命运，事前他岂能有所预料？
在斯大林时代，独裁者对待将军们的政策是“恩威并施”。对斯大林个人无限忠诚的、没有野心的将军，即使平庸和愚昧，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伏罗希洛夫；而那些个性鲜明、独当一面的将军，即使战功赫赫，也会招来功高震主之嫌，最后惨遭处死，比如图哈切夫。
军队与特务机关之间，相互独立而对立。两大势力都争着向斯大林献媚。就好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争先恐后地向大人撒娇、告状。斯大林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平衡术，有效地控制住了军队、控制住了桀傲不逊的将军们。他让克格勃监视军队，又让军队威慑克格勃。斯大林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或者听从军队的汇报，削减克格勃过度膨胀的权力；或者听从克格勃的汇报，将叱咤风云的将帅投进监狱。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纸空文，选举也是走走过场，这个庞大的帝国，根基却是军队和特务的暴力统治。
叶利钦在书中谈到一部俄罗斯著名影片《太阳灼人》。这部影片以冷峻的风格，细致入微地反映了斯大林时代对人性残酷的戕害，也揭示了斯大林“平衡术”的秘密。叶利钦特意描述了影片中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位红军将领被送往克格勃总部，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鼻梁骨也断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此人还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了：精神完全崩溃，禁不住地嚎啕大哭，鲜血、鼻涕、眼泪。这是谁干的呢？不过是三个克格勃人员。
叶利钦追问道：“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时代？一个勇于指挥千军万马、不畏世界大战，甚至期望这场世界大战的强人居然在瞬息之间变得一钱不值，消失了，而他的全部希望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
原因在哪里呢？叶利钦有自己的回答：“如果颇有名望的红色将领不枪杀平民、不宣布对造反的农民和哥萨克采用全面的恐怖手段、不将某些社会阶层整个儿连根清除，也许，而后他们也不会可耻地被送上囚车？”说到底，还是将军们自作自受。他们背弃了人民，他们自己也沦落为独裁者的玩偶。
那么，在新的俄罗斯，将军们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变”，是一次企图将苏联拖回旧时代去的、不得人心的尝试。军方的高级将领们正是策划、支持与实施这次政变的主力。政变失败以后，军队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新宪法的规定中，军队成为一只真正的国防力量，而不再是国内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砝码。
叶利钦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万能的克格勃垮台了，政治自由在俄罗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许多戴着肩章的人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叶利钦揭示说：“九十年代初确实存在着军事叛乱、国内战争的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避免了这种危险呢？
还是叶利钦解开了这个谜底——“是社会的内部稳定性起了阻碍的作用”。军人干政是专制制度自身孕育的一颗毒瘤，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它。它将与专制制度相伴始终。而它的天敌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一道牢固的“防火墙”，正像叶利钦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民主国家很快就具有了抵制将军‘病毒’的内部免疫力，这些病毒就是骚乱、笼络平民的手段、立即成为众人统帅的欲望。新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和政策法规，的确构成了对这种危险真正的抗衡。”
适应新时代的新政治家，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坚定的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旧日在权术运作中成长起来的将军们。叶利钦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需要具备的品质不是善于跟踪敌人和把政界分为‘自己人’和‘异己人’的这种能力。”
当民主制度逐渐巩固之后，将军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岗位上。人民安居乐业，将军和士兵也各居其位。而叶利钦所期望看到的具有“高尚的气度、文化修养、某种内在的精神支柱”的新型的将军们，正出现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
透明的账户
在这本回忆录中，叶利钦公开了自己的私人账户。据我所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自己的财政状况的国家元首。
在沙皇时代，“朕即国家”，沙皇的私人财产与国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沙皇可以随心所欲地挪用国库的存款为自己修建巨大的宫殿。没有人敢于“说不”。给“家国不分”的沙皇当财政大臣，是一件真正的苦差使。
在斯大林时代，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简朴而严肃。这样一位领袖，大概不会有“贪污腐败”的行径。因此，有人说，斯大林的性格固然残酷而冷漠、斯大林的政策固然有过失误与偏差，但是斯大林本人是廉洁的、朴素的，他的个人生活是值得起推敲的。然而，许多曾经接触过斯大林的人士撰写的回忆录有力地否认了这一点。斯大林其实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即使在大饥荒年代里，斯大林在别墅里举办晚会，场面简直就是“酒池肉林”，连西方国家的来客也叹为观止。难怪受到斯大林热情接待的英国作家萧伯纳，回国之后会对媒体说：“谁说苏联饿死人了？苏联比英国还要富有。”
而在斯大林死后，警卫打开他的保险柜，发现里面有天文数字般的巨款。这笔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领袖拿它又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得而知。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对于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来说，国库与他私人的财产没有什么分别。苏联领土上所有的一切，都归他所有、都由他裁决。制度的不透明，使得帷幕背后、保险柜之中，都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之风到处盛行，被揭发出来的人也很少丢官，因为最高领袖本人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同助手讨论普通公民工资过低的问题，他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人是靠工资过活的。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为了上学去卸火车挣钱。知道我们是怎么干活的吗？卸下三个麻袋或箱子的货扔到那边，一个麻袋留给自己。全国的人都这样干的嘛。” 勃列日涅夫用一维系各级干部的不是理想和信念——他自己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有实现的那一天，而是现实利益——也就是贪污腐败的机会。他知道，官员们越贪污，他通过克格勃掌握了他们贪污的证据之后，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自己忠心耿耿。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腐败风气。与热爱名车的父亲不同，她喜爱黄金、钻石和名贵的古董。她常常跟内务部长的妻子一起，到商店购买大批贵重首饰。她们的“买卖”闻所未闻地奇特，她们交给商店的不是钞票，而是两张纸条，上面写着保证近日来还帐，还有她们的签名。商店的经理吓得瑟瑟发抖。这个“近日”恐怕是遥遥无期的。
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必须像普通公民一样申报财产、依法纳税。在欧美国家，政府首脑这样做，不会得到人民的赞美——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那些在正在经历制度转型的国家，领导人这样做了，却能够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对法治的完善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在实行“阳光政策”的韩国，比如在与腐败作斗争的俄罗斯。
官员们财产状况的透明度与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两者是同步的。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斯蒂芬•莫尔指出：“民主依赖于消息灵通的民众能够参与公共政策，而又不担心回受到法律惩罚，除非他们的指责是恶意中伤，这取决于民众不在过度保密造成的无知状态中受到严重伤害。”在苏联时代，没有多少公民会积极参与投票等政治生活，因为高层人物的所作所为完全在黑幕背后。公众的冷漠是独裁者们逼迫的。因此，对于叶利钦来说，恢复公众的信任和信心，首先就得从自己做起。
叶利钦在书中坦诚地写道：
“我没有有价证券、股票和期票，没有位于国外的不动产和私人地皮，没有外国账户，没有宝石，没有油井，也没有游艇、飞机和直升机。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从未在瑞士、英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里开过账户，从未买过外国公司的股票，也没有位于国外的城堡、别墅、地皮、工厂和矿井。所有一切都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
“那么我有多少钱呢？在这里应该用准确到戈比的数字来说话，为此我拿出我最后一次的收入申请表。截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在俄罗斯银行里我共有存款八百四十三万六千卢布。”
叶利钦也承认自己的富有，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仇富主义者”。作为总统，他有一份丰厚的薪水；作为作家，他有高额的稿费收入。“我的书在全世界出版。俄罗斯总统的存款全在俄罗斯银行里，这是应该的。”人性的本质就是避穷就富，只要财富的获得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是通过自身智力和体力的付出，那么富有就是无可厚非的。我一向厌恶那些描写某某高级领导如何勤俭节约的文字和影视作品。连国家元首也要穿打补丁的袜子，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他在作蹩脚的表演——他无比虚伪地在公众面前作“朴素秀”；二是说明他的无能和愚昧——把国家的经济搞到如此困窘的地步，难道还很光荣吗？
因此，叶利钦的“敢于言利”，恰恰表明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世俗的人。同时，他也公开宣布：“我和我的家庭从未在私有化过程中得到过任何收入，也从未利用我的职务或‘影响’在任何一笔交易中获过利。”有多少国家元首敢于问心无愧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两位总统的恩恩怨怨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的总统。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旧世界的终结者，那么叶利钦就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两位总统，各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就好像接力赛中两名交换接力棒的运动员。
可以说，没有戈尔巴乔夫也就没有叶利钦。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青睐，叶利钦才得以从地方官员飞速上升到首都莫斯科第一把手的职位上；也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打压，叶利钦才真正下决心迈出苏共，成为党外的政治中心和民主的精神象征。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叶利钦也就没有戈尔巴乔夫。正因为叶利钦的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才得以挫败保守派的“八月政变”，使戈尔巴乔夫开创的改革事业急速向前推进；否则，戈尔巴乔夫很可能重蹈当年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的覆辙，一生功业也就烟消云散。
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写道：“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几乎是同龄人，尽管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类型的人。戈尔巴乔夫富于灵活性，善于望风使舵；叶利钦则恰恰相反，比较耿直，甚至有些单纯，然而充满强烈的激情和旺盛的精力。”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性格的不同，历史分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了他们；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性格的不同，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亲密的战友”。
当叶利钦走出叛逆的一步时，戈尔巴乔夫对他毫不留情。在戈尔巴乔夫的授命下，党内组织了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这种严酷的批判，让叶利钦心脏病严重发作，并被送进了医院。第三天，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命令无法起床的叶利钦去办理撤销其党内职务的手续。在苏共党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自愿退出”神圣的政治局的情况——这表明铁板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隙。戈尔巴乔夫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休想讲什么自动辞职，只能是被可耻地赶下台！”
短短四年之后，主客之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易位。叶利钦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而戈尔巴乔夫则黯然离去。叶利钦也得意地报了昔日的一箭之仇：他规定了苛刻的期限，让戈尔巴乔夫立即离开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总统办公室。
但是，叶利钦毕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仅仅逞一时之气，最后受到侮辱的还是自己。于是，他严肃地考虑起前苏联总统的命运来。必须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依法提供个人保障。叶利钦写道：“我们有必要开创一个对下台的重要政治人物采取尊敬而公正态度的先例。我尽力去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这不仅对于某些个人，而且对于国家也是有必要的。”
于是，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国家官邸、别墅、小轿车、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障。从此，在俄罗斯，失去权力不再意味着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幸福。权力对于权力的拥有者来说，不再是生命的全部内容。戈尔巴乔夫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并以一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外的讲坛上。他比被放逐到遥远的水电站的马林科夫幸运，也比在监控中郁郁而终的赫鲁晓夫幸运，他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利。戈尔巴乔夫在新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以后，叶利钦也将在民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这种制度的建立，给俄罗斯年轻的民主制增添了一道保护色。
叶利钦当政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地出现过报告，称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旅行时以及在其所写的书中总是批评新俄罗斯的政策，总想利用对叶利钦的批评捞取政治分数。也有人想鼓动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惩罚”。但叶利钦坚决地拒绝了。尽管叶利钦“坦率地说，心里感到非常恼火”，但他更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正常生活的条件，是否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参加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竞选，这一切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俄罗斯以及新的民主进程都非常重要。”
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公民权利的保护，其实也是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保护，他自己也将有退休的那一天，也将有成为普通公民的那一天，也将面临着怎样处理与继承者关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权利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利是一致的——如果今天受到伤害的是戈尔巴乔夫，那么明天受到伤害的就有可能是叶利钦自己。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俄罗斯还不稳固的民主制度。
八年没有见面了，这对交织着恩恩怨怨的总统。在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世的时候，叶利钦的夫人奈娜去参加了葬礼，代表丈夫表达对这一痛苦事件的同情。奈娜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次关系中断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会面，是真切而诚挚的。叶利钦充满真情地写道：“今天，公众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有所变化。人们原谅了他的许多所作所为。而且，在赖莎过早离开人世以后，这么多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对前任国家领导人表现出了朴实而温暖人心地同情和理解。”人心都死肉长的，在长期的相互敌对之后，两名总统的关系终于开始有所缓和。“无情未必真豪杰”，比政治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人天生的同情心、爱心和怜悯。
是的，如果有同情、有理解、有爱、有信心、有真诚、有勇气，领导人和他的公民们，舵手、船员和乘客们，终将与国家民族的巨轮一起，驶过历史与现实的惊涛骇浪，抵达一个安全与温馨的港湾。
(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