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周边会议酒店:何吉贤：汪晖——衔木填海的思想者

何吉贤：汪晖——衔木填海的思想者

发布时间:2011-09-14 14:12 作者:何吉贤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606次

 　　新北门的孩子：一个剪影

  　　新北门大院是位于扬州北郊的扬州师院的一片宿舍区，1959年出生的汪晖就成长在这里。“新北门在护城河的北岸，我小的时候住在那里时，大约有四十多户人家，都是红瓦青砖的平房”。院子的四周用竹篱笆围起来，外面就是麦田和红薯地。这片竹林、榆树和槐树环抱的小小园地里藏龙卧虎，风度翩翩、风雅中带些洋气的词学名家章石承先生，隐忍淡然却又艰苦执著的元曲专家徐沁君先生，讲课前总要喝杯酒提提神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大家谭佛雏先生，高而瘦，走路却身体挺直，学问好，却述而不作的文学史家赵继武先生……这些性格各异，学问上各有胜擅的“新北门诸老”在人格和学问上构成了一个小环境，在这片沃土上，必然成长出学问和思想的新苗。   　　从1959年出生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上小学（西门街小学），汪晖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中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这样的时代肯定会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留下烙印。汪晖的母亲是扬州师院中文系的教师，父亲是扬州市的干部。“文革”后，父母们受到了政治冲击，无暇它顾。兄长一代则先是忙于外出串联，而后又到农村“插队”，“我们这一代人就在一种多少有些无政府主义的氛围中、一种有些暴力而又前所未有的松弛的氛围中生活”。由于教育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升学考试取消了，家长对孩子管得也相对较松，孩子们有了较多的时间玩耍和“自由阅读”。像不少同时代的孩子一样，他读了很多“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也读了不少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苏俄作家的作品。由于母亲是“外国文学”的教师，他还有机会读到一些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包括出版于“文革”后期，曾深深影响过他们那一代人的“灰皮书”。同时，因为每年、每个学期都要到农村、工厂去参加劳动，不但在春耕、秋收和冬藏季节参与农业生产，而且也熟悉了车、钳、刨等工业技术，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使得他们这一代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文革”期间，因为要上街宣传，孩子们还经常参与一些文艺活动，汪晖在这期间也曾跳过舞，演过样板戏，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   　　高中毕业后，在从1976年春到1977年冬之间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汪晖先后在扬州制罐厂和扬州线厂做临时工，在午餐肉车间做绞肉工，在挡车车间里做电工和打包工，之后又到扬州无线电元件一厂当学徒工，装配军用电话机。对于这个满身书生气，又有点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工友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这段经历也让他与工友之间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这份深深的感情在他20多年之后写的《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扬州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了表达的机会。那时，席卷中国的“国企改制”之风威胁到了他曾经的同学和工友的利益，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汪晖跨界奋笔直呼，也许，除了一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有那时埋下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在吧。   　　1977年恢复高考后，汪晖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填报文科，甚至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父母因为鉴于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当时整个的社会氛围，不赞成他考文科，但年轻人自己心里却有不同的想法，新北门浓厚的人文氛围培育了他对文史的爱好。填报志愿那天，父母刚好不在家，汪晖便自作主张，填报了文科，于是进了扬州师院中文系。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饱受磨难的77级也是幸运的一代，那一届人才辈出，也留下了许多传说与佳话。对于汪晖来说，最大的幸运之处大概就在于能够亲聆老一代学者的教诲，童年时那些仰望的身影终于走进了自己的学问之途，成为了执手扶持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在扬州师院，以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出名的谭佛雏教授、研究元曲著名的徐沁君教授、研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李仁鉴教授、研究唐宋文学的赵继武、李廷先教授、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的祁龙威教授等等，都是他们的本科课程的老师。任半塘教授虽然没有开设课程，但可以听他的讲座。这样的师资阵容，即使在如今的“名牌”大学里，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出生到1985年硕士毕业离开，汪晖一直生活在扬州师院。提起自己早年的老师，他如数家珍。他提到了初中语文老师吕福鼎先生，这位毕业于扬州师院历史系的老师有着丰富的古代历史和文学知识；他也讲到了高中的语文老师夏耘先生，这位爱好并自己从事扬州评话创作的高中老师讲课不拘一格，他也清楚地记得夏老师给自己的一篇作文所写的评语；当然，上大学以后的老师的记忆就更真切了，这些记忆，很多已经形诸文字，收在《旧影新知》一书中，他们中，有外表闲淡、内心隐忍坚毅的徐沁君先生（《超然之外》）；有曾经参加过《鲁迅全集》《野草》篇的注释，对自己有诸多言传身教的曾华鹏和李关元先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硕士导师章石承先生——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著名词学家龙榆生的弟子（《明暗之间》）。汪晖将石承先生称为彷徨于“明暗之间”的老人，这些奔走于明暗之间的匆匆的人影在他的心中投下了大大的问号，“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样的文人，终至成为影子的呢？”也许，这就是那位新北门外的孩子最终走向探索现代中国历史背后的奥秘的动力之一吧。   　　研究鲁迅：反抗绝望与感受温情   　　从1982年春本科毕业，到继后师从章石承先生攻读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再到1985年北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先生攻读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直至1988年博士毕业。在贯穿80年代的整个求学阶段，汪晖都沉浸在鲁迅的世界里。   　　1978年到1985年这段时期，习惯上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着“茫然的思索和反叛的情绪”的时期，怀疑和重建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主调。正是在这个时期，汪晖开始认真地研读鲁迅的著作。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鲁迅研究界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撤除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神殿鲁迅”，去“还原”一个“人间鲁迅”，并对鲁迅代表的那个现代文学和思想传统进行批判。汪晖自然也处在这个潮流中，但他自认为，“至少在这方面，我不太受潮流的影响”。通过对鲁迅作品，包括通信、各种传记资料，以及相关刊物、作品、团体和人物的系统全面的阅读，尤其是在阅读《两地书》和鲁迅的其他书信时，他对鲁迅的内心世界有了和过去很不一样的了解。   　　汪晖说，对鲁迅的理解把他带入了从晚清直至鲁迅去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之中，这个过程对他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当时真正触动他的与其说是政治历史问题，毋宁是鲁迅的文字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异样的敏感和尖锐性。汪晖说：“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黑暗记忆的挖掘，在他的文学和思想世界里弥漫着的那种混合着地狱和天堂气息的、纠缠着绝望与希望的氛围，对我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启蒙。”原先的“鲁迅圣殿”的倒塌不但没有摧毁他对鲁迅的兴趣，反而激发了重新理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迹一样的人物的性格及其思想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混合着他内心深处的反抗情绪和忧郁苦闷，也引导他与那个“解放时代”的氛围产生了疏离。也许造成这一疏离的是一种从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涌现出来的怀疑和虚无。在确定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他选择了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施蒂纳和阿尔志拔绥夫）之间的关系。   　　汪晖说到，在进入鲁迅的世界之前，自己从未对虚无、黑暗、复仇这样的感情和世界观有过如此深切的体验，这种强烈的体验既产生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感觉，又重新组织了他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方式。这种阅读感受和思考，延续到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完成于1988年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原题《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是关于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关系研究的继续和扩展。汪晖从鲁迅、章太炎的思想出发展开的对个人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关注的是一条与主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不同的路线。他关注到了鲁迅早期对梁启超的“国民主义”，对《新世纪》所代表的“世界人”等等时髦主张的“恶声”的批判。鲁迅对于“伪士”的批判对他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他宁愿相信迷信，认为迷信是想象力的源泉，也不愿相信那些自以为得潮流之先的“伪士”的蛊惑。他相信，鲁迅所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哲学，毋宁说是一种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在《反抗绝望》中，他将个人主义潮流区分为力量派和权利派。自由主义基本上是从契约论的理论出发的，社会主义也是和契约理论有关的，它们都可以视为启蒙运动的权利概念的发展，都是启蒙运动的平等观念的继承者。力量派与浪漫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施蒂纳、尼采、卡莱尔可以归为这一派，他们注重个人的力量、天才、能力，抨击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他认为，章太炎、鲁迅的早期个人观与力量派关联更深一些，与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传统有不同的根源。他们不是不重视平等问题，相反是极端的平等派。但是，平等价值在他们这里得以展现的角度和方向完全不同。一方面，他们反对用平等扼杀个性，另一方面则鼓励人们通过重建“自性”和力量创造出平等的条件。而鲁迅自己所说的他思想中的另一面：人道主义，在汪晖看来，大概是与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帮助弱小民族和弱小者的情感，以及无政府主义中注重社会自治的理想相通的。为此，他又将研究的视野投向鲁迅的文学活动和作品，他认为，在“五四”时代，鲁迅所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直接地体现在文学之中，其中也混合着他所说的那种矛盾。鲁迅的《彷徨》和《野草》中的黑暗主题，里面弥漫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他对嵇康、阮籍和尼采的兴趣，对阿尔志拔绥夫和安特列夫的兴趣，对厨川白村以及通过厨川白村而产生的对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的兴趣，都可以放在这样一个关系网络里来理解。从这里出发，个人的无政府主义，配合着文学上的象征主义、心理学上的潜意识问题、生命哲学方面的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尼采的超人哲学、魏晋文学传统，将内在性问题与社会理解结合起来，为他展示了从一个极为复杂而又丰富的视野，重新理解历史和时代的可能性。   　　汪晖认为，鲁迅的文学世界中最为深刻而感人的力量产生于一种“转化”：即在发现世界的罪恶的同时发现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同谋关系，从而为了摆脱这种同谋关系就必须坚持所谓“绝望的抗战”。他关于鲁迅的研究一直坚持对鲁迅的双重把握：一方面，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晚清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和文学运动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又是对于启蒙主题的一个内在的和深刻的批判，后一方面的动力就是从上述转化过程发展而来的。在汪晖看来，在启蒙思潮之中表达对启蒙的怀疑，这一取向在80年代并不易于被人理解。汪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博士导师唐弢先生的理解，他在给汪晖的信中写道：“我至今不明白，像你那样年龄、环境，为什么有那样复杂独特的想法。……我认为一个有社会感和时代意识而生在中国（包括大作家、大诗人）的人，要不忧郁、孤独，实在困难……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的确比现在一般研究者所说的要深刻的多，但千万不要将他放在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我想你是不会的，你没有忘记他对悲观绝望的反抗。”   　　1988年，汪晖完成博士论文后，同年他撰写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算作我的鲁迅研究时期的告别”。直到1996年，他才又撰写了《死火重温——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继续在鲁迅的世界里探寻，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与鲁迅所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对比之中，他的黑暗世界渗透着一种强烈而又温暖、黑暗而又明亮的色调。这就是鲁迅的思想、文学内部的“鬼”的世界——一个由无常、女吊、刑天等等民间传说和民间戏剧中的“鬼”所构筑起来的世界，一个由祥林嫂、闰土所发出的、来自“鬼”的世界的追问所构筑起来的世界，一个将民国时代的众生相放置在“鬼”的目光的注视之下的世界，一个不断地被“鬼”的世界所吸引和追逐、最终淹没在这个“鬼”的世界之中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这个“鬼”世界的影子弥漫在鲁迅的各种形式的创作之中。汪晖说：“我在那个世界中不但听到了鲁迅的悲怆的叹息和复仇的呐喊，而且也听到了鲁迅的笑声，在黑暗的主题中看到了欢乐的光芒。我分明地感到：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也许，鲁迅对现代革命的同情就产生于他与这个‘鬼’的世界的沟通和理解？这是很可能的。”   　　从《无地彷徨》到《反抗绝望》到《死火重温》到《别求新声》，鲁迅不仅已化作了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化作了思考和著述，同时也化作了汪晖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化作了他与时代构成的特殊关系。也许，对于他来说，这条“鲁迅之路”永远没有终点。   　　书斋内外：历史深处和现实锋芒   　　1985年，汪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唐弢先生。到北京求学的过程，有“偶然的机缘”的因素，也包含了学界先行者和同仁对后学的无私的帮助和提携。1983年，作为一位硕士研究生，他在苏州参加了一次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偶然认识了时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得后先生，由此开始长期的通信。之后，王先生一直鼓励和帮助他来北京学习或工作，并最终得以顺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汪晖清楚地记得，最先告诉他考取博士研究生消息的，是王得后先生的夫人赵园先生（当时王先生刚好出差在外）。从1985年到1992年，先后作为弟子和助手，汪晖在唐弢先生手下学习和工作了7年之久（《火湖在前》一文记述了他与唐先生交往的过程，也寄予了他作为学生对先生的理解和怀念）。   　　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建制与一般大学不同，汪晖所属的1984级博士班是正式恢复博士学位招生以来的第一届学生，总共20多人，分属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除了博士论文跟随各自的导师研究之外，整个博士班并没有按照学科的不同而区分，20多个同学住在一层楼内，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讨论是日常功课。汪晖极为珍视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氛围极大地鼓励了他本来就已经很强烈的对于哲学、社会理论和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关心。1985年正是中国城市改革启动的初期，在同学之间，既存在着一种知识和理论讨论的氛围，也弥漫着一种有关实际的政治和经济讨论的气氛。那时最吸引人的理论话题是韦伯、哈耶克、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和存在主义哲学；最关心的政治、经济话题是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企业所有制和公司体制问题、新闻自由、苏联和东欧（尤其是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的大转变；最热闹的文化问题是传统与反传统、中国与西方、启蒙问题和美学讨论，等等。现在，当时的大多同学都成了各自领域的重要学者，而当时他们同学之间的一些争论现在仍然在持续，而且逐渐扩展到了全社会性的讨论，例如有关市场与计划、政企分离与私有产权等等。   　　1986年鲁迅逝世50周年之际，汪晖开始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对鲁迅的研究逐渐为人所知，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也在90年代初出版。1988年博士毕业后，汪晖进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兴趣也从鲁迅转向了现代中国思想的研究”。思想史研究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介入当代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李泽厚有关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思想史论”是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上一年年底，汪晖开始撰写《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五四”文化运动得以形成的思想的和社会的条件，以及这个文化运动最终解体的内在的思想矛盾。它揭示了启蒙思想的内在矛盾或自我解构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李泽厚有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述的回应。汪晖说：“我对‘五四’时期文化运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或多或少也透露了我对80年代中国文化运动的某些缺陷的理解。”这篇文章写作和发表于1989年，它也融入了作者对当代思想和社会运动的思考。   　　1990年5月，汪晖去陕西省秦岭深处的商洛地区工作和锻炼。在山阳县，参与了当地的一系列工作：从土地承包的实施到反对农民赌博的宣传，从倡导男女平等到讲解计划生育政策，从解决农民的土地和水资源纠纷到调查当地的教育危机，从参与人口普查到组织农村干部的培训，从撰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到实地调查农村宗教复兴及其后果……他曾与同行的其他社科院同事一起，搜集了一批相关资料，准备写一本调查报告——可惜由于回京后大家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这个计划一直未能实现。但陕西农村的这段生活，使他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尤其是公社制解体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危机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而当地农民生活与北京人生活之间的鲜明对比，也再一次引起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这种自我批判式的思考贯穿了他作为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观点和立场。   　　在这个处于困境中的转折时期，在一些日本友人的资助下，由陈平原、王守常和汪晖合作主编的《学人》丛刊于1991年年底出版。在当代中国学术史，《学人》是一份重要的刊物，它前后坚持了十年之久，共出版了15辑，每辑约50万字，刊登了许多影响重大的论文，有人甚至认为它是80至90年代中国当代学术转型的标志性刊物。丛刊发表的论文中西兼顾，“但真正的核心是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汪晖自己在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严复、陈独秀、胡适、吴稚晖、梁启超、张君劢等现代思想家的一系列专题论文，讨论了“五四”文化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民族形式”的争论等文化史课题。这些论文也构成了他后来出版的四卷本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部分内容，对于一位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学者，它们也反映了他试图从历史中去思考现实的努力，汪晖说：“在198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和朋友们都处于一种重新理解我们的社会、重新确立我们的认同的焦虑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论文就是在1989的震撼之下展开的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   　　现代性探讨：别求新声与衔木填海   　　2004年，汪晖的四卷本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有将近150万字，花费了作者十多年的心血。很多学者认为，它是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无论在问题的意识、分析和所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著作以现代性问题为中心，从多重方面分析了从宋代至民国初期的思想史，涉及了一系列问题，如：宋明时代的儒学的天理世界观是如何形成，它的历史动力是什么？清代帝国建设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晚清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态度能够提供给我们哪些思想的资源？现代中国的知识体制是如何构筑起来的？现代公理世界观与天理世界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共同构成了一个思想图景，提供了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现代”，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历史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