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廉租房申请条件:何吉贤:汪晖——衔木填海的思想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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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吉贤:汪晖——衔木填海的思想者(2)

发布时间:2011-09-14 14:12 作者:何吉贤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613次     这本书出版后,学术界有很多讨论,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为出版此书所做的评审报告中称:“汪晖处理他的论题和材料的方式是如此细致和多面,以致让人想起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研究,而他对10世纪以降中国思想型构转化的强调又带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某些特征。但这些对比也只能提供进入汪晖话语网络的一些入口。无论如何,汪晖所致力的是形成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叙述构成了对于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实践、上层建筑与基础构造等二元论之上的传统史学的挑战。”《亚洲周刊》在将此书评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时发表评论说:“长期以来,以费正清和史华慈及其门生为代表的纯西方中国学阵营,与以晚清到近代新儒家学派,以及唐君毅、熊十力、徐复观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学派各树一帜。汪晖的方法学另辟蹊径,大量引用西方人文学科理论,再结合自身深厚的中国旧学功底,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深入的探索,不仅弥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缺失,也打通了中国研究中西两大阵营‘各说各话’的壁垒,为探索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关于这部书的讨论,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有学者甚至认为,关于此书的讨论,会是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思想界的话题。许多阅读者都对书中所包含的庞大知识和理论体系感到震惊和棘手,也有人会由此对汪晖的阅读习惯和经历感兴趣。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汪晖回答说,他本人经历了整个80年代,80年代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尤其是在北京,你能比较容易感受到那种比较浮躁的气氛,对年轻人来讲,也有很多机会。汪晖自己从江苏扬州来到北京,从1982年读硕士到1988年博士毕业,阅读和研究的精力主要围绕着鲁迅,虽然也参与了北京文化圈的一些讨论,做了一些工作,但“心态上与周围的环境一直是比较疏离的”。即使是在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为此,他也会写一些文章,做一些事,以便进行回应,但心境上一直比较疏离,“我常常会觉得自己跟所做的事之间有距离,我自己在心情上始终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每天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房间里念书,即使是处于最风雨飘摇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说:“我的思想史研究,都是通过一个个个案关联起来的。”而个案的研究,就是通读有关人的著作和材料,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你就进入了历史的情境,就会建立起对于这个人,对于其相关关系的理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个人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理论和现实,与各个相关的学者讨论和交流的过程。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汪晖有近一半的时间在世界不同国家讲学或研究。这种不停的“游历”经历给他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深深的印记。1992年至1993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在哈佛时,为了继续研究梁启超、胡适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他选修了普特南教授的新实用主义课程,阅读了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罗蒂等人的著作。后来到加州伯克利,又发现这里流行的是福柯、布迪厄、萨伊德和后殖民理论,哈贝马斯名声显赫,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为理论内核的各种理论构成了加州学术圈的基本氛围。受这个氛围的影响,汪晖又对当代理论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也影响了他以后若干年的阅读方向。“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能摆脱的问题仍然是这些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关系——1994年发表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就是这个思考的结果”。在加州的过程中,交往最多的是艾尔曼教授和沟口雄三教授。艾尔曼那时正在努力尝试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问题,他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后来在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关于清代中期今文经学的解释,也就是在那时候的讨论中开始孕育的。与沟口教授的交往则有更长的历史,之前由于两人所研究的科学概念和天的概念的交集,曾有过讨论,在洛杉矶期间,讨论更加频繁。汪晖说,沟口教授“对日本中国研究的批判性的看法和对明清思想的解释都给我很大的启发”。通过这些交流,包括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研究视野,即将思想的内在视野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汪晖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一边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一边集中地阅读舍勒、曼海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稍早已经接触的福柯、布罗代尔、卡尔?博兰尼等人的著作。在这期间,结识了许宝强、刘健芝、罗永生、陈顺馨等几位香港岭南学院的朋友,集中讨论有关文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回忆说:“我们经常在浸会学院的邱延亮先生那里聚会讨论,我从这些定期讨论中获益良多。”在香港期间,刚好有机会与《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教授有了比较长时间单独交流的机会,从那以后,两人交往不断,汪晖将安德森看作是当代少有的思想者,他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社会理论家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安德森视野开阔,观察极其敏锐,总是能够抓住关键性的问题穷追不舍。在当代世界,像他这样极为开阔而又深入观察当代世界及其变化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2000年之后,汪晖又先后在华盛顿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讲学和研究。他特别提到了在柏林高等研究所的经历,这个所云集了来自各个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一流学者,学者们每天都在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一起交流,所里每周二还有一次公开的讨论。在这里,他参加了两个小组的讨论,一个是由历史学家组成的,叫“帝国研究小组”,一个是“全球化小组”,由社会科学家组成。那时候,他已经写完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上卷第二部,正在进行修改,在“帝国研究小组”里关于帝国、国家和民族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与印度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等人的交流,在上卷第二部中对于汪晖来说,如何在当前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图景”,在全球性的“中国研究”中,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是他学术工作的重要内容。不知道这种“游牧式”的学术生活,是不是他构筑新的“世界图景”实践的一部分。     《读书》十年:漩涡与潜流     从1993年起,汪晖逐步对以往的研究做了两点调整:第一是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放置在“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思考;第二是力图将社会史的视野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80年代的文化运动和90年代的思想潮流之中,对于近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批判和拒绝经常被放置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的肯定之上;他试图将近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悲剧放置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视野中,动机之一是为了将这一过程与当代的现实进程一道纳入批判性反思的范围,揭示这两个对立的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有了这一“批判性的现代性”的视角,他对当代问题的论述就具有了非常独特的视角和穿透力,为当代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资源、问题意识和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史研究与他对当代问题的论述也是互相贯通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历史和理论的视野,而后者的问题意识也内在于前者之中。     作为对这一调整的理论性思考的结果,他撰写了《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1997年)、《科学作为世界构造和合法化知识》(1997年)等文,并为《文化与公共性》(1998年)和《反市场的资本主义》(2000年)两本文选撰写了长篇导言。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危机、寻找“另类选择”的可能性。《“科学主义”和社会理论几个问题》是从历史和理论的层面对当代新自由主义问题所做的一个批判性分析。它通过对哈耶克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分析,重新解释了国家与社会、计划与市场的二元论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谬误,并试图立足于中国的历史语境,对资本主义与市场、市场经济与国家的关系给予历史性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思索,以及这篇《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所表现出的取向,正是汪晖在1997年之后卷入中国知识界的大论战的内在动力,也是他得以展开自己对当代问题的看法的理论视野。     1997年,汪晖在大陆正式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正式拉开9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大论战的标志性论文。这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当初只是一篇读书札记,后经长期的酝酿和修改,于1997年发表于海南岛的《天涯》杂志。1993年10月汪晖从美国回北京后,当时在京的韩国学者李旭渊向他约稿,他便将自己自1989年以来陆续记下的一些笔记整理后交给了他,这篇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问题》的长文首先于1994年在韩国的《创作与批评》上全文刊出。当时在国内,此文也仅在一部分朋友圈内小范围流传。文章在《天涯》杂志发表后,随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此后,该文也先后在日本(《世界》杂志)、美国(Social Text)和台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等地的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对当代中国的思想界状况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反思现代性视野之外,也与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讨论直接相关。汪晖谈到,在经历了1989年以降最为压抑的时期之后,中国在民主进程受挫的条件下再度大规模地推进市场改革,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一轮权力市场化也以极为惊人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本身也是一种隐含的邀请,即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遗产,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这个时候,关于俄罗斯和东欧“转型”的讨论已经展开,崔之元等人在1994年对俄罗斯“自发私有化”的批评和对产权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为对当代中国的相关进程的警告和提醒,但在当时这种声音引来了一片批判之声。汪晖说:“如何扩展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在新的全球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我在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的主旨。”     与此巧合的是,1996年初,汪晖应邀担任了在中国知识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同年底,社会学家黄平也加入,共同担任执行主编,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刚发表的那篇文章引起的激烈反响,《读书》杂志便在之后的争论中,一直被指责为“新左派”的“大本营”,而汪晖本人则被称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平静的学术生活从此也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中,“至今没有停息”。     在汪晖看来,无论是中国改革的成就,还是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危机(如城乡分化、区域分化、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制度性的腐败和在私有化名义下的权钱交易),都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姿态包含着最为保守的政治含义。当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计划及其价值观之上时,恰恰丧失了对当代进程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因此,《读书》杂志参与推动了一系列有关讨论,这些讨论涉及“三农危机”、国企改革、亚洲问题、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危机、法律与民主等等,参与讨论的主要作者来自国内,但并不限于大陆,许多海外留学生和台湾、香港的学者也成了《读书》的作者,欧美、日本、东南亚、印度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为《读书》撰稿。汪晖认为,《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跨越边界的知识和思想的空间,这不仅有利于批判和反思,也有利于拓展我们自身的思想空间和社会空间。     在汪晖看来,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大争论是一场新的有关社会性质的论争,它内在于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世界的普遍性危机中。在涉及历史价值、现实判断的一系列分歧中,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识群体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区别,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值得注意:一个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批判的或者左翼的知识群体注重观察二者的曲折复杂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根据两者之间的二元关系简单地选择站在市场一边或国家一边。国家是内在于市场的,整个市场运作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退出本身是政治性的。因此,不是在要自由市场还是在要国家干预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市场条件下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及国家与市场之间应该形成何种关系的意义上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产权转移或私有化问题,批判的或者左翼的思想群体反对公私产权的二元论,而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产权,将其理解为一种“权力束”。他认为,今天围绕私有化或产权明晰问题展开的争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关私有产权的争论,它涉及的是非国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再分配及其公正问题,它不可能被化约为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能被简化为市场法则和国家干预何者更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在现阶段,知识界面对的真正分歧不在于私有财产应否获得保护,而是诸如:改革过程中由权钱交易和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的财产是否会借此合法化?以何种机制为基础对私人财产进行核算和鉴别?在现有的乡村债务结构条件下,土地的私有化会不会导致农民再度丧失土地,形成又一轮极不公平的兼并过程?等等问题。第三个是如何理解民主,到底需不需要参与性民主,以及如何面对形式民主的问题。关于参与性民主,汪晖认为,怎样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扩展民主的意义,而不是把民主看作是一个现成的和可以照抄的模式,这才是现阶段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左翼对社会运动的同情导致了社会专制,但在汪晖看来,他们在这里犯了基本的判断错误:不是左翼或者批判性的思想,而恰恰是他们所倡导的不加约束的市场化扩张过程所导致的社会解体可能会导致新的专制形式。     汪晖是最早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讨论语境中提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学者。在写于1999年的《死火重温?序》中,他写道:“某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知识分子把市场过程抽象化,抹杀市场制度的形成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有意或无意地站在垄断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一边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被许多理论家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代表了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公司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它在名义上诉诸‘自由主义’丝毫不能证明它对自由和民主(甚至反腐败)抱有任何诚意,它在理论上诉诸‘市场经济’的观念也丝毫不能证明它对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的交往怀着城市的信念。这样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没有关系,这样的‘市场’概念实际上是反市场的。极端的‘市场主义者’最终倾向于取消政治变革的必要性,倾向于取消社会公正的基本诉求。”继而,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     2007年6月,在没有经过任何过渡的情况下,《读书》杂志的主管部门突然宣布解除汪晖(和黄平)的执行主编职务,一时舆论哗然,酿成了所谓的“《读书》事件”。汪晖担任《读书》执行主编11年,这11年中,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个过程中,《读书》是批判的知识分子发言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平台,它所展示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世界图景”,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杂志曾经讨论的一些问题,如“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为社会性的议题,甚至改变了某种社会性的“共识”。也许由于这些原因,在有关《读书》编辑部的“改组”的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对由这一“事件”所昭示的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环境的“恶化”表示了担忧,并对汪晖(和黄平)主持《读书》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在谈到当代论争及其产生的各种“事件”对他的影响时,汪晖说,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然集中在他的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上,“这已经成为我的生活的一个重心,就好像漂浮在风浪之中的船只,锚的位置是稳定的”。也许,从此以后,他能有更多的时间集中到他准备已久的关于“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的研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