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立项制度:折腾大宋：王安石利用变法大肆捞钱(图)

　　宋朝建国以来，就养着大量的亢官，亢兵。还高祭祀，拜神敬鬼。太宗还发动2次讨伐辽国战争，后面几个皇帝在任时候，常与辽国、西夏冲突。这一切，需要钱。皇帝们也不知道精打细算，挥霍奢侈。所以日子越来越难过。所以北宋以来的改革特别多，天天折腾，一直到灭亡。

　　王安石出生时候，他母亲看见一只狐狸从窗前跑过去，宋神宗出生时候，一群老鼠聚集产房里，吐出美丽的气泡(莫非耗子放屁？)。所以这君臣二人很不简单，很有缘分。宋神宗刚登大位时候才十七八岁，热血沸腾，希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西敲西夏，北杀大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光宗耀祖。打仗需要钱，但是国库空得连祭奠先帝的钱也没有了。这个年轻皇帝那个急呀，就像急等着结婚但是买不上房子的80后一样。宋神宗多次呼吁：“天下有毛病的事情太多了，不改革不得了啊”。而富弼之类的元老只会说些二十年不言兵之类的傻话，难道元昊来侵犯是因为我们言兵了吗？其他老臣就会说几句“厚生养德”之类理论上正确但无实际操作性的废话(与某些官话有一比)。

　　这时出来个改革大师王相公，说我能帮您搞到大量的钱，而且还不用加重税收。换你是皇帝，你不高兴吗？

　　国人最擅长的是把简单事情搞复杂，其实再复杂的事情一旦简单化，马上现出原形。变法的本质就是划拉钱，为了国家(其实是为了皇帝)富裕，其次才是考虑百姓富裕(甚至不考虑)。

　　但是一个社会，在生产力没大幅度提高以前，财富总量是一定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北宋这只绵羊总共那么大，从地图上看，小得可怜。大宋者，小宋也。

　　王安石与袁崇焕高度相似：为争上宠，满嘴跑火车。

　　他忽悠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说有妙计，可以使得国家富裕，百姓富裕，还不用加赋税。王安石提出许多新颖的治国理论而名噪一时，年轻的宋神宗也被他的理论所深深吸引，问他你能让朕成为唐太宗吗？王安石投其所好说：“得到我陛下可以成为尧舜，唐太宗算老几”。

　　熙宁元年仲冬，行郊天礼。

　　辅臣奏道，河朔旱灾，国用不足，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南郊以后，别再扯这个了(不可再循故例)。

　　神宗不爽，让学士们商议讨论。

　　一场精彩的对话开始了。

　　司马光道：节约闹革命，一切都摆平。

　　王安石道：没钱花关键是不会理财，光靠省钱不会拥有钱。

　　司马光道，“甚么叫做善理财？无非是巧妙计算，横征暴敛罢了。”

　　王安石道：“不必加赋税，照样能收入大量的钱，那才算是理财好手。”

　　司马光笑道：“天下哪有此理？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

　　简单的道理。司马光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不善于跳跃式思维。而王安石则超越常规，不按照牌理出牌。

　　但是求钱心切的神宗却赞同王安石，全权委托王同学办理。

　　且看不讲仪表，不愿洗澡，穿衣服又脏又臭的“王变法”如何“理财”。

　　王安石先设置变法的指挥调度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变法计划多出于此。在性质上应属于财政部门，可见王变法的初衷就是搞钱。一年后，该机关被裁减，职能归并于中书省。

　　王安石陆续推出他的经济领域全方位改革。

　　关于民政方面：青苗法 免役法

　　关于财政方面：方田均税法 农田水利法 均输法 市易法

　　关于军政方面：置将法 保甲法 保马法 军器监法

　　关于科举、教育方面：废诗赋帖经，改试经大义，创太学生三舍法，以及王安石自撰颁布的《三经新义》。

　　这个“新法”一点也没涉及官僚体制方面的变动，而这恰恰是变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王安石变法对老百姓祸害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此法指导思想是，剥夺豪强高利贷，改成由国家放贷款，相对低利息地放给农户，既解决农民燃眉之急，又增加了国库收入，还防止农民因还不上高利贷而被迫让豪强兼并土地。

　　具体做法是，将地方官府的“常平仓”、“广惠仓”(国家储备粮库)的粮食拿出来做本钱，在青黄不接时候，贷粮食或现款，一年两次地贷给农民，加利息20%，每年贷2次，利息总计为40%。等庄稼收成后，农民再向官府连本带利地结算。

　　民间借贷月息高达六分，所以王相公认为年息2分应是很优惠的。他再三强调，是否贷款应处于自愿，不得“抑配”(强迫借贷)。

　　一举数得，看起来很美。 但事实证明王安石做了一件大蠢事。

　　他一边说不得“抑配”，一边又大力表彰放贷多的地方和官员，对发放贷款少的官员，严厉斥责，甚至降级贬窜。这就逼迫官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将贷款发放下去。你不贷款就是对新法态度有问题，就是对抗朝廷，后果很严重。

　　实行青苗法后，各地衙门经常出现这样一幕：衣衫褴褛的农民走进官府，怯生生地说，老爷，小民想贷款。

　　胥吏拿出一张表，说签字吧。

　　农民道，小的不认识字。

　　胥吏道，那本官给你代办。

　　农民道，谢谢老爷。说着把红包递上。

　　等到了还贷款时候，农民发现自己要多掏若干钱，辛苦一年，所剩无几。因为多了层层关节，所以必然出现层层剥皮。等到了最低层的农民手里，原本应贷10两银子，结果只剩7两。

　　一年两次，一次利息2分。一年就是利息4分，再加上好处费，胥吏盘剥等，比豪强的高利贷甚至还刻薄。有的地方官府刻薄，竟然达到了35分利息。

　　而且，王安石还犯了个逻辑错误。

　　那就是把特殊性当普通性。很多农民在种植庄稼时候，处于青黄不接，急需贷款。但是并非全体农民都需要贷款。当人家不需要，官府还必须逼迫人家贷款，到期连本带利息地还帐。

　　这就相当于妓院老板把妓女硬塞到柳下惠怀里，说我不管你把她抱着坐怀不乱还是颠鸾倒凤，总之我明天要收取这女孩的出台钱---8两银子。

　　农民大多没文化，也不懂得合理投资，科学理财，这笔钱到了他们手里，就像捧了一个刺猬，到时候要归还，还要多掏利息钱。这就相当于官府余外多加了一笔厚重的赋税。倒不如直接了当地说，如今国库空虚，你们小民多交点吧。　　

　　这就是王变法的“不必加赋，自增国用”吗？

　　地还是那片地，种植方法还是那样的方法，种子还是往常年的种子，也没出现杂交水稻，也没催生素，粮食产量还是往常年的产量。但是却要掏出一大笔钱来支付“贷款”，这是哪门子道理？

　　王相公管理一个县，范围少，他可以照看过来。青苗法可以按照本意进行，不存在官员胥吏捣鬼渔利的可能。

　　但他做了宰相，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想，从上到下，期间有多少关口？你凭什么保证执行 政策的官员们能像你荆国公那样执法如山？他低估了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王安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不少地方官府发放青苗钱时，主动请借钱人狂吃海喝，甚至“令妓女做肆作乐以蛊惑之”。此非官吏慷慨大方地办公众食堂或促进群众文娱活动，而是借机坑农民，发横财。

　　此法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他们反对的也很激烈。

　　好法还需要好官员去执行。问题是官员凭什么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朝廷的决定？当他面对白花花的银子时候，有几个还能记得我要报答皇恩，克尽职守？

　　权力寻租。集权体制下绕不过去的门槛。新法的各级执行者总是把灾难转嫁到小商小贩小民头上，弄得民不聊生。例如施行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借贷粮谷与民渡荒，这本是好的，但一般利息高达20%，有些地区竞高达50%，甚至还到了“实不出本，勒民出息”的地步，这不是敲诈勒索吗？ 如真想“杀富济贫”，制定免役法时完全应将原不充役的下等户和客户排除。但仍让这两群体纳钱，奥妙在于这两个群体虽然穷困，但户口基数大，纳钱虽不多(较上等户而言)，“而户数至广，积少成多，役钱恃此而足。”

　　仅熙宁九年(1076年)的免役钱余额(扣除官府募人雇役的开销)就达3926856贯硕匹两，如此丰厚的收入，再说不加赋而国库足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近年来，茅于轼和汤敏等经济学家在山西农村试验搞小额贷款，效果很好，因为这是民间操作，而非王安石这样的行政干预。

　　市易法使得小民商贩都叫苦连天，那些挑水、理发，卖粥、卖茶的，不交税钱就不能营业。税收层层加码，有的货物税钱超过了本钱，小商贩甚至于以死抗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官府富裕，百姓的负担大大加重了，尤其是本不充役的下户，官吏为获得好处，借口勒索，使得立法中的那条规定形同虚设。据记载，当时百姓被迫“杀牛卖肉，伐桑薪，”不少地方还出现农民被迫拆屋的现象。

　　无好吏则无好法，何况这个还是本身有漏洞的法。

　　保马法更是荒唐，让老百姓为官府养马，马匹死亡要赔偿。连官府都办不明白的事情，百姓难道比官府还牛？

　　免役法逼着百姓掏钱免劳役和兵役，敲诈性更强，后果更重。保甲法动机是强兵，但是很多地方片面增加兵员和训练，“民二丁抽一，教以战阵”，每五天 练兵一次，农民被损失钱财，耽误农时，结果不仅没强兵，反而是民更贫、国更弱了。

　　这些改革措施名义利民实则害民。如同百姓瘦弱的大腿不断地被宰，削下一大块肉来，送给皇帝报告功劳去了。一句话概括王安石变法：依靠集权和政府包办的方法，剥夺民间财富，解决财政困境，以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且天灾频频，全国各地异常现象不断出现。如陕西华山崩裂，京东、河北怪风呼啸。秋冬两季，全国大旱。朝野一致议论是新政废弃祖宗成法，导致天谴。

　　皇帝惊恐地问王安石，王坦然答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终结王安石变法大业，并给予沉重一击的不是司马光，也不是苏东坡，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京城安上门的监门郑侠。他的壮举+皇帝的仁心=基本终结变法。

　　郑侠，字介夫，号“一拂居士”、“大庆居士”，生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家住福清海口镇覆釜山下(今为牛宅村)，后迁至县城西塘，因而人们又称之为“西塘先生”。治平四年(1067年)，27岁的郑侠高中进士，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

　　郑同学本来和王安石关系不错，早在王担任江宁知府时候，就十分赏识小郑。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立即提升郑侠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司法参军，主管光州的民、刑案件，凡是光州所有疑案，一经郑侠审讯清楚上报，王安石全部按照郑侠的要求给予批复，郑侠感激地把王安石当作知己，一心要竭智尽忠，为国为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报答王安石的知遇之恩。但是事实证明他太书生气了，总以为报国就是报恩。其实很多时候，食肉者的“国”其实就是他个人。

　　熙宁五年(1072年)，郑侠任期满，入京述职时拜见王安石。王安石说道，朝廷颁布用考试新法的办法选举人才，考中者可以越级升为京官，老夫希望你通过这个途径得到晋升。

　　郑侠目睹新法的弊端，不同意施行新法，他曾多次谒见王安石，王安石向他查询所见所闻，他直陈王安石的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在边境发动战争诸事在各州县施行过程中给人民造成扰害的弊端。

　　这是个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自身还重要的好官员，这就是鲁迅所赞扬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

　　所幸的是王安石没进一步打击报复，而是采纳了部分建议，如小商小贩免征税，商人征税太重的，减税十分之七，其他方面则不予理睬。

　　郑侠知道王安石已经听不进逆耳忠言，再劝说已经是对牛弹琴。百姓困苦揪动义士心，激愤之下，郑侠于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画成《流民图》，写就《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他知道奏疏送到阁门，必然不被接纳，他冒着极大危险，谎称秘密紧急边报，发马递直送银台司，呈给宋神宗。

　　皇帝打开《流民图》，只见“赤地千里，风起沙飞，天昏地暗，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百姓扶老携幼，疲夫羸老塞道，忧愁困苦，离家出走，虎狼之吏持鞭棍棒抽打。从熙宁六年(1073年)至翌年三月一直没下雨，各地地方官吏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饥民以草根木实充饥，还要被加上锁械刑具负瓦揭木，卖产以偿还官钱，饥民离乡逃走的，不绝于道。”

　　郑侠还写了一份奏章，向神宗奏疏论新法过失，历数王安石变法之种种弊端，并声明：圣上您看到这样的情景已经是触目惊心了吧？但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形。

　　这个热血青年拿自己的宝贵性命，和王安石赌了一把：陛下您如停止了新法，十日之内，必然下雨。否则我自愿领欺君之罪，请把微臣斩首于宣德门外。

　　良心未泯的神宗皇帝反复看这图，长吁短叹，放进袖子里，当晚辗转难眠，即使美女在床也没性趣。那个美女肯定奇怪：圣上今夜这是怎么了？我长的不够俊吗？

　　第二天，彻夜未眠的宋神宗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三卫上报熙河用兵之事，诸路上报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共采取了十八条措施，大刀阔斧地清理新法。

　　百姓欢呼，互相祝贺。皇帝开展自我批评，又下《责躬诏》，求请求臣民畅所欲言。

　　老天爷特别给面子，或是为挽救义士性命？废除新法三天后，憋了十个月的大雨瓢泼，“远近沾洽”！举国欢腾，民心不可欺。

　　不明就里的辅政大臣赶紧入内祝贺，大拍马屁：陛下精诚感动了上苍，实为一代明君。

　　神宗骂道：感你们个头啊，你们自己看看！

　　皇帝把郑侠所进的流民图及奏疏拿出，摔在他们面前，同时大批一通，这些官员们都跪拜谢罪。

　　皇帝不和宰相商议，一夜之间就废除新法。这等于扇了王安石脸，王相公只好上表请求去职。皇帝让吕惠卿问他，做个闲职太师如何？王安石婉拒，出江宁府。

　　朝野这才知道皇帝罢除新法缘由，吕惠卿、邓绾等奸佞小人对郑侠恨之入骨(群奸切齿)，他们要打击报复，当然不能就事论事，因为圣上采纳了，说明人家提的意见是对的。奸臣们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古今中外的奸佞领导都是如此对待提意见者。

　　群奸们把郑侠交给御史台，你有天大理由也不该虚报军情，“治其擅发马递罪”。

　　久旱必雨的自然现象，救了郑侠，也摘去王安石宰相乌纱。但是如废除新政，那么依靠新政而坐上火箭的小人们往哪里摆？他们急眼了，吕惠卿、邓绾等群奸们包围着神宗痛哭流涕，劝说道：“陛下这么些年，废寝忘食，兢兢业业，好不容易才做成改革新政这样的宏伟大业，天下百姓刚刚得到实惠，正享受着。而圣上您一旦采用狂夫狂妄之徒的话，导致前功尽弃，多么可惜。”

　　没主见的神宗被群小们蛊惑，马上将新法全部恢复。王安石想姓郑的小子别得意，老夫不做宰相，但是门生照样接班，继续变法。他离职后又推荐韩绛、吕惠卿高据相位，来了个涛声依旧。

　　壮士郑侠再次上疏抨击，他选了唐朝的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的传记，画成两幅，名为“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认为当政的吕惠卿之流暗合林甫之流，而反于崇、璟之辈。

　　这次他可碰上厉害角色了。吕惠卿勃然大怒，向皇帝告状，奏郑侠犯“谤讪”之罪，编管汀州。郑侠行至太康，感觉不过瘾的吕惠卿又罗织罪名，将其追回，想给他治个死罪，一劳永逸地让这个刺头闭嘴。宋神宗说：“郑侠所作所为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国为民，怎么可以严惩？”于是将之移徙英州。

　　皇帝此时也成了昏君，他不是不明白郑同学委屈，但是毕竟要照顾庞大的新党官员，衡量利弊，正义让位于利益。

　　国人看问题容易流于表面，认为王安石变法就是好人，所有反对变法的都是坏人。却不想想，祸国殃民的改革还不如不改革。纵观一生，郑侠耿介绝俗，名高天下。他情系民生，以民为本，关心弱势群体利益，为小民奔走呼号，不诱于利禄，不动于私情，虽屡遭打击，而矢志不移。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知道郑侠虽官卑职小，而能以俭素清廉自持。自言“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真该让所有官员都将这话作为座右铭。他罢官回乡时，行装中惟有一拂，这才是有操守的名士，足以流芳千古。老百姓的心目中有杆秤。英州人士仰慕郑侠贤名，争送子弟拜他为师，并盖房子让他居住，贫寒的郑同学不用做房奴了。北宋1086年哲宗赵煦登位，大赦天下，郑侠遇赦回归福清，经苏轼、孙觉联名推荐，起用为泉州教授。但是北宋后几朝总的来说是新党得势，郑侠的命运自然好不了，像叶小舟，沉浮于宦海。绍圣元年 (1094年)四月，章惇宰相罗列文彦博等33人罪状，全部被逐，郑侠再次被贬英州。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徽宗继位，追复被贬黝的33人官阶，郑侠得官复原职。别高兴，风势转眼变了。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入相，立元佑“党人碑”，小人物郑侠竟然名列杂官第十五名，再一次被罢职回乡，隐居12年。宜和元年(1119年)八月仙逝，终年79岁，这个年龄在古代应该是高寿。

　　后人仰慕其廉洁，将县城主要街道名为“一拂街”以示纪念，还在利桥街建“郑公坊”以颂德，又将其故居改为“一拂先生祠”。虽然郑侠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可是《宋史》却为他立传，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苏轼视为生死之交，甚至于“魂梦之间，未尝或忘”；正如清人所言“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 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为他撰写了一幅对联：

　　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

　　归装惟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

　　非常遗憾的是现代人只知道谬赞王安石，至多还知道反对派---巧妙砸缸的司马光，却不知道与王安石过激新法做斗争、为民请命的壮士郑侠。

　　有趣的是郑侠献图说服君主的做法，经常被后人采用。宋徽宗刚即位时候，起居舍人邓洵武是神宗朝新党奸臣邓绾的儿子，他对说服皇帝起用蔡京起了关键的鼓动作用。 邓绾拾人牙慧，采用了范仲淹和郑侠使用过的图画，抓住时机向皇上进《爱莫助之图》，这类“看图识字”特别直观，比较适合宋朝皇帝的智商。

　　王安石那么牛，变法那么轰轰轰烈烈，结果却败于京城一个保安班长。这是民意和正义决定，既出人意外又情理之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