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靖宇与岳丽娜:为谁零落为谁开?――记王安石变法

为谁零落为谁开?――记王安石变法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
为谁零落为谁开?
――王安石

读《宋史》，突然想把一点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故事作一个笔记：

苏辙与王安石是朋友。这在孤家寡人的王安石看来简直是一种恩赐。当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官高权重，就请苏辙一起过来帮忙。在他人而言也是莫大的荣誉了。但是苏家小老弟却时常与王执政顶牛。
王安石整了一个《青苗书》请苏辙来讨论讨论，很诚恳地说：“你看有什么不对头的，请直言相告。”

苏家人都憨憨的，苏辙也不例外。他说：“把钱借给老百姓，利息只得二分，算是不为谋利了，也是帮助百姓的好事。但是，你考虑到了没有，现在贪官污吏遍地，作奸犯科虽有法不能禁，利用借钱的机会敲诈盘剥老百姓的事情肯定少不了。”
苏家小老弟的诗文有限，推理却不含糊，他说：“即使有部分钱真的到了老百姓的手中，钱这个玩艺儿，有用了得了赚头的，更多的是吃亏了，甚至有亏老本，就如进入股市的股民，赚钱的有几个呢？”
他左掌击右掌，自鸣得意：“好了，等到要还钱的时候，钱这个东西不咬手，就是有钱的人家都想在家里多放几天，甚至超过还贷的时限。不还钱就打屁股，这样打屁股的事情就多了，能让那些拿板子的官吏们都感到心烦。”
看看王相爷皺起眉头，苏家小老弟得理不让，他继续发挥：“唐代刘晏掌管财政，从来不借钱与人。有人埋怨他，他说：‘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安用贷为？’刘晏之所说不错吧？现在法律不健全，老百姓的誠信还不完善，你就是想做点好事，能保无事吗？”
王安石得闻高论，说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青苗法”是宋史上，甚至是世界史上很重要的一项改革――这并非夸大其词，700年后的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然不是过甚之词。不了解宋史，不明白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这样的一项豪举；不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也不会了解王安石变法的意义。
从“青苗法”可以直接联系到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的重要社会变革的内容就是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工人依靠这些银行的帮助就能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保证“公平”的销售自己的产品。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蒲鲁东全部体系的基础”是“单独交换”、“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
不过蒲鲁东的主张成功了，即使是21世纪，执政于西方多数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把蒲鲁东学派的改良主义观点捧为圭臬。特别是法国社会党至今景仰蒲鲁东主义，认为傅立叶和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构成法国的道路；意大利社会党人也是蒲鲁东主义的追随者。
对于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之大，恩格斯曾这样回顾：“二十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操罗曼语的工人们没有别的精神食粮……”。

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相当发达的。宋代文明促使中国封建制度达到了顶峰。今天我们重睹宋人往事，对于封建主义伟大的阐释者司马光，对于忧国忧民的范中淹，对于把中华主义推到顶峰的朱熹，以及力行于世的王安石，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事实上人们比较多的是看到了王安石的失败。在青苗法一事上，王安石终于不听苏辙的劝阻，而是接受吕惠卿等人的怂恿，开始了试验。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用发放度僧牒得到的数千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颇有收获，甚得王安石的欣赏。王安石心中有了筹划，手中有典型，正好大干一番，立刻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青苗法竟然就这么推广开了。
这样的时候，对于躁迫强戾的王安石，任何劝阻都听不进去了。憨憨的苏家小老弟找上顶头上司陈升之，说：“昔嘉祐末，大家还都说青苗法不可行，现在又怎么弄出这么多事呢？”后来居然还写信给王安石，力陈其不可。惹得王安石发怒了，准备惩罚这小子，幸亏陈升之出面拦住了，只让他下放到河南当了个芝麻大的推官。从此后苏家小老弟厄运连连了。

在王安石得拜参知政事时，他对他的主子宋神宗说：我的主张就是“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宋神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但是，很快的，失败的后果如同苏辙的预测。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重臣韩琦的谏疏也来了。皇帝问到司马光，司马光答诏中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甚至，安南（今越南）的当权者竟然声称：“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王安石的败之惨可见一斑。
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好朋友，但是事关国家兴衰，司马光也只能援朋友责善之义，三次发表文章反覆劝阻，可惜王安石执迷不悟。

王安石为什么失败？
从他个人来说，品德是无可指责的。宋史记：王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王安石的好，竟然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苏辙的父亲苏洵就对这一个尚未显达的怪人评论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辩奸论》以揭露他。苏家三人一直对王安石不看好，大约也是成见使然；
从他的志向来说，也是足以令后人感慨的，其言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世上能有几人如此勇往直前的；
如果从他的知识和智慧来说，也是翘翘者然，宋史记：“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王安石为什么失败？其实正如苏辙之言，根本无法改变的是封建官僚体制所具有的惰性和贪赃枉法的积习。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者，所面对的局面都是说服了最高当权的皇帝，但是无可奈何于实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支配整个社会的官僚体制。
因为变革得不到官僚们的支持，王安石只能“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他的弟弟王安国也不忍见此，屡以新法不妥力谏安石，又质责曾布误其兄，深恶吕惠卿之奸。

封建官僚体制下的中国，改革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又说，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宋史曰：此天下之公言也。

在后世看来是很好的一项变法，当其时不仅仅不能实行，甚至主持人的人品也颇受置疑；
在国外，捧为圭臬，称为主义，并且是卓有成效的一项主张，在封建中国却一败涂地。

宋之亡，并非偶然。能不为古人一叹。

壶公评论zzisl@sina.com2006-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