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辰毛发移植中心: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不开杀戒是问题吗？

       北京8月19日电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复之回忆录》一书。刘复之是现在仍在世的少数中共元老之一，战争年代他曾给朱德、刘伯承和邓小平任秘书，建国后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入死，经历风风雨雨，毕生贡献于中国的公检法事业。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开杀戒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以来发生的特别重大、特别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案件。审理此案，举国关注，世界瞩目。

　　这次历史性的审判，是在全国基本上结束了揭批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又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党内审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大量事实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触犯了刑律。党中央提出“严肃对待，慎重行事”的指导思想，决定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开审判。

　　1979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两案” 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中央决定：不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算一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作一案。他们是篡党夺权、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要把罪行一一列举出来。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叶帅的这篇讲话是经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党中央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林彪、“四人帮”是两个反革命集团，而且这场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决战。1979年国庆节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认定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党内审查基本结束，移交给国家司法部门处理。1980年2月，在彭真领导下，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公安部开始进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预审的准备工作。

　　“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1980年3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王鹤寿、赵苍璧七人组成，彭真同志任主任，彭冲同志任副主任。

　　4月5日上午，彭真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央决定：“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对“两案”从头管到底。需要起诉审判的名单，由审判指导委员会报告中央决定。整个预审、起诉、审判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程序进行。

　　彭真指示，审判指导委员会下面设审判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既是“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又是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彭真、彭冲决定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成员有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共18人。

　　审判工作小组设立两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负责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由凌云兼任主任；一个办公室负责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由郝苏（军事法院院长）任主任。

　　从开始预审到最后审判长达八个多月。参加预审和审判的人员，严格按照中央指示，依法办案，既贯彻了党中央对特别重大案件的政治领导，又保证了公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彭真强调，审判指导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工作。彭真对公安部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们说：我讲的话又算又不算，会议通过了的算数，通不过的不算数。

　　彭真说，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要清查和审判他们的是反革命罪行、迫害致死人等严重的刑事犯罪，凡属于路线方面的问题，政法部门不予审理。

　　严格区分罪行和错误1980年4月，公安部受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并开始侦察预审。

　　为了加强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预审工作，抽调了浙江省王芳、江苏省洪沛霖、辽宁省左琨、黑龙江省卫之民、河南省白均、河北省王文同和一批干部共四百多人，开赴秦城监狱工作，并展开内查外调。

　　与此同时，中央确定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预审工作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

　　彭真特别强调，预审工作要从事实做起，以事实为根据，从实际出发，一切以事实为标准。林彪、“四人帮”整人是先戴帽子定性。毛主席讲，结论是调查的结果。我们先搞事实，从事实出发。

　　如何区分好人犯错误和坏人犯罪？彭真说，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讲法，看待事物要客观、全面、本质。第一要客观，不要以主观想象做根据。第二要全面。历史的全面，历史的每个阶段的全面，还有现实的全面。第三要看本质。看决定性的，看主流的。用这种方法，好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看证据，看材料要看原始的。

　　彭真说，所谓罪证，必须是犯罪事实的证据，一定要是书证、物证和人证。掌握这种直接的证据，才符合法律的要求。起诉书所列的罪行，一定要准确，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审查罪证材料过程中，彭真亲自动手，审阅了摞叠起来有一米多高的原始的罪证材料，在分清罪与非罪方面亲自做出了示范。

　　在彭真主持下，反复审议依法审判的人数，最后报请中央决定，特别法庭只审判十名主犯，其他案犯由所属各地方的法院审理。

　　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康生、谢富治两犯，罪行严重，但都已死去，因此只审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陈伯达五人。

　　林彪反革命集团中林彪、叶群已在乘飞机叛逃国外时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因此只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五人。江腾蛟是林立果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小舰队”中主要人物。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密切领导下进行的。党中央听取汇报，提出了指示性意见，明确而有力地支持审判工作。

　　在起草起诉意见书期间，彭真说，政法，政法，包括政治和法律，在审理案件时要把政治和法律分开来处理。把这个原则确定下来，审理工作才好进行。“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起草的起诉书是在公安、检察预审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起诉就从这里起步，像盖房子、修礼堂一样，打下了地基以后，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彭真要求，在“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起草的起诉书基础上，挑选出属于罪行的部分，按人头分开，一件件落实，一件件要查出确凿的证据，形成法律的起诉书，报中央审批。要把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罪行与好人犯错误严格区别，划清界限。罪证要确凿、有力、周密。要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根据。要搞好分化工作，力争一些人认罪、服罪。

　　彭真说，起诉书是否拿给王、张、江、姚他们看？他们说是在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说是中央决定的，怎么办？

　　彭真说，起诉书要根据罪行分类，一类是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另一类属党内路线问题，公、检、法不过问。我们只查罪行，只审罪行。因此，起诉书中凡是涉及党的决定、涉及路线的，都排除出去。只搞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只管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包括普通刑事犯罪。我们常说十大罪状。我看，有两条也可以判。罪行要确凿。我们把反革命罪行挑出来，梳梳辫子，要一件一件地讯问，逐个人头讯问。

　　拟定的起诉意见书稿，彭真邀请胡乔木和各方面、各门类的专家、学者进行审核修改。胡乔木十分认真地对起诉的重要情节、行文措词等等，反复研究和推敲，还把我找去，面对面地字斟句酌地修改。最后，彭真敲定了起诉意见书，提请党中央审议。

　　1980年9月8日下午，我列席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彭真汇报了审理工作依据的原则和遇到的问题。彭真提出，一案起诉还是两案起诉好？一案判决还是两案判决好？哪个方案为好？彭真主张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中央常委会议一致赞成和批准彭真的意见。最后，邓小平讲话，他说：起诉书可以用了。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彭真亲自召开专门会议，邀请党外代表人士参加，听取他们对起诉意见书的意见。后来又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百位旁听审判的代表征求意见。

　　9月22日结束预审工作，公安部修订了《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后提交特别检察厅审理。

　　不开杀戒 依法审判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喻屏、史进前为副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为副庭长；曾汉周、伍修权分别为第一、第二审判庭审判长。

　　特别法庭公开进行审判。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代表参加旁听。

　　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的工作人员即进入审判岗位，按照各人负责的审判对象，认真研究案卷材料，设想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准备对策。

　　特别法庭将用事实和法律制服十名主犯。做到万无一失。

　　公、检、法、司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从公安部《起诉意见书》、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在认定犯罪事实的全部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

　　1980年11月中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特别法庭旁听的人员陆续到京。

　　11月17日，彭真对特别法庭旁听人员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这次审判的原则是只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强调审判严格依法办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1月20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执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判。特别法庭设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号公安部大礼堂。

　　审判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历时两个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20次，第二审判庭开庭22次，法庭对10名被告人进行了45次法庭调查。

　　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十个主犯罪大恶极，民愤很大，但法庭依法保障了这些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980年10月11日，司法部根据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关于在审判中确定律师席位、维护被告人权益的指示，推荐了全国知名律师，经被告人选定和法庭指定的出庭辩护的有十位律师，他们是：韩学章、张中（为姚文元辩护）；甘雨霈、傅志人（为陈伯达辩护）；马克昌、周亨元（为吴法宪辩护）；张思之、苏惠渔（为李作鹏辩护）；王舜华、周奎正（为江腾蛟辩护）。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本人也不要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为他们辩护。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依法进行辩护，对准确判定罪行起到了作用。法庭听取了辩护、辩论和最后陈述。

　　随着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结束，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量刑上。

　　1981年1月20日，遵照彭真同志的指示，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就我国法律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行量刑规定的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1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访问，全文如下：

　　记者：特别检察厅起诉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罪行，法律对这些罪行的量刑是怎么规定的？

　　刘复之：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适用刑法第九十二条，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武装叛乱罪，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反革命杀人、伤人罪，适用刑法第一百零一条，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有以上三种罪行之一的，如果“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可以判处死刑。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第四十三条，“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适用刑法第九十八条，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四十条规定，有期徒刑最高为十五年。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适用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者其他罪恶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诬告陷害罪，适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诬告他人颠覆政府武装叛乱的，参照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九十四条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诬陷他人为“特务”的，参照刑法第九十七条，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可以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讯逼供罪，适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

　　非法拘禁罪，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还规定，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于判处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从徒刑执行完毕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徒刑执行期间。

　　记 者：怎样具体确定刑罚？

　　刘复之：刑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有关规定判处。

　　每条罪行，法律规定的量刑是有一定幅度的。如反革命杀人、伤人罪，根据不同情况，可以判处从三年以上徒刑一直到死刑。为什么规定一个幅度呢？因为情况很复杂，没有一定的量刑幅度，就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在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又如何具体确定应处的刑罚呢？这就要根据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如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来确定。同时，还要考虑到法律关于从轻从重的规定。例如，主犯和从犯不同，对于主犯应从重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既遂和未遂不同，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自首和不自首不同，有无立功表现不同，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谓从轻、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律规定的刑罚限度内从轻或者从重，而不能超出法定刑的限度；而减轻处罚，则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