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娱第一女团:西方人在启蒙时代借儒家思想冲破神权和王权桎梏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5月19日E23版 作者：书云 原题为：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论”

自整修一新的国家博物馆推出来自德国大型的《启蒙的艺术》展览和与之并行的“对话启蒙”的活动后，有细心的记者指出，国家博物馆里面展览着启蒙的艺术，外面却是象征中国文化的孔子塑像，当年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五四运动难道不是以“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吗？

但是，不被人们熟知的是，中国对于启蒙时代的影响，其中一场极其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大辩论，就是由孔子和儒家思想引发的，其影响不仅是对欧洲的启蒙，而且延至今日。

大约三百年前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发表“中国的实用哲学”讲演

1721年初夏的一天，也就是290年前的这个季节，在今天德国东部的哈雷大学贴出一则通知：哈雷大学副校长、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沃尔夫借他卸任大学副校长之际发表“中国的实用哲学”的讲演。消息很快在校园里传开。

哈雷大学成立于1694年，是当时德国三百多个城邦国家中四大著名院校之一，也是当时德国思想最开放、学术最自由的大学———德国第一个女博士产生于哈雷大学，德国第一个黑人大学生也就读于哈雷大学。不难想象这里当然是早期德国启蒙的故乡。哈雷大学以法律、哲学、神学和医学著称，尤其是神学院影响广泛。这是因为德国新教中的一支虔诚派在哈雷开办孤儿院、学校和慈善活动，拥有众多信徒，并且吸引了不少神职人员到此求学。但是，大学里的哲学家和法学家们则力阻神权对世俗生活的过度干预，试图在教规和民法之间划清界限。无论是在大学的图书馆还是在镇上的书店，无论是咖啡馆还是家庭晚宴，到处都能听到他们唇枪舌剑的争论。

作为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1679—1754)的观点自然举足轻重。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精通数学、哲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和法律。十八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前言中评价沃尔夫是“所有学院派哲学家中最杰出的”，这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缜密的方法论是基于原则的实证、概念的清晰、证据的无瑕和杜绝任何随意的联想。更重要的，沃尔夫用拉丁语和德语同时著书立说，是他用德语给德国人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不仅哈雷大学，而且当时德国其他的大学所用哲学教科书，都为沃尔夫所著。在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辩论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所有神学的真理都应该像数学一样被准确地证明，否则就不成其为真理。

消息飞速传开的另一个原因是，沃尔夫讲演的标题也很吸引人。十八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航海、探险和殖民贸易，第一次把世界上四大洲紧密联系起来。出版来自他国的见闻是当时的畅销书，使欧洲人大开眼界，同时也使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思考很多至今依然存在的问题，包括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启蒙时代第一次提出人类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人类应该有属于人性共有的、超越不同文化的普遍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人性、自由和平等。

当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教布道，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从利玛窦最早翻译的《四书》、《五经》，到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编著的《中国通史》、《中国》和《中华帝国志》以及《康熙皇帝传》，他们经过二百多年的努力，终于逐渐地把中国介绍给西方，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敕令编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欧洲引起孔子热。德国十八世纪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看到此书后，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他的《中国近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莱布尼茨是沃尔夫的老师，是因为他的举荐，沃尔夫才得到哈雷大学数学教授一职，也是因为他的提名，沃尔夫进入德国最高的科学权威机构———柏林科学院。沃尔夫继承发展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在实践哲学上，他被公认为启蒙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在沃尔夫看来，实践哲学是指导人类行为的科学，其中包括自然法、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其核心理念是人类能够实现自我完善。沃尔夫坚信实践哲学应该独立于宗教教义，而且道德决不应该来自上帝的箴言和神灵的意旨。

沃尔夫把完善和倡导他的这一观点不仅作为学术研究，更是作为毕生的使命。十八世纪的欧洲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是教会势力依然固若金汤。上帝的旨意被认为是真理的惟一源泉；基督教就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最好的道德体系。正如月亮如果没有太阳的照耀就是漆黑一片；没有上帝，人类不仅堕落而且毫无被拯救的希望；虔诚赎罪是人类惟一的出路。谁胆敢侵犯上帝或者蔑视其意志，就会招致上帝的愤怒，就必须受到惩罚。宗教审判所依然在把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以亵渎神灵罪处以死刑。在天主教盛行的法国，各种冤案接连不断，其中包括拉巴尔骑士案。拉巴尔是新教徒，在天主教为国教的法国，这足以让他受到歧视和排挤。他的罪行是他路遇宗教游行时没有脱帽致礼，而且还用棍子敲打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他被处以火刑。临刑前，他的舌头被割掉，他被焚时，手里握着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

如何冲破神权的统治，尤其是教会僵化的教条对人们的束缚，是启蒙时代思想家的首要任务。从怀疑《圣经》中对地球只有七千年之久的说法，到达尔文发现年代更久远的化石，从大百科全书派试图全新地去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到人们把对幸福的追求当作一种权利，从里斯本大地震引发对天谴论的质疑，到为被宗教审判所的受害者伸冤，沃尔夫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试图把道德和哲学从神权中解放出来，寻找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和哲学，一种新的与科学和理性相结合的人文主义精神。耶稣会传教士所介绍的中国与基督教主宰下的欧洲社会如此不同，沃尔夫仔细研究翻译过来的中国典籍后得出结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能够通过教育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这证实了他提出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上帝的恩宠来改善自我。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挑战神权至上的绝好机会和武器。

沃尔夫把中国人对孔子的尊重等同犹太人对摩西、土耳其人对真主、西方人对耶稣的尊重

沃尔夫讲演的那一天，哈雷大学里最大的讲堂里座无虚席。沃尔夫一开口就语惊四座：他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和他自己的观点非常相近，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区别罪与恶，道德并不是像教会告诉人们的取决于上帝的昭示和宗教。他从古代中国哲学里找到了最好的论据：“在中国的典籍里，没有提到上帝和对他的信仰，也没有提到对上帝的爱与恨，更谈不上对上帝的信心。”他告诉听众，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传统、常识于一体，影响了中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近两千年，这足以证明没有神权，人类依靠自己理性的力量也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世界上所有其他不相信上帝的民族都堕入偶像的崇拜，中国人惟一保持了自然所赋予人的力量。”不仅如此，古老的中华文明和伦理哲学比《圣经》和西方的基督教更古老，而且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甚至更优越，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欧洲社会完全有理由并且有希望依靠理性不断自我完善。

看到听众席里很多神学家震惊的面孔，沃尔夫试图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我并没有说古代中国人，包括孔夫子个人，是无神论者。诸位很清楚，无神论者是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并不清楚上帝是什么，他也就无从否认。我丝毫不怀疑古代中国人，包括孔夫子个人，承认有一个创世者。但我肯定他们不知道这位创世者的品性。”但是，他根深蒂固的对人类理性的自信，使他毫不含糊地声明：“的确，我感激神灵的保佑，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哲学开始被我们所知。不幸的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已经远离基督教的美德。”沃尔夫的听众目瞪口呆，诸多身穿长袍的神学家们恼羞成怒。用中国的实践哲学来支持他自己的观点，沃尔夫毫不含糊地传递了一种新的对人类理性的自信，他高度赞扬孔子的成就分明是在挑战基督教最核心的理念，即对上帝的信仰。如果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能够生活有序而且创造出像中国这样如此灿烂的文明，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信仰上帝呢？为什么有必要到中国传教呢？而且，沃尔夫竟敢把中国人对孔子的尊重等同犹太人对摩西、土耳其人对真主、西方人对耶稣的尊重，即“是对上帝派来的预言家和上师的尊重”，言外之意是耶稣和孔子的教诲相差无几。这不是亵渎神灵罪吗？他们联名上书普鲁士国王，要求惩罚沃尔夫。最终国王被说服，沃尔夫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将被处以绞刑。

启蒙思想家们一致羡慕中国的科举制度：人的高贵不是因为血统而是因为才智

沃尔夫被迫逃离哈雷大学，但是整个欧洲一片哗然和抗议。在科学院、神学院、沙龙、咖啡馆、报纸，甚至是皇宫里的人们，纷纷谈论他的中国论。教会的支持者和启蒙思想家们纷纷著书，多达两百多部，有的反对，有的支持。这场争论几乎吸引了启蒙时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并引起他们对中国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启蒙思想家最集中，也是教会控制最严格的法国。

伏尔泰在他的名著《哲学词典》中，以诙谐幽默的笔触记录了启蒙时代这件极富有象征意义的争论。“哈雷大学的数学教授、著名的沃尔夫先生，有一天发表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演讲，赞扬中国人的哲学、那个古老的文明、那个不同于我们的民族———他们的胡子、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他们思维的方式都不同于我们……在同一大学里，有一个神学教授非常不受欢迎。他独自一人呆在冰冷的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自然就想把数学教授赶走。这样的人只会使用一个借口，他果然攻击沃尔夫先生不信上帝……”但是，这是一个不能让人信服的上帝。伏尔泰发问：“请这个上帝，这个在倾听我的上帝，这个既不可能生于处女，也不可能由一片面包来代表，更不可能造就这么多教条的、疯狂的、可怕的所谓的福音的万物之主，同情一下他们这些基督徒吧，正是他们在亵渎神灵！”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中国灿烂的文明，包括她的法律、习俗、语言，甚至是服饰，四千年多没有根本的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君主的明智，而其他国家则是迷信当道。康熙大帝竟然能拜西方传教士为师，这让伏尔泰佩服不已，并视为宽容异己的范例，写进他的《论宽容》里并让欧洲的君王效仿。在他的史学著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中，伏尔泰也把中国作为人类文明进化之旅的开始，而最后又回到中国：这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

伏尔泰深厚的中国情结以及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中国的关注，也可从当时的一幅名画“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略窥一斑。沙龙是启蒙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冒险家讨论他们新观点的最重要的场合，而在启蒙思想家云集的巴黎，则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最为著名。在这幅画里，画家雷蒙尼耶把启蒙时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聚集一堂。孟德斯鸠、卢梭、《百科全书》的编者达朗贝尔、哲学家爱尔维修、作曲家拉莫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画面正中的演员表情丰富地朗读刚刚上演的伏尔泰话剧《中国孤儿》，伏尔泰则由他的头像代表———他由于倡导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被迫逃到日内瓦避难。

《中国孤儿》是伏尔泰根据元代戏剧《赵氏孤儿》改编，他把故事从春秋战国改编到元统一中国，把晋国的赵家故事改为宋末元初的大臣张惕舍命救皇子。《赵氏孤儿》讲的是忠、信、仁、义，《中国孤儿》则是赞扬儒家思想代表的文明是如何征服野蛮。伏尔泰多次提到他的《中国孤儿》的目的，是为了在舞台上“传授孔子道德”，并称自己这部作品为“五幕孔子的道德戏”。

《中国孤儿》风靡欧洲，《中国孤儿》的英语版的序言尤其把伏尔泰的中国情结推向极致：

够了，希腊罗马

它们都已失宠

大鹏展翅

飞向光明之源

寻找新的伦理

到东方中国之土

勇敢地把儒家之德

带进大不列颠之耳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卢梭认为中国并不像伏尔泰想象的那样美好。他借小说《新爱洛伊斯》主人公之口说：“我见到宇宙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文明最绚烂的民族受制于人数很少的野蛮的游牧部落。我亲眼目睹了这个民族，我丝毫也不奇怪他们被外族奴役。综观历史，他们总是很轻易地就被侵占和蹂躏，而且即使知道世界末日他们将依然如是。中国人也许命里如此，因为他们连抱怨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他们虽然受教育很深，但是无所事事而且徒有虚名，说得多但做得少，心气很高但是缺少天才，符号多创新少，表面君子好人但骨子里欺骗奸诈。”在他的眼里，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

以三权分立思想著称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同样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因为中国没有任何能够制约皇帝特权的机构，这就决定了中国体制的专制。在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下，保证百姓的温饱、保持社会的稳定是中国统治者的目标。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孟德斯鸠并不确信。同时，儒家思想中对祖先和长者的尊崇决定了中国人政治上的顺从，这是中国皇帝作为大家长行使专制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作为皇帝的子民，中国百姓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

虽然这些著名启蒙人物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这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羡慕。在中国，人之所以高贵不是因为血统，而是通过金榜题名。对于多数平民出身的启蒙思想家来说，这犹如天方夜谭。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法国，大大小小的七万多个官位都可以被买卖：下层的官位，如法官、警察、狱长、军官，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拍卖；主教、税官、大臣、部长等高官则是王室税收的重要来源，每年能带来九亿多法郎的收入。当然，这些官位基本都被贵族买断，而且就是那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也都削尖了脑袋想挤入贵族的行列，因为贵族不仅有地位、头衔和荣耀，而且不服兵役，免于基本税务，就连他们犯罪之后也是单独受审，一旦被判死刑，是被砍头，这样至少只有短暂的痛苦。

关于贵族享有的特权，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就是最生动的例子。费加罗的主子要求在费加罗新婚之夜按照传统习俗占有新娘的初夜权。气愤至极的费加罗质问道：“你地位高，你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爵位、财产、地位、官衔让你飘忽，但是你一辈子究竟做了一点什么事？就连出生时你都没使一点劲！”《费加罗的婚礼》的作者、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因为嘲弄贵族而被送进监狱。这也是启蒙时代很多思想家的命运。伏尔泰因为讽刺宫廷的淫乱生活，被投进巴士底狱。《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因为写作《盲人书简》中的无神论观点也被拘捕。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则像知识分子的天堂，他们可以一无所有，只有知识和才能，但是一旦金榜题名，他们不仅能统治天下，而且能影响皇帝。“人类的想象无论多丰富，也很难设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在中国，智者决定一切，而且他们都是通过了极其困难的科举考试而证明他们能够胜任他们的官职、不负众望。”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赞誉可以说代表了所有启蒙思想家的心声。

腓特烈大帝说，“应该让哲学家做校长和王子们的导师”

幸运的是，因为这场中国大辩论而几乎成为启蒙时代一个殉道士的沃尔夫先生，遇上了一位虽然专制但很开明的君主。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做王子的时候，就很喜欢沃尔夫的书，甚至写信告诉作者：“确实应该让哲学家做校长和王子们的导师。”1740年腓特烈继位后马上就请沃尔夫回哈雷大学做校长，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入城欢迎仪式，同时命令大学神学院的学生必须听沃尔夫的课、通读沃尔夫的著作。

腓特烈大帝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自称是哲学国王和国家第一公仆，夙愿是成为一名开明君主并把普鲁士建成一个欧洲强国，其捷径就是把欧洲各国最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数学家，甚至是医生，请到他的王宫里长住，接受他们的启蒙，其中也包括伏尔泰。伏尔泰在和腓特烈长达四十年之久的通信中，时常以最优美，甚至是谄媚的语言，表达他对这位开明君主的赞誉：“每一天，我感谢上苍让您来到人间，因为您有别于其他任何君主。从他们那里我们请求荣誉和利益，从您那里我们只渴望您开明无量。”沃尔夫不仅以他的新作《自然法》，而且还把接下来的十五本著作都一一献给腓特烈大帝，以表达感恩之心。在其中的《哲学国王和一统天下的哲学家》中，沃尔夫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开明君主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自然法则所赋予人的理性和力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一直被深受儒家思想、道德和智慧教育并影响的开明君主所统治。开明君主的典范是执政长达60年的康熙皇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也是康熙皇帝的医生和老师)所著的《康熙皇帝传》，给沃尔夫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康熙皇帝“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可以肯定地说，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在沃尔夫眼里，这样的皇帝是哲学家的君王，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家长，对他的子民始终有着关爱和自我约束，由此赢得统治的权利，而且他所受的儒家教育保证他不会滥用他的权力。沃尔夫在《哲学国王和一统天下的哲学家》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有哲学性……中国自古以来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首先要归功于那些哲学家的君王。在政治管理艺术上，这一民族从来都优越于其他民族，毫无例外。”他的结论不言而喻：欧洲君王应该如何？只有效仿中国。

腓特烈大帝被誉为欧洲的康熙皇帝，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三世，则向中国皇帝学习，亲自执犁春耕。沃尔夫的观点对于欧洲十八世纪推崇开明专制，有直接的影响。在启蒙时代，除了极少数的激进启蒙思想家，很少人认为公众的道德和认知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程度，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身上，相信只有通过像腓特烈大帝这样的明君，逐渐实行开明的公共教育、社会福利和经济繁荣，才能最终取得社会的改良和进步。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康熙皇帝尤其验证了开明专制君主的必要和可行。他们的目的是改良现存体制，而不是重新开始革命。而在这一过程中，启蒙思想家并不满足于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是希望能够像古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影响亚历山大皇帝一样，去为当代的欧洲君主出谋献策。这就是为什么伏尔泰接受了腓特烈大帝的邀请，为什么狄德罗应俄国叶卡捷琳娜女沙皇的请求前往圣彼得堡，为她提供一系列教育和政治改革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卢梭答应给波兰国王起草宪法。

然而，崇尚理性、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和不受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专制统治，最终难以协调。叶卡捷琳娜女沙皇给狄德罗一份不菲的酬金，并且为了接济他买下了他所有的藏书，但是认为他的改革意见是纸上谈兵。伏尔泰最终也难以忍受腓特烈的独断和专制，两人分道扬镳。伏尔泰告诉腓特烈他绝不会放弃他言论的自由：“我没有法杖(王权的象征)，但是我有一支笔，那是一支怎样的笔，使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显得滑稽，使他的预言成为谎言。”腓特烈给伏尔泰的结论是：“简直像个流氓，极端低下，我都为人类社会有他这样的人物感到羞耻。他的聪慧使人敬佩，但是他的心地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他甚至派人把伏尔泰在回法国的路上拘捕。

无论多么开明，腓特烈毕竟是一名专制君主，他的名言是：“可以争辩，随意争论什么，但是必须服从。”这从他受沃尔夫的影响写的一部书信体小说《中国皇帝的使臣费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他赞颂中国，但同时也借这位中国使臣之口，告诫他的臣民要绝对服从：“欧洲和我们思维方式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很容易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也就是他们误认为是理性的力量，而我们则很荣幸地生为您的奴仆，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古老的传统和智慧。”不仅如此，腓特烈还花了七年时间在波茨坦的无忧宫里，修建了一座中国茶亭，这是当时欧洲皇家园林里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也是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最具“中国风”装饰风格的精美代表作。他亲自为中国茶亭设计草图，让建筑师采用中国传统的圆亭构造、伞状盖顶、落地支柱，茶亭周围的装饰则是各种身着东方服饰的人物雕像，有的人在奏乐，其他人则倚着金色的棕榈树听演奏，或者在交谈、品茶、吃水果。腓特烈大帝经常在此以茶待客，而且一定要用中国进口的茶具。

从远处看，腓特烈大帝的中国茶亭似乎有些味道，但走上前去却似是而非。尤其是那些活泼、嬉笑，甚至艳俗的镀金人物塑像，根本无法和无忧宫的欧洲古典主义的理性、庄重、对称、谐调的风格相比，也许因为如此，只适合放在园林里，作为饭后茶余的消遣。腓特烈大帝的中国茶亭与其说是中国风格，不如说是欧洲人臆想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相距甚远。

西方人在启蒙时代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力，冲破了桎梏他们自己的神权和王权

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是片面的、肤浅的，而且是实用的，甚至是功利的。无论是在对神权的挑战上，在借开明君主之力推进他们改良的理想上，还是在提高启蒙思想家本身的地位上，孔子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匡正时弊的工具，虽然是强有力的工具，但也只是工具。用已故著名启蒙史学家陈乐民先生的生动比喻则是，“用显微镜把它单挑出来像特写镜头一样放大，那不是幻觉也是错觉。”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错觉使启蒙时代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误入了一个制造神话的思维模式中。而一旦这个神话被现实打破，就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东方落后论。当腓特烈大帝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被拒绝后，他对中国的热情骤然下降。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那些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而那位“当上了中国皇帝的满族人乾隆”是个蹩脚的诗人！腓特烈大帝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欧洲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

沃尔夫在哈雷大学后来的日子里，没有在中国问题上继续研究，因为整个欧洲环境开始改变了。随着耶稣会被禁止在中国传教，随着罗马教皇对耶稣会的取缔，更重要的是，随着启蒙之后西方的崛起，清朝却恰恰开始衰败，而中国的现实也似乎证实了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东方乐园，其实并不存在。十八世纪之后的德国哲学家，包括赫尔德、黑格尔和恩格斯，他们都继承了东方落后论的观点。甚至就连沃尔夫本人也承认，中国人实际上只取得了最基本的美德，即他们对行为的评判完全取决于结果的成败，而不是受理性的指引———后者才是更高的美德。在他们看来，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代表了人类的童年，他的行为被专制的传统道德的框架束缚了，不是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主观努力。黑格尔说，“东方人认为普天之下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人认为一些人是自由的；德意志人认为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直至今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依然未走出这个阴影，但是他们在启蒙时代，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力，冲破了桎梏他们自己的神权以及王权，因而进入了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