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25 02:21

主持人：窦文涛

嘉 宾：温元凯 叶檀

简　介：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华尔街对于中国经济几乎是集体看多的，其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而进入2010年，有多家对冲基金以及意见领袖发布了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看法。在看空者的逻辑中，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2009年政策扩张导致的短期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房地产泡沫以及信贷泡沫、投资泡沫、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有，这些问题会牵涉到银行业资产质量上。
[视频]温元凯：中国30年来最伟大之处是改革开放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5902747温元凯：一个国家强大其恩格尔指数需下降http://finance.ifeng.com/video/20110125/3291325.shtml

对话温元凯---回首三十年 [转贴 2009-04-19 22:59:42]    字号：大 中 小     一个“恢复高考”的建议，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从此，他伴随中国走过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也见证了三十年的变化和成果。六十一岁的温元凯，在夫人眼里是个老顽童，开朗、幽默、乐观，贪玩得像个小孩。在学界，他可谓“狂生”，一本《中国大趋势》令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红大紫；新出版的《牛市一万点》，因预言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1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而广受财经界关注。

　　9月19日上午，端坐记者对面的温元凯，双手置膝，身姿笔挺，镜片后隽秀柔和的眼神，演绎着脱离风口浪尖的平静。然而，一段并不遥远的回忆之后，这种安宁被他超乎寻常的自信所打破：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者。有香港刊物称我是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认为是新思想的启蒙者，这个称号我当之无愧。

　　一个建议开启一个时代

　　1977年8月2日，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正在上海陪家人过暑假，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报，请他参加8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会上，温元凯提出的“恢复高考”建议，被邓小平副主席当即采用。

　　“您是怎么想到提出这个建议的？”

　　“我就是觉得改革开放才是中国最大的趋势。邓小平都说了，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所以，不能墨守成规。”回首30年前的往事，温元凯愉快地笑了。

　　1977年8月4日，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温元凯感到新奇而紧张。翻开与会名单，他“吓了一大跳”：全国只有33个正式代表参会，其中绝大多数是著名大学校长、科技界权威人士，只有自己名不见经传且年龄最小。因此，上午座谈会虽有不少话想说，但还是不敢抢先表达。

　　下午，机遇突然而至。当邓小平询问大家有没有补充意见时，温元凯终于大胆发言：高考应该恢复。现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导致学生质量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学习愿望很好，但基础太差，导致人才出现断层、荒芜的现象。所以，建议通过“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来恢复高考。

　　听完温元凯的发言，邓小平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你的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准。”

　　邓小平随即问到，恢复高考能不能快点，最好今年开始。当时参会的教育部负责人表示，今年工农兵招生推荐的文件已经下发。邓小平果断地说，发下去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争取今年就恢复，就这么定了。

　　邓小平话音一落，所有与会者，甚至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服务员，都情不自禁地起立鼓起掌来。

　　由此，“恢复高考”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

　　乐观的“改革传道士”

　　1980年，温元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被派往法国居里大学学习量子生物学。学成回国后，国内外巨大的反差激发了他寻求变革的力量。他边教学边搞科研，创立国内最早的校办公司——“中国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通过卖高营养面包，为中国科技大学创造了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1992年，温元凯又应邀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蛋白质的计算机药物分子设计。

　　“您当时已经是科学家了，过着惬意的生活。为什么放弃了，回国搞咨询？”

　　“我不是一个求安逸的人，我人生最大的舞台在中国。在华尔街的每一天，我都强烈感受到华尔街营造的平台对中国太重要了。中国企业要成为重量级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必须得到资本的支持。”

　　温元凯说他那时最怕的，就是中国企业在世界大变革中被落下，所以，他想把华尔街的资源、经验带给中国。他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才会充满快乐。

　　温元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业余时间出于好奇，买进了200股上海石化，四天后居然赚了800美元。

　　不错的运气大大引发了温元凯对证券的兴趣，并最终促使他在1994年放弃自然科学研究，潜心探索国际金融发展之路，与同仁一起创办华尔街第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公司。

　　从此，他买卖股票，为国内企业筹措资本，四处拜会风险投资家、银行家、企业家，以至于今天说出自己朋友的名字：默多克、索罗斯、比尔·盖茨时，他口气大得惊人。

　　在华尔街闯荡的日子，他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巨大机会，并最终于1997年回到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但他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影子，依然在全国巡回演讲，只不过内容变成了极力倡导金融、网络与企业的结合，宣讲风险投资和营销革命。用一位当年报告文学作家的话说，他从“改革的传道士”变成了“华尔街的传道士”。

　　他的演讲场场不离华尔街：从华尔街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十大投资热点；从华尔街风云人物看中国股市未来的发展；从华尔街看中国企业如何推进国际化运作。他思想的一次次升华，无不印证着时代的巨大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关村一条街，联想、方正，还有国内54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产业集群，都是那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学者和投资家，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因此而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使一批人、一批企业成为今天中国的栋梁之才，温元凯感到无比欣慰。

　　有创富欲望才有希望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成为公众人物之后，温元凯就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当年他打破知识分子静坐象牙塔，把实验室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第一个站出来搞校办公司，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想发私财，所以很受排挤。但今天，所有的反对都已烟消云散。温元凯20多年前所预言的《中国大趋势》，已变成了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的现实。

　　与风口浪尖上过来的温元凯谈话，无法回避改革30年在他心中的真实感觉。

　　“常听老百姓说，改革这些年，中国的世道变了。您怎么看呢？”

　　“中国真的变了，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世界接轨的社会。而不是过去贫困、愚昧、夜郎自大的社会。这是几代领导人秉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可话说回来，改革产生的弊端还是有的。”温元凯话锋一转收起了笑容。最突出的就是今天的基尼系数高达0.46，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富起来的人非常张狂，引发了社会的反感。

　　“那么，我们究竟是杀富济贫？还是共同创富？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温元凯的声音高了许多：下一个30年，中国如何把一亿三千万贫困人口解决好，已成为改革发展的重任。

　　他说，前面30年，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打开了中国创富的闸门。今后30年，我们还应该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社会变革从来都是思想的力量在推动，中国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一定能够起到带动作用。”

　　说到这里，温元凯兴奋地告诉记者，他非常欣赏两位民营企业家，一位是蒙牛的牛根生，一位是华为的任正非。

　　他说，这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但又有很多共同点的企业家。一个是放牛娃出身，一个是当兵出身，但他们的视野和品质是一样的。牛根生的核心理念是“财散人聚，财聚人散”，一个老板能把挣的钱分给大家，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致富的希望，所以，老牛的企业发展了，他的员工富裕了。

　　任正非性格刚直，说一不二，这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也起了很大作用。企业大了，容易一盘散沙，尤其是在人心浮躁、杂念丛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严明的纪律，人和人经常窝里斗，那企业怎么去创造财富？怎么去凝聚财富？员工又怎么能分享财富？

　　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家，能够点燃千千万万人创富的希望。“这是一件很伟大和崇高的事情”。

　　温元凯告诉人们，要勇敢去做发财梦，人家能发财，自己也一定能发财。

　　“但让我痛心的是，改革开放30年了，尽管有大批的农民兄弟进城，可是相当一部分人满足于打一份工，每月挣几百块钱，揣上几千块钱回家过过年，第二年再来打工，周而复始。这样怎么能过上小康生活呢？”农民工如何更快改变命运？要学习谋生的技能。

　　“一招鲜，吃遍天。”炒一手好菜的厨师在上海月薪2万元，熟练的电焊工在广东月薪5000元。要重视非教育系统的职业教育，让更多的农民兄弟有一技之长再出去。当然，创造财富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现在许多人对财富有偏见和误区，这种仇富心态要不得！”温元凯指出，一个充满创富欲望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

　　“牛市一万点”不是梦

　　2007年9月18日，温元凯主编的《牛市一万点——中国财富大趋势》在北京高调发布。他大胆预测，黄金十年(2007~2017)，中国股市将在已经走出的牛市基础上，迎来更大的牛市。保守地讲，上证综指将在2010年登上10000点。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1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

　　“我听说，有人称您是三个脑袋创富。”

　　温元凯笑了。“现在这三个脑袋是分不开了。我投身金融业，既得有企业家的头脑，又离不开思想者的思辩和深入，还得用学者的钻研。”

　　“那牛市一万点是否是您三个脑袋创造的？”

　　温元凯大笑。“我知道这一观点会引发争论，有人会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凭什么？根据何在？但我确实是有理由的。”

　　“中国正迎来一个非常伟大的创富时代，尤其是股市，现有一亿两千万股民，未来将有1亿以上的家庭，其财富将在三至五年内增长5~10倍。”

　　温元凯说他的预测，是在充分比较了美国股市历史上出现的三大牛市，以及印度眼下继续走牛的股市后得出的。尤其是新兴国家印度的股市，与中国最具有可比性。从2002年10月至2007年8月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的指数由2949点上涨到15100点，涨幅达412%。而中国股市2005年的情况与2002年的印度股市有些类似，参照印度股市近年走势，就可勾画出中国股市(上证综指)2010年登上10000点的走势图。

　　看到记者吃惊的样子，他马上解释到：“不用担心，牛市是必然的。而且我的牛市1万点是有‘九座金山’做支撑的。

　　“第一，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连续30年保持了9%的增长，今后20年，每年也会有8%以上的增长。按照经济学上的PPP分析法(绝对购买力计算方法)，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第二，中国已替代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成为第五个世界工厂。同时，中国正从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世界研发中心转变。第三，中国正成为世界最佳投资热土，各路资金纷纷流入中国。第四，中国人均GDP已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今后将迎来消费的全面升级。第五，中国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和富裕阶层，有着强烈的消费和投资愿望。第六，人民币升值前景仍然巨大。第七，目前投资已进入机构时代，老百姓已懂得投资理财的必要，并交由基金等专业理财机构打理来减少风险。第八，中国已崛起一大批蓝筹公司，值得长期投资。第九，中国股市的管理层、上市公司和股民日益走向成熟，可以共同维护股市的牛市格局。”

　　一口气说完九座金山，温元凯的语气缓和了许多：其实股市就是一种人生，当我们人生豁达的时候，股市也会相得益彰。”

　　的确，从大学教授，到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从金融投资家，到未来预言家，温元凯人生岁月里，激荡着太多的传奇。

　　对话温元凯

　　经历巨变是幸福的

　　《新财经》：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回首三十年，您如何评价这段历程？

　　温元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在全世界得到非常广泛认同，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给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带来了巨大利益。说实话，经历巨变是艰辛的，但也是幸福的。

　　《新财经》：您认为这三十年改革与发展最困难的是什么？

　　温元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历经双重体制的转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从国有独资的所有制，向产权多样化的所有制转换。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然会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引发种种问题。但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称之为失误。

　　《新财经》：为什么？

　　温元凯：最近，我注意到你们在报道中国增长失衡的问题，包括区域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失衡，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失衡，等等，这篇报道很有价值。如果某些矛盾处理不好，则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局面。如果不加关注，就可能变成最大的失误。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更均衡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不能牺牲和忽视公平。

　　《新财经》：这是否意味着，失衡现象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关联？

　　温元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没有错，这些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当市场经济向深度发展的时候，发展观和政策体系就要做出更新。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与历史评价无关。

　　《新财经》：您20多年前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的预言，现在哪些变成了现实？

　　温元凯：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现在，我依然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最大的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过去是，将来也是。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有种种的反复、曲折，甚至有一段时间的倒退，比如有一阵子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度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都无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今天，民营经济已成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一些民营企业家还当选为党代表，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

　　记者手记

　　读书，是温元凯最大的嗜好。在他的办公室有两个书柜，装满了不同类别的图书。他说，唯有读书能让他感觉轻松愉快。

　　在书柜的最上层，摆着一张微微泛黄的老照片，那是30年前邓小平与全国科教工作者代表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影虽已模糊，但第三排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身姿，依稀可见。

　　三十年转眼过去。昨天的意气书生，今天安详平和。当事业需要时，他激情澎湃，文采飞扬，脚步永不停歇；而当风停雨歇时，他则安静得像一瓶矿泉水，没有外力的刺激绝对不会有任何声音。读书、听音乐、去远方，常常是，身未动、心已远。

　　也许是得益于从小看科幻电影的缘故，胸怀天下的温元凯却不忘推崇青少年看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采访结束时，他告诉记者，明年他要组织一批少年儿童，去比尔·盖茨的故乡西雅图，参观世界上最大的“科幻博物馆”。他说，非常希望中国也能建这样一座博物馆。

　　明年5月，他将组织中国的炒股高手、投资家、基金管理人员，到巴菲特的故乡参观学习。

　　“我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温元凯笑意中透着几分执著。他说，近期他要给自己放一个假，和夫人一起去印度、尼泊尔旅行，亲眼看看那里的股市。

　　把工作和休闲结合在一起，套用经济学的观点讲，这也叫“均衡”。我想，一个把自己终生喜爱的学术和事业、与对家人的爱、对生活的爱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人，一定也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无限热爱的人。
 

温元凯:改革开放是中国必由之路

2008-04-20 00:00温元凯:改革开放是中国必由之路《经济观察报》 2008-01-28 马国川 　　温元凯，经济学家、金融投资专家。1946年出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1973年调入中国科大任教。1977年向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全国高考和出国留学制度，1980年留学法国，1982年回国，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84年，专著《中国的大趋势》问世，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被港报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先后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参与许多立法的提议，是中国第一部《破产法》的主要提议人。1992年受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事量子生物学的研究。后进入华尔街，三年的银行投资工作经历使其从一个化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1997年回国，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现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主要著作有《中国大趋势》、《改革的曙光》、《闯荡华尔街》等。 “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 经济观察报：去年是高考恢复三十周年，我们看到有许多媒体在采访你。 温元凯：1977年以前，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是一个想当居里夫人式科学家的青年人，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追求政治进步的青年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贴了几千张大字报，被批判为 “反革命修正主义苗子”、“走资派的走狗”。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开始对其产生了质疑。文革结束后，1977年，我给当时主管科技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信，反映我在化学基础研究上受到的压制，得到方毅回信鼓励和支持。不久，邓小平复出，提出召开国务院科教座谈会，方毅推荐我参加了座谈会。 经济观察报：邓小平也参加了？ 温元凯：对。我非常激动地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派留学生出国等建议，邓小平当场采纳。在晚宴上，邓小平鼓励我说：“温元凯，你是我们这次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只有31岁，你到我这个年龄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把这句话当作我一生的最大勉励。这次会议决定恢复高考、派学生出国，成为一个历史的拐点。1980年我被派到巴黎大学深造，是建国后派往法国的第一批留学生。 经济观察报：你成为那次会议决策的直接受益人。当时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还不多，这次出国对你一定很有震动吧？ 温元凯：在去法国以前，我们集训接受教育。当时教育我们说，你们不要一出国就只看到鲜花盛开绿草成荫，其实那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天堂。到了法国，发现果然鲜花盛开，到处都是高速公路，比当时的中国不知道发达多少倍。我们最早是住在大使馆的一个招待所，休息日去逛了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现人家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而且法国的老百姓都有很强的购买力，开着车一买就是一堆东西。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我当时想，欧洲难道就是共产主义了吗？ 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一个留学生是南朝鲜（韩国）学生。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职员家庭，父母亲攒了一点钱送他到法国留学。在认识他以前，我对南朝鲜的印象就是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以为南朝鲜人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通过他我才知道，在南朝鲜，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可以挣两万元人民币，只要工作几个月就可以买车。 经济观察报：睁开眼看到了真实的世界。 温元凯：是啊，我终于知道我们是多么落后、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到法国后不久，我们看到城区有几座漂亮的高楼，就问法国朋友那里住什么人。我们出国前，北京木樨地有几栋高楼叫部长楼。法国朋友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接收的东南亚难民住的。我被震动了，难民住那么好的楼，你们有钱人住什么楼？他说有钱人都住在郊区，都有自己的别墅。后来我了解到，任何华侨到西方去，只要好好工作三五年，都有条件自己买一栋房子。 从那开始，我对那种极左的、贫困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在巴黎的两年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既有自然科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在法国期间，我还被邀请到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九个国家去讲学，更多地了解了世界。 经济观察报：当时主要是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吧。 温元凯：由于到过西方九个国家，我就有比一般科学家广得多的阅历。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中国人不笨也不懒，为什么中国还这么落后？关键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革这个体制，中国人同样可以激发出聪明才智。我婉拒了一些国家让我留下来的邀请，决心回国推动改革。于是我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经济观察报：当时国内的思想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温元凯：从1980年到1982年，改革思潮已经风生水起，邓小平提出的“不改革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和最高领导层的共识。当时有一批青年学者出版了 《走向未来》丛书，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社会逐渐开放，人们慢慢知道了洛克菲勒，知道了李嘉诚。农村实行大包干后，农民开始办工厂，出现了第一批乡镇企业、第一批个体户。 经济观察报：变革的思想在慢慢发酵。 温元凯：对。我回到科技大学不久，就给万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倡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实施教学改革，提出八条改革建议。第一条就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创造财富，让社会受益。其他还有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培养学生注重素质教育、允许科技人员流动等。我还自荐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的主任兼支部书记。没想到我这封信很快得到了万里热情洋溢的批复。 万里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政治家，他要求安徽省委支持我。所以我很快就走马上任，上任不久就炒了三个人的鱿鱼，其中有一个是造反派，还有两个是不能胜任教学的教师。我从国外回来看得很清楚，我们大学教师有1/3以上是不合格的。我的举措自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经济观察报：在科学技术为经济服务上，有过尝试吗？ 温元凯：我们通过为工厂解决技术问题收取服务费。我们很快就为合肥电镀厂解决了技术难关，拿到第一笔收入，大概有几千块钱，当时也算不少了。我们的老师开始有奖金了，比别人拿得多了，待遇得到改善，反过来促进了科研和教学。我当时还推广了一个新产品“赖氨酸面包”，儿童多吃赖氨酸有利于骨骼的发育，有利于长高，很多个体老板借了我的配方做赖氨酸面包，赚了很多钱。因为改革成果明显，我开始被各个大学请去做报告。 “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经济观察报：从此你的身份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而更是一个呼吁改革的社会活动家了。 温元凯：可以这样说。其实在出国前，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邀请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给他们讲课，讲新技术革命。我讲的是材料科学，万里带着一二三把手坐在第一排听课，后面是两三百名厅级以上的干部。那一次演讲很成功。省委一把手请我讲了课，各市也都请我讲，所以出国前我已经给各地的政府、大企业干部做了大概二三十次演讲。 经济观察报：这为以后做了铺垫。 温元凯：我回国后的第一场报告，是一家报纸请我去上海演讲，当时在社科院礼堂，听众都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题目是“欧美九国归来谈中国的改革开放”，报告很受欢迎，影响很大。此后，我应邀在全国两百多所大学、几百个城市做有关改革开放的讲演，受到的欢迎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尤其到了一些西部城市，看到那么多的年轻人渴望了解外国的知识、强烈要求推动社会变革，我虽然非常劳累，但是非常欣慰。 经济观察报：你成了改革思想的传教士。 温元凯：有点像传教士。我当时真的有一种传教士的热情，甚至有一些狂热。我一年大概要讲几十场。有一个小插曲，大概是1985、1986年，北京大学女生评选她们心目中的男子汉——当然是小范围的——第一名是当时的女排教练袁伟民，他率领中国女排三连冠，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著名的电影明星杨在葆。 经济观察报：正因为影响巨大，1988年你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温元凯：是《上海青年报》组织的，总共有十八九个候选人，我是其中之一。全国各地投票，是老百姓评的。 经济观察报：你演讲的具体内容都是什么？ 温元凯：我当时讲演的主要题目，是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大意是世界正在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汹涌浪潮，人类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变，我们不能闭关自守，而是要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进取直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 经济观察报：1983年有一本名为《第三次浪潮》的书风行中国，几乎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在此之前你看过吗？ 温元凯：看过，这本书受到思想解放的高层领导人的赞赏。不过我们反应比较快，很快我就讲了这个题目。 经济观察报：在此之前你一直从事科技研究，对科技的进步可能更敏感一些。 温元凯：我们叫信息革命，而且这种信息的传播正在变成财富，正在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 经济观察报：这个道理多数中国人到1990年代才明白。不过，我觉得你的报告更多的是从科学角度上去讲中国的变革迫切性，而你的局限性可能也在这里。 温元凯：是有些局限性。我基本上是集中在技术革命和改革的关系，没有谈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我回避了这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是有意识回避，还是当时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特别清晰？ 温元凯：两者兼有。当时我的报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社会认同，连保守的老干部也大部分比较认同。因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讲了很多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很令人兴奋的。当然也有个别极端保守的老干部反对我。曾经有一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指责我，说科技大学有一个温元凯是副教授，整天在外面不务正业，到一个县里做报告还要向人家要两千块钱。他纯粹是捏造。但是他很有影响，他的指责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后来我请律师告他诽谤、败坏我的名声，更重要的是，我要对这种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进行反击。还有一个美籍华人，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也是早年“保钓运动”的成员，他指责温元凯号召科技人员开发经济是离经叛道。 经济观察报：改革者总要有对立面。当时，还有几个人也在到处做演讲。 温元凯：四大名嘴——刘吉、李燕杰、曲啸和我。 经济观察报：另外三个实际上是道德的说教者。 温元凯：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化，讲得比较生动。 经济观察报：但是到了1988年，曲啸在深圳蛇口遭遇了他的 “滑铁卢”，一些活跃的青年不满于道德说教，对他提出了质疑。你似乎是个例外。在到处做演讲的同时，你还出版了几本书，包括《国民性改造》。我觉得很奇怪，1980年代中期你怎么会来谈论这个话题？ 温元凯：我发现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来自那些保守的人，也来自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来自于小农经济意识。改革要打破平均主义，要拉大收入差距，这样才有效率。这就遭到了延续千年的小农意识的打击。1987年我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文明塔尖上的残疾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心态做了尖刻的抨击。之后我写了包括《国民性改造》在内的两本书，提出了改革的各个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明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国民性的层面，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温元凯：从1983年开始，当了5年。我被提名为安徽省五河县的全国人大代表，但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过五河县，不认识任何五河县人。不过我在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非常活跃，每次开会我都是安徽代表团接受记者采访最多的人，甚至超过团长，所以很多人就很不满意。当时曹思源起草了《破产法》，他找到了我，我征集了32个人大代表的签名。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还对高层人事安排投了反对票。 温元凯：当时我不赞成教育部部长人选，我为此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写了封信，而且要求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但是他建议不要在大会上发言，而在小组会议上发言、发简报。我只是在小组会议上发了言。 经济观察报：发言的效果怎么样？ 温元凯：很一般。虽然我的发言上了简报，但是小组会上的简报只有团长才能看，这就大大缩小了发言的影响范围。但是最后我在主席团投票的时候还是举手反对——当时还是举手制。 “我是思想启蒙者之一” 经济观察报：19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人物，如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等，改革力量如日中天，也出现了所谓的“全国改革者大会”。 温元凯：我们也意识到应该联成一体来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继续孤军奋战。一些智者也建议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于是我们就在合肥市召开了“改革者大会”，这个会的正式名称叫 “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 经济观察报：一般人都称之为“全国改革者大会”。 温元凯：这是因为我们邀请的嘉宾都是在改革领域里面最有影响的人，包括凤阳县的县委书记，包括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包括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这个会有几百人参加，其中不少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志于改革的人，有的是自费买票来听会的。 经济观察报：是谁具体组织的？ 温元凯：民间发起的，因为在安徽开嘛，我们是东道主。安徽省委还派了几个人来听会，好像也请了一个领导来象征性地鼓励一下，但实际上这是个民间的会。 经济观察报：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温元凯：步鑫生介绍了工厂的改革，我介绍了大学的改革。这个会是空前绝后的，全国有志于改革的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本来能够形成一个联盟。但很可惜，我们没有组织上的动作，因为这是比较忌讳的，如果当时能够搞一个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今天来组织的话那不得了，可以培养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可以拿授权来赞助更多的事。 经济观察报：会下你们议论什么？ 温元凯：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好像也有人指责你们，说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温元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所有的事都有人在旁边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这是自始至终的。 经济观察报：我在一家书店发现了一本1984年出版的 《改革者谈改革》，里面有你，还有禹作敏、步鑫生，可现在都已经风流云散，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温元凯：我是幸运的，像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他们的结局就令人扼腕叹息了，当然他们的失败都有个人的原因。而我是个学者，我至少还可以研究科学。上世纪90年代我被加州理工学院请到了美国，然后又去了华尔街，90年代后期我又回到国内，比较好地完成了转型。当然，我现在谈不上改革者了，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可用武之地，最多写一点书、做点演讲。 我认为改革者纷纷落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将中庸之道作为最高哲学的国家，凡是要打破现状的人，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和坎坷，甚至会倒霉。有非常多的智者也在警告我，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我很清楚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是“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真理。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也很好啊，同样在影响许多人。 温元凯：现在我心态就比较平和，我不会再有当年锋芒毕露的锐气，我这个年龄没有必要过于锋利。 经济观察报：经历过这么多的风波，自己更理性了。 温元凯：但是我也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你要知道，历史恰恰是由那些锋芒毕露的人担当了最重要的推动力。所以，我认为应该包容、保护这些“锋芒”，不要对他们过于苛求。当然他们如果失败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经济观察报：1988年香港媒体还把你评为 “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在当代中国，由科学家成为思想家是很少见的事。 温元凯：我谈不上思想家，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者之一。其实至少有几十个、几百个启蒙者，大家都在做不同的工作，我可能影响大一点，比较受年轻人欢迎。我为什么会从一个科学家变成启蒙者呢？是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然。当然，科学同道可能对我不以为然，甚至我的恩师有的时候也对我颇为不满，都说温元凯可惜了，不务正业了。这是因为他们都曾经非常欣赏我，因为我30多岁就被提为教授。我听到这种话，是有很大思想压力和包袱的，我毕竟是一个学者出身的人，却被人家老科学家认为不务正业，离经叛道，还是很痛苦的。但是我相信我最终的人生选择，历史将证明这样是更加有价值的。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80年代中国需要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的话，那更需要一个启蒙者。“使命感”是一个80年代流行的词语，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使用者甚至要遭到嘲弄。 温元凯：使命感就是为中国改革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的兴亡有发言权。 “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 经济观察报：80年代，你还出版了一本影响巨大的书——《中国大趋势》。 温元凯：《中国大趋势》是1984年写的，还被评为全国最畅销书第二位。到现在为止，至少有几百个中年人对我讲过，这本《中国大趋势》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其实《中国大趋势》是我在全国各地讲话的一个汇编本，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编辑把我的讲稿进行了整理。 经济观察报：《中国大趋势》的题目似乎是从《第三大浪潮》来的。 温元凯：当时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撰写了一本书叫《大趋势》，所以我就写了《中国大趋势》。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的问世可谓顺势应时。 温元凯：应该说属于中国非常需要的书，当年不是我这一本，还包括《走向未来》丛书，包括当时翻译的一系列的西方著作。这就像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有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起了启蒙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中国大趋势》对中国的未来曾经作过预言，你认为你的预言有哪些变成了现实？ 温元凯：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现在，我依然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过去是，将来也是。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有种种的反复、曲折，甚至有部分时间的倒退——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私营经济持怀疑态度，一度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都无碍于中国改革的进程。我最看重这一点。今天，中国真的变了，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世界接轨的社会，而不是过去贫困、愚昧、夜郎自大的社会。这是几代领导人秉承改革开放原则所取得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8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温元凯：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思想启蒙期，没有80年代哪有今天？80年代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当然比较集中在思想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思想的解放，进而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而90年代以来，是经济上的收获时期，正是先有思想启蒙、思想解放，才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评价很低，认为他们已经被名利所征服了。 温元凯：这个倾向当然有，因为现在是财富社会嘛，很多知识分子都去赚钱了，他们追求真理的劲头没有当年那么旺，因为当年也没什么钱可赚。财富会使人消沉，金钱会腐蚀人，它不但腐蚀官员，也腐蚀知识分子，腐败现象也蔓延到教育科技领域里面。但是我认为，从90年代到今天，仍然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先进思想的传播，翻译各种著作，提出各种主张。某种意义上我认为，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是80年代思想启蒙的传承者。另一方面，我认为80年代是一个需要英雄、也创造了英雄的时代，步鑫生、马胜利都是当年的改革英雄，禹作敏也是，他后来触犯法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中国也有大批英雄，富豪榜上的人就是英雄，财富的英雄。他们即使失败了也是英雄，中国需要更多的财富英雄。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同“财富英雄”的说法，认为这些人是靠剥削或者依靠权力暴敛财富。 温元凯：不能否认有些人确实是依靠不正当手段致富，但是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得合法收入。在看待收入问题上，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不能再以改革前的老眼光看待收入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温元凯：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是一个双重的、体制的转换——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全面的市场经济的转换，从国有独资的所有制朝着产权多样化的所有制转换——必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引发种种相关的问题。但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失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也要冷静地思考。最典型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今天的基尼系数高达0.46，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富起来的人非常张狂，引发了社会的反感。那么，我们究竟是杀富济贫还是共同创富？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下一个30年，把一亿三千万贫困人口问题解决好，已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任。前面30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开了中国创富的闸门。今后30年，我们还应该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 经济观察报：有人称你是预言家，你是否可以预言一下，未来10年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显著变化？ 温元凯：预言家不敢当。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进一步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当然，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调节我们的失衡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公民权利将得到完善与保障。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一切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的东西，都应是改革的对象。当然在做法上要慎重，要打造一条通向未来的、安全稳定的通道。我反对任何冒进式的改革，但我更反对以国情为借口阻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