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天涯论坛:王明的暴力革命模式：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

王明的暴力革命模式：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

        1927 年1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实际上正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确定了党的总策略是组织全国总暴动，致使以“左”倾盲动主义为特征的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党内蔓延。

　　1927 年12 月，在共产国际派来的“暴动专家”纽曼的指挥下，震动世界的广州起义爆发后仅存在三天就失败了。12月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广州起义向全世界发布了《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指出：“在广州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1]

　　正在举行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密切注视广州起义的发展进程，大会通过的决议专门谈到了广州起义：“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2]

　　不过，中国革命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并没有“重新展开全线进攻”，革命形势也没有“重新高涨起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却更加严酷。这不得不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被广州起义的火焰烧得发热的头脑暂时冷静下来。在1928年2 月9 日至25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决议案》注明道：“1928 年2 月25 日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

　　这个《决议案》很典型地反映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但正在走向高潮。“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因此，党的工作就是既要准备武装暴动，又要反对盲动主义。“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高潮之高潮”。“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这种“辩证法”的运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矛盾认识：既看到了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胜利的可能，又绝不放弃以“城市中心论”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所以，即使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实现的可能，党的任务也还是要准备暴动。而且，“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仍然不是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认识自然也成为王明的观点，这反映在王明于1928 年发表的两篇着作中。

　　进入1928 年，王明不但成了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在理论上也开始崛起。1928 年5 月16日，王明为《武装暴动》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序言，表[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王明在写作 0王明传达了王明后来一贯坚持的以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城市中心论”思想。这篇序言发表在1929 年4 月1 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 卷第6 期上。

　　王明在序言中首先说明：

　　“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力问题有联系的问题。”

　　在第一点中，王明首先讲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然后讲述了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关系。他说：“总罢工的爆发，只有在工人阶级战斗情绪最高之时才有可能，所以总罢工是革命潮流高涨的具体表现；总罢工是动员工人群众到街上去的最灵活的动力，所以，总罢工是调动群众作战的动员命令；总罢工是工人阶级和平斗争的最高形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直接前提。总罢工能破坏敌人，恐吓敌人，沮丧敌人的意志，妨害敌人的力量，所以总罢工是武装暴动的序幕，是武装暴动胜利的保障。”

　　序言的第二点讲了五个问题：1. 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2. 关于游击战争问题；3.论土匪；4.在军队中的工作；5.关于党员军事化、武装工农建设红军的问题。这部分是序言的重点，但表述的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的观点。看过王明文章的读者都清楚，先引用共产国际决议或马、恩、列、斯的言论，然后再阐释这些经典是王明文章的一大特点。如果要追究中国文坛至今仍盛行的“引文风”，王明倒是可以占先。在这篇序言中，王明主要阐述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王明是这样叙述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的：“‘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为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同上决议)。”

　　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王明提出必须纠正下列三种“错误倾向”：

　　1.“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在目前状况之下，不仅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如‘民主社会党’或所谓‘中华革命党’……等)的领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这种倾向，也不仅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和不觉悟的工人的心房里荡漾着这种思想，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员的队伍中有很少数的分子也不免沾染了这种毒素。”“坚决的反对这种倾向是暴动的指导者，真正同情暴动者及每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任务！”

　　2.“儿戏暴动的倾向”。“一部分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种儿戏暴动倾向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一部分同志毫无忍耐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于客观环境的估计不正确，他们以为可以继续暴动到很久的岁月。”

　　3.“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

　　(二)游击战争要服从于城市武装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上有一条说：“党在指导各地农民自发的游击斗争时，应注意到：只有使这些斗争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联结的条件之下，才能使这些单独的暴动变为总暴动的出发点。此处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使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种动作。因此，便须与过于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争斗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以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

　　对于王明在序言中表述的观点已经不必再加评论。因为序言中无论正确的观点还是错误的认识，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已经表述的意见。读者们倒是可以从王明的论述中看出，这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确实是“百分之百的”宣传共产国际的决议，确实是把共产国际决议作为绝对准则，这是我们这位传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一贯表现的特点。

　　1928 年，王明理论上的兴趣似乎主要集中在武装暴动问题上。继为《武装暴动》写了长篇序言后，11月 17 日下午5 时，王明又完稿了一本四万多字的小册子：《广东暴动纪实》。

　　这本小册子分引言、暴动前的中国和广东、暴动经过、暴动后的白色恐怖与革命影响、结论五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王明开篇就用一段优美的文字极富鼓动性地对广州起义进行了赞扬：“在共产党宣言公布的七十九年后，在‘巴黎公社’斗争的五十六年末，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声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欢欣鼓舞中，在以老大落后着名的中国的领土内，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老巢，同时又是民族革命及工农运动的策源地的广州城里，于1927 年12 月11 日上午3时30 分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为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这一暴动公开的告诉全世界人们：共产主义这个‘怪物’已经不仅是在欧洲徘徊着，他已吞噬了落后的远东大陆；夺取政权这种‘艺术’，已经不仅是巴黎工人具有决心去进行的事业，他已成为了‘文化落后’‘还不够管理国家的程度的民族’的‘伙、计’、‘苦力’们的直接行动；苏维埃这面旗帜已经不仅飘扬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的旧俄领土上，他已变成了几千万中国劳苦群众解放斗争的红色目标！”

　　这本《纪实》，主要的篇幅用来阐述广州暴动的过程及暴动前后的情况。王明在小册子最后的“附注”中写这：“本文的材料，虽是在半个多月之内，经过好几个朋友的帮助收集来的。但还总感觉到不充分，以后得到更多的和更精确的材料时，当再行将本文修改和补充。”但今天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册子收集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某些材料不够确切，但仍可以看出王明对广州暴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