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杀npc的手游:罗章龙，男，（1896—1995）。湖南浏阳人，

罗章龙，男，（1896—1995）。湖南浏阳人，又名 阶、仲言。                                                                                                     1915年在长沙读书时，与毛泽东结为好友，同学们称誉他俩是“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并参与毛泽东、蔡和森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领导者之一。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翻墙闯入曹汝霖的赵家楼。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罗章龙等人后，即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11月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取得胜利。1922年秋，参与领导开源五矿罢工取得胜利，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三人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五大”、“六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初在反对王明路线中因他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而被开除出党。 从1934年起，罗章龙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任教授。1953年到中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担任教授，历时近30年。1980年调中国革命博物馆任顾问。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政协委员。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综观罗章龙在学术上的成就，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1.论著数量大。从1919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新闻学研究会发给证书记事》到1987年湖南的岳麓书社为其出版的《椿园诗草》的近70年间，共发表论著416种，可谓著作等身。在这70年间，其论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中共党内工作，可谓职业革命家。此时所写的文章多是政论性质的，如《出席汉堡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人大会报告》、《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词》、《论目前湖北农民斗争》、《训政与专制》、《国民党外交可怜》、《蒋介石无耻之谈》、《金元总统胡佛》、《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等；第二阶段为在各大学担任教授期间的论著，主要是学术研究方面的论著。如《中西经济同异论略》、《经济史学原论》等；第三阶段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要写回忆录性质的论著。如《椿园载记》、《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回忆董必武》、《回忆向警予》、《国共合作在上海执行部》、《追忆蔡孑民校长》等。 2.学术价值较高。许多论著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如《罗 阶给毛泽东的信》是1920年罗章龙与毛泽东讨论建党问题的信。《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亢斋回忆录》、《罗章龙谈“五四”运动》等，对于研究中共的建党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由于罗章龙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即写下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对于揭露军阀与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运动有着深刻的分析，成为研究“二七”大罢工的权威性著作，198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后更引起史学界的关注。由于罗章龙一直主持工会工作，他主编的《铁总年鉴》、《全总年监》等，对于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所著《革命战士集》收集了关于王尽美、游天祥等一批先烈的革命事迹，对于党史人物研究可说是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椿园载记》，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共党史上的某些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受到党史学界的好评。 3.有创新性。在大学任教授期间，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史》一书是他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代表作。该书于194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因其翔实的史料、独到的见解、崭新的方法、精辟地阐明了中西经济史发展的关系，条理明晰、要言不赘、取材确当，出版后受到国内经济学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史学家钱穆、经济学家马寅初以及唐庆增、顾颉刚、商章孙等给予好评。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大学丛书。罗本人也被教育部聘为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46年发表的《全元哲学》论文，原是他个人治经济史学的方法心得。作为学者从事研究的基础，也凝聚了他多年思考的结晶，明显是受康德的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国内哲学界的“多元认知”哲学相遂相承，还力图创新发展。虽然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有着强烈的阶级性，观点也未必准确，但是，罗章龙的创新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正是学者宝贵品格的体现。 4.在译著方面也有突出贡献。罗章龙运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中外藏书的优势，最早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虽不及陈望道翻译的质量高，但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挥了作用。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毛泽东最早看到的可能是这个版本。再如与同学商承祖同译了富尔德的《康德传》，1922年由商务印书社出版，连续多次重印，为当时《康德传》的惟一中译本。1980年更名为《康德生平》重印。这些译本都是开拓性的工作，为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罗章龙教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生活了20多年，在此期间，他运用自己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和临近湖北省图书馆的有利条件，长期作好写回忆录的准备工作，为20世纪80年代写出大量的有关党史方面的史料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