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莫斯科飞机博物馆:关于井冈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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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井冈山的斗争
孙焕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难道要半途而废吗？中国革命的出路在那里？
毛泽东在新的情势下，勇于探索，也最善于思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甚至出现多次的挫折和失败），才能够完成。毛泽东在为中国革命指出正确方向，探索正确道路，总结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的时候，是经历了极端艰难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的。
第一，从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到毛泽东1930年1月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要经历了党内以反对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斗争；以及毛泽东领导红军上井冈山的斗争，大体经历了五次较大的党内斗争。
第一次斗争。主要围绕：举什么旗子？暴动失败后是继续攻打中心城市，还是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在党内首次明确指出：“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他在1927年6月中旬在接见“马日事变”之后，从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200人开会时，指出：你们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毛泽东年谱》P203-204）
1927年7月24（或25）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次重要发言，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年谱》P208）
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为革命指明的正确方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终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达到了一个认识上的飞跃，统一了思想。可见一个正确的认识得来之不易，往往要经过多次“实践、认识”的反复比较；往往要经过痛苦的失败和血的教训的严重教育，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
然而，此时党中央决定仍然是打“国民党的旗子”。当毛泽东在
而此时中共中央所决定的秋收暴动，仍然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
之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团结教育改造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民主革命道路，创立了井冈山精神。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党领导的其他各地的起义，按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走俄国革命“城市中心论”的道路，结果都失败了。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遭受挫折后，善于总结经验，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既顶住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巨大压力与处分（开除他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为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纠正了党的“六大”的错误，解决了“六大”未能解决的问题，到他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长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解决，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典范，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
当然，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理论，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到1930年1月，在实践中经过多次斗争失败、胜利的反复探索才形成的。斗争极端艰难曲折，而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既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反复“会剿”；又要顶住中共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不断干扰 ；还要克服红四军内部从上到下发生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期间，主要经历了帮助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的斗争，帮助农村建党，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粉碎了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的多次“进剿”；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作好三大政治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这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注视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新认识新结论。
人民军队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即将率领军队上井冈山前，为了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作好群众工作，他宣布必须作好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在打下遂川县城后，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和保护商人，毛泽东又提出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经过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统一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成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执行正确路线的根本保证，也是人民军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为了战胜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的不断“进剿”，1928年初，毛泽东在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时，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之后又逐渐形成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军队攻克宁冈县城，俘虏近三百人。这是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我军在对待俘虏问题上，出现了任意打骂、搜查俘虏等行为。毛泽东发现后，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工作，这对瓦解敌军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十分重视建立政权的工作。1928年1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县政府临时政纲》，在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他集中反映了工农兵劳苦大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等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这也是之后各解放区政权建设，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权建设的雏形。尽管此政纲开始还有许多不足，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逐步完善，但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极其深远的。
这样，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根据地的建设为战略基地“三位一体”红色政权）的新局面。
第二次斗争，按照什么思想和路线指导发展红色政权的问题。1928年3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和纠正。在革命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为此，
这次“左”倾路线，发生于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它是党内由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时的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总的说来，理论水平不高，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分析，同时也缺乏党内斗争经验，不懂得在反右时必须防“左”。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完全秉承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志，推行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曾经给党和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1928年3月初，当周鲁来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路线时，共产国际纠正瞿秋白路线错误的决议，并未传达到中国共产党内来。所以，周鲁仍然继续贯彻“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毛泽东只好按照湘南特委命令将部队带到湖南酃县中村，结果招致井冈山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即造成“三月失败”。
然而，只要有毛泽东领导，这种失败只是暂时的。此时有两件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一是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二是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经湘南暴动后遭强敌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即命令部队接应，他亲率部队阻击敌军追击，以掩护朱德部撤退。
边界全盛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都有很大发展，不断巩固和加强了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红四军内自上而下产生了右倾悲观思想，提出了“井冈山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对这个问题不能正确回答，红色政权就不能前进一步。1928年5月，召开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回答。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的党实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所以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这些正确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由于这些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加以地利，及进攻敌军的不尽一致，就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割据地区的发展。
关于“八月失败”。“八月失败”，完全是一部分同志（主要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杨开明，朱德陈毅没有坚决制止杜的错误冒进政策）不明了形势，附和了二十九团的返乡观念，采取错误的政策所致。
本来毛泽东在此之前，鉴于边界“三月失败”的教训，曾数次对湖南省委及其代表的错误主张做过坚决斗争。
会后，毛泽东在
然而，终因湖南省委代表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错误命令，乘毛泽东远在永新的机会，置毛泽东和联席会议的正确意见于不顾，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由于未能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果然造成了惨痛的“八月失败”。
面对挫折，毛泽东总是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返回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红军战士因饥饿，吃了农民的苞米，随即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你收下。
返回井冈山的毛泽东听说何挺颖等，指挥红31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进攻，仅用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取得胜利，极为兴奋，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经过“八月失败”之后，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经过切实整训，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打破敌人新的“会剿”，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
一年来的井冈山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它是毛泽东和战友们在极端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毛泽东对一年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他在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结晶：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和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当时，党内有人对上井冈山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对红军能否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毛泽东还指出，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除了上面所提五个条件之外，还再加上“充足的给养”和“有利的地势”两个条件。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极其精细地总结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其一，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比别人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他从革命实践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
其二，毛泽东很重视政权建设的问题。当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其三，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注意调查和总结《土地法》的问题。1928年12月通过并颁布了他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它规定了：分配土地，以人口为标准，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这是我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实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有力地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在斗争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这对加快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领导和创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使处境艰难的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其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其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水深流急、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这在军事上缺乏回旋余地。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如同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指出的，“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倾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在报告中，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规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对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所认识和接受，同时也没有被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多数领导人所接受。
第三次斗争。面对强敌“进剿”、跟追，面对脱离根据地流动作战的极端艰难困苦，是采取悲观的态度：退缩不前、“隐匿目标”而逐渐被分散瓦解失败呢？还是迎着困难上，不屈不挠，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胜利前进的道路？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赣、湘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当局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1928年11月蒋介石命令何键金汉鼎率湘赣两省强敌6个旅3万余人，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
脱离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极其艰苦。在强敌紧追下，为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赣南粤北的大山中盘旋。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当然红军采取此法并不只是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为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分散其兵力，暴露其弱点，以利于红军抓住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敌一部，变被动为主动。
机会果然来临，这就是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军深感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军阀混战，蒋桂战争即将爆发，敌破裂，我根据地相对可大力发展。红四军经东固（赣南）挺进闽西，开辟根据地。
在闽西长汀，毛泽东根据确切获知的局势的发展，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于
为扩大根据地，后又回师赣南。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赣敌无暇顾及红军行动。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敌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闽西方面，军阀陈国辉部主力，因赴广东参加粤桂战争，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1929年5月，因贯彻“六大”过左的对待农民自卫军的政策，发生了错误的杀害袁文才、王佐事件，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其简要经过：本来1929年1月柏露会议，毛泽东在传达“六大”文件，当读到关于对所谓“土匪”头子要“坚决清除掉”（中央把袁文才、王佐也称为“土匪头子”，但毛泽东认为袁王都已成为共产党人，不能看成是土匪。）时，故意删掉未读。但当毛泽东率领军队离开后，赣西南特委领导人，即和彭德怀商议设计杀害了袁、王二人。随之使井冈山根据地重陷入敌人之手，直到1949年解放时才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后毛泽东听说后极为气愤。延安整风时即把袁、王二人追认为革命烈士。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地接见袁、王二人的遗孀。
第四次斗争。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军队，建设一支真正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是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旧式军阀军队？
要不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朱毛井冈山会师以来，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一直存在分歧。如上所述，毛泽东从“三湾改编”以来，一直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用无产阶级精神灌输于军队之中，建设一支真正革命化的人民军队。而朱德因长期在旧军阀军队中任高级军官（曾任云南讲武学堂的旅长），习惯于用旧军队的一套来影响军队，在如何教育军队问题上，就必然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1929年5月上旬刘安恭（刚从苏联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他和朱德曾是云南讲武学堂的同学）来，进一步加强了反对毛泽东的势力。他们认为：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书记专政”、“家长制”，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特别5月底在福建永定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在前委之下设不设军委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刘认为须设军委；毛则认为无须设立军委，因前委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当时军队的人数不多（约四千余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执行，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毛泽东在
要不要用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精神灌注于军队之中，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一切剥削阶级建设军队原则的根本分歧所在。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
十分明显，这封重要复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他总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而英勇奋斗，他总是将个人得失、生死置之度外。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特派员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他与中共闽西特委一起深入调查研究，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给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给其它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借鉴。他所论述的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三项基本方针是：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在他的指导下，结合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此原则是1930年6月毛泽东在召开的南阳会议上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关于《富农问题》时所加），“按人口平均分配”。根据这条基本路线和政策指导，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1929年秋，在红四军攻占上杭之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填词： 《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据陈毅回忆，1929年九月下旬，陈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红四军八大。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回信中说：曾尖锐指出，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由于毛泽东离开指挥红军打仗的岗位，指挥者又不听取毛泽东的建议，结果红四军在闽中打了败仗，损失七八百人；后又根据中央指示（不听毛泽东据理劝阻）率红四军冒险去粤东与粤军打仗，这次损失更加严重。使之红军士气低落，红军指战员迫切要求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红军。
后根据中央指示，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中央“九月（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中共红四军党的九大于1929年12月28-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第二，确立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和军队，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列建党学说的最具特色的创造性发展，这是我党领导人民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过延安整风，我党真正建设了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无敌于天下！然而不幸地是，毛主席逝世后，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发生根本质变了！
第五次斗争。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及红军的行动方针上，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立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
毛泽东在信中对国际国内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特别是领导）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的错误，论述想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个事实出发，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并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这封信有极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井冈山斗争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哲学总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品格和特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他比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高出一筹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在1930年5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反对本本主义》（原为《调查工作》）。这标志着他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形成。现在我们可以把秋收起义以来革命发展过程，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对毛泽东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作一总结。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容易取得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争论经常发生，如上所述。这种争论，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
毛泽东从青年时起，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原上去探索。这种争议多次反复的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这个认识过程，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事实中看到：这些争论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只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这两种不同路线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当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形式主义，也就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来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疑义地去执行上级指示。
如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毛泽东传》1893-1949 P217）
再如，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也是如此。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在当时情况下要不要设立军委。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引起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些人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看起来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但这些说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毛泽东还指出，这些人攻击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他从争论中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锝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并且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毛泽东传》1893-1949 P217-218）这就把问题提到了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因此，他在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案时，把“唯心观点”列入需要纠正的“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写道：“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三条：“（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同上，P218）
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复杂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周密而系统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在这以前，毛泽东曾作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社会调查，湖南那五个县是大革命时代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做的，但这些材料因为马日事变和井冈山失守而损失了。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
1930年5月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环境比较安定，有充足时间。毛泽东在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过：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作这个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的依据。他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传》1893-1949 P220）但他还有不满足的地方，觉得：“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同上）
和进行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以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接着又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文章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要明了整个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不是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瞎说一顿。文章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适应正在变化的客观环境，毛泽东及时地指出，调查工作不能只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干部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所进行的寻乌调查，便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是针对以往许多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来的。文章中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石，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观点：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已基本形成。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它已经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确实是他“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后”才产生的，反过来又可以使他更自觉地用来指导此后的实践。
一九三O年六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进入闽西，分兵发动群众。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根据地人口约八十五万人，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现了具有生产互助性质的耕田队。毛泽东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好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成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品的合作社，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现属上杭县）主持召开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通常称南阳会议）。会议在听取了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后，结合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讨论通过了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明确规定，对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
之后，毛泽东在这年十月又做过兴国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能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毛泽东在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了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泽东传》1893-1949 P223）
毛泽东正是这样不断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经过实践中反复探索，终于形成了自井冈山《土地法》以来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第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