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政治话语的本质

在当代美国语言学界，乔姆斯基和莱考夫（George Lakoff）是代表不同路径的两位最杰出的语言学家。都对政治保持高度热情：乔姆斯基是令美国政府头疼不已的反政府主义者；莱考夫则试图从语言和认知的角度出发，解析美国政治话语的本质。

在当代美国语言学界，乔姆斯基和莱考夫（George Lakoff）是代表不同路径的两位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生成语言学的奠基人；莱考夫出自乔姆斯基阵营，后来却背离生成语言学，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两位学术歧见巨大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研究的同时，都对政治保持高度热情：乔姆斯基是令美国政府头疼不已的反政府主义者；莱考夫则试图从语言和认知的角度出发，解析美国政治话语的本质。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和政治批评是两条平行线，莱考夫的政治研究则是他的语言和认知研究的延伸。

语言体现人类思维方式

莱考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研究范围包括认知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的神经理论）以及认知和神经语言学在政治、文学、哲学和数学等领域的应用。他在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品有《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1980）和《女人、火和危险的事物》（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1987）。前者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还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认知方式；后者探讨了人类思维中的原型、范畴化过程及特征。

在莱考夫看来，隐喻、原型、框架都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语言体现人类思维方式，对语言的控制就是对思维的控制。话语的重复最终会导致大脑神经的定型，因为思维和大脑是一体两面，思维的不断重复最终会通过神经系统的作用形成永久神经回路，且体现为固化的世界观。大脑的结构和运动不仅体现思维，而且还从物理上限制思维——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局限于我们大脑能理解的程度。我们有些思想是真实的，它们直接对我们的经历框架化。但是大部分思想是隐喻性和符号性的，它们对我们的经历间接但是同样有效地进行结构化。

由于语言用于交流思想，我们的语言观也一定显示我们对思维本质的理解。语言是表层现象，也是权力的来源。它是表达、交际、进入，甚至是塑造思想的手段。语言因为依赖框架、原型、隐喻、叙述、意象和情绪而得到定义，因此得到权力。它的权力部分来自于无意识方面：我们并非总是对所思之物有意识，很多时候是那些隐藏的思想在起作用。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样的话，那么我们会愈来愈倾向于用这些话中所蕴涵的框架和隐喻来思考。即使你否认或者质疑这些也不要紧，同样的框架和隐喻总会被激活，并且因此得到强化。

政治思维依赖于语言和认知手段

莱考夫的代表性政治作品有《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1996）、《别想大象》（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2004）、《政治思维》（The Political Mind，2008）等。他认为，人们的政治思维依赖于框架、原型、隐喻、意象等语言和认知手段；政治思维是非理性，或无意识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善于利用人们的政治思维习惯，因此他们的政治宣传话语更能帮助他们赢得选举。

莱考夫用了两个不同的家庭隐喻来分别说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道德世界观。共和党人的世界观是严父型，强调纪律和服从。而民主党人的世界观是慈母型，强调移情（empathy）和赋权（empowerment）。基于严父型世界观，共和党人倾向于财富大幅集中和控制的维权主义等级制，基于恐惧和服从的秩序，优先权从公众向公司和军方转移，责任从社会向个人转移，通过控制谁投票及选票如何计算对选举进行控制，通过媒体对思想进行控制，男权主义家庭价值观映射于宗教、政治和市场等政策。而民主党人则更强调平等、人权、社会责任感、高税收、高福利以及惠及全体等特征。

共和党人认为，大多数大脑活动是无意识的，所以事实、数据和争执都不如隐喻和框架对人们的思维来得重要。因而在其宣传话语中，共和党人广泛使用了概念隐喻和框架结构，用简单的话语体系不断强化人们的无意识，使严父型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美国民众心理。比如说，共和党人对税收的话语框架（tax-relief）就包含着“税收是负担”这样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深入人心，以至于加税在美国几成政治禁忌，提倡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总是束手束脚。再比如说，“9·11”事件后共和党人立即将其视作战争，并以战争框架对其进行宣传，而民主党人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隐喻框架，并在其后的一系列政策制定中被迫对共和党亦步亦趋。莱考夫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的力量：一旦一方抢先通过隐喻建立起某种话语框架并使其为民众接受，对手便处于劣势，因为他们对已有框架的任何批评都只会强化该框架。在接受对手的话语框架那一刻，后者就已经在事实上输掉对该事件的话语权。

民主党人倾向于陈述事实和理性分析，并且期待选民会认为他们的解决方案最好地代表了选民的利益。莱考夫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是基于启蒙时代对人类思维的理解。因为当事实与一个人业已形成的思维框架相冲突的时候，被扔掉的往往是事实，而不是框架。并且，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并非总是投给自身利益，而往往是依据情感认同和认知框架。共和党人经常赢得选举，这是因为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如何思考，并且制定了相应的隐喻和框架体系。

民主党的出路：“新启蒙主义”？

在《框架战争》（The Framing Wars， 2005）一文中，莱考夫指责了新自由派（neoliberals）和他们的“旧启蒙主义思想”，认为这是民主党人的软肋。新自由派认为，只要他们引用事实，并提供符合选民利益的方案，他们就可以赢得选举。一旦失败，他们就辩解说需要在迎合选民方面付出更多努力。莱考夫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神经科学显示并无所谓纯粹的事实，自我利益也并非总是选民的投票指导原则。为了扭转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不利局面，民主党人需要一种“新启蒙主义”思维，要利用神经科学和语言学的这些发现，提出易于被选民潜移默化接受的框架，而不是原始的事实。他们应当训练公众更少地思考个人利益，更多思考为他人服务。需要改变的不是民主党的纲领，而是选民，特别是他们的认知思维。

莱考夫提出，应当用神经自由主义（neuroliberalism）概念替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概念。他指出，选民的观点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自己形成的，所以他们应该被改变，而不是被遵从。政治家不应该“随选票而动，而应该利用选票去看如何引导公众舆论以适应自己的道德观”。由于劝说是机械性的，所以民主党人应该减少对事实的依赖，更多地依赖于意象、隐喻、事件框架等认知和语言手段，比如“把民主党人刻画成英雄，并且暗示共和党人是暴徒”。并且，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不是说一次就算完，要不断地说。当思想被不断地激活的时候，大脑也会发生改变”。

民主党人要和共和党人竞争的话，就必须接受隐喻在推理、认知以及创造框架过程中的作用，接受“新启蒙主义”的概念。莱考夫说，“（新启蒙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理性，它把意识看做是大部分情况下无意识、基于身体、情绪化、移情的、隐喻的和只有部分普适性的”。他指出，共和党人正在掀起一场文化战争，而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大脑；民主党人不能在对手的话语框架内与其抗争，而应该摆脱对手的隐喻和框架体系，重构自己的话语框架。相对共和党的严父型价值体系，民主党人应该构建起自己的慈母型话语框架，并使其根植于选民大脑。

按照莱考夫的说法，隐喻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从隐喻入手，对语言、思维、大脑的奥秘进行探索，并依此分析政治话语，会发现理解当代国际政治话语的新视角；更为重要的是，被操纵或许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