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好用的眼部精华液:张资平上书刘少奇

张资平上书刘少奇
　
--------------------------------------------------------------------------------□ 陈正卿 　　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多产恋爱小说而得名“三角大王”。他的作品尚佳者,对五四倡导自由恋爱不能讲毫无影响。身为创造社元老之一,也不能说全然无可评点。问题在他的情趣未能随时代而升华。更不堪的,是在日本侵华,国家大半壁江山沦陷,亿万同胞惨遭屠杀或颠沛流离期间,他认贼作父,充当了汉奸。他虽然仅充当了汪伪政府一个不伦不类的官——汪伪农矿部简任级技正(相当于司局级)。然而,张资平在汉奸文化宣传方面真也不遗余力,他不仅在日伪大上海广播电台演讲《欧战与兴亚建国运动》,并在他主编的《兴建》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汉奸文章。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组织“中日文化协会”时,他又被任为该协会出版部主任兼会刊《中日文化》主编。听他这副滥调,与他有旧的老朋友都愤怒痛斥。如郁达夫在南洋所撰《文人》中,即斥他:“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笔者于10余年前接触上海文教界几位老人时,提及当年张资平曾经上书刘少奇副主席事,还有幸于一位老人处,见到了张资平原函的复印件,并允转复赐藏。事情之原委说来话长,但对文史爱好者或添不少兴趣,为学界也留一份历史资料。解放后不思悔过,多次写信要求安排工作
　　日寇降服,群奸纷纷落网,也许是张资平这类二三流角色虽曾招摇过市,可实际上未受日汪器重,国民党上海肃奸时他却漏网了。但张并不安分,1946年春他敢以本名在《大众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胎动期的创造社》和《创造季刊时代的创造社》两篇回忆录。这就惹怒了一位爱国老人,曾和张资平有旧的“民主斗士”丘哲。丘哲又名晓芙,广东梅县松口乡人,丘是1906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建国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等职。1947年7月,一封由丘哲署名的举报信寄到南京司法部长谢冠生的案头。这就出现了1948年3月20日,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对张资平汉奸罪嫌公诉审判的一幕。可惜一直延捱至1949年5月解放大军兵临沪郊也未开庭。其缘由自然是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大小官员如鸟兽散,哪还顾得了这一场官司?5月27日,上海在欢迎解放军的欢呼声中迎来新生,张资平不知何故,似乎反松了一口气。
　　对于张资平这一心态表现的最好证明,是在1949年的6月间,正可谓新上海百废待兴的时刻,万分繁忙紧张的新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却一连接到了张资平的两封信。信中张以急切的口气要求照顾安排他的工作。对他多年来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竟一字不提。当然,他致函潘,是有一番算计的,潘是创造社同人,北伐时代也在汉口国民军总政治部共过事,应该讲是老熟人。而抗战时期,潘汉年出入虎穴战斗在上海租界“孤岛”,对张的汉奸嘴脸早嗤之以鼻,所以自然是弃之一旁,不给回音。张资平等不及了,以为潘暂时顾不上他,再寻其他人。7月间,他在报上看到也曾是农工民主党发起人之一,正任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长的季方驻在上海,便千方百计地找去了,荒唐地要求恢复他农工民主党党籍。刚直不阿的季方断然拒绝。张碰了一鼻子灰出来走了。随即,季方将这一情况通报到市政府,潘汉年本无暇问此事,现张倒逼上门来,便指示市府办公室复函,通知他先到所居地长宁区政府登记并出具悔过书,再统一安排些照顾性的工作。这样张资平便以张古梅为名给书局译了《追忆马克思》等书谋生。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东北人民政府高级人才招聘团到上海招人,他以张声为名应聘地矿学及外语教学两个专业,经初步笔试,通过并领取了盘缠等费用。当该团往长宁公安局政审时,才发现这一张声竟是张资平。负责该团招聘工作的东北局文化部长刘芝明,本就是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海“左联”老战士,马上电告在上海的人员:“这种人怎么可以上新中国的大学讲坛?”该团召他去谈话,批评他隐瞒真实身份,是不诚实的行为,并当场追缴了已领的路费。这下张才意识到那一阵轻松感只是错觉。
　　1951年秋,四面碰壁的张资平又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对以往有所检讨并恳求安排工作。得到的回音,是通知他向当地区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委员会登记。他知道这再一次证明上面对他并没有任何照顾的意思。可惜太无自知之明的张资平还不认真悔过。这就发生了张资平两次上书刘少奇副主席的事情。
　　
　　不满意工作安排,两次上书刘少奇
　　
　　1953年6月,他便又想到了上书刘少奇。他给中央人民政府发去了第一函。可惜这一函笔者未曾得见。而前一函通过政务院文教委也肯定转到了上海,所以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沈北乐找他谈了话,传达政务院文教委回复,建议他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袁翰青联系,是否承担翻译些科技类书稿,获得报酬补贴家用?同时,在了解他向区失业知识分子办公室登记后,参加区中学教师考笔试已及格,而在体格检查时又因高血压症未通过,便帮助他由区教育局介绍到私立振民补习初中去代课。这一情况由张的后一函中可了解到。张资平得这一答复后,的确也与袁翰青去信联系,袁为化学家,长年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执掌商务是为适应国家科学大发展需要,着重搞科教、科普书出版。他对张也有所知晓,张还一度在商务编译过科技书,袁很认真地给张复了信,建议他编译部分地质、岩矿类著作,稿酬也可略丰厚些。张却认为,这类著作编译耗时,一二年都不一定成一本书,最好商务每月能支他一笔稳定收入。商务认为无此先例,所以张勉强接受了《化工大全》一书编译。私立振民初中那边代课,他也是勉勉强强去了。然而仅隔了三五月,他又感觉不如意了,于是便再次上书刘少奇副主席。笔者谨将所见到这一当年留存件抄示于下,或有疏漏尚请明者赐教。 少奇副主席钧鉴:　　前奉函渎陈得蒙关注,曷胜铭感!今特呈致谢,并将平近来服务经过向钧座报告,尚乞俯察:
　　一、前奉到国务院文教委员会通知:赞成平继续编译地质、岩矿专门著作,可向商务印书馆袁翰青先生接洽,当可得到帮助,平极感文教委员会之盛意,但向商务印书馆接洽结果并未能成事实。盖平原意不望丰厚之稿酬,唯希每月有固定之收入,俾能安心著译。商务印书馆方面复函称,该馆向无此例,未便照行。故文教委员会盛意竟成画饼。平所编译脱稿期限至少一年,而一年中实难枵腹从事著译,必须等待送稿并经该馆决定后始能领得稿费,虽不致有索我于枯鱼之肆之叹,而若大旱之望云霓之情形至为惨苦。平原意欲请求钧座设法成全平之编译素志,按月有最低之生活补助,除非其它机关如高等教育部或地质部所属部门有此项编纂工作外,若限于商务印书馆则平所侧望者似绝无希望。
　　二、平在沪曾参加新教育学院第八期中学教员考试笔试及格,因血压过高未能参加学习,此次蒙钧座指令上海市人民政府照顾,经沈主任介绍由教育局准许平所希望在私立振民补习初中学校教课,平所以志望此校者,因该校校长系平友好,而仅有半日功课,愿意欲留半 日光阴从事编译。但自加入该校后,始知其内容不甚健全,幸有人民政府教育局常加督促,否则必流为极腐败之学店无已。今试为钧座略呈之。
　　该校经费全恃学生学费,故学生态度傲慢嚣张,姑举一二例为证明:1、学生在上课前下课后在办公室直出直入,教职员均隐忍敷衍,有些教员且拍肩提臂以示亲热,嬉笑程度似多逾轨;2、有二年丙女生竟向校方夸示其家庭为资产阶级,说:“我将二年级学费一起缴纳谅你欢迎吧。”又说:“你这位先生如此热心可值二百单位”;3、天色稍暗,三年乙学生开电灯,此回应该的。但嘴里却说:“我们是出了单位的。”令平教课时听见颇为难堪;4、试卷容许学生查阅,以示民主,在原则上固无可非议,但亦有流弊,则不难想象,而当教师者则全无威信可言矣;5、教导主任在学习时竞说:“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则未翻身”(当然是一种错觉,并非思想不健全);6、平为证明物理学光线在凹镜收敛,在凸镜散开,介绍公式P1 1/1+P2 1/2=51,学生竟谓补充材料过深表示不满。但据学校校长报告则教育局曾通知各校不可完全照课本念读,乃教育局派来的辅导员金某少不更事,也有买好学生倾向,令人大惑不解。而校方则将学生越轨行为一切全推在金某身上,故金某处境亦大不易。因有上述种种理由,平拟脱离此校,请求钧座指示本市华东师范大学或交通大学能否容纳。平担任若干功课,即当讲师亦可。至平所能胜任学科计有:一、岩矿学;二、自然地理;三、世界地理;四、光学;五、初年级有机、无机化学。因在大学担任自己所熟悉之专门学科,或可以分出时间来完成平之编译计划也。尚恳钧座同情原谅,平不得已再歌长铗并恕其冒昧潦草之罪,则幸甚感甚。专此。即致最高敬礼!
　　张资平(印)谨启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再者如上海大学无法容纳,希望教育局能调平至其他全日中学服务,三个月来服务,血压虽高,尚能支持。教育局如肯照顾,则派平加入住宅附近中校任课最盼。
　　张资平二次上书刘少奇,说明他欲望之强烈。张资平再次上书刘少奇,刘究竟有无批示?如何批示?现不得而知。但他确实将张资平函又转到了中央宣传部。中宣部于1954年1月13日又将张函转给了潘汉年,并致函称,张目前生活困难,要求调华师大或交大任职,再或由商务按月付一定的报酬,都均不适宜,是否还是就近找一教职,并在寒假期内能够解决。潘汉年又将此函交给曾和张谈过一次的沈北乐去办。沈于当年1月底的春节前去和张又见了一面。告诉张,去华师大、交大等高校都是不能考虑的,可以帮他再向市教育局反映一下。张也表示收回去高校的要求。沈向潘汇报得到同意后,又按潘的意思把情况转告了市文委和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派当时任局内副处长、后调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总编辑的李槐之去调查处理此事。李是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抗日老战士,对文艺及美术理论素有研究,张资平的情况自是了解。李先去了张所在的补习学校,学校说张的经济不算困难,他每月固定收入总有100余万元(即人民币新币100余元),其中学校代课35万元,译书稿酬、版税等也有60至70万元不等。妻子也已工作,只有两个小孩在读书。学校老师对他的评价不太好,上课时东拉西扯的。李将这一情况报告市府办公室后,又专门向分管市文委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报告了一次。姚对张很熟悉,听后当场指示,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他说经济有困难,对他们的政策是不能饿死人,可以说服学校再加他几节课嘛!要批评张的教学态度,其它问题不予理睬,尤其不能姑息。李随后就去找了张资平本人,据李老说,张还是蛮会轧苗头的,起先还是闪烁其辞地不肯承认自己教学上的问题,后听李是确实了解过,才说自己有不足。李说让学校加几节课他也接受了。情况汇总到潘汉年那里,潘表示同意,上海即以市文委名义于1954年9月间向中宣部汇报了上述情形。 　　病死劳改农场,人生和创作道路值得深思
　　
　　说到张资平多次上书的经济窘困,实际也与他落水时的那段生活相关。他在南京伪农矿部、伪中日友好协会任职,虽无什么实权,但还算高官厚禄,搭上了部里的一年轻女职员,见其清纯秀丽,便大摆名作家噱头,又是指导写作,又是引见名流,当年伪官场的空气是污浊透顶,一来二去,张便遂了非分之想。实际当年张已年近半百,早有妻室儿女。不长时日,那女士也连结珠胎,生下一对儿女。那张又是一个不知检点的文人,居然把他的婚外情生活写成了名为《新红A字》和《折柳》等小说,这不仅为其放浪形骸作“情种”辩解,还把日寇屠刀下的玄武湖畔描绘得歌舞升平,一派祥和。抗战胜利,张资平不人不鬼失去了正当职业,仅靠隐隐藏藏地写译文稿摆平两个家庭,自是争吵不休。该女士懊丧不已,抱怨日甚,以致她代张出庭,也说张:“复受妻女冷待,双重刺激,致感无限伤痛。”上海解放后,张与前、后妻及所生子女暂分开住,然后妻对他怨恨不减,张一再上书潘汉年直至刘少奇,即想获得一个正式的身份,使其有一有价值的“名份”。
　　就在张连连上书受挫已感无望时,1955年6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将他逮捕。指控他的罪行,还是他当年投敌叛国、充当汉奸的旧事。与国民党法庭“惩奸”起诉判决他相异的,当年定罪着重强调的是任伪职,这次则十分突出的指控他撰写大量汉奸文字,宣传日、德法西斯独裁、侵略思想的文化汉奸罪行。1958年9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20年。他入狱不久,与他同住的后妻也经判决弃他而去。1959年12月,他被押解到安徽一劳改农场后病死。至于张资平为何解放已六年后才被追究?这与当年“肃反”继续开展,毛泽东提出:“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指示有关。张资平终要为他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他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值得深思的。 
 
文章来自：全刊杂志赏析网(qkzz.net) 原文地址：http://qkzz.net/article/fe3e534c-08ac-40e7-8444-d5fea8e6f8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