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交不育:毛泽东评点唐朝的几封“上书”

毛泽东评点唐朝的几封“上书”

  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对马周上唐太宗书，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马周（６０１～６４８），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经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气之下，他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郁郁不得志的马周，想不到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机。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个武夫，不通经史，但又任务在身，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样样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为凭常何的才具是写不出这份“上书”的。常何倒也诚实，当唐太宗问起这件事时，他坦陈非其所能，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及谒见，与语甚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其在门下省当值。马周从此平步青云，很快跻身于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马周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朝散大夫、中书令、谏议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另兼任太子老师，可谓荣宠备至。常何因为发现人才，唐太宗赐帛３００匹以示奖励。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６３７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贾生即西汉的贾谊，其《治安策》曾被毛泽东评价为“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马周的这封“奇文”，直陈己见，不事虚饰，表达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奉劝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纵论历史，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存在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３个大圈，以示这８个字为其中要旨。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对马周上唐太宗书，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马周（６０１～６４８），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经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气之下，他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郁郁不得志的马周，想不到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机。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个武夫，不通经史，但又任务在身，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样样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为凭常何的才具是写不出这份“上书”的。常何倒也诚实，当唐太宗问起这件事时，他坦陈非其所能，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及谒见，与语甚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其在门下省当值。马周从此平步青云，很快跻身于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马周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朝散大夫、中书令、谏议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另兼任太子老师，可谓荣宠备至。常何因为发现人才，唐太宗赐帛３００匹以示奖励。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６３７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贾生即西汉的贾谊，其《治安策》曾被毛泽东评价为“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马周的这封“奇文”，直陈己见，不事虚饰，表达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奉劝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纵论历史，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存在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３个大圈，以示这８个字为其中要旨。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对于马周的这封“上书”，毛泽东在极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书”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此种说法“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锐减，但不至于减少到马周所说的十分之一，可见毛泽东读史是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

    在历史上，唐太宗以“从谏如流”而著称。对唐太宗，毛泽东一向深表佩服。他在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时，曾总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其中有两条便涉及虚心纳谏，即“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没有李世民便不可能有马周，毛泽东对此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点评朱敬则上武则天书，毛泽东赞赏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朱敬则（６３５～７０９），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门望族，“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曾受到过唐高宗李治的召见和赏识，但因被人谗毁而未得到擢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朱敬则先后担任正谏大夫、冬官侍郎等职务，并监修国史。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执政之初颇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内心惧惶，为巩固政权，命人于朝堂安置铜匦，广开告密之门，同时任用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酷吏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有鉴于此，朱敬则上书武则天，提出“绝告密罗织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辙，“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开创礼乐教化的新气象。

    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于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对于朱敬则的“上书”，他浓圈密画，仔细体悟，处处体现出赞赏之情。从该“上书”来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朱敬则援引秦、汉之得失，说明在政策上“因时权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国在李斯当政时期推行法家理论，致力于富国强兵，以至屠灭诸侯，统一宇内，在当时是必要而有效的。但是，这毕竟属于“救弊之术”，不可行之于久远。秦国却不改故辙，“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与之比较，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听从叔孙通、陆贾等儒生的建议，“开王道，谋帝图”，从而奠定了西汉２００多年的基业，此为“知变之善也”。因此，他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对上述引文，毛泽东均加了圈画，并由此联想到西汉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他看来，朱敬则的论述是对贾谊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二是朱敬则的“上书”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与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武则天的接受心理，体现了“顾全大局”、巧妙进谏的艺术，是个聪明人。朱敬则未必完全赞同武则天掌权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书”中却说当时置铜匦、开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武则天“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术”。在这番铺垫后，朱敬则方才强调：“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刍狗”乃无用之物，现今应该弃旧更新，转而实行宽恤之政。朱敬则以古论今，巧妙进谏，无怪乎武则天阅后“甚善之”。武则天个性极强，她所尊重的大臣只有狄仁杰等很少一些人，因此向她进谏并非易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当包括“聪明”这一层意思在内。因为毛泽东在读《明史》时曾说过：“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言下之意，进谏者选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于事与愿违。

    毛泽东认为朱敬则是历史家，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当还包括其他的原因。朱敬则曾经兼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有《十代兴亡论》。特别是他还写过为秦朝郡县制辩护的重要文章《五等论》，其中观点与毛泽东的历史观十分契合。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对这篇文章也有过多处圈画。

    所谓“五等”，指周代分封制下确立的“公、侯、伯、子、男”这５个爵位。在历史上，赞同周代分封制的大有其人，如东汉至曹魏时期的王朗、仲长统、曹冏，西晋的陆机，唐代的杜佑、崔湜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陆机的《五等论》。陆机认为秦朝短命，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郡县制，郡县官吏由中央委派，一旦君主有忧，没有宗室与共利害，“颠沛之衅，实由孤立”。而汉初之所以能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宗室的屏藩之力。后来发生“七国之乱”，乃因为汉朝大启侯王，对秦朝郡县制矫枉过正所致。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只有实行遵循旧典的分封制，才能上下同忧乐、共安危。即便分封制有弊端，也会发生以下犯上的侵弱陵夷之痛，但总比郡县之长强夺民肥，致使天下土崩瓦解要强得多。

    朱敬则却不赞同这些人的主张，他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较系统地为秦代郡县制辩护的人。在他看来，周代实行的分封制是建立在礼乐教化基础之上的，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道丧术兴，人们尚诈伪，贵攻战，“一旅之众，便欲称王；再战之雄，争来奉帝”，完全信奉兵强马壮者称帝的强者逻辑。所以秦朝废分封而行郡县制，“罢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闻二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故意“薄功臣而贱骨肉”。秦朝二世而亡，非亡于郡县制，而是亡于残暴无度。

    朱敬则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柳宗元产生过影响。柳宗元著《封建论》，极言分封制之不可取。他举例说，秦朝“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有叛将而无叛州”，这些都说明郡县制较分封制优越。毛泽东对朱敬则、柳宗元的观点深表赞同，认定“百代多行秦政治”，并奉劝郭沫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朱敬则、柳宗元都属于有深厚史识的历史家。

    朱敬则为官清正，珍惜贤才。当时的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遭人诬陷，行将处死，“诸宰相无敢言者”，唯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为这两人申冤鸣屈，说他们“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张最后免于一死，有赖于朱敬则的鼎力相助。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等奸臣媚权事贵，为武三思、苏味道等１８人绘《高士图》，想引诱朱敬则参与其事，但朱敬则“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若此”。公元７０６年，他受贬归乡，行李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逐一加了旁圈，流露出他对朱敬则的敬重之情。

  评点姚崇上唐玄宗书，毛泽东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６５０～７２１），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其父姚善意在贞观年间曾担任过都督一类的职务。姚崇早年应“下笔成章”举，文名远播，并五迁至夏官郎中。

    姚崇历事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等皇帝，堪称“四朝元老”，到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其功业达到鼎盛，成为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代名相。毛泽东对《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姚崇传》都读得十分仔细，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开元初年，唐玄宗务修德政，励精图治，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抓住皇帝锐于成事的心理，上书提出１０条意见，以皇帝能否接受作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职的条件。这１０条意见是：一、武后当政以来以峻法绳下，陛下能否做到“政先仁恕”？二、朝廷与吐蕃作战，兵败青海，至今未有悔意，陛下能否做到“不幸边功”？三、近来佞人触犯法网，皆因为受宠得解，陛下能否做到“法行自近”，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四、武后、韦后时期宦官干政，“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五、宗室贵戚、公卿方镇等纷纷纳贡于上，陛下能否做到除“租赋外一绝之”？六、外戚曾长期把持朝政，班序芜杂，臣希望以后“戚属不任台省”，行吗？七、先皇帝侮辱大臣，有失君臣之礼，陛下能对臣下“接之以礼”吗？八、燕钦融、韦月将等大臣以忠被罪，从此以后诤臣沮丧，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陛下同意吗？九、武后、中宗先后造福先寺、玉真观等，费资巨万，陛下能做到杜绝“佛、道营造”吗？十、西汉因为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外戚权臣乱天下，“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唐玄宗说：“朕能行之。”姚崇于是欣然赴命。

    姚崇所提上述１０条意见，总结了以往几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见相当尖锐。如他提到的燕钦融本是一代骨鲠忠义之士，只因上书唐中宗李显，指斥韦皇后干预国政而遭到“扑杀”。此事发生后群臣忧惧，朝堂上一片沉默。姚崇以此为鉴，直截了当地要求唐玄宗允许群臣“批逆鳞，犯忌讳”，颇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况味。好在当时唐玄宗初登大位，锐于成事，政治气候适宜，君臣之间达成了共识。所以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并赞扬：“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唐玄宗后来耽于享乐，折辱大臣，与前期判若两人。如监察御史周子谅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７３７年）上书忤旨，竟然在朝堂上被杖死，可见进谏的时机也很重要。

    唐朝“开元盛世”，姚崇与宋璟齐名。姚崇长于应变，以成天下之务，而宋璟则长于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次唐玄宗准备巡幸东都洛阳，恰在此时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庙朽坏了，宋璟认为这是上天降咎，皇帝不宜东行。但姚崇不这样看，他上书称太庙本是前秦时苻坚所建，距今有几百年了，朽坏很正常，不过“偶与行期相会”，因此不必顾虑。他说东都洛阳已作好准备，如果皇上取消行程，反倒“失信于天下”。旧庙既已毁坏，不堪修理，不如暂时将祖先灵位移于太极殿安置，再改建新庙以申诚敬。唐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毛泽东在比较了姚、宋的行事风格后，认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所谓“道同”，即对皇帝的忠心不贰。

   姚崇为相时不信鬼神，不畏灾异，相信人定胜天，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派。这一点犹为毛泽东所赞许，称其为唯物论者。开元四年（公元７１６年），山东发生蝗灾，官民不敢捕杀，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虫是天灾，只有修德方能禳除，如果以人力捕杀则为害更甚。姚崇为此事忧心如焚，上书唐玄宗，批评“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强调“事系安危，不可胶柱”。民以食为天，如果任凭蝗虫害稼，势必导致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他建议山东官民立即在晚上设火引蝗，边烧边埋，即便除之不尽，也胜于养以成灾。在他的大力督责下，山东官民灭蝗１０余万担，一场灭顶之灾得以化解。

    唐代盛行佛教，许多皇帝如武后、唐中宗，还有许多公主、外戚十分佞佛。到唐玄宗时，此风仍未衰减，朝野上下争先造寺庙，度人为僧尼。姚崇为此上书，提出“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他以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同泰寺，仍不免亡国殄家等事实为例，说明佞佛并不能消灾免祸。唐玄宗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将１．２万名伪滥僧人还俗。姚崇身体力行，告诫子孙“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什么抄经铸像一类行为，都是惑于凡僧的无知之举，非但无益，反倒损耗生人，甚至有因此而破业倾家者。古代社会，人们迷信神佛，像姚崇这样具有清醒头脑的人，可算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对姚崇的“上书”及诫子弟文作了多处圈画，并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唐宪宗时期，韩愈写下著名的《论佛骨表》上呈宪宗李纯，不遗余力地抨击佛教，结果被贬为潮州刺史。毛泽东发现了韩愈与姚崇之间的思想联系，认为韩愈的唯物论植根于８０多年前的姚崇。这也显现出毛泽东读书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功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转眼间，毛泽东离开人世业已３０余载。对其功过是非，人们各有评说，但无不承认其是一代历史家。他读《二十四史》，最喜欢读人物传记，而在人物传记中又特别留意包括“上书”在内的可靠文献，并给予独到的评说。这是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读书方法，也是一种政治家的历史记忆法。中国的《二十四史》，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经验教训既可以开示未来，同时也会带给人一些包袱。毛泽东饱读《二十四史》，受其影响当然也是多方面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拥有无上的权威，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万岁”的呼声一直不断，这是他晚年不断失误的根本原因。他经常援引古代君臣纳谏和上书的事例教育干部发扬民主，此种观念在现代社会是比较落后的，实质上是有些建议他接受了，但许多可贵的意见他非但未能采纳，反而给予批判和打击。因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建设民主政治，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胡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