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书邓小平重修陈独秀墓

发布: 2011-8-18 11:11 |  作者: 周海滨 |   来源: 《看历史》杂志八月刊 |  查看: 186次

《看历史》2011年8月刊 口述│陈长璞   整理│周海滨

陈独秀，被人称为“终身的反对派”：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反对“威权”的后果很严重，环顾他的一生，他创建“中国共产党”却被开除党籍，创刊《新青年》却被诬为“汉奸”，发起新文化却不得最终之“觉悟”，提倡新道德却因私生活被诟病，担当五四“总司令”却在凄苦中客死异乡。

2010年10月18日，安庆，陈独秀出生之地。

秋日里的安庆，已显示出萧瑟之气，与安徽南部其他城市不同的是，这个城市被人称为“10年没有变化”。这个安徽省的前省城、开风气之先的沿江重镇，如今只是作为一个三级城市，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同样淡出视野的还有陈独秀。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里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地位。

长期处于被贬斥地位的陈独秀，其当年生活的陈家老屋被拆毁在预料之中。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中华民国期间，哪个时代都没能让这个偏僻的陈家老屋安宁过。

安庆位于长江北侧，而陈家老屋离江边不远，如今老屋遗址已与陈家无关——被自来水厂改修成了篮球场。当地人说，原址上曾树碑将此处介绍为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故居，并没提及陈独秀。

陈家老屋旁残留有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当年的气度只剩下破落的气象，出门处便是一个公厕。据说，墙上曾经镶过“文物保护单位”的匾牌，住在文物保护单位里的几家住户当然不乐意，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陈长璞回忆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气度非凡。

2010年10月18日晚九点，在安庆迎宾馆，陈独秀孙女陈长璞来到酒店。她说对祖父的事情不想谈，谈父亲可以。这位安庆市文物局原副局长，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对祖父的一切显然还是采取谨慎的回避态度。第二天，我应约到她的住处拿到她撰写的《陈独秀生平传略》和《陈独秀墓的变迁始末》等资料。

陈长璞是陈松年的女儿，陈松年是陈独秀的三子，陈独秀晚年他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从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的他，1950年去窑厂做工人。1979年后，陈松年先后被安排为安庆市和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1990年，沉寂一生的陈松年去世。其子陈长琦、也是陈独秀的长孙，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女儿陈长璞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是家族中最了解爷爷陈独秀的人。陈长璞还有两个姐姐，分别为陈长玮、陈长玙。

陈长璞自从知道爷爷是陈独秀后，就有意搜集关于陈独秀的资料。“文革”初期，当陈松年得知女儿搜集陈独秀资料时，便暗中告诫女儿说：“你爷爷的事，是国家大事，自有国家来搞，你别插手！”陈长璞并没有听父亲的。她把收集到的资料藏在单位。

幸运的是，现在，无论是陈独秀的后人还是公众，对陈独秀的认识都不再狭隘了。在陈独秀墓边，总会莫名地多出一些鲜花，献花者不知是谁，但是他们对陈独秀有着发自内心的敬意。

■ 父亲陈松年迁墓

1938年7月2日，爷爷乘民权轮入川抵达重庆，来接的人很多，有高语罕、张恨水等人。十余天之前，父亲陈松年已经先期抵达重庆。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8月初，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同窗好友邓仲纯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岗鹤山坪石墙院。（据杨明兴回忆：“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徐特意去请上门的。我曾祖父杨鲁丞是光绪特科贡士，对经史有一定研究，还写了好几部书稿。国学大师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庆时，我曾祖父曾带着书稿到重庆请教，谁知章太炎随便翻了翻，竟批了‘杂乱无章’四个字，气得我曾祖父吐血，回江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仰慕陈独秀的大名，便去请他来石墙院，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但《陈独秀大传》作者任建树对此说法存疑，因为“陈独秀还要付房租”，“从100多封的信里，也从未提到整理杨著之事”。）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爷爷病逝。（1942年5月12日中午约12时，陈独秀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饮用半小杯后腹胀。蚕豆花泡茶水偏方是医生介绍的，据称喝了可治高血压。但陈独秀所用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成黑色，味道也不正。原来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晾晒了好几天才干，因此中毒。第二天清晨，陈独秀抱病写下“最后的政治意见”的最后一篇文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日，有朋友来访，午餐食用四季豆烧肉过量，夜不成寐，至午夜呕吐，吐后稍缓。至17日，头晕目眩、多次昏厥。第二天，陈独秀派人去找何之瑜和邓初，他们两人以及陈松年赶来探视。如此挨到23日，有江津的两位西医前来出诊，“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至此，陈独秀自知来日无多，至25日，他交代遗嘱。1942年5月27日中午，陈独秀陷入昏睡，强心针和平血压针均无效，至晚上9时40分，陈独秀逝世，终年64岁。潘兰珍、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玮和长玙、侄孙长文、何之瑜、包惠僧都围在了陈独秀的身旁。弥留之际，陈独秀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务求自立”。）对于这些详细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

父亲陈松年回忆说：“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在父亲的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她平时在家很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不愧是个工人出身。我们家人对她也很尊重，我们尊之为母，我儿辈呼她二奶奶。我祖母称她二娘子。”（1939年上半年，周恩来曾派朱蕴山去四川江津看望陈独秀，劝他到延安定居。陈独秀怅然道:中共的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还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不愿丧失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言论自由。（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

6月1日，爷爷的灵柩从距江津县三四十里外的鹤山坪，一直抬到县城大西门的外鼎山山麓桃花林邓氏康庄。安葬在康庄。墓地及安葬均由江津名绅邓蟾秋叔侄赞助，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碑文系先祖亲戚葛康俞书。

我们祖籍系安庆市怀宁县白泽湖乡沈家店陈家剖屋，爷爷出生在安庆市城北后营。遵爷爷遗嘱，父亲陈松年于1947年5月，将先祖灵柩启运至家乡，也于同年6月1日下葬，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碑文“先考陈公仲甫之墓”。

父亲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1947年2月（指农历二月——笔者注），我到江津办理运先父的灵柩，先雇了一只小木船，把灵柩运到重庆，再托重庆浙江会馆迁运。我在会馆办完了手续，最后要在灵柩上刻上先父的名字和接收人的姓名。我不敢在灵柩上刻‘陈独秀’三个字，怕在迁运途中引起麻烦，只好刻上先父科考的名字‘陈乾生’。先父灵柩运抵安庆后，我根据生母临终时的嘱咐，将先父、生母合冢于北郊叶家冲，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立了个碑，刻上‘陈乾生’的名字。”每年清明节，父亲都带着儿女去扫墓、祭祀。 

■ 我两次上书中央

第三次修墓是在1979年，这年10月7日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安徽省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批示，陈独秀墓可以家属的名义修一修，立块碑。1980年由安庆市文化局出资200元，简单地进行了修葺，请几位农民挑些土将坟抬高一些。在原碑不存的状况下重立了碑，碑文：“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并以先祖的四个儿子名字而立。碑文为安徽省书画院葛介屏书。（帅文洁在《百年潮》撰文：1980年冬，安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君等人与陈松年谈及陈独秀墓之事，相约一同到山上去寻看墓地。墓地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已成平地，前前后后杉木成林，无标记可寻，怎么也找不着。后来，在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叫朱雅盛的老农帮助下，他们找到地点并认出陈独秀的楠木棺材，才确认了墓地。老农还说，原来有块石碑，1958年被人挖去铺路了。）

这就是相隔33年后，陈独秀墓的第三次修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第四次大修是由于我们后代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其中一点就是关于墓地之事。邓小平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安庆市政府先后拨款2万元进行了修葺。碑文只有“陈独秀之墓”这五个字，由安徽省书画院张建生书。陈独秀墓园得到了重修和扩建，也竖立了“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寓意盖棺而论未定。

1994年又经国家文物局审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拟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第五次修墓也是因为我们后代及叶尚志先生先后上书中央，1998年曾庆红、李铁映对此做出批示。同年11月，中央办公厅督查局正局级督察员刘国能、羿福珍到安庆就批示办理情况进行专项督察。安徽省政府于1998年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努力，1999年底国家文物局及安庆市政府共计拨款130万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葺。由占地200平方米，扩大至1058平方米的二层墓台的墓地。碑文是集的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询的字。

2005年至2007年，在安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直接关注下，倡导市、县各级部门及党员捐助一千余万元，扩建了目前较为有规模的墓园，并竖立了先祖的铜像。

除第一次、第二次外，以后四次修建，我因为工作关系，都全程参与了。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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