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韩国人肉代购怎么挣钱:傅雷的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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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稿费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9月0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解放后,傅雷拒绝清华教职,成为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全家的生活都需依靠稿费收入。傅雷必须笔耕不辍,方能维持一家的用度。
□朵渔
1948年11月,战云密布,大上海处于动荡之中。对红色政权充满疑虑的知识分子们大多采取了逃避,或迁居香港、台湾,或远遁海外。埋首书斋的傅雷此时也心怀忐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书生听说苏北解放区已经开始斗地主、分田地后,就再也坐不住了,他卖了一些田地,又典当了位于吕班路的巴黎新村四号故居,携眷匆匆离开了上海。
全家生活依靠稿费收入
傅雷先是来到了昆明,全家在旅馆住了七个月后,仍觉不够安全,便于1949年6月乘飞机到了香港。来港后,傅雷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以供养全家,而自出逃以来,又糜费颇多,卖田典屋之资所剩无几,再加上中共通过陈叔通、马叙伦的暗中劝说,傅雷决定回去。1949年12月初,傅家从香港乘船,绕道台湾外围,经仁川,到天津登陆,在船上足足漂了十一个昼夜。
当时津沪铁路一票难求,在等待车票的时间里,傅雷赴京访友。清华大学的吴晗希望傅雷能到清华教法语,并请了双方的老朋友钱钟书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清华当时并没有这门课,再加上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仍愿回上海继续他的翻译工作,于是作罢,他同时也失去了一次成为“公家人”的机会。(见杨绛《忆傅雷》)12月20日,傅雷一家又乘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上海。
回到上海的傅雷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故居典当了,老家的田产也已所剩无几,诺大个上海,竟已无立足之地。他只好租了一栋位于江苏路284号弄5号的私人洋房,自己担负每月的房租。
1949年前,傅雷就是一个没有公职、没有单位的“自由民”,躲在书斋里,靠译述生活。但在1949之后,一个人没有“单位”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国家掌握几乎所有资源的大前提下,单位成为国家将资源分配到个人的工具。没有“单位”,自然也就没有薪水,没有福利保障,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傅敏(傅雷的二子)说“我父亲解放前的生活主要靠卖地的收入,解放后靠稿费收入”。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租用私人住房,他必须每月付出55.29元的房租,而这相当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月工资；此外,他还要供应两个孩子读书、学琴的费用,雇佣保姆的费用,而他的太太朱梅馥则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这意味着,傅雷必须笔耕不辍,方能维持一家的用度。一旦节外生枝或因身体原因而停顿下来,他的家庭就会陷入困顿。
傅雷的稿费标准为千字十一元
短短几年间,傅雷在他的“疾风迅雨楼”里译出了百数万字的世界文学经典。此时,他已将主攻方向放在风险较小的巴尔扎克身上。他必须尽量减少政治风险,以保证自己的译作能够顺利问世。
在我国,稿酬制度变化频繁。1910年,由著名学者严复倡议、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起草的《大清著作条例》颁布,稿酬、版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1949年后,一度延续了民国的出版制度,作家仍然属于高收入群体。从1953年起,开始废除“版税制”,而制订了“基本稿酬”加“印数定额”的付酬标准。1957年“反右”之后,“印数稿酬”被取消。自1966年6月起,发表和出版不再付酬,稿酬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一些收受过“巨额稿酬”的作家亦受到了批判。
傅雷作为译界的巨擘,其译文号称“傅译”,当时的稿酬“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傅雷1956年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
同时,其译述之巨,也堪称“模范”。据傅家保姆周菊娣回忆,傅雷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至12点半工作,下午2点至7点再次工作数小时,夜间看书至深夜,每周如此工作六天,周日用来写信。
傅雷翻译,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其座右铭,可谓严苛到极致。他曾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瑕,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因此,他总是不停地修改自己的译文,“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高老头》在抗战期间即已译毕,1951年他觉得不满意,又重译了一遍,到了1963年,他又做了第三次大的修改。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在解放前花了三年时间译毕后,到了五十年代初,觉得不太满意,竟将这部百二十万言的大著重译了一遍!
打为“右派”,译作出版困难
1957年8月,上海的报纸开始点名批判傅雷。1958年4月,在“反右补课”时,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终于落在了傅雷的头上。在当时,这顶政治大帽子足以压死人,他宣判了一个人从“人民”的队列中出列。一种幻灭感迅速包围了傅雷,他没有被“单位”收编,如今又被“人民”开除,成了一个彻底被拔根的人。
傅雷政治理想彻底幻灭了,他又躲进了书斋,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
1952年始,傅雷即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约,译述全归人文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酬,以保证他的生活。”(楼适夷语)1958年译出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后,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却迟迟未见出版。直到1978年9月,才作为遗译出版。丹纳的《艺术哲学》,至1959年5月译毕,花费近一年的时间,本是由人文社特约的书稿,王任叔为此还特意到上海面晤傅雷；但书稿译出后,出版又搁浅了。
图书不能出版,对于以稿费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傅雷来说,无异于断了生路。去信问,出版社建议傅雷,“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傅雷才恍然大悟,书不能出版,皆是因为自己头上的那顶“帽子”!但改名字的事情傅雷坚决不干,因为这也是他的底线——“右派”的帽子尚且有误,何况还要为此而改名!不改名,书就无法出版,压在出版社,直到1961年9月傅雷摘掉了头上的“帽子”,全书才于1963年1月出版发行。
1959年之后的两年里,是傅雷一家最困难的时期,此时不仅政治上深受迫害,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危机,再加上全国性的供应紧张,傅雷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开始饿肚子。
到了“文革”前夕,傅雷不仅身体衰弱得厉害,眼疾加重,无法工作,经济上也陷入困境。1964年,傅雷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后,于8月份改完誊清寄出,但该书直到1978年3月才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傅雷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的《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一生最后的译作,不料,此稿竟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能找到!
“文革”前的困惑与顾虑
1965年10月,“文革”逼近,傅雷已感受到肃杀的气氛。
他致信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石西民,如实反映了自己的忐忑和困惑。信中说,此前一年,他翻译的五十万字的《幻灭》三部曲一直未见出版,巴尔扎克剩下的作品与“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有抵触”,且在“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多”,他担心再翻译下去会出问题。信中还说:“按停止翻译作品,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亦可作为终身事业；所恨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即使撇开选题问题不谈,贱躯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即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即印数稿酬未取消时,以雷工作迟缓,每年亦不能收支相抵),种种条件,以后生活亦甚难维持。……而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
收到此信后的石西民已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他致电上海方面,要求对傅雷给予照顾。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文革”爆发了。
1966年6月3日,傅雷给儿子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封“家书”:“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我们在家也为之惊心动魄……愈写愈眼花……一切保重!”
◎朵渔,诗人、学者,著有《史间道》等,现居天津。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9月0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朵渔
1948年11月,战云密布,大上海处于动荡之中。对红色政权充满疑虑的知识分子们大多采取了逃避,或迁居香港、台湾,或远遁海外。埋首书斋的傅雷此时也心怀忐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书生听说苏北解放区已经开始斗地主、分田地后,就再也坐不住了,他卖了一些田地,又典当了位于吕班路的巴黎新村四号故居,携眷匆匆离开了上海。
全家生活依靠稿费收入
傅雷先是来到了昆明,全家在旅馆住了七个月后,仍觉不够安全,便于1949年6月乘飞机到了香港。来港后,傅雷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以供养全家,而自出逃以来,又糜费颇多,卖田典屋之资所剩无几,再加上中共通过陈叔通、马叙伦的暗中劝说,傅雷决定回去。1949年12月初,傅家从香港乘船,绕道台湾外围,经仁川,到天津登陆,在船上足足漂了十一个昼夜。
当时津沪铁路一票难求,在等待车票的时间里,傅雷赴京访友。清华大学的吴晗希望傅雷能到清华教法语,并请了双方的老朋友钱钟书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清华当时并没有这门课,再加上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仍愿回上海继续他的翻译工作,于是作罢,他同时也失去了一次成为“公家人”的机会。(见杨绛《忆傅雷》)12月20日,傅雷一家又乘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上海。
回到上海的傅雷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故居典当了,老家的田产也已所剩无几,诺大个上海,竟已无立足之地。他只好租了一栋位于江苏路284号弄5号的私人洋房,自己担负每月的房租。
1949年前,傅雷就是一个没有公职、没有单位的“自由民”,躲在书斋里,靠译述生活。但在1949之后,一个人没有“单位”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国家掌握几乎所有资源的大前提下,单位成为国家将资源分配到个人的工具。没有“单位”,自然也就没有薪水,没有福利保障,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傅敏(傅雷的二子)说“我父亲解放前的生活主要靠卖地的收入,解放后靠稿费收入”。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租用私人住房,他必须每月付出55.29元的房租,而这相当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月工资；此外,他还要供应两个孩子读书、学琴的费用,雇佣保姆的费用,而他的太太朱梅馥则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这意味着,傅雷必须笔耕不辍,方能维持一家的用度。一旦节外生枝或因身体原因而停顿下来,他的家庭就会陷入困顿。
傅雷的稿费标准为千字十一元
短短几年间,傅雷在他的“疾风迅雨楼”里译出了百数万字的世界文学经典。此时,他已将主攻方向放在风险较小的巴尔扎克身上。他必须尽量减少政治风险,以保证自己的译作能够顺利问世。
在我国,稿酬制度变化频繁。1910年,由著名学者严复倡议、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起草的《大清著作条例》颁布,稿酬、版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1949年后,一度延续了民国的出版制度,作家仍然属于高收入群体。从1953年起,开始废除“版税制”,而制订了“基本稿酬”加“印数定额”的付酬标准。1957年“反右”之后,“印数稿酬”被取消。自1966年6月起,发表和出版不再付酬,稿酬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一些收受过“巨额稿酬”的作家亦受到了批判。
傅雷作为译界的巨擘,其译文号称“傅译”,当时的稿酬“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傅雷1956年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
同时,其译述之巨,也堪称“模范”。据傅家保姆周菊娣回忆,傅雷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至12点半工作,下午2点至7点再次工作数小时,夜间看书至深夜,每周如此工作六天,周日用来写信。
傅雷翻译,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其座右铭,可谓严苛到极致。他曾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瑕,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因此,他总是不停地修改自己的译文,“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高老头》在抗战期间即已译毕,1951年他觉得不满意,又重译了一遍,到了1963年,他又做了第三次大的修改。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在解放前花了三年时间译毕后,到了五十年代初,觉得不太满意,竟将这部百二十万言的大著重译了一遍!
打为“右派”,译作出版困难
1957年8月,上海的报纸开始点名批判傅雷。1958年4月,在“反右补课”时,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终于落在了傅雷的头上。在当时,这顶政治大帽子足以压死人,他宣判了一个人从“人民”的队列中出列。一种幻灭感迅速包围了傅雷,他没有被“单位”收编,如今又被“人民”开除,成了一个彻底被拔根的人。
傅雷政治理想彻底幻灭了,他又躲进了书斋,闭门不出,埋头著述。在贫困和神经衰弱、关节炎、眼病等多种疾患的折磨中,译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幻灭》三部曲等多种著作。
1952年始,傅雷即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约,译述全归人文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酬,以保证他的生活。”(楼适夷语)1958年译出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后,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却迟迟未见出版。直到1978年9月,才作为遗译出版。丹纳的《艺术哲学》,至1959年5月译毕,花费近一年的时间,本是由人文社特约的书稿,王任叔为此还特意到上海面晤傅雷；但书稿译出后,出版又搁浅了。
图书不能出版,对于以稿费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傅雷来说,无异于断了生路。去信问,出版社建议傅雷,“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傅雷才恍然大悟,书不能出版,皆是因为自己头上的那顶“帽子”!但改名字的事情傅雷坚决不干,因为这也是他的底线——“右派”的帽子尚且有误,何况还要为此而改名!不改名,书就无法出版,压在出版社,直到1961年9月傅雷摘掉了头上的“帽子”,全书才于1963年1月出版发行。
1959年之后的两年里,是傅雷一家最困难的时期,此时不仅政治上深受迫害,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危机,再加上全国性的供应紧张,傅雷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开始饿肚子。
到了“文革”前夕,傅雷不仅身体衰弱得厉害,眼疾加重,无法工作,经济上也陷入困境。1964年,傅雷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后,于8月份改完誊清寄出,但该书直到1978年3月才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傅雷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的《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一生最后的译作,不料,此稿竟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能找到!
“文革”前的困惑与顾虑
1965年10月,“文革”逼近,傅雷已感受到肃杀的气氛。
他致信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石西民,如实反映了自己的忐忑和困惑。信中说,此前一年,他翻译的五十万字的《幻灭》三部曲一直未见出版,巴尔扎克剩下的作品与“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有抵触”,且在“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多”,他担心再翻译下去会出问题。信中还说:“按停止翻译作品,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亦可作为终身事业；所恨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即使撇开选题问题不谈,贱躯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即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即印数稿酬未取消时,以雷工作迟缓,每年亦不能收支相抵),种种条件,以后生活亦甚难维持。……而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
收到此信后的石西民已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他致电上海方面,要求对傅雷给予照顾。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文革”爆发了。
1966年6月3日,傅雷给儿子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封“家书”:“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我们在家也为之惊心动魄……愈写愈眼花……一切保重!”
◎朵渔,诗人、学者,著有《史间道》等,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