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歌曲大型舞蹈视频:社会道德沦丧其根源仍在公权力 【猫眼看人】

社会道德沦丧其根源仍在公权力

毛牧青/文

近来几起事件，让国人更加惊呼“社会道德已跌到冰点”。

我大概其将这些事件划为两类型：一类是所谓“郭美美事件”引发的人们对红十字会，乃至对整个官方半官方慈善机构“以募捐谋经商”的强烈质疑；一类是近期所谓“许云鹏”、“殷洪彬”因救人被诬事件，把原本就到底线的紧张人际关系，再次严酷地摆到人们面前。

我细观察后发现，这两类事件有个特点：“郭美美事件”的质疑目标，多指向官方即官场借特权的谋私，也就是说，是民对官的矛盾；而“许云鹏”、“殷洪彬”甚至追溯到早年的“彭宇”事件的质疑目标，多指向民间即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是民与民的矛盾。这两类事件所指本源，其实都是指向公权力即官方。“郭美美事件”直面官场很明显，不必详谈；“彭宇”、“许云鹏”、“殷洪彬”事件，表面看是民事诉讼纠纷，但实质仍是反映常年司法不公、行政不作为等体制弊端。这种弊端，必然造成对民间自发人性良知行为屡遭愚弄打击，最终引起强烈的愤怒抗争和无奈消极的回应。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社会的人群无非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俗点讲是官与民。管理者的有意无意乱发淫威和日常不作为，通常会造成被管理者的客观反弹，甚至是强烈的对弈。

如今这个社会很脆弱，脆弱的竟然连一个老人卡倒都无人敢扶，甚至引起全社会的集体感冒咳嗽，以致刚刚出现一近九旬老人倒地一个半小时、多人围观而无一人施救、最终导致老人窒息死亡的残酷现实。这说明我们社会中枢神经和肌体出了毛病。

“上梁不正下梁歪”，官无良必出“刁民”。先进的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但落后的意识却很容易滋生，关键看拿到社会形态大环境去审视。我曾在两年前写过一个《官无良则民“无良”》帖子（见链接：http://blog.bandao.cn/archive/19794/blogs-454255.aspx）。我在文中引用春秋时管仲与齐桓公一段对话来说明这种现象：“官场的腐败、社会的世风、道德的沦陷、法律的践踏……我们每天所接触的难道还需鄙人具体罗列例子证实么？不必了吧。官员可以不择手段为自己谋私利；商人可以无视信誉大搞假冒伪劣害人；文人可以丧失气节匍匐下作；百姓可以为生计被迫丢掉起码良知底线；……甚至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也沦落为假大空的蛊惑骗人，反而成为助长不良现象继续陷落的助燃剂。在这种混沌浮躁的环境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还会恪守道德良知党纪国法，傻了吧唧去遵循游戏规则做遵纪守法的正人君子呢？如果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完全可以得出一个难以接受的耸人结论：如今无良现象，已成国人自我生存抗争的主流倾向”。

显然制造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恰恰在管理者和体制身上。现实民间的某些冷酷无情，是公权力长期不检点不表率不作为影子在民众身上的反映，是官无良迫使民“无良”的必然。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学头，上行下效必成世风，好亦然坏也亦然。一个社会官民、民民矛盾冲突经久不治，最应该先从公权力的为人师表、为民服务形象和责任上查找。很难想象，在一个滥用权力发威、贪污腐化谋私、动辄强奸民意甚至堕落成人民的公敌面前，会真正带领一群凝聚力强、手法尊德的好群体。如此带路人，何以有说服力去教育和引导好群众？你还能有资格去过多谴责民风的堕落么？如果你觉得能，那叫厚颜无耻！

当然，几千年的专制体制思想禁锢、人口众多和特殊恶劣人文地理环境造就和旧传统势力旧的陋习的潜移默化侵蚀，国人也有自己的民族劣根。这种劣根，外加官场的横行暴戾，也必然会雪上加霜让这些无良沉渣泛起的，比如内耗、窝斗、恶争、冷漠、逃避等。或许人们会得出一种“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谁也别说谁”的看似客观定论。人性不是兽性，是人毕竟比动物有思维，人性也不会彻底泯灭。但屡遭权势冷漠法律不公打击的自然人性，难道还会自愿傻逼般，去继续坚守良知底线勇往直前去“见义勇为”做好事么？于是在恪守“好心不得好报”、“帮人反被诬，坏了名声还赔了银子”思维指导下，产生见死不救、见老不扶等的“退避三舍”唯恐躲之不及的消极成社会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社会民间的某些消极因素，通常也会推波助澜加剧这种溃堤的进速。倘若一个病态社会民众一盘散沙冷漠呆滞无怜悯同情心，证明这个社会的制度、管理、法治、教育、信仰、分配、道德等方面出了问题。一旦呈现普遍抵制“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可怕情景，说明这个社会已到了道德良知崩溃的边缘——即便你有良知道德不表示也无用，反倒证明这个社会在压抑起码的人性。

其实，就大多数人讲都是有良知爱心的，只是畸形时务造就了畏缩围观的怪胎假象。想必个体融入群体后冷漠的普遍态势下，有时也会“报应”到个体身上，因为你也是群体的一部分，很难保证未来你或你的家人不会遭遇同样的厄运。

人们常羡慕西方一些国家如北欧国家的社会和谐、国民文明、阳光人际、社保福利。这与那些国家的法治健全、经济发达、宗教信仰、平等博爱等有关。在这些国家，绝不会出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见死抢救”而屡遭“碰瓷受诬”现象的。什么根本原因所致，我不说大家也明白！

这些，的确值得国人深思！

著名德国法学思想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律不是针对善，而是针对恶而制定的。”而我们一些民与民的纠纷如“彭宇案”、“许云鹏案”等，在未调查出事实真相前，不应该过早做出按常理逻辑的推断，草率判决一件尤其带有普遍性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案子。一旦误判，很可能造成善者成了法律制裁的主角，恶者成了法律的维护者，其结果只能是“恶人继续行恶,善人放弃行善”与本旨善意大相径庭的负面结局，并极大挫伤了民间“趋善”的积极性。这种事后“挫伤”要想拨乱反正，将会付出N倍代价的，这个教训必须汲取。

有人认为民间抓住“郭美美事件”无休止纠缠，是“穷追猛打”在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人惊叹时下民间有股思潮借“许云鹏”、“殷洪彬”事件消极抵御“见义勇为”，是对司法机构的发难。这简直是本末倒置的误读。不错。民间的确有些非理性的喧嚣，但绝不是主流。实际上，通过现象看本质，一些貌似偏激的情绪，恰恰是公权力非理性造成的社会后遗症反馈。而大多激愤或无奈，凸显出民间与国家、权利与权力、执法与违法的不对称。相信一个睿智、成熟并理性的当权者，不会去计较这些表面的宣泄，而是看其背后的实质。这实质就是民间舆情对国家前途的焦虑感和对强权的愤懑感，是通过正常舆论渠道而无奈享受正常平等对话的“主动出击”发难，迫使公权力在强大舆论面前，不得不被动直面问题。这种颇具我国特色的民情“良性”涌动，是现今以互联网为主体的舆情与公权力“互动”的社会基础和争辩法宝。

顺便说一些个人对某些官媒的看法。

在近期一些事件尤其是民与民纠纷的案件中，我们一些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不良倾向。客观说，媒体从业人员大都是有良知和职业道德的，但在一个许多新闻遭禁闭情况下，其它取材新闻多倾向于民间“琐事”的报道和猎奇吸眼球“绯闻”上，这在现实特色下也无可厚非。但在报道一些民事纠纷中过多主观臆断、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的误导，往往会给一些原本客观的事件失实而变味，起到“群众斗群众”的副作用，反成一种社会不良倾向的助推器和鼓风机。这不好！

不说了。请看附后我的旧帖子，其余该说的早就说了。

 2010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