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解散食堂 河南农民磕响头“给周大人请安”

2011年09月07日 10:3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顾保孜

核心提示：总理一看，原来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他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走到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

本文摘自：《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共和国红镜头》，作者：顾保孜，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伯延的几天里，周恩来总是想法一个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视线，独自去串门。以前在中南海，身边总是跟着工作人员，他也不嫌受约束。可一到农村，也不知是回归大自然，还是他的天性返璞归真，外出时，周恩来总想争取“独立自由”，有时刚见他歪在椅边休息，转眼就不见了。大家好紧张，赶快分头去找。

我到底是记者出身，眼睛观察快，发现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烟囱冒烟，没准总理上那户去了？走近一看，总理果然在和人家谈话。原来，那时只让社员吃食堂，不让在家里做饭，住家的烟囱冒烟是不正常现象。冒烟那户的老人不认识总理，觉得他是干部，就递木凳给他坐，总理刚想坐，见有个姑娘刚下工回来，一把把凳子递给了那姑娘坐，还说：“你劳动了，你比我累。”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和主人一个在里，一个在外聊了起来。我一见，上前就是一个“咔嚓”。

周恩来冲我摆手：“别跟着我，你那个‘咔嚓’，把人家吓住了。”

我只好转到总理看不见的地方，等他再“行动”时上前抓拍。一会儿，周恩来随主人进了屋，见锅台冒热气，就揭开锅盖看看，屋里黑，他看不清，还以为烧的是水。他要走时，发现地上的榆树叶，马上预感到什么，又折回身，第二次揭开锅，用嘴吹吹热气，定睛一看，原来是榆树叶和粮的稀糊糊。总理轻轻放下锅盖，重重地叹了口气，出了门自言自语：“有了食堂还‘两头冒烟’，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

我跟在后面好笑，总理这次下农村，学了不少“民间文学”，刚才说“两头冒烟”就是当地百姓形容在食堂吃，又在家吃的人。平时在中南海，总理说话严肃、认真，很少与工作人员开玩笑。但在伯延，周恩来却像换了一个人，话多了，尽管他每天夜半三更才休息，精神却好得很。

我至今还记得总理和一个老农一段有趣的谈话，竟是那样坦诚直率，没有一点拘谨和顾忌：“你多大岁数了？”

老农答：“65岁啦，老了，不中用了。”

“属什么？”

“鸡。”

“比我大一岁。我属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甚？总理也有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入食堂？”家常一拉，总理马上就切人正题。

都是留过辫子的人，老农陡生亲切，说话也多了：“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还在家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点。那年头，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粮？这不，遭报应了不？要是不办食堂，种地的庄稼户谁能不省着点儿过？粮多少还会有点儿的，也不会饿成这德行！”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人多，不方便啊，没几天我也退了食堂。”总理感慨着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谁敢怎么样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周恩来苦笑了，万般苦衷只有他自己知道。到河北的前一段时间，中国乒乓健儿荣获多项世界冠军，总理非常高兴。他请小将们到中南海作客，中午中南海食堂供应的饭菜有限，总理就自己掏钱让工作人员去外头买回了一些食品。请几位运动员在家里吃了一顿午餐。

“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你是社会主义，我也是社会主义。唉，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

老农张开豁了牙的嘴乐呵呵地笑，“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总理也有疙瘩的时候，咱这点斗争算个甚？”

5月6日，这是周恩来在伯延的最后一天。临离开伯延的时候，他又召集社员开会，他要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当时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本该朝北走，因他的车子停在北村口，可群众却拥着他往南走，警卫人员拦都拦不住，总理一看，原来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他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走到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大家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磕头搞懵了，我这个“快手”也愣着不动弹了。还是周恩来反应快，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老乡，有话好好说……”边说边弯下腰要替老汉掸膝盖上的土，老汉拽住周恩来的衣袖，死也不肯。竟文绉绉地自责：“我失礼了，失礼了。”

如果不是县城有会议等着周恩来，他准备跟老汉好好聊聊，问他为什么会拦道磕头，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委屈？

周恩来上车后，还显得不安，就叫身边的秘书留下来：“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明天再来伯延。”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吃不饱，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就一早奔到伯延来，没想到总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还有什么苦好诉？他挤了半天，才挤到总理跟前，将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为两行热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的秘书找到老汉，还没问几句，老汉动气了，觉得这秘书好生不懂事，不知祖上礼节：“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那就对了。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这个礼了……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究礼节似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不像话！”

老汉气呼呼地好一顿责备年轻人不懂规矩。秘书一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老汉一番祖上礼节经，虽说像老古董，过了时，但是他爱总理的心却是淳朴自然的。

周恩来听秘书绘声绘色一描述，他也忍不住仰面大笑了起来。慢慢收住笑后，脸上却浮现了愧疚的神色。我以为总理会批评老汉这种封建礼仪的做法，可他什么也没说。

回到寝室，已是凌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周恩来却无法入眠，几天来的调查和思考，他觉得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下面的情况，不管以后他自己的处境会怎样？

凌晨3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挂通了电话。电话内容较长，简单归纳为四点：第一，食堂问题。社员愿意回家做饭。我已经搞了解散食堂的试点。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第三，群众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后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势所趋，毛泽东让了步，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陈云上来，首要问题是“退”。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不退无望，不退则亡。

七千人大会上，我抓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领袖群体”的照片。

当时我在大会上拍摄时，发现老是碰不到领导人在一起谈话的轻松场面，不是领导人就座的镜头就是挨个入场的镜头。我心里也知道，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领导人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甚至是随和的交往少了许多。但是我有个习惯，总是想拍一些公式化以外的镜头。这次会议虽然是纠正“左”倾错误，但是气氛还是显得有点儿紧张。我等了几天也没有遇见领导人在一起轻松的场面，以为这次拍不上了。没有想到，几天会后，大家从会议议题中得到了轻松的感觉，以往的不快阴影被毛主席的诚恳态度和中央下力气纠正错误的表现驱散。散会这一天，我突然发现毛泽东没有像以往快步离开会场，而是起身和身边的陈云说话，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围了过来……我立即几步冲刺到跟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上几张再说。

照片出来后，效果还不错，可能是领导人少有的一张轻松画面，所以，这张照片使用率极高，也比较著名。

七千人大会后，即1962年下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机。三年自然灾害也随之缓解，农民渐渐渡过灾难时期，又有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