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信招聘网最新招聘c1: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

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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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迅速增加。因为“反右倾”运动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干部群众都不敢讲话。但是，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终于站出来了。
　　
　　“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
　　
　　这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目睹农村现状，他们都想到了向毛泽东面陈实情。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催了一次又一次，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他们再三催请主席秘书约时间见，秘书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他俩坚定地说：“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又过了一段时间，主席秘书找到他们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毛泽荣说：“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随即拉着文东仙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见。
　　又过了几天，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讲话像打开闸门的坝水，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汇报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谁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市得(市得：湖南方言，意为没有——编者注)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王季范也附和道：“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了解他们，绝不会做假，绝不会撒谎。事实能不相信吗?他叹了口气说：“唉!华初(即毛华初，毛泽东的侄子——编者注)到哪里去了?从市听他在这里讲起这些事。”他接着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样分吃的?”毛泽荣答：“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又问：“老秤还是新秤?”文东仙答：“是新秤。”王季范说：“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毛泽东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
　　
　　毛泽东派三个调查组去农村，胡乔木率调查组到了毛的家乡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说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源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胡乔木率一个调查组去了湖南。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到毛的家乡湘潭韶山大队和湘乡大坪大队(毛泽东的外祖母家)调查。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叮嘱胡乔木：一定要了解到实际情况。
　　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于1961年3月下旬到达韶山，与湖南省委调查组共同组成中央、省委调查组。成员有王力、张超(团中央书记)、戴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萧云等。湖南省委派了毛华初(省委政策研究室)、鲁青(省委副秘书长)。张超、戴邦、鲁青驻大坪，其余人员驻韶山。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万得油水，市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克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为了进一步了解社员群众意见，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每个食堂去一个代表，会议由张超主持。开头谁也不开口，过了一阵，唐家老托生产队的文冬生、赵日升相继站起来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他俩发言后，会场十分活跃，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办公共食堂，起初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造成粮食大浪费。现在讲计划用粮，男的每天吃9两，女的吃7两，小孩吃5两，还要刮去一些，这样搞下去，人都会饿死。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
　　座谈会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当时认识尚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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