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血泪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期间，对中国劳动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和令人发指的迫害。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对我国沦陷区的经济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通过"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等殖民机构，垄断了我国东北的经济命脉和矿产资源。"七·七事变"后，日本当局于1938年11月制定了以搜寻"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的掠夺政策，通过设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等公司，控制了我国化北、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煤、铁、盐、水电、航运、交通、蚕丝和水产等事业。日本侵略者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对我国资源的掠夺，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日本对我国铁砂、生铁和煤炭的年掠夺量为例，铁砂由1939年的4，502，222吨，增加到1943年的10，654，325吨，增长了1．36倍；生铁由1939年868，458吨，增加到1943年的1，818，517吨，增长了1．09倍；煤炭由1938年的27，451，968吨，增加到1943年的50，075，141吨，增长了0．82倍。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掠夺我国资源的各项计划，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到处设立劳工管理机构和招募机构，以骗招、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每年从华北等地掳掠大批劳工，到东北等地以至日本国内，从事各种劳役。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和灾难。其受害之深，遭遇之惨，死难之多，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据伪满交通大臣揭露，仅在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就不下200万人。

劳工集中营

　　日本侵略者每年从华北各省骗招和或抓上百万劳工，都要通过车站或码头转运到东北等地和日本国内。因此，他人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开封、徐州、新乡、塘沽和青岛等城市遍设劳工收容所。这些收容所既是劳工转运站，又是日本法西斯残害中国劳工的集中营。

　　石家庄劳工训练所周围有三道电网，几条封锁沟和十几座炮楼，由日本兵严密把守。关在这里的劳工经常有几万人。劳工们一进到这里就失去了自由。平时不准随便讲话，大小便要统一行动，夜间睡觉、解手要经批准，吃饭要按口令动作，轻病号不给治疗，重病号被剥光衣服等死，有些人还要每星期输一次血给日本伤兵。许多人经不起这种折磨和摧残，很快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激起了劳工们的反抗，得到的却是更残酷的镇压。原石家庄训练所的幸存者、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老工人郭家德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兵集体屠杀劳工的罪行。一天晚上，他们几百名难友打死日本哨兵后，向门外猛冲，但由于日军戒备森严，大部分被追了回来。第二天日本鬼子将抓回的300多名难友押到操场准备进行集体屠杀。郭家德也被绑跪在其中。脱去上衣的日本兵一手提着大刀，一手拿着酒瓶子站在他们四周。一声令下，200多个人头滚落下来，鲜血很快染红了土地，又很快地凝固了。看着这灭绝人性的屠杀，郭家德心脏一阵紧缩之后，就昏过去了。这了许久，他才清醒过来。原来，这次被抓回的300多人并没有都杀死，而留下了100多人作为"陪绑"。屠杀后，鬼子把人头一个个割下来挂在四周电网的木桩上、大门口、厕所里、过道旁，甚至吃饭的地方。日本法西斯残暴到了何种地步！

　　塘沽劳工收容所是1943年设立的，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劳工转运站，每年有几十万劳工从这里转运出去。这个劳工营是五排铁顶大仓库。夏天晒得象蒸笼，冬天象个大冰窖。四周电网密布，壕沟纵横，日警、狼狗日夜巡逻。每个房子住500余人，屋里埋一口大缸解大小便，特别是到了夏季，窒内臭气熏天，蚊蝇逼人。最可怕的是夜间，不管蚊虫如何叮咬或拉肚子，不经过批准不准走动，以致弄得地上、铺板上到处都是大小便。由于环境恶劣，加上饥饿、挨打，传染病在劳工营中流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有好几辆马车专拉尸体，有的还一息尚存，也被拉去扔进了死人坑。曾由塘沽劳工营被劫到日本做过苦工的保定的刘文华、刘汉卿和北京通县的鲁德森等人揭露：劳工们在集中营中活不下去，便组织逃跑，结果又遭日本法西斯的屠杀。有个晚上，风雨交加，第五号宿舍木板墙被刮倒，劳工们趁势冲破电网，向田间公路猛跑，日本兵当场开枪打死19人，并将他们的尸体陈到在广场上示众！一次，八路军被俘人员组织难友逃跑，由于行动不够统一，被日本拴射死数十人，负伤的20名难友竟被日寇绑在电网上活活电死。另一次，有个20多岁的青年，逃跑后被抓了回来。日本兵将他的衣服剥光，反剪两手捆在一根木桩上，身上涂满沥青，两眼染成红色，放到烈日下曝晒。那个青年被晒得象油煎一般，但始终没有求饶，只是破口大骂日寇。约半天功夫，这个硬汉子就被折磨死了

　　青岛也是华北地区从海上将劳工运往东北和日本的一个大"转运站"。由这里转出的劳工一年比一年增多，最多时达到145，263人。大批待运劳工被押到青岛后，就被关在劳工集中营里。非人的待遇，疾病的折磨，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据当时一个劳工营的报告中记载：有一次该劳工营收容劳工1，160名，数日间即病死300名，尚有病者337名，其中重病号250名。

掳掠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劳工的掳掠，随着对沦陷区经济资源掠夺的升级而不断升级。开始是骗招，以后发展到骗招和强征并行，进而又骗招、强征和抓捕三管齐下，以实现其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骗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后，即设立了专门骗招和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天津设置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大东公司。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我国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在北京等地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等专门骗招和分配劳工的组织。这些机构，以欺骗宣传和招摇撞骗等手法，每年从华北、华中等地骗招几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到各地为日本人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3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8，571，329人。这些劳工被骗到工矿企业和施工现场以后，受到难以想象的奴役和折磨，许多人含恨死去。

　　强征： 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对我国经济掠夺的规模不断扩大，因而对劳工的数量要求也越来越多。但是华北各省由于劳工大量输出，劳动力日益减少，同时，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资源，也需要大批劳动力，加之日本人对劳工的残酷迫害，使广大农民不愿再去当劳工。这样，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单靠骗招一法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便使出了骗招与强征并行的手段。在东北地区，除继续由关内骗招劳工外，开始实行在本地搜刮劳力的劳务新体制。1942年2月颁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每年由需要劳工的部门提出申请，然后通过伪政权层层下达"摊派"指标，逐级驱使适龄的人到指定的单位或部门服劳役。据有关日本战犯供认，东北每年平均强征劳工约50万人，到1945年8月共达205万人。除强征民夫外，日本侵略者还假手伪"满洲国"政府于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达到20岁至23岁（后延长到30岁）的青年男子，不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三年服劳役共12个月，必要时还要延长。据当时伪满勤劳奉公部次长半田敏治著文称，到1945年勤奉队员已达50万人。在华北地区，日本人亦于1944年8月发布了《劳力紧急动员对策要纲》，将过去的"募集制"改为"强征制"，对各地劳工的掠夺，直接由各伪省、县长负责，实行军、政、会（新民会）、社队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掠夺体制，并规定凡17岁至40岁的男子均有服劳役三年的义务。据1943年日本《东亚新报》载称，当年头二个月华北劳工骗招仅完成计划的50%；11月份后，由于采用强行摊派办法，使劳工的征召率始达到年所需量的85%。日本侵略者运用强征手段搜刮劳力，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受奴役，而且造成许多人家因缺劳力而田地荒芜，经济负担加重，以至倾家荡产。

　　抓捕： 骗招和强征劳工，仍然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对劳力的需要，于是他们便在骗招和强征的同时，赤裸裸地采取了抓捕的手段。1941年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曾达成协议，要求各地军政机关采取各种手段搜抓劳力，并强调把抓捕劳工与"军事讨伐"、"治安肃正"结合起来，以满足东北等地对劳工的大量需要。自此以后，日军经常在城市集镇、交通要道，遍布岗哨或突然戒严，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们认为可当劳工的，便以"形迹可疑"为名掳去。日军还经常借"扫荡"之机，窜入我游击区和根据地，突然包围乡村、集镇，老百姓来不及逃走，就被当作"俘虏"抓走。日军还费尽心机，在华北铁路沿线城镇，三五天开一次群众大会，十天半月派一回戏班子下乡唱戏。许多开会的、看戏的青壮年，没等到终场，就被抓住送上了火车。据华北太行根据地不完全的统计，抗战八年中即被掳去488，000人。另据记载，1943年4月-6月，仅在沈阳、长春两市，四天中就抓了所谓"游民"10，562人。单4月23日在沈阳抓的3，576人中，就有847人是小商、小贩或人力车夫。在乱抓劳工的同时，日本人还在东北实行一种保安拘留制度，以可能"犯罪"和预防"犯罪"为借口，大肆逮捕无辜老百姓，分送到设置在各主要工矿区的"矫正辅导院"里，从事残酷的劳役。据有关战犯供认，从1943年建立该制度起到日本投降为止，共抓捕了3万余人。日本侵略者乱抓强掳劳工的结果，搞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除此而外，日本侵略者还把关内的被俘人员和所谓"政治犯"集中起来，作为"特殊工人"输送到东北等地做劳役。根据不完全统计算，仅东北一地这种劳工每年就有10万人左右。这些人一旦被送往东北，再也不可能返回家园了。

　　日本侵略者每年骗招、强征和抓捕大批劳工，主要是运往东北各地，其次是华北、绥蒙等区，还有一部分被劫往日本国内。据1942年1月26日日伪天津《庸报》载称，当年华北计划掳掠劳工200万人，其中分给东北150万，华北25万，绥蒙15万，日本10万。这些劳工被劫往各地后，主要从事工矿、建筑和交通业劳动以及修建军事设施等。据伪满资料，1941年以后，东北每年从关内和本地骗招与强抓劳工总数200万人以上。在这200多万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关东军的刺刀下担负沉重的劳役。当然最多的还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上，其中矿山最多，最高年达534，000人。 

掳掠记实

　　在掳掠劳工中，日本侵略者采取了许多毒辣手段，其中最野蛮、最残暴的是强捕乱抓。下面举驻山东日军的几次掳掠行动，以说明日本侵略军的暴虐无道。

　　1941年夏秋之际，驻山东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第59师团的前身）到博山以西地区捕捉农民充当劳工。这个旅团第44大队第3中队军曹大木仲治，以亲身经历揭露了这次掳掠的悲惨还必须形。大木说：这次行动是上级统一部署的，中队长池田交待的任务是"对当地老百姓一个不留都要抓走"。接着，他叙述了掳掠的经过及其罪恶行径。

　　那是午夜零时，第3中队从住地向吐丝口镇一带进发，黎明时到达一个2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队长命令各班开始抓搏行动。大木班分成三人一组，他和一个叫小川的老兵及另一个叫阿部的新兵为一组。到村子中部后，他们砸开了一家的大门。冲进屋里后，只见破炕上躺着一个皮包骨头的生病老人，一个抱着婴儿、约摸30岁的妇女站在老人身旁。这时小川两眼注视着那个妇女，现出淫乱的笑容，他便以只有老人和妇幼为借口，把大木和阿部支走了。大木和阿部闯进邻家后，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躲在房屋一角，便在房中搜查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就搜出一个40岁上下的男人，将其用绳子绑起，一边用脚踢，一边往外推。屋角那个妇女见此情形，急忙上前器着不放他们走，那人男孩也哭着抱住男人的腿。可大木却一面骂着，一面用沾满污泥的皮靴踢那个妇女的头，仍拖着那个男人往外走。那妇子见男人必定要被抓走，便立即跑回房中拿出一个粗布包塞到男人腰间。大木抢过来一看，见是掺杂杨柳叶做的煎饼，便摔在地上，并用脚乱踩、乱踢。然后便是把那个男人拖出了院子。那妇子悲痛欲绝的器声，在邻屋里仍可清晰听到。

　　大木同阿部出来后，看见刚才在邻屋里强奸妇女的小川，也绑着两个男人走过来，后面也有妇女在哭喊，但他根本不理。12时刚过，队长传出集合命令。单这个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抓了150人，其中还有老人和小孩。人员到齐后，日本兵便驱赶着被抓的农民往大队部走去。时值中午，太阳火辣辣的。那些被抓来的农民身上背着沉重的弹药箱，在日本兵的监视下，吃力地走着。特别是从早粒火未进，滴水未沾，全身的汗水已经流干，但日本兵仍逼着他们快走。他们中有的渴急了，见路边饮马桶里还有剩水，便争着喝了起来。可是那个叫小川的士兵却跑过来一脚将桶踢翻了。

　　在痛苦地跋涉中，有个被抓来的驼背老人，由于炎热、饥饿和折磨，晕倒在地上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坐到了地上。 走在队后的小队长跑过来吼道："快赶他们走！"于是日本兵有的用枪托打，有的用皮鞭踢，驱赶着大家走。那个老人走了几步又倒下了。小队长见状暴怒地骂道："这家伙故意捣乱！"又指着山路旁的断崖说："把这个家伙踢到山涧去！"就这样，这个无辜的老人被日本兵一脚踢下了悬崖！这时小队长还威胁大家说："你们看见了吧，不能走的就这样处理！"

　　日本兵打着被抓群众继续赶路。下午5时抵达龙磨角村大队部。大队将各中队送来的被抓农民共500人用卡车送往旅团司令部。由于车少人多，车上的人被挤得不住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在莱芜的旅团司令部，又将各大队抓来的农民共2，000人，用卡车送往泰安车站，然后用火车转运各地做苦工。

　　据日本华工殉难者名册编造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及原济南俘虏收容所所长难波博等人揭露，1942年4月，驻山东日军更把掳掠劳工作为所谓"讨伐"作战的目的之一，同杀烧淫掠并行。1942年底，在日军第12军发动的山东大包围作战中，采取所谓"狩兔战法"，将被包围村庄的18岁至45岁的男人，全部抓起押往青岛劳工收容所，关在一个大体育场和第一公园赛马场里。1944年秋，第59师团等部在益都、十字路（今莒南）和江苏炮台等地"扫荡"中，掳掠劳工680多名，并在十字路附近用机枪射死了40多名正在逃跑的群众，烧毁了数十户人家；在益都附近闯进一户新婚夫妇家中，将丈夫抓走，妻子紧跟不舍，又被日军刺死；在江苏炮台劫去民船13只，花生油225，000公斤。1945年春，他们进一步把掳掠劳工列为战果统计的主要内容，搞什么"战果比赛"，在临清、青城、蒙阴等地强抓劳工1，060名。

死亡工程

尸骨垒起的工程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在其占领区内尤其是东北地区，大肆修筑各种工程。他们在修建这些工程中，每年要从关内和当地骗招、强征几十万劳工，从事各种劳役。他们对广大劳工进行百般的奴役和迫害，导致大批的人死亡。尤其残忍的是，他们为了防止其阴谋败露，在一些工程完成之后，竟将大批劳工加以秘密杀害。 

血染建筑工地

　　日本侵略者为掠夺占领区的经济资源，不仅在各地大开矿山，而且到处大修土建工程。仅1944年和1945年，在我国东北地区从事土木建筑的劳工即达60-80万人，约占东北使役劳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这些建筑工地服苦役的劳工，同样受到非人的待遇，被折磨、残害致死者不计其数。吉林省吉林市丰满水电站是1937年秋开始动工兴建的。在修建这个庞大的建筑工程的过程中，先后共投入劳工达8万人。这些劳工都是从山东、河南、浙江、湖南、湖北和东北各地骗招而强抓来的。他们被劫来后，即被关在布有层层电网和铁丝网，并由日本宪兵、警察严密把守的工棚里。每天由日本人驱赶到工地从事繁重的劳动。日本人动不动就打人，特别是对那些因不甘忍受压迫而逃跑和触犯了他们的"规章制度"的劳工，除了施以皮鞭、棍棒以外，还处以各种刑罚，直至处死。由于日本人的残酷奴役和迫害，造成劳工大批死亡。一个当时曾在工地运过死尸的老工人讲，在那些劳工住的工棚里，天天有人死去，有一天早上，他用爬犁一次就拉走了26具尸体。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37年到1941年五年间，该电站工地冻死、饿死、病死和被打死以及劳动中死亡的劳工，即达15，000多人，其中还不包括在砂场、采石场死亡的人数。这些死亡劳工的尸体，都被扔进了丰满东山三条长100多米、宽六米、深四米多的大沟里。

　　1938年，日本侵略者为加紧掠夺我国东北的资源，开始在辽宁省宽甸县长甸乡拉古哨兴建水丰发电站。在工地上做苦工的经常有4-5万劳工，他们大多数是从各地骗招和强抓来的中国人，也有部分朝鲜人。由于日本人的残酷奴役和迫害，每天总有几十人死亡。在历时八年的修建工程中，总共有2万多中国劳工和近1万朝鲜劳工被夺去了生命。曾在拉古哨电站日寇罪行展览馆工作过的夏凤菊、何传文等人揭露：日本鬼子在修建水丰电站过程中，随意打骂、摧残和虐杀劳工。干活慢了打，病了不上工打，逃跑抓到捆住打，动不动往死里打。一次，有个劳工由于劳累过度，腰酸腿疼，实在支持不住，就被活活打死，扔到江里。有一回，劳工刘生友因拉肚子多上了几次厕所，就说他偷赖，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两天以后就死去了。还有一次，有个劳工提了点意见，就被视为"犯法"，被当作"杀一儆百"的靶子，给活活地吊死了。1972年在拉古哨发掘出的几百具劳工尸骨中，发现有六具尸骨是用铁丝串在一起的；有五具尸骨牙齿全部被打掉；有三具尸骨的手被铁丝捆着；有一具尸骨从脖子到脚，周身缠满了铁丝；有一具尸骨的肋骨间，扎着一把匕首。此外，还有一些带着脚镣手铐的尸骨。很显然，这些人都是在活着的时候被用极刑处死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残暴到了何种程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把满洲作为侵略中国内地的基地，同时为了进攻苏联，把同苏联国境接近的北满和东满所谓"北边地方"，规定为三线部署的、综合性的大军事基地地区。其三线部署是：第一线为军事工事和军用道路。从珲春县起到漠河之间，沿苏联国境线，针对苏联的有关军事设施作对应部署，修筑地下工事，并用军用道路把它们联结起来。第二线为军事基地和特殊道路。在第一线部署后面的各要点修建军事基地，包括军人宿舍、指挥机关、航空基地、军用仓库等，并用特殊道路把各要点联系起来。第三线为日本开拓团的基地和移民道路，与第二线作犬牙交错的配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假借伪满政权的名义，制订了一项所谓三年"北边振兴计划"，并把它作为伪满三大国策之一。在东北边境关东军进驻地区，包括延吉、珲春、东宁、绥芬河、富锦、密山、虎林、牡丹江、佳木斯、黑河、孙吴、北安、海拉尔、满洲里等地，大肆修筑军用铁路、公路等军事工程。日本侵略者于1939年秋开始执行这一计划，预定到1942年底三年内全部完成。为此，他们每年从关内和东北各地抓来几十万劳工，由关东军工兵部队直接指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强制性的劳动。工程完工后，日本侵略者唯恐泄漏军事工程的秘密，竟灭绝人性地将成千上万的劳工一批一批地杀害了。据不完全统计，仅七项军事工程，就秘密杀害了中国劳工近3万人。

　　黑龙江省《呼玛县志》记载，日本侵略者为了进攻苏联并防御苏联反击，在国境沿线的山隘要地，到处大修营垒工事和联结这些据点的军用公路和军事基地。劳工都是从我国各地抓来的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这些劳工有的被赶去修军用公路，有的修秘密阵地，有的修地下仓库，有的修特务机关、地下监狱，有的修地下杀人水道。当时仅参加修筑从呼玛经过桦皮窑通往黑河的军用公路的，就有几千名劳工。劳工们到了这些地方就象进了死牢一样，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完全与外界隔绝。在工地上，日本兵专设哨卡监视，严密看守，以防劳工逃跑，劳工患病，无医无药，只有在呻吟中死去。有的病人还未死去，就被活活抛进了山谷。尤其恶毒的是，当一些工程完成之后，日本当局竟杀人灭口，将劳工统统杀掉。如在漠河县栖林集修筑军事秘密阵地的劳工和呼玛县河南屯修建盘旋地道和军事暗堡的劳工，都随着工程的完工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象这样的事何止一个呼玛县。我们再来看看黑龙江省爱珲县的情况。据《爱珲县志》记载，在日本关东军占领期间，曾从关内和南满一带抓来大批劳工，在西岗子、神武屯、山神府、稗子沟、纳金口子、金水等地，修筑永久性军事工程，其中西岗子和山神府投放的人力、物力最多。仅西岗子南山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山洞，纵横交错连绵数十里。还在金水、山神府修建了两处军用机场。日本侵略军对待劳工就象使役的牲口一样。劳工们衣不遮体，食不饱肚，还要一天干十几小时的活。由于冻、饿，再加上过度的劳累，造成大批劳工死亡。而且在一些工程完成后，竟以枪杀和毒死等手段，将劳工全中杀害。地处东北内地的辽宁省台安县也不例外。据《台安县志》记载，1941年日本侵略者从台安县强征劳工1，372人，到军事工程中去服苦役，被折磨致残、致死的达800多人。1942年，该县又有1，6000多人被抓到黑龙江免渡河给日军修工事，死去700多人。不少人都是示咽气就被喂狼狗或活埋的。

　　至于一项工程完成之后的集体屠杀也屡见不鲜。如：1936年到1939年间，关东军在修建哈尔滨平房秘密细菌实验工厂中，前后共投入劳工达3万人之多。当细菌研究中心四方楼主体工程完工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掩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遂将3，000多名中国劳工统统秘密杀害了。1942年日军在哈尔滨近郊修建了一个面积为五平方公里的飞机仓库，参加这一工程建筑的劳工，在工程完工后大批被活埋。有几个逃离现场的劳工谈及当时活埋情形时泣不成声。1944年日国在内蒙王爷庙（今乌兰浩特）附近的兴安岭"筑城工程"中，从各地抓去5，000多名劳工，筑城完工之后，全部被日军杀害。

　　日本侵略者为适应扩大战争和殖民统治的需要，不仅在东北边境大修各种秘密工程，而且在关内一些城市和沿海要地大搞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肆意残杀被奴役的我国劳工。1936年和1937年间天津所发生的海河浮尸案件，就是突出的一例。

　　 "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把天津变成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哨基地，在天津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他们大力修筑用来扩大侵华战争的各种军事设施，如：机场、兵营、国用仓库、军事联络网和军事指挥所等。为了修建这些军事设施，他们强迫天津大批工人和市民，从事各种沉重的劳役。非人的生活，超时的劳动，残酷的折磨和虐待，不知夺去了多少劳动者的生命。更有甚者，在这些军事设施竣工以后，他们唯恐泄漏秘密，遂成批地将参加施工的中国工人和市民加以杀害，弃尸海河，或者沉入海河淹死。

　　据1937年4、5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报道："津市大直沽闸口海河内，去年四月陆续发现大批浮尸，至六月初止，两月期间共达三百余具。""本市自上月中旬起，迄今不足三星期，又发现七十余具之多。"经地方官厅检验，"全为生前水淹身死，年岁在三四十岁，十之八九赤体"，而且"大多数皆似普通壮丁"，"体格粗健，貌似农工"，"系四五日内淹毙者。""此项浮尸，多由上游漂来"。等等。

　　与海河浮尸相类似的案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在山东地区，日军曾于1945年6月强迫数以十万计的居民和战俘，到济南、张夏、海阳、青岛等地区，参加修筑据点式半永久性工事。在施工过程中，劳工们受尽虐待和折磨，许多人惨遭杀害。特别是在一些秘密工程完工后，有部分人竟被杀害灭口。在安徽淮南，日本侵略者为镇压矿工和进步群众，在矿区专门修了两个地下水牢，一个在矿南门里，一个在大兵营的一座碉堡下面。修建水牢的18名瓦工是从蚌埠抓来的。水牢建成以后，此后他们还将敢于反抗的工人和所谓"共党嫌疑犯"260多人装进麻布口袋，用船运至淮河中心，一一沉入河底。在日本统治区的上海，也曾发现把工人骗到日军占领的海外岛屿去修军事工程，许多人被杀害。

人肉开采 
　　日本侵略者在其"人肉开采"政策的支配下，拼命榨取矿工的血汗。被折磨致"病"是广大矿工的一大灾祸。工人们一旦染上疾病，日本侵略者就认为没什么油水可"榨"了，便象废物一样给处理掉。淮南煤矿老工人赵扬全揭露：1942年瘟疫在淮南九龙岗矿流行，日本鬼子见染这种病的人没用了，便到处查收，一旦查到就抬到"万人坑"去埋掉。一个叫张老成的工人得病后，就是这样被扔进"万人坑"的。赵扬全揭露，那年从河南来的660人，有659人得了这种病，不论死与没死，全部被丢进了"万人坑"。在辽宁阜新煤矿，日本监工对待病工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把已死和未咽气的人，先推进"死人仓库"，然后集中抛进"万人坑"。1942年的一天，矿工任长胜病势加重，日本人就叫人将任长胜堆进了"死人仓库"。在那里，任同死尸陪伴了三天三夜，幸得一亲友搭救，才免于难。在抚顺煤矿还发生过这样的事：1943年4、5月间，在该矿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工棚里流行霍乱病，有几十名工人病死。日本人便将这一地区封锁起来，并命令万达屋诊所的日本医师，给10名病者注射毒针，将他们毒死！

　　日本侵略者对死人也不放过，鸡西煤矿卖人油丸子的罪恶行径就是一例。由于日本侵略者敲骨吸髓的压榨，矿工死亡越来越多，"万人坑"里盛不下了，该矿于1941年先后修建了五座"炼人炉"。单中暖一座"炼人炉"到1945年的三年多中，就焚烧尸体4，000多具。炼人时，将尸体放到煤溜子铁板上，由小铁轨滑入炉膛；以煤为燃料，两小时可炼化；人油顺着溜子槽流出，滴入专用的桶中。然后，用人油炸丸子卖给不知内情的工人吃。为了多出人油，这些家伙还将"瘦"的尸首送"万人坑"，"胖"的尸首上"炼人炉"焚炼。对一些还未断气的工人，他们竟暗下毒手，先用斧子砍死了再炼。

制造一起又一起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掠夺我国的地下宝藏中，只顾乱挖乱采，不管工人死活，以致工伤事故经常不断，熏死、砸死、淹死、憋死人的惨案层出不穷。仅抚顺煤矿在日本人占领的头13年中，就发生事故3万多起。以后事故有增无减，伤亡更加严重，仅1939年全矿事故伤亡即达10，190人，平均每七个工人，就有一名伤亡。大同煤矿1939年在一次井下水淹事故中，2，000余工人仅逃出六七人。本溪煤矿1943年矿井发生大爆炸，一次就死亡矿工1，800多人。最可恨的是，在事故发生后，日本侵略者不是抢救受灾工人，而是残忍地将井口封住，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案。1940年初，河北井陉煤矿发生瓦解斯大爆炸，由于日本矿长命令封闭井口，导致1，200多名工人葬身火海。

　　据井陉矿史记载，在这次灾祸发生之前一二天，矿工们根据许多征候判定快要出事了，并不止一次告诉日本监工，他们根本不理。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夜，井陉横西矿一场空前未有的大火发生了。当大火翻着浓烟，顺着巷道的风势，滚滚扑向各段小巷的时候，日本矿长首先关心的不是工人，而是骡子（该矿为横井，以骡运煤），他边骂边命令工头提着鞭子、戴上防毒面具进井救骡子。瓦斯的浓烟越来越大，很快向各巷道蔓延。这时，日本矿长又命令立即用泥沙封闭巷道，以阻止火势蔓延。在那浓烟烈火中，有许多矿工正挣扎着向外爬，并呼喊："这儿还有人哩！"可是狠心的日本人哪管这些。老工人耿老秋刚刚爬出巷道，却被拦住要他去挡封口。忠厚的耿老秋哪肯忍心把阶级兄弟活活地封闭在巷道里呢！他不顾一切的向浓烟滚滚的巷道冲去。但就在这时，狠心的日本鬼子竟举起刺刀，将耿老秋捅死了。就这样，工人们一个个被烧死在矿井中。

　　原淮南九龙岗矿工人赵扬全在井下三次死里逃生的事实，更说明井下矿工遭遇的悲惨。赵扬全27岁那年被骗到日本人霸占的淮南九龙岗煤矿当矿工。在阴森腥臭的矿井下，连起码的通风设施也没有。一次，他在5号井刨煤时，被瓦斯熏得昏了过去，幸亏被一位运输工人发现，才把他拉到通风口救活了。不久，又分他到老13槽二道半去用穿枪捣煤，突然在顶冒落下来，要不是他躲得快，就被砸死了。后来，他再被派到西小井老13槽干活。一天洞子里突然着火，火顺风势沿巷道蔓延。他的衣服全着了火，脊背被烧伤了，但仍挣扎着从火区往外爬。不巧又被煤气熏昏在里边。后来拉尸队把他当作死人拖出，扔进了小南山"万人坑"。他妻子闻讯后，立即赶到"万人坑"来认尸首。因为到地面后呼吸了新鲜空气，他也渐渐苏醒过来。于是妻子将他从"万人坑"里背了回去。这是他第三次死里逃生。

凶残的杀人游戏

　　日本侵略者视我国劳工的生命如草芥，稍不如意就摧残和枪杀，有时甚至以杀人取乐。黑龙江乌拉嘎金矿老工人高化民、徐元凤揭露说：1943年，乌拉嘎金矿采矿点被封后，日本人将工人押到哈达密河去修水坝。保南村的工人由日本警备队的军曹木村押着往鹤岗走。当行至四道木营时，艾顺等三名老工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向木村要求休息一会再走。木村说："哪个的走不动，歇歇的可以的。"艾顺等三人刚迈出队，木村突然连开三枪，无端地把他们打死了。

十九层地狱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经济资源的掠夺，莫过于对我国矿产资源的掠夺；他们对我国劳工的奴役和迫害，也莫过于对矿工的奴役和迫害。正象一首旧矿山歌谣所唱的："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底下是矿工。"日本侵略者在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中，实行一种惨无人道的要煤不要人，以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视广大矿工的生命如草芥。他们不管井下安全，致使冒顶、片帮、水淹、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断，造成大批矿工伤亡；他们不顾工人的死活，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超时、过量的劳动，造成疾病流行，成批的工人被折磨致死。死了之后就被扔进矿山附近的山沟里；有些人还未死掉，也被活活地抛入乱石坑。这样久而久之，便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土地上形成了许许多多残这中国劳工的"万人坑"。不只是矿山，凡是日本侵略者使用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大都有这种"万人坑"。目前，全国现已发现这种"万人坑"80处，死难同胞达70万人以上。"万人坑"是日本军主义侵略我国，疯狂掠夺我国的经济资源，残害我国劳工的历史见证！

　　日本侵略者在统治东北期间，霸占大小煤矿40余处，还有铁矿、金矿、镁矿、油页岩矿，等等。从1932年到1944年间，他们从这些矿山中掠走煤油2，300多万吨，生铁1，100多万吨，钢580多万吨，石油100多万吨。伴随掠夺矿产资源而来的，就是对劳工令人发指的奴役和虐杀，制造了许多残害劳工的"万人坑"。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有"万人坑"59处，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矿工的尸骨。如抚顺煤矿，从1906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从该矿掠夺优质煤两亿多吨，留下"万人坑"30余个，残害矿工近30万人，平均每天有21具中国人的尸体被抛进"万人坑"，每抢走700吨煤，就有一个中国矿工被夺去生命。又如阜新煤矿，在日本人统治14年间，掠夺优质煤2，600多万吨，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13万，平均每抢走200吨煤，就留下一具中国矿工的尸体。再如鸡西煤矿，日本人在占领该矿期间，制造了七处"万人坑"，修建了五座炼人炉，有10万左右受害矿工被扔进"万人坑"或被化为灰烬。

　　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沦陷区，日本侵略者通过"军队管理"和"委托经营"等手段，几乎霸占了所有的工矿企业。他们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劳工的残酷迫害，欠下了一笔笔血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万人坑"。仅在大同、龙烟、塘沽、淮南、连云港和海南岛等地，就发现有"万人坑"20余处，遭难同胞10数万。如日本人侵占大同煤矿八年，掠夺优质煤1，400多万吨，留下了14处"万人坑"和6万多矿工的尸骨，平均每抢走230多吨煤，就有一个矿工被夺去生命！

　　在吉林省辽源矿区太信煤矿的西南方，有个名叫"方家坟"的墓地，它便是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西安煤矿（辽源煤矿前身）期间，所遗留下来的六个"万人坑"中最大的一个。在这里，尸骨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在一处大约200多平方米的地方，竟埋着三排矿工的尸骨，共179具！这些尸骨挨着肩，腿压着腿，形状多样：有的歪着头，蜷着腿；有的双腿被丝捆绑着；有的头部、臂上、腿上，残留着深深的刀斧砍伤的痕迹；还有的骨盆已经变黑，表明死者生前受过电刑。据幸存的老工人说，这些死难者不是累死、饿死、病死的，就是不甘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压榨而进行反抗，或是企图逃跑被抓回来，给折磨死的；其中很多人还没断气，就被拖到这里活埋了。

　　在山丘的西坡，有一座炼人炉的旧址，至今在土皮下面还可以看到一层厚厚的骨灰和烧焦的骨渣。据老工人回忆，方家柜"万人坑"是1941年开始埋人的，一年零八个月就填满了。人那以后，就在这里修了炼人炉。成千上万的尸体，甚至还未咽气的活人，都被拖到这里烧成了灰烬。

　　方家柜究竟有多少矿工被夺去了生命，这笔血债现已无法精确计算。不过从已发现的旧西安煤矿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至少有万人以上在这里断送了性命。

　　辽源煤矿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关东军霸占的。1934年起归日本"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投资经营，并改名为"西安矿业所"，下设太信、富国、大城和东城四个"采炭所"。日本侵略者占领该矿后，建立了各种机构和组织，对工人实行法西斯统治。以大柜封建把头管制矿工，就是其中最毒辣的一种手段和措施。在当时西安煤矿里，象这样的大柜就有17个，方家柜就是其中较大的一个，也是最狠毒的一个。

　　方家柜的矿工大部分是从关内骗招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当地抓来的。不管是怎么来的，一旦走进方家柜，就等于步入了人间地狱。这里国周围着两道铁丝网，中间还夹着一道高压电网，最里面又是一道一丈多高的土墙。包围圈的要道口，设立了七道门岗，并配有专人把守，只准矿工进，不准矿工出。在这里，工人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矿工们一天的生活是很悲惨的。每天早上三点半钟就被吼醒了。大家慌忙地揭开身上的破棉被或麻袋片，有气无力地爬下炕来。动作稍慢了一点的人，日本监工的皮鞭就落到他们的头上。早饭菜一桶发了霉的半生不熟的高梁米饭。有碗的就盛上一碗，没碗的就用柳条帽盛，或用手一把把抓着吃。吃完扒在门前河沟里喝两口污水，就被赶着上工了。大家赤着脚，只有走到了井口才能穿上头天下班时脱下来的破胶鞋，开始一天的沉重劳动。井下，昏暗的灯光，照着低矮的巷道。遍地积水泡着腐朽了的矿柱，散发出发霉的气息。井里巷道通风不好，空气稀薄弱，人一下去就憋得喘不过气来。有些人晕了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采煤掌子里没有安全设备，随时都可能塌下顶来，把人砸死。在这种生命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工人一天却要干12-14小时的活。夜晚，矿工们连睡觉也不得安宁。日本监工规定，睡觉时必须朝着一个方向，不准对脸，不准睁眼，更不准交谈，即使在梦中翻了个身也要挨顿毒打。有天晚上，矿工张景富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地翻了个身，伺好同后面的人对了个面。他们立刻被在外监视的人拖到柜房。每人打了10镐把。又一次，童工谭金章冻得难受，便悄悄向身后另一个童工说了声"冷"。不料这声音被在外监视的人听到了，便把他俩拖下炕来，逼着面对面跪在地上互相打嘴巴。他俩不忍下手，这家伙便拿起镐把他们打成了血人。矿工们夜间大小便也是一关，不论刮风一雨，都要光着身子出去。有个老矿工因解小便时间稍长了一点，就被在外监视的人一脚踢进了粪坑。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我国矿工当人看待。在旧西安煤矿，每生产一吨煤需要消耗多少原材料的统计栏目里，竟把人和原材料等同起来。除了统计消耗多少火药、雷管等项以外，还有一项就是统计"消耗"了零点几个人。在井下，矿工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被推车轧死的、塌顶砸死的、瓦斯爆炸烧死的、发水淹死的、缺氧憋死的天天都有，矿井简直变成了死亡的陷井。1941年5月5日，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00多人被活活烧死。解放以后，工人们重新打开井口的封闭墙时，发现有20多个工友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封闭墙边，有的双手抠进地里很深很深，其惨状目不忍睹。从现场看，这20多人当时并未烧死，他们沿着主井绞车道拼命往井口上爬，但日本人早已用红砖把井口封住了。20多名矿工就这样惨死在井里。

　　1944年4月的一天，方家柜的一批工人到东城矿一号井采煤，正赶上要发生冒顶事故。工人们如果不赶快躲开，就有被砸死、砸伤的危险。正当工人们往外跑的时候，采炭所的日本人田代，却拿着一根大棍子，站在前边堵住了大家的去路。当时只跑出30多个工人，有20多人被田代撵了回去，给冒顶落下来的煤层埋到了里边。过了半个小时冒顶停下来，等大家进去把这些工人从煤堆里扒出来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已经断气了，其余的人也都负了重伤。

　　在方家柜，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意摧残矿工的生命。他们残害工人的刑法五花八门，有十几种。

　　毒打是矿工们所受的最普通的刑罚。日本监工常常用"打一儆百"的手段，在新工人走进东城采炭所这个矿工地狱时，先来个"下马威"。有一次，方家柜的工人牛汉元、曹广太等12人，因不甘受奴役，从井下一个地方爬出来，准备逃跑，不幸被发现了，但当时并没有遭毒打，这时他们才把牛、曹等12人找来，对手下的人说："给这些家伙每人20镐把！"当着300多新工人的面，他们把这12个人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还一面打一面威胁新工人说："看见了吗？你们谁不好好干，这就是样子。宁可把你们打死，也绝不让你们逃跑一个！"

　　坐红铁锹是一种残暴的刑罚。有个姓刘的小伙子，刚到方家柜时，由于吃生窝窝头，喝水沟里的脏水，得了泻肚病。他要求休息一天，日本监工对他说："好吧，晚上给你治病！"小伙子不知是中了毒计，还躺在炕上痴心地等着呢！到了晚上，这家伙便领着几个人进来了。一进房子就架起柴火，将一把大平铁锹放在火上烧。等铁锹全烧红了，他们便象恶狗一样扑向小伙子，厉声喝道："起来！给你治病！"一个人提着红通通的铁锹，硬要小伙子坐上去，小伙子不从，其他人就七手八脚，上前将他按住。小伙子虽拼命挣扎，无奈身子患病，四肢无力，终于被架着按到红铁锹上去了。只听一声惨叫，一缕缕青烟冒出，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烙死了。

　　日本人还养了一些狼狗专门祸害工人。当时，东城采炭所警备班主任园田，就养了三条狼狗，专门准备咬人、吃人。狼狗圈就设在方家柜劳务系的后边。有一回，工人韩志林想要上街办事，门卫不让他走，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电网底下偷偷钻了出去，谁知被发现了，立即把他送到东城警备班。警备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老韩扔进了狼狗圈，让狼狗给吃掉了。

　　此外，象跪砖、冻冰人、吊挂、坐电椅、灌辣椒水、用火炉子烤人，等等，更是平常的事情。

　　过去的资料载明，这里矿工平均年龄只有30岁半。他们工作年限在一年以上的还占不到全体矿工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矿工在这里只活了半年左右，就被折磨死了。

"万人坑"

　　山西大同煤峪口"万人坑"，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沦陷区制造的许多"万人坑"中的一个，也是大同矿区14个"万人坑"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万人坑"位于大同煤峪口矿南沟的北山坡上。它分为上下两个洞：上洞宽6-7米，深40多米；下洞宽4-5米，深70多米。在这里，堆满了被害矿工的尸骨。1982年5月中旬，以武井英夫为首的27名当年在大同煤矿工作过的日本旧职员，组成"大同炭矿访华团"，来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前焚香祈祷，有的还忏悔跪拜。8月中旬，日本静岗县日中友好访华团一行46人，观看了大同煤矿"万人坑"，面对累累白骨，访华团团长渡边沉痛地说："看了以后心里很不好受。历史是不会改变的。"

　　煤峪口矿开采于1929年。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这个矿区后，对矿工的压榨更加野蛮和残酷。矿工们每天在刺刀和皮鞭的威速写上，到井底劳动。劳动中稍有怠慢，就会遭到皮鞭的抽打和刺刀的威胁。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吃的极差，喝着井下的污水，工人们经常泻吐，染上各种疾病。日本监工不但不给医治，还要强迫病人下井。谁要是说声有病不能下去，谁就得先吃几林棍，或一顿皮鞭。打完后，若还说不能下井，他们就喊来拉尸队，将其抬出扔进"万人坑"。据当时一个拉尸队的副队长程重山供认，仅1942年经他们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活人有20多个。1942年春天，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工人病倒了。日本监工怕这种流行，影响出煤，就把400多名患者集中起来，关进一个大房子里，既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没向天连病带饿，即死亡大半。对引，他们还嫌不够，于是，不管死的、活的，都被抬出去扔进了"万人坑"。后来"万人坑"填满了，日本侵略者发现有的活人从坑中爬了出来，便又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将死了的和有病未死的人集中起来，成批地用火焚烧。每一批三四十人。生长在煤峪口村的老工人曾士贵，就是那年8月日寇一次焚尸时，虎口余生的一个。当时他因病两天没有下井，日本监工就说他得了传染病，用铁丝网封闭了他家的门窗。曾士贵乘鬼子去取汽油时，拨开铁丝从窗户上爬了出来。他正准备返回去接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鬼子回来了，把汽油一泼，一把火就把他的妻子和四岁的小孩给烧死了。

　　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推行的一种要煤不要人，用人命换煤的血腥政策。为了多出煤，他们经常搞什么"努力出煤日"。到了这一天，日本监工一起出动，手举锒头、皮鞭，强迫工人昼夜不停地干活。很多人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为了多出煤，他们不管工人的死活。1938年清明节前夕阳，煤峪口矿九号掌子面的透水事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工作面早有透水征候，工人们不止一次提出不能再采了，否则有人命危险。可是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理会这些，到了这一天，仍旧搞什么"努力出煤日"，把120多名工人驱赶到九号掌子面去干活。这些工人刚走进去，就听到哗哗的水响声，大量的地下水涌了出来，很快封住了巷道，把大家困到了井下。事情发生后，许多老工人自动组织起来，几次要下井去排水，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挡了回去。等水退后，工人们不顾一切下去抢救时，这120多人已大部饿死了，只有12个人还有一点气，背到矿上后又死了四个，仅有八个人饶兴地活了下来。

　　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激起了广大矿工的无比愤怒，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工人们罢工、破坏机器、捣毁物资，斗争浪潮一个接着一个。从此，日本侵略者对矿工采取更加恐怖的措施和手段。原来，矿上只有一个用来镇压工人的武装矿警队和一个拉尸队。这时，日本人又增建了一个专门抓捕工人的督察队，一个狼狗队和一个特务密探队。他们就是凭借这五个迫害矿工的组织，布鞋下了层层罗网。工人们要想逃走，首先就难躲过门户的严密把守。即使逃出了大门，也越不过电网；即使闯过了电网，也逃不出在矿山四处巡逻的督察队。河南籍老矿工郭双玉回忆说："1942年，和我一起抓来的共73人。在日本鬼子的残酷折磨下，有的被砸死在井下，有的死在皮鞭下，有的因饥饿和病得爬不起来，被活活扔进了'万人坑'，不长时间就死了30几个。其余的人想逃跑。有的死在电网下边，有的被狼狗咬死，有的被督察队抓回来绑在电杆上，用乱棒打死了。活下来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河南籍73名矿工的悲惨遭遇，只是煤峪口矿工人受怕害的一个缩影。据煤峪口矿史记载，日本侵略者霸占该矿八年间，有1万多人被夺了生命。 

淮南大通矿"万人坑"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占领安徽的淮南后，设立了"淮南炭矿株式会社"，霸占了大通煤矿。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和棍棒威逼下，工人整天进行奴隶般的劳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累死、病死、冻死和被砸死、打死的人一天天增多，特别是1942年秋疾病流行的时候，死人更多。当时"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堆着两人多高的芦席，早上死一个人还能用一张芦席卷着。到了下午，芦席用光了，就随便把尸体摔在外边。于是沟旁、路边、井下，到处都是尸体。在一座小桥底下，由于堆的尸体太多，竟然堵塞了流水。为了掩人耳目，日本侵略者于1943年春，强令工人在大通矿的南山边挖了三个大坑，埋葬这些矿工的尸骨。这三个大坑就是人们所说的淮南大通矿"万人坑"。有了"万人坑"后，凡是死人甚至有些还没有断气的，都被拖去埋掉了。据当时日本矿务局极不完全的、而且是大大缩小了统计，"万人坑"里共埋了13，000多具矿工的尸体。

　　日本侵略者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用尽各种毒辣的手段。他们对待矿工就象对待奴隶一样，随意进行宰割和鞭打。在刺刀和皮鞭的胁迫下，工人们每天要进行12-16小时奴隶般的劳动，由于过度劳累再加上饥饿，有些工人刨着煤、抬着筐就晕倒了。日本监工看到后，还说是装病，不由分说举起皮鞭就打。大通煤矿有个名叫陈东祥的工人，被分派用小车往井上运煤。一天，由于饿累交加，推着推着车就晕倒在沟里了，正好被一名监工发现，这家伙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棍棒就朝他的头上打去，直打得陈东祥鼻孔窜血，没过两天就离开了人世。

　　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中，一个矿工的生命还顶不上一块煤。潜伏在井下的各种危险，他们不管，他们只管要最高的产量。1941年夏季的一天，矿工余业初和李富先等11人正在北四槽掌子面掏煤。忽然见到掌子面一片积水。遇此危险情况，工人们立即退出掌子面，往安全地方转移。日本监工却用棍子硬把他们打了回去。刚刚走到，汹涌的地下水便席卷而来，转眼间，整个掌子面就淹没了。11个矿工被淹在水里呼天唤地，拼命向出口挣扎。可是出口已被堵死了。水还在继续涨着，11个人中已有九人被洪水吞没，只有余业初和李富先两人攀着一根柱子，伏在坑壁上。幸好旁边有个小洞没有堵严，能勉强维持呼吸。后来，由于日本侵略者舍不得丢掉那片厚煤层，又叫工人重新开采通向被淹过的地段。他俩这才虎口余生，被工友们救了出来。矿工孟广礼，也是因为煤而断送了性命。一天，孟广礼在南六槽煤区挖煤，头上的煤渣直往下掉，有经验的矿工都了解：这是煤层下榻的预兆。孟广礼当即提出："煤层要垮了，不能再干了！"可日本监工硬强迫老孟继续留在危险区工作，不一会儿，轰隆一声，巨大的煤层塌了下来，孟广礼就这样被煤砸死了。

　　在日本人的棍棒和皮鞭下面，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奴隶般的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得到的却是疾病和死亡。大通嵌矿老工人都来宾控诉说：当时工人干一天活，只发给三升半霉麸面。这种面又苦、又酸、又臭，一个馒头里能找出四五条小红头虫。吃下去，肚涨得难受，再加上沉重的劳累，喝污水沟里的煤水，很多人上吐下泻发高烧，不几天就死亡了。这种病传染性很大，仅1939年就死去6，000人。居仁村有个八道工房，住着500多个人，不到两个月就死光了。对患病的工友，日本鬼子不但不给医治，而且动不动就将活人往"万人坑"里扔。提起他们在大通煤矿所犯的这种罪行，退休老工人董得宝恨得咬牙切齿，他说：有一年，我和父亲一起病倒了。我还没死，日本鬼子叫人用芦席把我卷起来，抛进"万人坑"去。我父亲急了责问他们："我儿子还没死，你们为什么要埋他？"日本鬼子说我父亲反抗他们，就把他老人家给活活地踢死了。我被送往"万人坑"的途中，幸得一工人兄弟搭救，偷偷把我藏到他的家中，才留下了这条活命。董师傅说：工友未立生只是身上长了脓疮，就被扔进了"万人坑"。恰好附近褚郢孜村有位老大仰路过，听见坑里有人呻吟，下去把他救了出来。董老最后气愤地说：被活活抛进"万人坑"，又不幸未被人发现而丧命的，谁能知道究竟有多少呢？！

　　为了防止矿工逃跑，并镇压他们的反抗，日本侵略者在大通煤矿建立了一套法西斯组织和制度。如：宪兵队、矿井队、逃亡监视哨、便衣侦察队和五人联坐法，等等。谁要是逃亡，抓回来就遭毒打，即使不见"阎王"，也要脱一层皮，成为残废。谁要是有一点反抗，就给谁带上一顶"私通共产党"的帽子，送到警备队受刑。警备队的刑罚很多，什么坐水牢、关站笼、上绞架、睡钉床、坐老虎凳和挖心剥皮等几十种。据淮南大通煤矿老工人都来宾回忆，有一次，日本人见到有个人拾到一个弹壳，便造谣说："井下有共产党破坏。"于是不问缘由，就在矿上实行大退捕，无理抓去27名放炮工人，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一个个装入麻袋，统统地沉入了淮河。

　　方家柜、煤峪口和大通矿"万人坑"，只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沦陷区所制造的许许多多"万人坑"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待广大矿工是何等的凶狠和残暴。然而日本侵略者残害我国劳工的暴行，还远远不止这些。在其他许许多多"万人坑"里，不知埋下了多少劳工的仇和恨。日本侵略者制造这些"万人坑"所欠下的血债，是馨竹难书的。现再举数例，看看他们对我国劳工的迫害是何等凶残！

顶丨鬼子永远是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