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影音粤语电影网:乌托邦何以能蛊惑人心？

乌托邦何以能蛊惑人心？

作者：苏祖祥

一

出于对幸福、自由、平等的不懈的追求，出于对人类理性的充分自信和人类道德完善的高度期许，出于对丛林法则的厌弃，人类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和不懈的努力。思想家和革命家们往往希望建立起一个普遍幸福的理性的国度、地上的天国，许诺给人们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人间天堂。

自从亚当和夏娃吃了知善恶、明智慧的禁果后，人类就滋生出道德的自负和智能的狂妄，并试图以此抹煞人与神的区别。道德和智能的无穷滋孽让人产生完美无缺、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幻象，自以为是宇宙的主宰、万物的灵长，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满足感把人类引向狂妄虚伪的泥淖。而且对道德和理性的自我期许越高，神性离我们越远，我们如脱缰野马冲向万丈深渊的速度就越快。

理性和道德的巨大局限性已经并将继续暴露出其自诩为全知全能的狂妄和虚骄。由一个个有着缺陷的个人组成的不得已之恶的国家，试图包办代替精神、道德、信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事物，在地上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并进而把国家的代表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救星和救世主，实在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饶有趣味的是，西方乌托邦设想者对智能有着高度自信，总是试图以理性智识为主要手段建构人间天堂；东方乌托邦设想者有的以道德完善为建立乌托邦的手段和目的，有的以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动物状态的平等和自由为追求目标，在心智上则以追求反智化的动物状态为鹄的。

二

西方文明的主体由如下部分组成：耶路撒冷的神性精神，雅典的理性精神，罗马的法治精神，伦敦的宪政精神，巴黎的革命精神，纽约的自由、融合精神。耶路撒冷的神性既在文明起源的时间上具有先导性，又在人的精神活动和世俗活动中具有先导性。尚未充分沐浴神性精神光辉的雅典理性精神中，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构想即是西方文明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肇始。

柏拉图（B.C.427--B.C.347）认为，理想的社会必须是“公道”的实现。所谓公道的实现，就是统治者、守卫者和生产者和衷共济，各司其职，不易其位，造成一个既有秩序，又人人安乐的局面。柏拉图指出，理想的公道社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全社会必须以哲学家为王--只有哲学家才能透过虚假的物质世界把握真实的理念世界，认识最高的“善”，从而把握治国的知识；

统治阶级实行财产、亲属共产制--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世间的一切争端，无不发自金钱、子女、亲属等；

女子要在职务上、责任上与男子平等--雅典妇女只是男子的装饰和陪衬，柏拉图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消除赤贫和过富--赤贫和过富是造成社会技艺退化和道德退化的两大因素；

严格社会控制--要控制人的思想信仰，严格对出版物的检查制度；

国家规模适度--规定国家规模的标准应该是统治者能否实现国家的统一，理想域邦的人口规模当在5040人。（侯均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p74，辽宁人民1988年2月版）

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构想成为西方乌托邦思想的源头。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波普尔认为柏拉图与黑格尔、马克思一起成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在关于国家的构想中，柏拉图极端崇信人的理念可以达致至善之境，哲学家王（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所说的素王与此类似）实际上僭越了人的本位而成为地上的神。理性精神就这样被自负的人夸大为可以与神的光辉相媲美。

“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它原出于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没有的地方”。汉语中与此类似的表达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

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思想主要由如下观点构成：反对私有制，主张财产实行公有，他非常称赞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思想；乌托邦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的动荡不安，根源于人民的贫穷；社会秩序单靠苛刻的法律是不能奏效的，只有造就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现象；领导人应该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候选人由人民自己选定；除总督一人是终身制外，所有官员均一年一选；乌托邦的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儿童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和从事农业实践，树立务农为本的思想，在学校里，儿童学习祖国语言和各种科学技术。

托马斯.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乌托邦--成为标志性词语，蛊惑着厌弃暴政、向往理想世界的人们。令人惋惜的是，这个构想是基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即人的理性和人的道德可以创造出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人们当然愿意选择最好的制度。然而人的缺陷注定只能使人在最优-次优-最不坏-坏-最坏之间选择最不坏的民主宪政政体。这个结论既是基于对神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对现实人性的足够清醒的认识。令人痛惜的是，“老大哥”往往利用人们的善良愿望，许诺给人们在地上建立天堂。几番鼓捣之后，善良的人们成为他们手中被劫持的人质，或者是他们试验自己兴之所至的浪漫想法的实验样本。天堂和地狱原本就只有一步之遥。

培根（1561-1626）在《新大西岛》也为我们构想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这个理想岛国名叫“本色列”（Bensalem），国王名叫“所罗蒙那”(solomona)。所罗蒙那是本色列的立法者，他“宽仁大度，广行善政，一心一意为他的国家和人民谋幸福”。本色列有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叫做“所罗门之宫”。所罗门之宫是一个教团，也是一个公会，是本色列的最崇高的社会组织。本色列人称之为国家的“指路明灯”。所罗门之宫的目的是专门“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和人类”，“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实行人类的“一切理想”。显然，本色列的所罗门之宫是一个学术团体和科研机关。

培根具有丰富的科学想象力，他在自己的理想国中提出了许多科学的预见。他对所罗门之宫的组织结构和科学设施的描绘，他对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和工作方法的规定，开创了近代欧洲的实验科学。培根在《新大西岛》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就是科学主宰一切的社会。

显而易见，培根把建立地上天国的希望寄托在道德完善的国王和理性高度发达的科学家身上，是一个双重错误：目的根本就是一种对人的本性的越位，手段也是不切实际的过高期许。

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为人们虚构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太阳城位于赤道附近的一个岛上，它筑有七道组成同心圆的坚固的城墙，城墙之间是七个广阔的地带，城中心的山顶上矗立着巍峨壮观的神殿。太阳城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祭司，它被称为“太阳”或“形而上学者”。他是世俗界和宗教界的总首脑，一切问题和纠纷都由“太阳”最后决断。太阳必须懂得哲学、神学和各种科学，懂得世界的必然性和存在物的等级。汉语中的类似表述是“君师合一”。太阳职务必须年在35岁以上方可担任，这个职务是终身的。一旦发现更有治国能力和更贤明的人，太阳便主动让贤。太阳下属有三位领导人：威力、智能和爱。“威力”掌管军事，是战时的最高统帅；“智能”管理艺术、手工业和各种科学部门，是职员和科学家的领导者；“爱”掌管有关衣、食和性行为的工作，许多男女教师在“爱”的指挥下从事这项工作。

太阳城没有阶级之分，因为太阳城消除了私有制，因而消除了贫富的对立、城乡的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私有财产。”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所描述的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成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认为最高理想就在于无秩序和无政府的结合。

三

东方乌托邦带有明显的诗性逍遥的色彩，这种诗性逍遥色彩是后人追加给氏族社会的。由于人们无力走出黑暗时代，使文明沿着神性的导引和理性的规范这一方向充分发育，于是或者试图倚托道德的完善，或者连同道德也彻底放弃，返回到反智化的动物状态去享受那种“无知无识、顺帝之则”的原始平等（实际上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哪有什么平等可言），去享受虚拟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自由--动物只有自然、它由而没有自由。

《老子》有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知之。故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德。”“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乌托邦抹煞了人的社会化这一根本特征，不仅反智化倾向强烈，而且反道德、反规范的倾向也十分强烈。老子主张回到静态、封闭的部落状态中去，过一种没有文字、没有交流、没有智能的发育、没有器物的发明和运用、没有战争、没有法治、没有规范的半人半兽的生活。这种设想的根本原因是战争对人性的毁弃让老子对和平产生了一种过于强烈的向往，为获得和平这种稀缺状态而放弃道德、智识是必然且必要的。老子的反战思想使得他把与战争相关的一切文明成果予以毁弃，就像一个无法容忍脏水的人把预示着希望的婴儿也泼出去一样。如果说绝大多数乌托邦是一种向前看的不可实现的理想化社会状态设计，如果可以把老子的设计看作是乌托邦，那么不妨说老子的乌托邦是走回头路的返祖化恋旧心态的幻影的投射。

《庄子.胠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拦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所以，断绝圣人摒弃智能，大盗就能中止；弃掷玉器毁坏珠宝，小的盗贼就会消失；焚烧符记破毁玺印，百姓就会朴实浑厚；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会没有争斗；尽毁天下的圣人之法，百姓方才可以谈论是非和曲直。搅乱六律，毁折各种乐器，并且堵住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方能保全他们原本的听觉；消除纹饰，离散五彩，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方才能保全他们原本的视觉；毁坏钩弧和墨线，抛弃圆规和角尺，弄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方才能保有他们原本的智巧。因此说：“最大的智巧就好象是笨拙一样。”削除曾参、史暤的德行，钳住杨朱、墨翟善辩的嘴巴，摒弃仁义，天下人的德行方才能混同而齐一。人人都保有原本的视觉，那幺天下就不会出现毁坏；人人都保有原本的听觉，那幺天下就不会出现忧患；人人都保有原本的智巧，那幺天下就不会出现迷惑；人人都保有原本的秉性，那幺天下就不会出现邪恶。那曾参、史暤、杨朱、墨翟、师旷、工倕和离朱，都外露并炫耀自己的德行，而且用来迷乱天下之人，这就是圣治之法没有用处的原因。）如果说老子以滞涩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一种事实上根本不能说是乌托邦的状态，那么庄子则是以汪洋恣肆的言说方式，为我们述说着一种不能由人性所拥有的自由状态即逍遥游。与其他巨子相较，庄子是一个难得的关注自由的人。身处乱世的庄子难以获得身心的双重自由，只好在心灵的自由世界里放飞思想的鸽子，任凭这只鸽子向高空飞翔，即使因为高空缺氧而使自由这只鸽子窒息堕陨也不自觉。庄子把个体在物理世界的蜷缩和迟钝以及毁弃现实世界的一切规范当作是心灵世界自由的前提，这种由剌戾的现实世界所施加的二律悖反在后世绵延不绝，使得完整意义上的自由越发成为汉语语境中的紧缺物资。形体的萎缩和心灵的萎顿往往是相生相随的，像庄子这样具备超强反拨力量的人毕竟少见，于是自由在汉语语境里销声匿迹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遭遇。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知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现实世界的失序和个体的无能为力使得孔子掉头回顾，把视线向往古回溯，试图以虚拟的往古构筑一个道德完美的乌托邦，并进而成为现实世界的准则。上托尧舜以便为自己设计的规范和准则增加权威性，这种话语策略反复运用，以致让人们产生一种把虚拟当现实的思维定势，现实世界的不作为和言语上的祖述尧舜如此奇怪的合而为一，让人们把自己的那点有限的智慧用于赞美往古的茫漠，赞美僭越神性的完美道德，而不是用于建构基于人性的可行的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

《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现实情怀是孟子有别于庄子的关键--因此，与其说孟子在这里的设计是乌托邦的，倒不如说孟子是世俗幸福的关注者和建构者。这种现实情怀可能让孟子无暇顾及心灵的自由，但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孟子认为获得这种幸福的途径是仁义。逻辑上不能自洽和现实层面不具可操作性以及2000多年政治的证伪在在表明：孟子政治哲学的凌空蹈虚不能引领我们走出暴力循环的怪圈。

《墨子.兼爱上》“若使天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人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以宗教道德取代社会道德，以道德完善取代政治运作和权力制约，是东方思维的惯有方式。神性意识的匮乏使我们不能认识到人性在道德和智识上的巨大缺陷，因而权力制约意识成为我们思维的盲点。正因为此，尽管墨子思想里有着汉语思想里显得异常可贵的没有差等的爱的意识，但试图以宗教性道德意识作为人间政治行为指南，毫无疑问会败在阴刻鸷毒的法家手上。

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既然“他人既是地狱”，既然人间杀伐不断，那就干脆躲到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地方，过一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说起来，陶渊明的这种设想只不过是老子乌托邦思想的文学化的表述。文学与生俱来的穿透力使得桃花源成为烛照千古、穿越雾瘴的最为深入人心的中国式乌托邦。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农民革命纲领。其基本思想是反对土地完全归地主占有，主张土地要平分，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实现的办法是：“凡田分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十六岁以上受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土地“好丑各一半”，以期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规定军事组织；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五个伍长设一两司马；四个两司马设一卒长；五个卒长设一旅帅；五个旅帅设一师帅；五个师帅设一军帅。军帅之上设将军、总制、监军以节制之。并设女军、童子军。规定地方组织：县以下设立各级守土乡官，其组织由伍至军，一如军制。以二十五家为农村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这个纲领从原则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它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平分过土地。《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产品的分配，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首都建立了“天朝圣库”，总管公有财产，除一切缴获和征收归圣库外；还规定“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这就把私有的金银、粮食、货物、房产等均收归公有，贵重物品缴入天朝圣库，日常用品分别收藏在堆栈，或者由典官保管。同时，又制定了供应官兵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制度。太平军中，上至天王，下至士兵，都设有定额的薪饷，都不准私藏财产。生活所需的粮米油盐和其它费用均由圣库供给。

太平天国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千百年来农民乌托邦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如此血腥，却并没有让人们从这里学到什么。后世的人们依然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真诚追求作为牺牲献祭给一个又一个许诺给人们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主义和思想，成为风流人物证明其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有文采和风骚的实验材料。

康有为的《大同书》气魄宏大，视野开阔，既有理论思辨、也有方案设计，既有史事记叙，也有激情议论，有生动描绘，也有虔诚预言，描绘了一幅平等、独立、民主、幸福的理想社会蓝图。

全书分十个部分，分别是：入世界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康有为指出私有制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根源。他说：

“盖许人民买卖私产，既各有私产，则贫富不齐，终无由均。”“若夫工业之争，近世尤剧。盖以机器既创，尽夺小工。……而能作大厂之机器者，必具大资本家而后能为之。故今者一大制造厂、一大铁道轮船厂、一大商厂乃至一大农家，缘大资本家主之，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

其二，“大同”之世，计划性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们的生活幸福美好。康有为注意到私有制经济基础上自由竞争的弊害，当然，他将之归罪于达尔文主义，如谓：“近自天演之说鸣，竞争之义视为至理，故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以才智由竞争而后进，器艺由竞争而后精，以为优胜劣败乃天则之自然，而生计商业之中尤以竞争为大义，此一端之洗耳，岂徒坏人心术，又复倾人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