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世军忠声望怎么开启:美文美读

父亲的肩头一片雪白

胡子宏

十五岁，我在全县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被推荐到县城最好的实验初中读书。为此，父亲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千嘱咐万叮咛，希望我争一口气以后考上大学中专什么的。学校实行走读制，每天我都要骑着家里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去上学，风雨无阻。

条件的艰苦我不怕，可是，那所学校的同学几乎都是县城的孩子，父母都是非农业户口，尤其是在我那个班，有好几个县长局长们的孩子。当我穿着农家孩子的粗衣布鞋迈进教室时，不少同学顿时传来哄笑声。随后就有孩子为我起了“土老冒”、“趿拉鞋”的外号。在花花绿绿活泼的同学中，我特别敏感孤独，我似乎感到了自己的弱小和对新环境的恐惧。许多次我推着破旧的自行车来到学校，就看到县长局长的孩子们从吉普车里出来，趾高气扬地斜视我一眼，我顿时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歧视。

好在我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学生，我的基础本来就扎实，在学习上毫不吃力。半年以后，期末考试结束了，紧跟着就要放寒假，当班主任在课堂上宣布考试成绩时，我顿时惊呆了：我在班上乃至全年级都是第一名。

班主任说：明天就要放寒假了，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每个学生要有一位家长参加大会，届时要对优秀学生颁奖，发奖状、发奖学金。

我兴奋不已，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并不比别人差。这时，我听到邻座的几位局长的孩子在嘀咕：那个“趿拉鞋”，也会考第一，“土老冒”……

我的心一下子又凉了下去，明天开大会，还让父亲来吗？这样想着，眼前就似乎出现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粗糙的面孔和一身脏兮兮的棉衣棉裤，臃肿不堪。父亲要是来了，说不定那些可恶的同学又要起外号呢。

课堂外面的天阴沉沉的，我的心凉凉的，扭扭头，县长局长的孩子们正向我做鬼脸。县长我见过，那华贵的呢子大衣，亮亮的黑皮鞋，还有那辆轿车，都让我惊羡不已。再想想我的父亲，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打转转。

我悄悄地离开学校。考了第一，仅给了我片刻的兴奋，随即自卑又涌上心头。我仍感到，作为农村孩子，城市孩子们对我的歧视如巨石般压在心头。

回到家里，我把成绩通知单递给父亲，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当我告诉父亲明天要开全体师生家长大会时，父亲立刻张罗开来，叮嘱母亲翻箱倒柜找出春节时他才舍得穿的那件皮大衣。

可是我说：“爹，你别去了，人家的父亲都是城里的干部……”父亲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

我转过身，鼻子不禁又酸了起来，我在想：父亲，你为什么不也是干部，你怎么偏偏当一辈子农民……

第二天天未亮，窗外刮起了呼呼的北风，窗户的塑料纸被吹得啪啪作响，外面是一片片的雪白。我摸索着穿上衣服收拾书包，父亲说：我送你去吧，下雪了……我说：你就别去了，不就开个会吗？再说别人的家长是干部，你又不会发言……

打开屋门，一股风雪涌进屋来，好大的雪，我往书包里塞进两个窝头和一块老咸菜，咬咬牙，冲进风雪之中。凉凉的天凉凉的心。父亲真是对不起您了，我是真心想让您分享我的光荣的，可是，班上就我一个乡下孩子，那么多家长，就你一个人种地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学校响起预备铃时，我迈进学校的大门。雪仍似鹅毛纷纷扬扬，几辆吉普车和轿车很显眼地停在操场上。

学校的大礼堂挤满了同学、老师和家长。我从教室里搬了自己的凳子，挤进去，班上许多同学都在看着我，我的衣服湿了大片，狼狈不堪，我的脸火辣辣的。

铃声响过后，校长迈上讲台讲话，那些干部家长们使劲地鼓掌。我怀顾四周，同学们都来了，都有家长陪着，而我……

校长的讲话不时激起同学们和家长们的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我头脑麻木一片，身上冷得厉害，肚子饿得厉害，心里孤单得厉害。我无心听校长的讲话，随意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风雪，就这么一刹那，我惊呆了……

父亲，父亲来了！他正透过一扇玻璃向里望，仔细聆听着校长的讲话。我扬扬手臂，父亲看到了我，向我使劲摆摆手。风正吹，雪在舞，父亲的肩头一片雪白……

一阵掌声响起来，有同学使劲扯扯我的衣服，校长正唤我的名字，手里正舒展开一张鲜红的奖状。

我下意识地走向讲台，校长很慈祥地凝视着我。一刹那，我的泪水涌出眼帘，我手指窗外……

礼堂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窗外，投向我的父亲。校长一个箭步下了讲台，打开门。风雪呼啸着涌入礼堂，父亲跨进来，抖落身上一层雪花。

我说：这是我的——父亲！热烈的掌声响起……

父亲在我的座位上坐下去。我手持奖状和奖金接受同学们和那么多家长钦羡的目光。我看见父亲凝视着我，那粗布衣服，那陈旧的头巾，与同学们的干部家长比起来仍是那么刺眼。可是，那毕竟是我的父亲啊，对孩子，同样有着令人心动的情结！

放学时，我和父亲步出礼堂，风雪仍是不停地刮，父亲赶来的毛驴车在几辆轿车、吉普车中间，十分醒目。家里的那头驴成了白色，冻得咴儿咴儿直叫。

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勤奋，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三年以后的秋天，父亲送我到北京读大学，我们仍是一副乡下人的装扮。我们逛遍了王府井大街，最后在东单街口分别。在那座过街天桥上，我看到父亲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那副乡下装扮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我忽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市人都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奋斗的权力都是相同的，任何的成功都需要付出汗水。正如父亲所言：男子汉，只要勤奋，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拯救爱人——怀念我的妻子

胡子宏

大哭一场，继续生活，我一次次这样告诉自己。但在深夜梦醒之际，我的泪水默默地淌落。今天晚上，朋友告诉我，文友信息中心有关于陈辉离开的帖子，我来这里浏览时，泪水依然奔涌着淌满我的脸颊。我知道泪水无法挽救她。忘记你，不再哭泣，不知道要等待多久。

今天岳母把陈辉的一些物品带走，她的泪水无声地落下。生活的劳碌会使你们逐渐忘记，但对于我来说，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都留着她的气息。在她患病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不曾梦到过她，如今她走了，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梦里。难以割舍的爱人啊，我怎么能够割舍下你？

从2002年12月2日到2004年的1月4日，一年一个月零2天，我陪伴着小辉走过了最后的人生之路。在旷日持久的挽救中，整个治疗过程花费35万元。我用每小时40元的代价，使小辉极力地延长生命。及至生命的最后我知道已经无力挽回，但是我依然咬紧牙关，每周1万元地挽救她。金钱可以再来，但生命是唯一的。良心是没有理智的，大难来临了，我会牵住你的手。她的生命屡次跌入深谷，又拉回悬崖边。

突然患病

2002年12月2日，小辉的乳房发现肿块，手术后，确诊是恶性淋巴瘤。12月24日，我们奔赴北京肿瘤医院治疗。最初的化疗效果很好，瘤子很快就下去了。但是淋巴瘤的可怕就在于其反复发作。此后，小辉每两周进行一次化疗。

对于恶性淋巴瘤患者而言，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是最好的治疗办法，甚至可以达到医学上的治愈。起初的两次化疗，小辉的治疗效果很好，腹部巨大的肿快和肩部的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了更好的治疗，我们决定实施自身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总耗资将要10万元。

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有3步，一是动员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活跃起来，然后把正在生长中的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二是患者进入无菌仓后，向体内输入大量的化疗药物，药量是常规化疗的8倍。在这种化疗下，患者的癌细胞和正常的造血细胞，都会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三是把患者已经提取好的造血干细胞重新输入体内，恢复身体的造血功能。4月初，小辉历经了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和采集，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遭遇非典

4月下旬，按着拟定的步骤，小辉即将入仓，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袭来。妻子就诊的北京肿瘤医院内四科的病房将被腾空，准备接纳非典疑似患者。整个北京血库告急，血源紧张，无法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妻子的病情较轻，医生动员我们回本地的医院维持治疗，控制住病灶的发展，等非典之后再来。

此时，关于非典的传言已经很多，对非典的恐怖席卷了每个角落。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戴着厚厚的口罩，回到了家。而家乡正在严格布控，我们这些来自非典疫区的人，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很快被隔离起来，我填写了各种的表格，孩子也被学校劝回了家，我们被关在了家里，不允许外出。但是没有谁理会我们的衣食，年迈体胖的岳母只好一次次上下六楼，买菜购粮。我和妻子每一次步出我们的家门，都会遭到四周诧异目光的包围。

小辉的化疗周期很快到了，我硬着头皮带着她去医院化疗。街道有人把我们告到了居委会和单位。我咬牙忍住周围各种目光，陪着妻子，一次次地去医院接受化疗。一次，我带着妻子去医院，测量体温时，妻子的体温达到了36度9，护士惊奇地尖叫起来。还有一次，年轻的护士因为急着回家，本应静脉输液的化疗药物搞成了入壶，把妻子折磨得疼痛难忍，泪水纷纷地滴落。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是我不能代替她的痛苦。找医生交涉，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又注射了止疼针。

非典时期，妻子忍受了极大的病痛。她是一个性格内敛的人，什么也不爱说。有时候黎明时分，我睁开眼睛，妻子就在我身边坐着，默默地流泪。我牵住她的手，问怎么了。她说疼，肩膀的肿瘤部位疼。我抚摩她的肩膀，没有发现肿块，但是她一直疼。深夜的时候，怕吵醒我，她在阳台上踱步，我知道她在疼。我多么想替代她的痛苦，或者让她的痛苦减轻一些。但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一次次盘算着什么时候回北京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非典的“恐怖时期”一天天是那么难熬，终于，居委会解除了对我们全家的隔离。但是小辉的疼痛一天甚于一天。在经过了1个多月的煎熬和等待之后，北京的非典疫情有所缓解，我们迫不及待登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

七封求援信

在妻子患病之前，我和妻子都是省作协会员，有一些积蓄。但突然间妻子患病，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我在机关工作，月工资不足1000元，妻子所在的外贸某公司濒临破产，月收入仅有300元。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一切都是靠自费治疗。看病、住院、治疗，医疗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更何况妻子得了这样的大病？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金钱压力。30万元！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来说，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这是一笔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病人都熟睡了，病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十分安静，我站在走廊的尽头，面对窗外阑珊的灯光，一棵棵地抽烟。

我开始“疯狂”地写作。我知道，我的稿费就是妻子治疗的唯一源泉。每多发一篇文章，妻子就多一分希望。每天晚上，我都要打开那台二手电脑，拼命地写作，我的打印机也被我从家里背到了北京。

后来我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地下旅馆。很多时候，我敲击着电脑的键盘，泪水悄悄地盈眶。我害怕妻子会突然离开。房间里弥漫着烟雾，深夜难眠，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构思一篇文章，但是手指依然不由自主地敲击着键盘。夏天来临了，地下室没有窗户，打开门，一股霉湿的潮气扑面而来。房间的被褥、纸张都变得水漉漉的，甚至连打印机的运转也出现故障。但是在很多的夜晚，我依然吸着劣质的香烟，不停地敲打着键盘。仿佛在键盘上流淌的不是文字，而是时间。

一位大学的女同学来看望我，替我把打印好的稿件装进信封。不知不觉，我的泪水啪嗒啪嗒地滴落下来，打在信封上。那一刻，我脆弱得像个孩子。我多么希望有个坚强的臂膀，能够使我依靠片刻。但作为男人，除了忍耐和坚强，我别无选择。正像一位病友的父亲告诉我：小伙子，我们都要挺住，记住，灾难也是生活。

无法上网，我打印好稿件，邮寄到全国各地的报刊。后来我就去附近网吧，把稿子发出去。很多人去网吧是为了打游戏、上网聊天，我的心境与他们的心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接连向各地报刊的编辑们写了7封求援信，夹进稿件中，求他们照顾我的稿件，为妻子的治疗储备更多的资金。我开始四处奔波借钱，有一位叫郭元威的朋友，得知我经济的窘状，几天后他从怀里掏出了5万元，厚厚的一沓撂在桌子上。刹那间，我泪水盈眶。

我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学同学们为我捐了很多钱。林峰、刘燕夫妇，联系大家为我捐款，车汉澍、刘广明等同学向我提供了万元的资助，很多同学来医院看望，给予我物质与精神上巨大的支持，同学们的安慰使我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所幸的是，各地报刊的编辑开始关注起我们这对夫妻作家，3家报纸刊登了我的求援信，让我觉得在难以预知的灾难面前，我不是孤单的。

“分水岭”

非典是个“分水岭”，从此妻子开始遭受病痛的巨大折磨。小辉的造血干细胞提取的很好，又接受了两次化疗。但8月，她的腹腔发现肿块，不得不中断化疗。手术后发现，肿块不过是普通的子宫肌瘤，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手术期间因无法继续化疗，淋巴瘤飞速发展，在肩部蔓延，开始肿大，发红，发紫，病灶甚至溃烂。妻子先后接受了放疗和生物治疗，但疗效不佳。国庆节期间，医生与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告诉我，小辉的病情很麻烦。我躲在医院走廊的一个角落，泪水绝望地落下来。

10月16日，小辉进行了大剂量的化疗，我在北京陪她。化疗以后，病情缓和了一些，但是病灶依然反复。从9月开始，就感受到了病灶的强烈疼痛，开始注射吗啡。11月中旬，医生找我和岳母谈话，研究小辉的治疗。一个方案是维持治疗，等死，另一个方案是冒险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但有可能出不了仓。我和岳母选择了干细胞移植。接着，小辉进了无菌仓，接受了3周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小辉在无菌仓里接受干细胞移植前，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这样复杂的治疗，花了这么多钱，你一直没有放弃，如果治疗好了，我一定报答你。我的泪水刷刷地落下来。由于在仓内的化疗量是平时化疗量的8倍，小辉的病灶很快下去了。但是肩部的肌肉和脂肪大面积坏死，化脓和溃烂。

痛失爱人

12月24日，我们在北京整整治疗了1年后，住进邢台人民医院。如果小辉肩部的溃烂能够治好，几个月后再次进行骨髓移植，她依然有希望。但几天换药治疗之后，医生严肃地告诉我，小辉伤口植皮的希望已经没有了，换言之，小辉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我知道，灾难终于露出它狰狞的面目，但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小辉在邢台的治疗仅仅维持了10天。1月2日晚上我正给孩子做饭，9点岳母突然打来电话，说小辉开始急促地喘息。我飞奔到病房，妻子已疼痛难忍，脉搏急促，喘息困难。妻子一次次地对我说：子宏，去找医生，救救我！我知道杜冷丁的注射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否则要引起呼吸抑制。但我还是每隔一会儿就去找医生，要求注射杜冷丁。小辉的疼痛加剧着，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经受病痛的折磨，而无能为力，心刀绞般难受。小辉在急促的喘息中对我说：子宏，这次也许治不好了，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我的泪水奔涌而出。

1月3日是儿子的生日，妻子让我给儿子买个生日蛋糕，但孩子要带到医院先让妈妈吃。但此时她已无力品尝，一丝宽慰的微笑露在妻子苍白的脸上。孩子的生日，本该是多么快乐的时刻啊，但是我的爱妻却在病榻上忍受了最后的疼痛。小辉一次次要求注射杜冷丁。她的面孔苍白，没有血色，她的手脚已凉。她的声带有些嘶哑，她握住我的手一次次呼唤：子宏，子宏，去找医生，给我打针。我的泪水不断的涌出。我心里想，死了吧，死了吧，死就死了，有何惧哉。不要在这人间受罪了。

1月3日的晚上，小辉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从晚上9点，到凌晨3点，已经先后打了4针杜冷丁。到了5点，小辉的疼痛继续加剧，没有了杜冷丁，只好注射强痛定。到了6点多，小辉急促地说，给我打针。我疯狂地去找医生，医生说也没有办法。我说求求你，我知道妻子不行了，但这是妻子最后的时刻了，你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吧！

高小青医生来到小辉的病榻旁，出乎我的意料，小辉强忍着疼痛对医生说：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医生很感动，他听诊了小辉的心脏，走到病房外，对我说：想办法找杜冷丁！一定满足小辉最后的愿望。高医生开了红处方，我去急诊交款取药，但药房却没有药！回到病房，我几乎快疯了，我语无伦次地对医生说：医生，医生，没有药！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卢秀芳，她不断地给其他科室打电话，电话不是没有人接，就是没有杜冷丁。卢护士干脆下了楼，挨着病房去找杜冷丁。一分一秒的时间过去了，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上。看着身边的亲人在病痛的折磨中如此痛苦不堪，我绝望到了极点。死了吧，死了就死了吧，这人间如果充盈着痛苦的话，如果这人间没有希望的话，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卢护士跑着来了，她的手里举着一针杜冷丁。我的泪水刷地下来，一字一句地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

快7点的时候，杜冷丁终于注射进了妻子的身体，妻子病痛轻微了些。小辉说话开始不清楚，我意识到，小辉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岳母流着泪，我握住小辉微弱的小手，对她说：小辉，我在你身边，我永远陪着你。你要坚持住！小辉的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贴在她嘴边，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已经听不清。

岳母退出了病房，让我和妻子单独说几句话。我牵着妻子的手说：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我会带好儿子！她在听我说话。小辉的神智逐渐不清，她明亮的眸子里有什么跳跃了一下，忽然不再有光芒。我走出病房，给同事打电话，求他们派车。此时我不再心疼妻子了，她已经昏迷了，所有的痛苦再也感觉不到。

亲人们簇拥在小辉的周围，同事们杂沓的脚步纷纷涌进病房的走廊，儿子胡小鹄还在学校，妹妹去接他了，一分一分，我焦躁地等着，我的等待快要崩溃了。11点40分，儿子终于来了，他背着书包跑到他妈妈的病榻旁，这时，她的母亲已经到了弥留状态。他扑在妈妈身上，拉着妈妈的手，喊着：妈妈，妈妈，你看看我！小辉分明听到了，她用力睁了一下眼，儿子哭泣起来……11点48分，小辉停止了呼吸。

从此，我失去了可爱的妻子。从此，幼小的儿子不再有妈妈。从此，我们11年的爱情划上了悲伤的句号。

妻子回到了老家。我轻轻地抬着妻子，说着：小辉，我们到家了，到家了。昔日里，下班后我们都是一起回家，小小的院落里，妻子轻盈的脚步，响着清脆的笑声，我依稀地看见她系着那条碎花围裙，安静地收拾着碗碟，料理着家务。我经常看见她站在院落里，低声辅导着孩子的作业，善良而知足地笑着，一缕温馨的暖阳就打在她的脸上，一根汗湿的头发沾在她平滑的额头上……而今天此时，妻子却在这里做最后的短暂的停留。

同事和朋友的哭声，回荡在院里。而儿子依然懵懂之间，所有的仪式，由我抱着孩子进行。我哭泣着对儿子说：儿子，哭吧，再也没有妈妈了，妈妈再也回不来了。儿子他的小手不停地抹着眼泪。1月7日，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要交书费，8日要期末考试。我们重新回到城市的家，家里的陈设依旧，但它在我的眼里，空空荡荡。

节日玫瑰

也许都是命运使然吧，我觉得自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在妻子的治疗中，我始终保持着身边有10万元的现金以维持治疗。即使希望渺茫，我依然愿用金钱与死神争夺妻子的时间。问心无愧，悲伤是多余的，我告诉自己，大哭一场，然后继续生活。

爱人啊，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凭我的爱心吧。爱人啊，我拿什么拯救你，凭我的良心吧。谢谢所有曾经关爱我们的人们，小辉有灵，会保佑你们拥有幸福健康平安的生活。让我们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美好。

大哭一场，继续生活。这个灾难的2003终于过去了，2004，我的本命年来临了，如此大的灾难没有把我击垮，这世间，还有灾难能够使我恐惧吗？

忘不了，在一年前的风雪中，我和小辉依偎着步出北京西站，共同迎接命运的挑战。忘不了，病榻上的妻子苍白的脸颊。忘不了，医院的楼道里，我的泪水与绝望交织着。忘不了，文友们伸出友谊的手，搀扶我们。忘不了，编辑泽来和国华对我的稿子开绿灯，数家报纸刊载了陈辉患病的消息。忘不了，大学同学和老师无私的关爱和资助。所有的一切，如今都在我的乱糟糟的脑海里，等待着我以一颗感恩的心情去梳理。

我对妻子一直抱以深深的感激。

1993年3月，我们原本定好了婚期，但是我在婚礼前几天，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竟被医生告知，我患了乙型肝炎。未来得及结婚登记，妻子毅然跟我在农村老家举行了结婚仪式。回到城市我就住进了医院。在我患病的3年间，妻子为我凑集了治疗的资金，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使我由一个体弱的病人逐渐恢复了健康。妻子一直是一个温情和体贴的人。如今妻子遭遇了如此的大难，我怎忍心放弃？将心比心，我觉得，竭尽全力地救治妻子，我凭的就是一颗良心。生命的希望绝对不可以放弃，良心是没有理智的，一息尚存，就要治疗下去。

记忆中，爱情的岁月曾经那样的美好。我们并不是刻意追求浪漫的人。记得1996年的情人节，我下班途中，路过一家礼品店，就买了几朵五彩斑斓的塑料花，回到家赠给妻子，妻子高兴地插在蜗居的角落里，那些花保留了很久。

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的时候，2月14日情人节，我看到许多年轻女孩的手里拿着玫瑰。在航天桥附近的地下通道里，我买了一大束玫瑰，送到妻子的手里。妻子高兴地接过来，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红晕，她轻快地把花插到病房窗台上的水瓶里，整个病房顿时生机盎然起来。妻子那一刻欣喜的表情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是对节日、纪念日不很在意的人。但妻子一年的住院生涯中，我们历经了情人节，结婚纪念日，我们的生日，孩子的生日等等。节日来临时，她只是告诉我，生日到了，买点好吃的吧。在她去世的前2天，1月2日，妻子对我说：明天就是儿子的生日了，给孩子买个生日蛋糕吧。我带回一个大蛋糕，妻子见了，笑着祝贺孩子的生日，但是很快转化为痛苦的表情。

很多节日，我们都是平淡地过，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浪漫。在鲜花之外，一个会意的眼神，一次温馨的微笑，一次深情的依偎，就是我们纪念的方式。人生不可能重来，拥有我们的情爱，拥有许多相濡以沫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幸福。

今天，我将一大束鲜红的玫瑰放在陈辉的相片前，她依然像以前那样，望着我恬淡地笑着，眼眸里是一种沉静、柔和的光芒。亲爱的，情人节快乐！不知道是我说的话，还是这一捧红玫瑰，把她的脸颊映红了。

岁月是一杯苦涩的咖啡

胡子宏

我的白领朋友们，我的成功或不成功的同龄人，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麦子的那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20年前，我携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这个小城时，心中充满豪情壮志，幸福生活似乎就近在眼前。如今，当我再次阅读麦子那篇沉重的文字，我忽然发现，我在城市熬了20年，依然很难和你们坐在一起喝咖啡。那种惬意和从容，于我，似乎远在天边。

20年的岁月啊，何尝不是一杯苦涩的咖啡?我静静地品味它，甘苦自知。

像时下城市里的很多“农裔城籍”人一样，我出生在家境寒酸的农村。小学时，我放学后还要割草放羊，而校园里那些非农业户口的女孩儿，总是悠闲地在操场上跳皮筋。农转非，跳出农门，成为我少年岁月中最伟大最神圣的梦想，而考场就是接近梦想的阶梯。在中学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天读书做题的时间都在13至15个小时。终于，1986年的金秋9月，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我开始了崭新的人生篇章。

在大学我所在的班级里，仅有四五个来自农村的同学。那种生活习惯的差异和物质消费的落差，使我的自卑像垃圾堆旁拂之不去的苍蝇。当其他同学花前月下窃窃私语时，我依然是情窦未开的懵懂少年。大学4年没什么亮点，曾经的意气风发和指点江山，仅仅是短暂的青春激情而已。大学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分配到这个小城的团委机关工作。

我实现了农转非的伟大梦想，可是，到了城市，我才知道，这个小城没有我的家。平素，下了班，我只能栖息于办公室的平板床上。

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里，文学梦成为我精神世界的瑰宝。在许多个夜晚，我在办公室里读啊写啊，涂抹着千字的短文。一年后，一场浪漫的爱情萦绕了我。女友在省会一所外贸学校就读。到了周末，她会来到我身边，我们各守一张办公桌，安静地誊抄我的稿件，然后邮寄出去。我的一些短稿子开始不时地见诸一些报刊。

日子过得平淡而甜蜜。两年时间倏忽而过，女友毕业分配到了小城的一家企业。很快，我们面临着结婚，可是，我买不起房子。有一段日子，女友感叹找了一个贫穷的伴侣，而我只能神情黯然地告诉她，我没钱，我父母也没钱，实在买不起房子。庆幸的是，1993年春天，我得到了一间由单位食堂改建的宿舍。我和女友把那间17平米的蜗居粉刷一新，买了简单的家具后准备结婚。孰料，我命运的第一场坎坷迎面而来。

就在婚前13天，我感觉到身体不适，经诊断，我身患一种非常棘手的疾病。此后的10年间，我始终忍受着它给我带来的肌体和心灵的巨大创伤。我赶紧吃药治疗，匆忙地在老家举行了婚礼，就住进了医院。出院后，我病休一年。

还好，命运在我青春年华的落魄之际，及时地赐给我些许安慰。在身体时好时坏的那些日子，我埋头读书写作，创作了大量的短文，在各地的报刊上不断发表。塞翁之失，祸中福至，不经意间，我的文学梦结就了甜美的果实。1994年的春天，我和妻子奔赴北京，花了6000元，从中关村拖回来一台286电脑和打印机。电脑和打印机的快捷，使我的写作如虎添翼。我成了小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稿费收入如芝麻开花。很快我就买了房子，且有了一定的积蓄。我们夫妻双双还加入了省作家协会。1997年1月，儿子出生后，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我在单位也被提拔为最年轻的中层干部。生活和事业双丰收，生活按部就班地延续着。

然而，命运像湍急的河流，往往会在不经意间突然转弯。2002年5月8日，老家的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突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县医院。我和妻子迅速赶回老家看望母亲，几日后，又把母亲接到市人民医院，虽经竭尽全力地救治，母亲还是在13日清晨撒手人寰。

我无数次回忆起母亲断气的刹那，母亲痛苦地在病榻上挣扎，身体辗转反侧。医生给母亲做了颈下静脉穿刺，各类的药物不断地输入母亲的身体。但是，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到了深夜，母亲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她在病痛中呼唤着我和父亲的名字，让人听了心如刀割。所有的亲人一次次地跑到楼道里啜泣。看着母亲生不如死的痛苦，我心头涌出绝望的念头:娘啊，娘啊，要死就死吧，别在这人间经受这么大的病痛了。5月13日，天刚蒙蒙亮，母亲极度痛苦地呻吟着、挣扎着，之后，心脏便“咯噔”一下停止跳动。我大叫一声：娘——

5月15日，农历4月初4，是我的生日。埋葬母亲时，天空中飘着连绵的春雨，泪水和雨水淌满我的脸庞。在村外的棉花地里，当母亲的棺材慢慢地被黄土掩埋时，我泪眼模糊地看黄土把我和母亲隔离到两个世界。

埋葬了母亲后，我随即迎接省委办公厅招调干部的考试。在600多名参考者中，我脱颖而出，最终成为13个录取者之一。但是，我的体检没过关。在又一次经历了由极度喜悦到极度沮丧的巨大心理落差后，我又回到原单位。

命运的无情继续向我播撒着凄凉和绝望。2002年12月，我的妻子突患恶性淋巴瘤，我们奔赴北京肿瘤医院治疗。逐渐地，我们的积蓄耗费一空，我奔波着向同学和亲朋好友借债。历经一年的救治，耗费了35万元，妻子依然撒手人寰。

2003年，是我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时期。我陪伴着妻子住院，进出医院时，双腿沉重得像灌了铅。在医院的电梯里，我不时见到患者的尸体被推往太平间。我依稀明白，等待我们的，是何等凄惨的结果。但是，大难临头了，我必须牵住爱人的手，因为，我是她生命最后时光的感情寄托。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我夜不成寐地撰写各类稿件，并向各地的编辑写了求援信，力争多些稿费收入。白天，我强打精神赶赴医院陪护妻子，强作笑颜地与她聊天。慢慢地，我们的积蓄开始捉襟见肘。无奈，我向北京的大学同窗求援，同学们纷纷赶来探望。面对着久未谋面的同学们，我抑制不住无奈的泪水。在积蓄耗光后，我又筹借了20万元，为妻子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

当妻子的病情有所稳定后，我们回到了家乡的小城。妻子在病榻上捱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0天时光。妻子去世前一天，疼痛加剧，她仿佛预感到什么，喘息着对我说，这一次的痛苦，跟以前不一样，看来，我的病治不好了，但是，胡子宏，我要感谢你，这场病治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的钱，你都没抛弃我。闻听此言，我跑到楼道，泪水喷涌而出。

妻子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孩子……”。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把孩子养大，考上最好的大学。稍后，妻子就陷入昏迷中。弥留之际的妻子似乎不再感到痛苦，我沉静了片刻，就跟老家的父亲取得联系，准备妻子的后事。一个小时后，妻子的表哥拔掉了氧气管，妻子慢慢地安静地停止了呼吸。那一天，是2004年1月4日，儿子7岁生日的次日。

1月5日的下午，我抱着儿子，长跪在妻子的灵柩前，亦步亦趋地挪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乡间的墓地。当黄土掩埋住黑红色的棺材，我对儿子低语道，记住，这里安眠着你的妈妈。

1月6日的清晨，我走出家门，在薄雾中徜徉在老家的大街上。空气清凉，万籁俱寂，人生仿佛做了一场久久的噩梦。后来，我遇到一位堂兄，他试探着问我，一个月前，有人给你爹介绍了一个老伴，他们彼此没意见，你同意吗?刹那间，我怔了，眨眼间，母亲已经去世一年半了，我一直忙碌着救治妻子，而父亲却孤单地在乡下生活。我对堂兄说，走，我们去见见她。

堂兄骑着摩托车载着我，赶到了邻村的亲戚家，又从另外一个村庄，把那个我后来唤她为娘的老人接来。看着慈眉善目的老人，我说，昨天，我刚刚埋葬了我的妻子，我们的家庭都这么不幸，我需要一个母亲，你需要一个儿子，我们两家合成一家吧。一句话感动了老人。半个月后，我的家庭迎来了一位慈祥的妈妈，年迈的父亲有了相依为命的伴侣。

春节到了，大年初一，我带着儿子给爹娘磕头拜年。我给儿子换上新鞋，却发现，儿子的鞋没有鞋垫，假如妻子活着，孩子的鞋怎么会没鞋垫呢。顿时，我跌坐在椅子上，泪水无声地滴落。这时，刚进家门仅仅5天的养母拍着我的肩膀，小声安慰着我。随后，她找了一双大人的鞋垫，给儿子剪成小鞋垫。

春节后，我带着儿子回到城市，开始了我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的生活。孤单岁月里的春天姗姗来迟，在许多个难眠的夜晚，我独守书斋，在忧郁的孤灯下，一次次思考着命运的无奈，仿佛咀嚼着一颗颗苦涩的黄连。两年之内，我送别了两位亲人，负债累累。我的泪水无数次悄悄淌流，头顶早已白发尽现。

2004年的清明节，我领着年幼的儿子，为母亲和妻子扫墓。在农村老家的墓地里，我和儿子牵着手，面对两位母亲的安眠之地，庄重地回味着曾经萦怀的母爱。我们携带着大包的纸钱，儿子点燃几张纸钱，然后用一根木棍挑起，我把纸钱一张张地放到火堆上，看火焰像一个有生命的精灵舞动着。烟灰升腾起来，儿子皱着眉，虔诚地用木棍挑动着燃烧的纸钱。我们父子就这样焚烧着纸钱，仿佛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那黄色的火焰上。

烧完纸钱，我和儿子分别在各自母亲的墓前坟前磕头。然后，我挥动铁锨，在坟头上添上新土。离开坟地的时候，我紧紧地拉着儿子的手，一路泪洒，只感到，扶老携幼的责任和使命重如磐石。

面对缺乏母爱的儿子，我竭尽全力给他一份父爱，而儿子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很多次，我去学校接儿子回家，只见儿子独自站在学校的铁门前，呆呆地，默默地等待我。此情此景，使我的心仿佛刀扎一般痛苦。我想，我必须要给儿子找一个妈了，他需要母爱。

在前妻去世的一年又10个月后，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妻子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同我一样由农家考到城市。在经历了一场使我悲喜交集的婚礼后，我总算有了一个新家。

2006年10月，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此后，我的生活再度陷入了忙乱。我和妻子双方的父母都在农村，年迈体弱，一切的家务都要由我们承担。此时，我已值38岁的中年，体力像连年拉重车的老牛。买菜做饭，换洗尿布，伺候孩子……繁重的家务使我疲惫到了极点。

2007年的6月，我终于支撑不住，去医院检查，得知自己患上了糖尿病。住院三周出院后，我又患上了带状疱疹。背部和胸前的一片泡，疼得我彻底难眠。一年后，我的血糖得到了良好的控制，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2008年8月，我的腹部发生了几次急剧的绞疼。再度住院，方知自己又患上了胆囊炎。

2009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回老家过年。在吃年夜饭时，我欣慰地说，还好，还好，这一年，我终于没进医院。妻子露出了疑惑的神情，问我，谁家不生养孩子啊，怎么有了娃娃后，你怎么老是病啊？我轻叹了一声，你怎么知道，这8年来，我操了多少心，承载着多大的压力啊。听着我的感叹，爹娘沉默着，点点头，对我投来心疼的目光。

生活的煎熬和苦难，就像漫长的寒冬，不过，只要你熬下去，总会迎来春暖花开。如今，小儿子上了幼儿园，大儿子正读初三，家务活儿渐渐地少了起来。我的心情终于像挣脱了羁绊的骏马，生活变得轻松惬意起来。儿子们在健康快乐地成长，我杂乱的居室里充盈着充实的生活气息。我又有心情在宽敞明亮的书房里，敲打自己钟爱的文字。我终于感到，我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城市人，过上了一种稳定而从容的生活。

理想和心愿就像先你一步到站的公共汽车，你不停地追赶，气喘吁吁，而车轮总是在你到站前转动。几年前，我就读过麦子那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后来又读了一篇《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如今，我在这个小城奋斗了20年，我何曾与我的同龄人惬意地喝过咖啡呢？青葱岁月时，我用刻苦学习摆脱清贫，人到中年，我却遭受了家破人亡的厄运。我好不容易开始新生活，肌体的健康又像打了锔子的瓷器。在偿还清债务后，我的积蓄又从零开始。尽管，喝几次咖啡的千百元消费我能承受得起，但那是妻子的几件衣服，孩子的十几顿食品，是乡下爹娘在田间淌流的汗水啊，再香的咖啡又能给我带来多少潇洒和浪漫呢?更何况这些年，我牵线城市的好心人，与20多个山区的贫困学生达成了“一对一”救助。我为公益事业的捐款已近2万元，却始终没有舍得花几百元，邀朋友们共同享受过惬意的咖啡时光。因为我曾经受到过他人的帮助，而今我要帮助他人。

仔细想想，20年的岁月，何尝不是一杯苦涩的咖啡呢?命运中那些苦涩的际遇，就像被迫下咽的咖啡。我分明感到，命运的沸水把我咖啡般的人生，冲得跌宕起伏，味道虽苦，但耐得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