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山传奇33:钱三强进中南海带神秘石头,不让毛泽东周恩来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2:21:02
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之女):那么来开会的人不多,就像这屋子这么大,结果有人说,这是铀矿啊,就是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我父亲来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那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手。

  解说: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当年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画面,曾让无数中国人潸然泪下。

  直到今天,人们还对周恩来喝醉了茅台酒的故事津津乐道,然后很少有人知道,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曾三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他们扬言,“要把核武器当作普通炸弹来使用”,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被运到了冲绳岛。

  面对超级大国的核威慑,一个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的国家,将如何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尊严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也要有原子弹。

  葛能全(时任钱三强秘书):那个时候在朝鲜战场谈判的时候就讲,你们要不承认我们提的这个条件,我们就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包括北京首都。

  这个威胁是当初我们这些人,普通的老百姓不知道,但是你高层知道啊,当时日子很难过。第二个呢,苏联1954年发了一个公开信,对社会主义阵容内的国家,提供原子能科学方面的帮助。有了这两个因素,一个是逼着你,一个是这边再有支援的可能,所以到1955年的1月15号,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开一个书记处的扩大会议。

  解说:这一天,钱三强和李四光,将一块层层包裹的石头带进了中南海,几个月以前,地质队员在广西省某山区,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石头铀矿石,制造原子弹,铀矿是必不可少的矿产资源。

  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之女):那么来开会的人不多,就像这屋子这么大,结果有人说,这是铀矿啊,就是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我父亲来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那是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手。

  解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面前,钱三强和李四光做了一次特殊的表演,他们手握盖革计数器,靠近这块并不起眼的石头,嘎嘎的声音出现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5年,代号“02”的中国核武器计划,秘密诞生了。进入1956年,信心十足的毛泽东开始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他清醒地知道,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北京拉开帷幕。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这个会呢?因为我们前面经过三反,前面的思想改造,还有1955年有肃反,这个对知识分子相当一批人的伤害很大,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什么积极性。

  解说: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温暖人心的报告,他指出,现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由此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这是知识分子会议上动人的一幕,科学家被请进怀仁堂,向与会的党政干部做科普报告,这一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华罗庚同样兴奋不已,“科学家在台上讲,主席在台下听,这是在给科学家莫大光荣”。

  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部长们、省长们、县长们、村长们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毛主席讲这话时很严肃。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国科学院这个“科学火车头”的领导,张劲夫出场了。王扬宗:那时候陈毅是联系科学院的中央领导,陈毅就派了他的老部下张劲夫,张劲夫是新四军的四才子之一,很能干的一个人,他到科学院刚40岁出头,安排到科学院来担任科学院的党组书记。

 

  解说:张劲夫的到来给文津街的小院带来了虎虎的生气,他感情奔放,精力旺盛,豪情满怀,每天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陈毅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劲夫,有劲。

  张劲夫(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那么上马以后,我就找周总理了,我说一定要我来我服从中央决定啊,目前重要抓什么工作,他说你目前主要抓科学规划工作,因为向科学进军,怎么进军,向哪里进军,我们要研究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是什么,我们差距有多大,如何赶上超过,要搞一个十二年规划。

  解说:制定12年科学远景规划,在中国史无前例,苏联未曾有过,世界也未曾有过。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国家工程,新生的共和国走向强盛,必须有一张科技蓝图,作为全国科学的火车头,中国科学院顺理成章地肩负起制定科学规划的组织工作。

  张劲夫:至于规划怎么搞,首先就遇到这个问题,大家意见各种各样都有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按任务,按学科,后来我们就研究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这样子来搞科学规划,按任务带学科来搞。

  解说:北京西郊宾馆见证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从4月开始,先后有600多名科技精英应邀而来,他们驰骋想像,纵横捭阂,以智慧相碰撞,以理性相融合,为未来国家走向的种种可能性,进行着小心翼翼的扬弃和论证。

  1956年8月21日,洋洋六百万言的《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尘埃落定,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科学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学科的发展方向。在这份沉甸甸的纲要中,中国科学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使命。12年科学远景规划像一扇正在开启的大门,它将引领新中国走进第一个科学黄金期。

  何亮亮:六百万字的科学远景规划编制完成以后,张劲夫去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说,这么大一摞资料,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呢?张劲夫当机立断,召集钱学森、钱伟长、黄昆等科学家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六项,原子弹、导弹、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这些领域国际上发展很快,在我国还是空白,但却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把它们搞上去。重点有了,叫什么名字呢?张劲夫说,就叫紧急措施吧。

  解说:当“紧急措施”带着中共“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嘱托,正式颁布的时候,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钱三强发现,他参与拟定的六项紧急措施变成了四项。

  葛能全:钱三强回来以后就马上就对这个有意见,气鼓鼓的就找张劲夫。说我对你有意见,为什么原子能没有放到四项紧急措施里头,张劲夫开始一听,看钱三强那个态度还挺有点紧张,一看这个事,就跟他解释,你这个原子能啊,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抓的,不能放在这个范围上,你那个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是我们国家中心的中心啊,你要人要什么,你要我就给啊。所以后来讲清楚了,钱三强哈哈大笑。

  解说:兵贵神速,1956年下半年,以四项“紧急措施”为核心的四个研究机构,计算技术所、自动化所、电子所,相继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同时应用物理所也成立了一个半导体研究小组。四项紧急措施中,率先取得突破的是计算技术。

  何亮亮:1958年中国研制出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机,它每秒运算70多次,是最原始的计算机,当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给它起了个名字“有了”,这个让人莞尔又玩味的名字,如实地写照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面貌。

  解说:继103机之后,中科院计算技术所又连续研制出每秒运算一万次的104机和每秒运算数十万次的109乙机,后者将为两弹一星的设计、运算,做出重要贡献。

  截止到1960年1月,四项“紧急措施”已经基本完成,至此以“紧急措施”为第一级台阶的原子弹攻坚战拉开序幕。

  在此之前,根据中苏之间的一项秘密协定,由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已在中科院原子能所交付使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铸就新中国荣耀与辉煌的两弹一星攻坚战中,中国科学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吴明瑜(时任张劲夫秘书):那么要从原子弹来讲,我可以说我们做的工作,成千项的工作,科学院两万几千人,三万人参加国防建设,绝大部分是为了原子弹。要对原子能做国防服务啊,它不光是一些基础的什么设备、材料、元件、器件的提供,还有一个理论工作。

 

  解说:早在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之初,受命出任副所长的钱三强便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把吴有训、王淦昌、彭桓武三人,调入中科院物理所。

  葛能全:就这四个人,你一看,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吴有训是美国的博士,王淦昌是德国博士,彭桓武是英国博士,钱三强本人是法国博士,都是尖端的研究机构,直到老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领头雁,一大批人从各个国家回来都是奔到这来,特别是跟原子能有关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科学家,他们一听说中国要发展原子能科学,大家都有一种强国的念头,都纷纷地回国。

  解说:邓稼先,中科院数理化部副学术秘书,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8年的一天,已从中科院调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到了邓稼先。

  许鹿希(邓稼先夫人):钱先生找邓稼先到他的办公室去,就这么说的,那话原话就是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叫你去做这个工作怎么样。他听到钱公说这“大炮仗”这三个字,他马上心里就一咯噔,因为他当时马上就知道,大炮仗国家放的大炮仗是什么玩意,那就是原子弹了。

  解说:钱三强选中邓稼先,是让他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当晚邓稼先告诉妻子,他要调动工作了,以后会经常出长差。至于新工作是什么,邓稼先没有说,受命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成为科学院众多家庭命运的分水岭。

  1960年,时年51岁的郭永怀开始在北京和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基地之间来回奔波。

  李佩(郭永怀夫人):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在那边的生活什么的,他自个儿的生活因为比较简单,你比如说吧他每次要出差的时候,他就自个儿就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喜欢的衣服搁在里头,都不让我给他准备,他就自个儿,都是他自己。

  解说:原子弹研制初期,中国曾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缩短周期和战线,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然而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9年6月20日苏联政府宣布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方面的技术援助。

  葛能全:这个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就是苏联和美国正在谈判核裁军、限制核实验、地下试验、空中实验,正在谈,所以我们不能再支持别的国家来发展原子核科学,实际上原因就是中国不听它的使唤,在几个关键问题上面,最后来关系闹僵了,崩了,来了一个公开信把这个矛盾公开了。

  解说:这一天成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没有了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是否要从零开始。

  对此,毛泽东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不久中共中央做出决策,自力更生,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次多声部的大合唱,中科院、二机部以及后来成立的国防部第九研究院三家拧成一股绳,原子弹点火装置是块公认的硬骨头,它最终被下放到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为此钱三强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宝贝,当年回国时导师约里奥居里送给他的放射源。

  葛能全:研究室没有啊,自己用那个茅草棚盖了一个实验棚子,是干打垒的,他们在那夏天的温度达到三十几度,还要穿上那个防辐射的各种的那个(衣服),蒙的严严实实的,所以那个靴子里都是好多汗水,就这么干。

  解说:从千分之几的铀矿石中提炼高浓度的铀,是一项难以想像的技术难题,被称为四大“化学家族”的中科院上海有机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和北京化学所协调配合,提前找到了通向成功的路径。

  何亮亮:中国人的“两弹一星”堪称20世纪中华民族创造的世界奇迹,不过直到今天很多人并不真的了解“两弹”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两弹”中的一弹最初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而另一弹呢,是指导弹。如果以威力论,氢弹最牛,当量可以达几千万,其次是原子弹,当量一般在几百万,导弹严格的说不是弹,而是运载工具加弹。

  1955年放眼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导弹,我们的工业基础如此薄弱,真的能研发导弹吗?钱学森的一句话,最终使中央下了决心。解说:1955年,刚刚归国的钱学森参观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陪同他的陈赓大将问,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笑,好,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同时兼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日后这样的角色,使他能够十分方便地从科学院借力。

  早在原子弹理论攻坚阶段,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的一幢红色屋宇里,几名科学家开始了另一项秘密任务——氢弹理论的预研究。

  葛能全:因为毛主席讲过,搞点原子弹,搞点氢弹,所有的国家也都这样,发展核科学,原子弹不是到头的,一定要搞氢弹,而且然后再搞小型化,核武器小型化。后来这个任务呢刘杰就把它交给钱三强,说这个事你一手来做,他第一个想到就找了黄祖怡,理论学家,然后就是找于敏,还有何祚庥和我。一共有三十几个人,成立一个叫氢核理论组,这个理论组干什么呢?没有很固定的任务,就是对氢弹的原理,各种可能性、可行性进行预研究。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实际上是猜,因为氢弹的秘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公布过,谁也不知道氢弹怎么样做,或者讲我们中国人谁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大家猜谜,猜出来氢弹是怎么做的。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人类从此打开天门,放眼宇宙。很快毛泽东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他并且幽默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抛两万公斤的,像美国那样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在中国科学院,赵九章任所长的地球物理所,最早介入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并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吴智诚(中国科学院赵九章秘书):地球所呢在这个581时期啊,主要在做了五方面的工作,一呢是以探空火箭练兵,二是高空物理打基础,三是探索卫星发展的方向,四是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五是研制卫星地面接收设备,这个五方面。

  解说:年过半百之际,气象学家赵九章转入了一个几乎全然陌生的领域。

  赵里曾(赵九章之女):我记得他就跟我说,他在学那个电磁流体力学,阿尔法宇宙电动力学,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法宇宙电动力学,他说非常难,他是学物理的,但是这是和他三十年代这已经到了有二十多年以后了,所以他说这是挺难的,但是我们要学,就边干边学。

  许鹿希:你们问中科院在1964年10月16号成功以后,我们这些家属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这些人作为家属,就是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下去了,是这种感觉。没有说举着号外到处蹦,又跳又蹦又叫那么高兴,我们那个大院里,其他家属大概也都是这样,安静极了,谢天谢地,总算搞成了,太不容易了。

  解说:1964年10月16日,始终蒙在鼓里的李佩注意到,刚刚出差回来的郭永怀似乎特别高兴,而经常和他同时“消失”的王淦昌,也“碰巧”在这一天,请他们夫妇去家里吃饭。

  李佩:大概真正的我知道还是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吧,老郭回到家里头,王淦昌就说,就请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去吃饭,他们也不提为什么,但是他们都非常高兴。那我想他那天请我们吃饭,为的就是庆祝他们这个原子弹爆炸成功。

  解说:多年以后人们告诉李佩,在巨响惊醒大漠的那一刻,郭永怀泪流满面,瘫倒在地。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核导弹直插苍穹,9分钟后它精确命中目标,发出惊天巨响。“两弹”结合,使中国真正实现了军事意义上的核威慑。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西部大漠升腾的蔽日黄尘再次震憾世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成为世界上最快实现这一跨越的国家。

  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然而此时此刻,很多原本应该走上领奖台的人们,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多年以后,邓小平对“两弹一星”的研制,做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评价,如果60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更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何亮亮:中国科学院的特点是为国家重大项目服务,而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历史,应该说是中科院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在国家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能对国防尖端作出重大贡献,这取决于中国科学院在奠基和创业阶段,吸纳了大批优秀人才,更取决于科学家的国防热忱和强烈的责任感。

  罗布泊上空腾起的蘑菇云,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中国按照国际协议,早已停止了全部的核试验,然而两弹一星所折射的自力更生,百折不挠的强国精神,却是我们永远的财富。感谢收看《凤凰大视野》,我们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