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鹤双形8人机捕鱼技巧:蒋介石、周恩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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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逝世后50年零24天,国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去世。这是1975年4月5日的夜晚,在传统的中国清明节结束前几分钟。尽管已接受了两针强心剂,他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历史记载显示,此刻,从台北到高雄,整个台湾岛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中国的传统历史书中充斥着皇帝及其后代编制的真实“历史神话”,大人物的出生与死亡都会伴随着不同的“天有异象”,而美国外交官Jay Taylor后来回忆说,即使是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蒋介石最终未能完成“光复大陆”的心愿,他郁郁不乐地在这一面积仅为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上生活了25年,死在了第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任上。

  已在牢中度过了5年的著名知识分子与异议分子李敖在4月6日的清晨得知消息后,他用暗号歌告诉难友:“老王八蛋死了。”在多年后出版的《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作康有为之于慈禧太后――良知分子在暴君的阴影下生活了半生,他们相互斗争,共同衰老。

  终年88岁的蒋介石的遗体并未被置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像国父孙中山一样以供后人瞻仰,而是被安放于远离台北的山间的一口石棺内。正如人们猜测的,蒋介石坚持回到大陆后再安葬。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人士,并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1910年代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放荡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似乎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老国民党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左派廖仲恺与右派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蒋经国。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CC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蒋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也勉强地运转着,他生性多疑,却对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尽管存在质疑,经济学家们还是普遍将1927年―1937年视作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年代,在1912年―1937年,中国经济在乱世中保持了顽强的9.2%的增长。而1936年,中国农村则迎来了20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这暂时性的掩盖了严重的农村问题,“农村破产”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毛泽东从农民的不满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蒋则感到强烈的不稳定感。

  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的溃败速度如他获得荣耀的程度一样令人费解。一种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蒋领导的政权已完全腐烂,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来自异域的旁观者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费正清在40年代初也在重庆,他形容这座陪都“就像一个个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当时尚未成为主流的一小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埃德加?斯诺将外观比重庆更糟糕、由窑洞组成的延安描绘成一个富有革命朝气与令人尊敬的城市,当然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昂然的革命精神,共产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1943年8月的日记中,费正清写到:“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毛泽东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但是,很多当时的旁观者却认为在为期5周的会谈中,长沙农民领袖毛泽东比“大资产阶级代表”蒋委员长更从容。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毛泽东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偷闲写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起义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毛泽东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则在汽车爆炸中死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1946年,毛泽东的最杰出指挥员之一的彭德怀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失败,但是,我们的确不可能打赢。”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除了毛泽东之外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想象。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地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并非偶然的失败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真实现状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伊阿华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国民党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但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中华民国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交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国民党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到:“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但谁都清楚,陈是在深切的绝望之中离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面对他追随了多年的理想的毁灭,这既来自于国民党政权本身,战场上节节溃败和刚刚实行的金融改革的失败,更源于蒋介石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一意孤行,陈布雷最终发现他无法再与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见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位老国民党还要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一个女儿加入了共产党,而一个儿子也带有强烈的共产党倾向,并最终于1952年加入。现实与理想间的强烈反差将他引向的深刻的自我怀疑,

  像很多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一样,在面临旧思想崩溃,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转型期,蒋介石从被打倒的旧传统和外来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在黄仁宇的研究中,自1925年后,蒋介石开始阅读了《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第五种》、《俄国革命史》与《革命心理》等。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写到:“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为革命之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条件。”但他最终未能把握住众心,4亿5千万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来,需要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地盘上赶出去,孙中山这样想,蒋介石为之诱惑,但只有毛泽东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台湾式的现代性模式”

     从四亿人的领袖到统治600万人口,很少有政治领袖遭遇类似蒋介石的尴尬。二站中,戴高乐一度作为光杆司令身在英国,但他仍宣称是法国的统帅,因为他尚有这种可能性。“光复大陆”的希望支持着蒋介石最后的25年,尽管他是如此缥缈。这个玩平衡的高手,精明的宁波人,一度被中美在朝鲜的冲突而兴奋,他指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反攻大陆,而1966年得知文革发生时,他又再度兴奋。在死亡前的昏迷状态,他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

     他在1972年就任了第五任总统,他在1947年进行了政府改革,实现了表面化的宪政,并当选了第一任总统。但1972年的沧桑变幻只能加剧蒋的伤心。毛泽东在他那间宽大的睡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后者曾是那么著名与执着的反共健将并曾访问台湾,毛这样谈到蒋介石:“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他叫我们共匪。”,如蒋介石一样,79岁的毛泽东也正身受疾病困扰,而一年前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刚刚叛变了他。

病中蒋介石的看着最牢靠的支持者正离自己远去,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被共产党政权取代,在台湾外交代表团在此决议宣告前,集体离开会场,以避免窘迫的一幕的出现。被遗弃感伴随着台湾上下,曾经震惊世界的宋美龄在60年代末前去美国访问时,发现根本无人理睬,她最强大的支持者亨利?卢斯也已去世。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美国人承诺了继续保卫台湾。美籍著名记者赵浩生在1966年采访蒋介石时发现:“他看起来更像个平凡的老人,一身全无装饰的中山装、突顶、印须。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他的眼中流露出慈祥多于威严的目光,和我以前的印象大不一样。他的背有点驼,动作迟缓、沉重,令人觉得他是个衰老的悲剧人物,一扫往日叱咤风云的霸气,不由得使人生出几分怜悯之情。”而在与他握手时,被1938年的国民党官方传记称作“亚洲最伟大的军事政治家”的蒋介石“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微笑,丝毫不见咄咄逼人的眼神。”

尽管“光复大陆”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时却留下一个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台湾岛。当年的台湾的人均收入达到697美元,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人口由1952年的800万增至1600万。自60年以后,台湾进入经济腾飞期,它马上就要进入“四小龙”之列,成为“东亚之锋”。大批台湾青年在60年代之后前往美国与日本留学,他们的归国最终将被证明为一次重要的文化移植,这些留学生如同20、30年代的留学生一样极大地推进了台湾社会的进步。

解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蒋介石吸收了大陆失败的经验,建立了一个相对廉洁的政府,而从大陆落难而至大批技术官僚主则运转了一个比较有效的政府,带回的黄金与大量的美援解决了发展的资金问题,他还在1952年实行了土改,一次性的解决了他在大陆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你可以说,或许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更适合台湾岛这么大的面积,而非那么辽阔中国。但事实是,蒋根本无心管理这上千万人口,胡适曾经批评蒋过于注重细节,而忽略全局观,而美国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则说他“只是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在台湾,蒋实现了战术上的成功。

1975年11月23日,83岁的西班牙独裁统治者佛朗哥死亡,距离那场著名的具有国际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西班牙内战已39年,佛朗哥本人也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最著名的同盟者,在他任期的最后20年他在保持着政治上的紧张感,却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西班牙因此有了一段经济增长期。在他死后,君主制与议会制被恢复,3天后,600名政治犯被趁火打劫,6个月后,实施了25年的党禁被取消,西欧最漫长的独裁制度结束了。同年,希腊军政权垮台,而一年前,葡萄牙结束了独裁统治。从1974年至198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30个国家内,民主政权取代了威权政府,这一时间被亨廷顿称作民主化运动的第三波。而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台湾政府在1987年解除了党禁,台湾社会相对平稳地进入民主化,李登辉成为第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到了2000年,陈水扁的当政则几乎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终结。这位典型的政客完全蔑视了蒋氏父子对大陆的念念不忘之情,他喜欢说“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大陆情感正伴随着一代代国民党元老的老去而日渐衰微。但是,热烈的台湾民众似乎忘记了李敖的著名论断:“没有国是孤岛”,民主化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在台湾“一个也不能少”的上演着。孙中山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蒋介石与青帮的亲密关系,同样都流入了台湾政治。甚至到1984年,蒋纬国仍授意黑社会在美国暗杀了作家江南。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龙之火》一书追述了国民党多年以来在美国的秘密活动,他甚至包括监听参议员。这种传统在90年代则变成了梁家辉与刘德华主演的电影《黑金》的现实版,黑道人物漂白参政,利用政治权力牟取商业利益。于是在立法会议上,大哥出身的立法委员大打出手。国民党似乎从未能独自有效地行使权力,蒋介石比孙中山更进一步的统治了中国,却未能如对手毛泽东一样将党的力量贯穿至最基层。蒋介石忙于安抚地方军阀服从中央,他主要的依靠是庞大特务组织,他像传统充满猜忌的帝王一样通过千万个隐藏在民间的线人来评估自己地位的牢固程度。在表面的无处不在的同时,这种方式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同时,这种方式还必然性的败坏了政治气氛,它使得不信任与流氓精神蔓延。威权制度结束后,必然出现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继续在台湾上演着,璩美凤事件成为其中一个有趣的脚注,它讽刺性而极为典型地反应了台湾民众、媒体与政治间的共同的低级趣味。

但是,更公平地来说,台湾至少在一部分上已符合孙中山模模糊糊地对于民主国家的追求,孙中山为中国设立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终于在蒋经国这里进入了第三阶段。它的成功与失败,都为那片更广阔的大陆与众多的人口提供了参照。迪克?威尔逊在1995年的《中国:大老虎》中说:“台湾已经向中国(大陆)提供了现代性的中国模式。”

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最终追随了列宁的模式,试图建立起一个清除资本主义、并比苏联更为先进的新国家。当然,他最伟大的成就仍在于他使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恢复了作为整体的民族尊严。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色彩,生活在巨人影响之中的周恩来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与周恩来 

就某种意义,我们仍生活在1949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斗争所带来的遗产之中,两岸人民彼此间常常失去信任,相互攻击。但放在更长远历史坐标中,他们都是孙中山那一代“拯救中国”的意愿的延续,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尊严,另一方面他们要实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以使人民生活更幸福。

在战术家蒋介石去世时,战略家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战略正在面临破产。在这一年年底接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女儿与女婿时,对于他热衷于的青年革命运动表示出某种深切的失望:“年轻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尽管在所有的公开场所,这位已被膜拜成神的毛主席总是那是以那几张著名的、面带微笑的、永不衰老的照片示人,但朱丽叶?艾森豪威尔却目睹了这样的一个老人“一个疲劳的人转过身去,吃力地与护士说话,然后被带走,重新一个独处”,而他的声音“刺耳、单调、吃力”。几个月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发现了伟大领袖的类似沮丧感,他抱怨说没人听他的,更糟糕的是他成为了一个坐下来或站起来都要别人帮助的人。但即使如此,在8月13日与北大教师芦狄的谈话中,82岁的毛泽东仍旧保持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他再次批判了《水浒》中投降主义倾向,这则段谈话很快就变成了江青攻击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新武器。

自1974年以来,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尽管他坚持会见国外政要,但不再能象过去一样一谈几个小时了。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代表们对于总理表示了莫大的尊敬,在主席台上他依旧目光炯然,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他的手经常颤抖得连糖纸都剥不开。在这10年来的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仍旧极富技巧地遵循了毛泽动“抓好革命,才能抓好生产”口号以外,周恩来还设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嘱:“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在少年时代曾写下“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而振兴中华的梦想普遍影响了他那一代革命者,不管他们效忠于何种主义,加入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但其中似乎只有周恩来保持了目标的一致性与清晰感:在技术与实用层面推进中国的进步。而本届大会选举了复出的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来实施周恩来的志向。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记述中,自从在法国留学起,比周恩来小6岁邓小平就将前者视作兄长,而他们精神气质的传承关系似乎从法国就开始了,他们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

但令周恩来心痛的是,毛泽东没有参加这届大会,他甚至连象征性的姿态都没有,而一年后,毛泽东令人吃惊、引入注目地未参加周恩来的葬礼。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显得别具一格。伟大的战友与伙伴并非罕见,令共产主义信仰者津津乐道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即是一例,但是他们造成了观念上的巨大革命,却并未直接参与领导,而二人的合作关系除了共同的志趣,很大程度却源自于经济问题.

除了革命精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仍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事实上,四人帮正是将其批判为儒家的继承人。他们让人想起了传统帝王与其宰相之间的关系,比如秦始皇与李斯、刘邦与箫和,但是在这些传统中,宰相地位从未像周一样牢固。他们二人从不是亲切的朋友,却又超越了正常的同事关系,埃德加?斯诺将他们描绘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一位法国人则发现在与毛的一次会面中,坐在毛身旁的周懒懒地翻看着一份报纸,这个法国人评论说:“想一想什么人敢在戴高乐身边读报纸。”而尼克松则多少流露出对周一直所处第二地位的惋惜,他将周恩来归于了这样一个行列,“他们虽是大国的大人物,但却生活在巨人的影响之中:例如周恩来,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的身上”。在尼克松心目中,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三位,他甚至为他们列出了排名。而基辛格则更为肯定地说,周是见过的两三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他并未提及毛。

周恩来: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这在中共中是如此罕见。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作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的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练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按照普遍的说法,出生于1898年的周恩来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毛和蒋一样,他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定产物,作为同代人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以悲愤心境目睹着中国在外来势力前的屈辱,他们通过都以各自认为正确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

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由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

尽管斯诺将周描述成“纯粹的知识分子”,“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但周对知识本身却缺乏兴趣,他充满胡适在1920年代倡导的“实用主义”精神。他在20年代初的法国勤工俭学时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蒋介石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罢工,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7年,周恩来依旧占据着比毛更高的职位,要不是他在遵义会议强有力的支持,后者也无法重获权力。

关于周恩来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仍扑朔迷离,人们不清楚周恩来在1935年的戏剧性转变,在此之前,他是中共的实际领导人,即使在遵义会议后,他仍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决议的手稿清晰的注明:“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30年代初对毛的批斗中,他即使未参加与未反对。而在1935年之后,周与毛的关系开始正式形成,毛制定战略创造理论,而后者将之传达至组织内部与外部世界。周的天才表达与组织能力,与毛常常陷入幻想式的思维,相互帮助。流亡台湾的蒋介石的将军会悔恨说,如果早一点将周拉拢过来,坐在北京的将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周恩来的复杂性因为他个人的含蓄与低调而愈难以猜透。

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像小学生记日记一样,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甚至会将之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所犯的错误,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想象的都更要复杂与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他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中共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19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他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

1976年1月8日的死讯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巨大震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周恩来的个人品质,在以深具道德判断传统的中国,周的品行符合了中国人接受心理,尽管这种心理文化正在因文革而倍受摧残。《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短短几句话概括了描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堆积如山的材料:“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在长征途中,他亲身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惟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忡忡,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么,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一个外来者,即使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老练甚至狡猾的政治家,也对他的个人魅力倾倒不已。

但衡量伟人的指标除了他的外在表现外,更需要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一个陌生的旁观者或许会好奇,即使周恩来将每一个夜晚都奉献给了伟大的新中国,但混乱却仍在继续,他看着老朋友们被那些年轻人一个个打倒,却显得束手无策。在少年时代,他已孙中山为楷模,试图建立一个富强、民主、在世界赢得一席之地的国家,但他当他逝世时,他个国家却濒临崩溃。但这种指责却因忽略了中国的复杂情况而显得如此粗暴。就像几乎所有遭遇过周恩来的杰出人士的共同的评价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人,几乎一眼就可以认出。这样的一位人物,在任何制度更为健全的国家,都将成就一番更大的伟业。

领导力专家詹姆斯?麦格雷格?伯恩斯在其著作《领袖论》中将领袖分为多种,其中一种为行政型领袖,他往往是民主社会的产物,他对罗斯福的描述无疑也精确地符合周恩来:“他具有天生的洞察力,很会把握他人的动机,并有许多技巧,其中之一就是耐心的谛听别人倾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这对一个喜欢讲话并主宰谈话人的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懂得如何用说理的方法来说服一些人,用魅力来降服另一些人,他自信的表现来对付这种人,用奉承话来宽慰那种人,用渊博的学识来折服其他人。”

这种素质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行政管理者与一名出色外交家,事实上,他或许是那一代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者。当同志们都说,主席“土”,而总理“洋”时,绝不仅意味着他们穿着与举止,它同样暗示着他们的意识。在这种角度上,周恩来或许是孙中山更为匹配的传人。他们都气质不凡,见多识广,但他们又未让自己陷入过多的臆想之中。他们缺乏理论天才与极致的幻想能力,经验主义却是他们更容易实践他们在西方看到的好东西。

周恩来的成就与尴尬在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时就深埋其中。拥挤在天安门广场的为新中国欢呼的人群除了对于改朝换代的习惯性喧闹外,也同样暗示了斯宾诺沙在3个世纪前的判断:“没有人愿意过没有它(国家)的生活。”从康梁的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的共和制,这些大胆却失败的实验提醒我们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缔造一个现代国家是多么渴望――这种现代可以使它去除民族屈辱,国富民强,就像科学、民主、汽车、铁路一样,国家也是典型的舶来品,它充满着功利性目的。

三个平行组织支配着新成立的共和国:党,军队,与政府。就像史景迁所说“这是延安模式的产物”,它吸收了苏联的党领导一切的模式,同时因为战争的缘故而将军队抬至决定性高度,至于现代国家的运转核心政府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很显然处于从属地位。毛泽东或许在失败的孙中山与蒋介石身上都看到,缺乏深入基层的党组织的后果,在延安整风之后,意识形态的力量无孔不入,一个历史的讽刺是,在这场运动中表现最为卓越的是刘少奇,20年后,他因此而惨遭折磨(参见《延安道路》。)

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是这个新中国的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职权却最多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伸展空间。或者如日本作家竹内实所说,相比于毛泽东的“皇帝型权力”,周恩来的“宰相型权力”要脆弱得多。

1955年的万隆会议真正让周恩来感到了某种他从少年时就追求的尊严。在一年前的日内瓦会议上,尽管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称他是和丘吉尔一样“伟大的外交家”,但美国代表杜勒斯对他伸出的手的拒绝仍令他心酸不已,它肯定刺激了这位伟大人物的敏感的内心世界,他或许还会想起他在1945年试图拜会罗斯福的挫折,或许还有中国一直以来遭受的屈辱感,多年之后,斯诺仍说杜勒斯的举动深深的伤害了他,所以尼克松在1972年走下飞机时主动伸出了手。

而在万隆会议,每个参与者都感受到主办者苏加诺的扬眉吐气:“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色人种的第一次洲际会议。姐妹们,弟兄们!我们的时代多么激动人心!……各民族、各国从几个实际的沉睡中醒来了。用战火燃烧地球的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这个世界将消灭冷战,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

印度的尼赫鲁是这次会议的主角,这个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受教育的精英中的精英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著称。在这次会议上,他热情地向全世界推荐了周恩来,而西方的媒体很容易将这两位杰出人物作比,他们都是出身贵族的革命者。就像一位法国记者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一名词一样,周恩来所提出的“和平五项共处原则”成了被20世纪后半叶外交史上最著名的名词之一。就像《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迅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一架中国飞机的坠毁,甚至增加了他的传奇经历――他聪明地躲避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这次会议准确的了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孤立中的和平努力

二战造成了帝国的瓦解,而刚刚获得了自营的国家们尚未遭遇发展的困难,他们是如此自信,并自然将自己所遭遇苦难视作正义。正如周恩来在会上的提醒“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因为共同的被殖民历史,他们走在了一起,尽管其后,他们彼此间的矛盾变迅速爆发出来。

保守得令人无法接受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整个50、60年代称作“万隆时代”,令他这样死不悔改的保守派愤怒的是,这些根本无法管理的自己的下等人竟然大张旗鼓地闹独立,在8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一书中,约翰逊以充满谐噱的方式模仿了当时的“非殖民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的语气:“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第三世界,像从帝国的灰烬中诞生的凤凰涅盘一样,自由、和平、不结盟、勤奋、没有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充满公共美德,今天用它的新年拯救自身利益,明天以身作则拯救全世界?就像19世纪理想主义者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看作美德的知识库,把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看成理想国度,今天拥有殖民地历史和非白人的皮肤便拥有被国际社会尊敬的资格。前殖民地国家本身就是正义的。这些国家聚在一起就成了智慧的议事堂。”而周恩来气质温和了这股潮流。

周恩来在1953年―1955年将精力集中于外交事物,就像他在1954年9月23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他期待在这个“万隆时代”,中国能够能够从此赢得尊严。

不过这种和平愿望到了1956年就变得岌岌可危了。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1956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项旨在模仿苏联30年代的工业化运动的计划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在1953年―1956年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8.9%,而与中国相似的印度同期增长率只有2%。更重要的是,它接近完成了毛泽东一直期待的所有制改革,工业几乎全部收归国有,而农业的集体化进程虽然落后于最初的设想,95%以上的农户已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用7年时间确立了国内的新秩序。在中国传统历史范畴,费正清将1949年毛泽东的成就比作2000年前的秦始皇,或是1500年前的隋炀帝,他们都在多年的战乱之后将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在一起。而到了1956年,毛泽东已经造就了一个与传统相异的国家,1956年1月,北京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运动已经完成。它的确印证了毛在1945年那些气势磅礴的词句:“汉王武帝,稍逊文采,唐宗宋祖,略输风骚”,它已通过一种从从出现的方式将中国组织在一起,从最下层的农民,到中央政府,它们都被一张党的网网络在一起。

而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内,新中国也表现出一种难以拒绝的魅力。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南洋烟草公司的创始人简玉阶在1949年前与英美烟草公司竞争了40年,1956年他说:“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市场上被彻底地打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记者的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情感,在目睹了1956年10月1日国庆7周年的游行后,他感慨道:“我必须承认,我几乎被那种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如此的骄傲。”

但站在检阅台上的毛泽东已准备开始一场更为勇敢的行动,周恩来期盼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正变得变幻莫测。在该年2月底结束的苏共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粗鲁的举止著称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表了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演讲《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清算了斯大林的暴政,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要求纠正斯大林时代冤假错案的呼吁……身在现场的沃尔科诺夫形容道:“近1500名代表像钉在座位上一样,鸦雀无声……”从匈牙利到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动荡感遍及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大批难民从东欧国家逃出,奔向资本主义的怀抱,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安迪?格罗夫在2001年出版的自传《游到对岸去》回忆了1956年那个恐怖的冬天。

周恩来制定的外交政策很快被一种中国对于世界的敌意所取代。而直到1966年,周恩来对于中国革命步伐的缺乏有力的支配。刘少奇与陈云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与制定者,外交领域内的举步维坚则限制了周恩来的主要才华。

但当彻底的混乱在1966年遍及全国,而传统的权力机构正被摧毁之时,周恩来巨大的个人作用的开始突显出来。正如前面所说,1956年已植入周恩来即将面临的双重挑战,百花齐放的流产与紧接着而至大跃进为全国性混乱埋下伏笔,而共产主义阵营的巨变则使外交政策陷入混乱,而在那一系列的危机中,周恩来似乎从未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这种职责落在彭德怀与刘少奇身上。

但当文革开始时,周恩来的确变成了英国汉学家罗德里克?麦夸法克尔所说“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上,并最终制服它。”《泰晤士报》的理查德?哈里斯则呼应道:(他是一个)“一个裁判员,他吹着哨子到处平息事端。在中国各地的激进派与稳健派发生冲突时,他站出来制止冲突,以免耗费比赛时间。”

浪漫主义的贫穷、混乱与傲慢.

在重新查阅周恩来在此间的讲话时,你会发现一个人面临着多大的尴尬与矛盾。他一面高声响应打倒“官僚主义”的号召,一面试图将他被打倒曾经的革命伙伴从红卫兵手中抢救出来,他一面大肆吹捧着他心中深深厌恶的女人江青,一面说“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白天他和林副主席的一起挥舞着红宝书,夜晚他又在办公室中试图恢复革命带来的混乱秩序,就像毛泽东对他的称谓“总管”。在1922年3月致朋友的信中,身在柏林的周恩谈及了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与共产主义(Communism)之争,24岁的年轻人相信后者方是中国的希望,而对于前者,他写道:“A.ism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的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40多年后,他发现在一个标榜C.ism社会中,他的最大的对手是A.ism。在同一封信中,周恩来还称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这种性格成了文革中一种值得期待的品质,尽管他的一些老朋友或许会私下责怪总理为了保护自己,可能不得不牺牲掉他人,但正是这种“能和魔鬼共事,并从中获胜”的能力确保了他能做出更持续的努力。

“周恩来时代已经到来”,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1971年10月对华裔作家韩素英说,他们举杯为此庆祝。权力的钟摆在多年的摇晃之后,再次摆向周恩来这边。一个月前,林彪所乘飞机在神秘坠毁,使这个73岁的老人再次挺过了漫长的寒冬。在刘少奇与林彪时代相继结束后,我们的总理再次成为了毛主席最亲密的助手。而周恩来一生中的最辉煌的时刻也在这一年开始展开。

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唯一可惜的是,它并非由著名的阿甘(Forest Goup)率领。而即将名闻天下的基辛格博士6月秘密来到北京,尼克松政府准备改变世界。在三天的谈判之后,他在给尼克松的简报中,称二人的谈判像“两为政治哲学教授的对话”,而他的对手则具有控制气氛的能力,,甚至是一条静静呆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而到了年底,尽管毛泽东在1960年对斯诺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还大”,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还是一件值得毛与周兴奋的事情,至少他们的老朋友蒋介石为此黯然神伤。

 

紧接而来的1972年2月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面,的确真如尼克松所说是“改变世界一周”。在73年的历史上,周恩来对于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大。关于这次会谈的历史性意义的阐述浩如烟海。一种普遍的解释是,中国与美国因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共同恐惧而走到了一起。毫无疑问,头脑日渐浑浊的毛泽东依然在这场事件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他在1970年的缓和口气使这种会面成为可能,但对于他这样一位喜欢让自己的思维沉浸在天马行空的人物来说,与美国修复关系的欲望并非如周恩来那样强烈。后者同时还知道,一场有力的外交行动将帮助他巩固正在获得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权也更有助于他更大程度的恢复国内秩序。旁观者注意到在会见美国人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他的老朋友外交部长陈毅在年初刚刚去世,而他也正全力在试图让在法国时就熟识的小弟弟邓小平回到中央,他期望这个小个子能够接替自己的任务,邓楠说周伯伯一直就是他们家最亲密的朋友。周恩来曾对基辛格说,如果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他努力使这个出身哈佛的政治学权威了解中国情况的复杂性。这或许也是周恩来一生的状况,这位“在国外旅行的时间可能要比政治局呆的时间更长”的领导,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或许比同代领导人的总和还要多,他在要在整个世界的潮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间作好权衡,更糟糕的是,在说服别人之前,他还要努力说服自己――他是那么聪明,但却面临着那么多愚蠢的问题。周恩来总是避免谈论自己,由于他谜一样的性格。他曾经说“对法国大革命,作出评价仍为时过早”,他肯定希望,这句话也适用于他本人。而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在1976年1月15日追悼会上的致辞谨慎的压抑住对自己的兄弟般的私人情感,以非个人化的方式陈述了对周恩来的赞扬。而对更多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评价更贴切于周恩来在27年的共和国总理生涯,在1945年4月17日对下院的演讲中,丘吉尔这样评价刚刚去世的并肩战斗的伙伴:“他顽强地日理万机,直到他生命地最后时刻。”

没人能描绘周恩来逝世时,毛泽东的混乱心情。他们彼此的关系像极了莎士比亚那句经典的台词:“他爱对方,同时怀着恐惧。”而邓小平未能逃脱即将到来的厄运,在过去的几年中,周一直是他的政治庇护人。而毛泽东,很显然,他惧怕邓小平会篡改他的遗产,在3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记录了他的指责:“他从来就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再次废黜了邓小平,尽管后者曾经对他是如此忠心。而他也同样让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张春桥也对结果气氛不已,来自湖南、忠心耿耿却才干平庸的华国锋成为了国务院总理。你永远不要指望类似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在继承人问题作出明智的选择,他们咎其一生缔造了一个毁誉参半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他拥有无上的权威,他恐惧生前的挑战与死后的背叛。当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时,就在期待后着能够提出“两个凡是”这样的口号。

现在,他眼前已没有够得成威胁的挑战者,那些追随他东征西讨的将军们像历代王朝的功臣一样晚景凄凉,他利用一些投机分子的权力热情与百试不爽的群众运动将他们压翻在地,尽管,他从来就没看得起这些造反派。即使愈来愈严重帕金森综合症也未能丝毫影响他对中国政局的牢牢把握,当他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一位所有都陌生的继承人,也没人敢于质询,

但在最后的岁月里,一些更为复杂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开,在过去20年中,一次次接一次的运动,与悲惨的生活现实,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风云激荡的四五运动之后,毛主席伟岸形象开始遭受某种潜意识的质疑。周恩来与朱德的相继去世,与频繁不断的自然灾难,已做出了某种“一个时代终结”的暗示。

时至今日,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仍层出不穷,甚至他的实际影响也在继续,2002年在尼泊尔的游击队仍令人尴尬地声称是毛主义的追随者,这令他比浪漫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更富传奇色彩,后者似乎仅仅变成了商标,而没有实际指导意义。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之一,或许只有秦始皇可以与之相比,而在世界坐标系中,他肯定是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历史,就是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历史,其他一切人或是为他们的出现创造条件,或是享受他们的遗产,更多的是在清理他们所犯的错误。

他在1970年对斯诺所开的玩笑或许最贴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77岁的毛泽东在送老朋友出门时说自己是“打伞的和尚”――无法无天。林彪用四个伟大来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热衷于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灾难,中国人习惯伟人身边的人讲述的和蔼可亲的伟人轶事,而外来者则更多接触地是他被不断放大的“私人生活”。在整个20世纪史上,他似乎源于列宁所创造的线索,与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顺序出场,但显然,他更属于和甘地、尼赫鲁的行列,他们共同缔造了第三世界,并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推入现代化。很显然,他成名的时机过晚,因为当他逐渐崛起时,丘吉尔、罗斯福、希特勒主要还在与蒋介石打交道,而他唯一可能的盟友斯大林也相信他是个不听话的农民。

而当那些人物的影响力逐渐衰退时,毛泽东却引导了一场让世界看呆了戏剧,1968年纽约、东京、巴黎街头的年轻人反对自己的总统,却是那个东方老人的仰慕者……但在浪漫主义的外表之下,他的国家孤立、贫穷、混乱,却傲慢.

“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最终传至旅居加拿大的张国焘耳中时,这个中共党史上最早的领导者与最著名的叛变者的感慨意味深长:“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1990年代初,中国随处可见的毛泽东的画像,除了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位在整个80年代被知识分子攻击的伟人的缅怀,更关键的是,人们需要这个曾经的偶像来抵挡了转型期的价值观的混乱。对于毛泽东的解读方式是个多楞镜。公众、知识分子、军人、政府官员、农民、外界观察者,左派或是右派,他们都从各自角度得出了迥然的结论。老一代历史学家教育我们不要关注与现在相距50年内的题材,因为你很容易失去了客观审视的能力。但令一个尴尬的处境时,当我们都足够冷静时,却可能忽略了历史所蕴涵的激情与个人的戏剧性命运,毕竟,历史是由事实与情感共同驱动的。

在邓小平时代因为1992年的大胆市场论断而达至新高时,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出版了《邓小平时代》(1994)。“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否认了这些流行观点,而坚持,“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尽管,我们可以指责莫里斯?迈斯纳站在遥远的彼岸,从纯粹的物质主义角度出发,却忽略了环境、政治动荡、人民情感、文化这种层面,但他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物质成就的罗列,却的确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看清他的遗产。这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破产对市场的迷信。一些基本的数字的确无法被忽视,不管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多大的振荡。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 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但1977年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对比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或许仍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当我们的坐标系瞄准那些与中国处于同样起点的东亚地区,比如日本、台湾、韩国与香港,中国的成就并不如人意。在中国深陷文化大革命时,这些中国曾经的学生加速了自己的经济转变,他们拥抱了1960年代以来席卷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创造了“东亚奇迹”。陈云在70年代末感慨,倘若毛主席在1956年去世,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如果在1966年去世,他的光辉将受到一些磨损,但成就依旧斐然;但他死于1976年,对此,我们毫无办法。

我们给予毛泽东的这些成就以多高的评价,就愈发增加其可能继任者的难度。牛津大学的尼尔?福格森是一位喜欢凡事都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想的有天份的历史学家,在他编辑一本文集《虚拟的历史》中,他问道,倘若肯尼迪没有遇刺,或是1985年当政并非戈尔巴乔夫,冷战倘若爆发,那么世界将会呈何种面目?这种设问并不简单是显示作者的机智,它可能暗示了我们在对待历史的方式。你可以想象没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吗,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很可能遭至失败,而非必然性的成功。同样的,1976年的9月9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邓小平未来的改革会实施。在毛泽东死后,中国会不可避免的进行开放吗,进行市场改革是必然的吗?这些问题将再次冲击中国共产党深信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110年的毛泽东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因此历史成为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如此困难,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

在过去短短的20年间,毛泽东的故事仍不断被谈起。在198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伤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即使邓小平为他作出了七三开的评价。但当时间到了1990年代初时,他又重新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日渐加深的市场化进程造就的社会不公,使很大一批公众忘记了历史的伤痕,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更公平的岁月;而当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到来时,纪念毛泽东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仪式,人们对于一段遥远的、由信仰构成的历史充满情感。

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是这股纪念热潮中最值得留意的作品。在书店铺开的上百种有关毛泽东的作品中,它酷似红宝书的包装姿态鲜明。它的内容没有外观那样富有个性,但它的长度与易读性却比我所读到的所有关于毛泽东的记载更为有效地展现了他的一生,尽管作者对于这一伟大人物没有作出足够的价值判断。

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菲利普?肖特,这位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BBC资深记者在2004年的中文版前言中写道:“一个外国人,要完成这样一本书,面临的问题比他的中国同行们要多得多。”但作者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毛泽东。

这一点或许是西方描绘毛泽东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放在一个更广的毛泽东与中国的研究范围内,菲利普?肖特的这本超过600页的著作,绝对没有史景迁薄薄的小册子《毛泽东》更为深刻,更缺乏60年代施拉姆这样的研究者的学院式洞察力,当然他也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在西方人写作的一连串的关于毛泽东的记述中,它相似于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他们都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当然,令人尊敬的是,菲利普?肖特比他们写得都要长。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冲击,他是依靠被列宁批判的考茨基而非正统的马克思获知社会主义的。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而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19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民主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指望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毛泽东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过远与过近,都难以使人理解历史。老一代知识分子常常担心,对于文革岁月的遗忘,使年轻一代很可能重演错误。距离毛泽东逝世已经将近30个年头,伴随着越来越多私人记录的出现,那个时代的形象正在变得日益丰满起来,这也使中国人自己写作一本权威的《毛泽东传》成为可能。单纯的赞美与片面的控诉同样不可靠。对于一位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进程的人物的全方位研究仍未开始,但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态度必须发生转变,新的研究者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研究中的过分强烈的情感与道德因素。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邓小平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已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但同时,它还提醒我们,我们仍处于一条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崎岖、漫长的追求现代中国的线索之中,这条线索由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与最富热情的心灵组成,他们可能犯下错误,但他们的指向却很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