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雪有声小说茅山后裔:中国人民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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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永远的记忆
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会议
（一）长征中的会议——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红军的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才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长征中的会议——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三）长征中的会议——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四）长征中的会议——会理会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
本来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机动作战就不服气，散布毛泽东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甚至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德彭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遭到彭德怀的回绝，也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聂荣臻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林彪不听，又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还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聂严词拒绝了。聂荣臻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会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
（五）长征中的会议——两河口会议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六）长征中的会议——毛儿盖会议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是对两河口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长征中的会议——巴西会议
毛尔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
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29日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教育与宣传问题，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出席会议。中央政治局于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中央政治局于9月2日在巴西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
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八）长征中的会议——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
右路军之1、4方面军在巴西分离后，党中央率1、3军团于1935年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饿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1、3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1、4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军主力之1、3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2．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
1．将原有1、3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2．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3．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
（九）长征中的会议——吴起镇会议
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约6000人分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进入陕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达铁边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以及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会上，张闻天指出：关于在陕北建立苏区问题，政治局同志无一异议；毛泽东在上次榜罗镇召集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大家是同意的，应批准；至于中央整个政治决议，应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同志商量后再发。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议案，如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主要是在西边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在南边打东北军，或是向北打的问题，同西北红军会合的方向和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群众工作、解决物资、冬衣等问题，认为上述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中央迅速作出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还指出，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到保安尚有45天路，需要一天休息才好，这几天没有饭吃，不得不走，到前面有粮地方休息。我们要把保安变为苏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围剿，我们须在敌人围剿前做很多工作。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吴起镇会议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报告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主要内容是：1．宣布中央红军已完结一年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报告指出：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而我们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他们正准备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所以，现陕甘支队，应提出保卫陕北苏区的口号。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从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2．确定了红军当前作战方针。毛泽东根据陕北的环境和形势，阐明了红军的作战方针。指出，10月到11月初约20天，我们方向应是西和西北，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3省是发展主要区域，现在先向西，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部队，群众工作。3．规定了红军当前中心工作。报告指出：在部队方面应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这三件是目前部队中心工作。4．决定继续加强与国际联系。报告说：与国际联系派一支队去，取得国际技术帮助，现在仍是一项重要任务，但目前我们具体不能派去，条件还不够。5．重视同西北同志的团结。毛泽东指出：现我们应极大注意两方面关系问题。南北军队有些不同，互换领导，亦须注意。我们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
在讨论中，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博古、贾托夫、张闻天、彭德怀先后发言。他们着重阐述了下列主要问题：1．粉碎敌人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指出：如没有动员广大陕北群众，单靠陕甘支队力量，是不能粉碎敌人围剿的。由于陕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陕北苏区”，要“采取一切力量来巩固与发展陕北苏区”。2．拥护榜罗镇会议决定，使陕北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指出榜罗镇决定的改变是很正确的重要的，是很应该的，应决定在此建立巩固苏区，应向战斗员解释。彭德怀指出：俄界会议还不能决定在陕甘的什么地区建立根据地，现已胜利的到达这一地区，保卫这一苏区是惟一正确方针。3．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刘少奇认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联络，现虽不能派部队，但用电报或通讯，与之联络是很重要。博古指出：派一个支队在打通国际路线应拒绝，取得联络，求得指示，是很重要，长期失去国际联络是损失。张闻天认为：打通国际路线，无论如何要打通，主要是政治帮助，与之发生直接联系。4．加强与西北红军联系。叶剑英认为，应使二十五、二十六军了解中央红军到陕北苏区，为着领导一方面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军，我们应公开军委与中央机关，他还提出，恢复一、三军团名义，有很大历史意义。
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他还强调指出：正确的方针，需要我们一致的努力，首先统一领导问题，应由政治局委托常委去解决。
吴起镇会议是榜罗镇会议和铁边城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为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顺利会师作了准备，对团结和汇聚西北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对我们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和党在西北地区开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重要的准备，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长征中的战役
（一）湘江战役——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二）长征中的战役——强渡乌江天险
国民党“追剿军”第2兵团总指挥薛岳到马场坪，与贵州总指挥王家烈商定黔北部署。王家烈称“30日晨匪一股由王文场向江界河新老渡口抢渡”，“午又匪一股约4000余人，向我回龙北岸渡口抢渡”。
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上报称“匪一股由回龙场以枪炮向箐口猛攻”，“又一股约2000人在江界河对岸，向我猛攻”，“匪即扎筏强渡”。
王家烈电报：“匪大部渡过乌江。支日分陷湄潭、团溪、向遵义压迫。七在乌江南岸一部约3000人，经中坪、龙旺河西窜，微午逼近开阳”。
占领遵义后，红军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长征中的战役——四渡赤水出奇兵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2、6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1月中旬，薛岳兵团2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至乌江南岸；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懒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西南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1月19日起，红1、3、5、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 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演出了一幕军事史上著名战例——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
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土城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予成立了中同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二渡赤水
红军二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太平渡
我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黔敌，乘胜夺取遵义。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庆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五十九师主力及第九十三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五十九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残敌逃过乌江。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地区之敌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口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粹、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三渡赤水
红军三渡赤水的渡口之一——茅台
敌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吁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我军东进。
四渡赤水
红军四渡赤水渡口之一——二郎滩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 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9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 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 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四）长征中的战役——巧渡金沙江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五）长征中的战役——飞夺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
（六）长征中的战役——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5月2 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七）包座战役——打开北上通道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此时原红一方面军之第1、3、5、9军团已依次改为第1、3、5、32军)
班佑以东之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分驻上包座的大戒寺1个营、求吉寺2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
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具体部署是，以30军第264团攻击大戒寺之敌，30军主力第88师、89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歼灭敌增援的49师；4军第10师攻击求吉寺之敌，其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并攻占了大戒寺。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区隐蔽。敌见我阻击无力，包座敌人又频频告急，便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至当日下午，敌291、289两个团进至包座河西岸，294团进到包座河东岸，师部进至大戒寺以南，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
下午3点，红军向敌49师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红军第88师第268团由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入敌291团和289团之间，并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一小时后，首先将敌291团歼灭。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2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求吉寺之敌也被全歼。
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八）长征中的战役——激战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九）长征中的战役——直罗镇战役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