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外国人，大部分中国人都绝少见过。但一旦提及他们的名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即会自动条件式的反射，把他们标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标签。1
埃德加.斯诺，西哈努克，亨利.基辛格，李约瑟，萨马兰奇，是这份“老朋友”名单中广为人知的人物。
“与中国人处理外交关系，中国人喜欢通过感情或关系的方式来处理，而羞于谈及利益。因此，‘老朋友’的标签就作为一种替代关系的方式出现了。”北京大学国际研究学研教授张庆民说道。
作者调查了1949年到2010年间人民日报的数据，以期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谁是官方认定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种友谊来自何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朋友的？
“老朋友”遍布全世界
在过去的62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官方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中，有601为国外人士被冠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称号。这些人士来自五大洲的123个国家。换句话说，中国的“老朋友”遍布全世界。
1956年，“老朋友”的称号首次授予加拿大人詹姆斯.G.恩迪克特，他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并矢志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然而，601位“老朋友”中的大部分人是在1977年收到这一称号的。授予老朋友称号的频率在1979年达到顶峰。张庆民解释称：“在中国与他国恢复外交关系或国家出现困难时，老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老朋友的国籍而言，日本人获得老朋友称号的人数最多，达到了111位，这几乎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人的两倍。英国，法国，德国，排在第三位到第五位。
与此同时，在这一份数据中，日本和美国也占据着“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名单的头两把交椅。
在张庆民的观点中，“老朋友”的数量越多，意味着外交上的关系越为重要。在大国中，俄罗斯是“老朋友”几近于无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与前苏联曾是同志关系，亦称兄弟关系的国家，这种关系比老朋友的关系更为亲密。之后，中苏的关系一度恶化，”老朋友“的称号也就全无必要”。
一些“老朋友”来自一些特别的小国家，如柬埔寨国王兼国父西哈努克，另还有两位来自非洲国家的忠实的追捧者：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前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在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中，一些日本人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占日本人中“老朋友”的大部分，他们还加上了另一个称呼“两个关系正常化的推手”。实业家冈崎嘉平太最令人艳羡，他“老朋友”的称号被提到过22次。除此之外，日本的首相也是”老朋友“名单中的常客。从1972年到1996年，在日本的14为首相中，有10位获得老朋友的称号。
实际上，政治领导人占去了601位”老朋友“名单中的大部分。除了作为中美两国关系开路先锋的基辛格和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会被给予”老朋友“的称谓。
同时，”老朋友“也分布在经济，文化等其他的一些领域。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推动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乒乓外交”和“芭蕾外交”的体育，艺术领域的人士，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从同志到商业伙伴
第一批“老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去过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曾与中国人民一道反抗日本的侵略，然后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些苏联飞行员曾参与保卫武汉的战役。负责此次飞行任务的苏联空军队长被授予了“老朋友”的称号。
医生在这份名单中所占的人数要比军人多。这不仅有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还有来自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医生，他们在中国的战场上救死扶伤，与中国人民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在战时，作为”老朋友“的外国记者们报道了在神秘的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向全世界通告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当中最为著名的三个人是: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丝.史沫莱特，她们并称为”3S"。一个特别的组织“史沫莱特-斯特朗-斯诺中国社会研究会”在1984年设立，邓颖超任名誉主席，前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任主席。其后来更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与上面三人相似的记者，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因拍摄了中共抗击日本的纪录片而冠以“老朋友”的名号。他在1939年，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伊文思与中国长达50年的友谊自此开始。他曾请的他的朋友把他的相机呈送给西安电影制片厂。现在，这部相机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一些中共的外国朋友也被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哪怕他们在革命阶段从未访问过中国。法国农业工程师勒内.杜蒙与蔡和森、邓小平熟知，蔡、邓二人早年曾在法国学习工作。他们的熟知演化成了友谊。
在和平到来的前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老朋友”，更多的是看他们是否是属于党的同道中人。中国人找朋友要看他们是否有反帝，反殖民，反侵略的特征。“老朋友”们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的发展有贡献或者不遗余力的颂扬中国的成就，那不管他的祖国不怎么受中国的欢迎，他也会被放入这份“老朋友“的名单中。《中国经济》1957年出版，该书的作者，美国人所罗门.阿德勒极为此列。
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政治领导人或普通民众，只要他们在与中国建立和恢复外交关系的浪潮中有所贡献，都会被放入”老朋友“的名单。政治领导人有钱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他曾毅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投了赞成票，他被视为中国尤为难得的亲密朋友。
从1987年开始，有一批“老朋友”涌现。他们是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首任主任拉斐尔 萨拉斯首先被录入。据人民日报的说法，萨拉斯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当少数国家恶意攻击中国推行的”强制堕胎和绝育“政策时，萨拉斯总会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加以驳斥”。
随后，联合国国际儿童应急基金前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安东尼奥，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都加入了这份名单。
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市场经济发端的初期，老朋友出现在经济和贸易领域。
好友来了又好酒1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接待老朋友方面，中国政府极度大方，从不吝啬。1
和高层领导人会谈，就餐是款待老朋友的常有方式。只要有深厚的友谊存系，如导演尤里斯.埃文斯，作家韩素英（原名罗萨利.伊莉莎白),没有任何政治职衔，来自文化领域的老朋友皆可以和中国领导人会谈，就餐。
实际上，在中国居住的老朋友，每年都能定期见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他们通常会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春节招待会，该招待会有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主办。
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朋友，为其庆祝生日以维系友情已是常规。政治领导人届时会拜访他们，并在人民大会堂为其举办生日宴会。如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就曾为“老朋友”日本人西园寺一晃的其80大寿举行家庭宴会。
如果“老朋友”没有住在中国，政协主席或者同等级别的官员会亲往国外，为其庆生。在日本的冈崎嘉平太寿辰时，国家领导人王震，以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主席的名义前往日本拜访了他。他带去的邓颖超赠送的礼物，一只印有“寿”字的瓷碟。
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他国，他们通常都会安排时间去会见“老朋友”。前中共中央文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1985年访问新西兰的时候，曾两度会见记者詹姆斯.伯特仑。而且，胡还表示欢迎他回延安看看。
不仅仅是礼节性的问候，中国政府甚至要邀请“老朋友”来北京治病。1938年，印度医生B.K巴苏曾前往中国北部地区，东奔西走，救死扶伤，历时将近五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以相同的方式回报他：中国政府邀请巴苏来北京治病。
中国人民对“老朋友”的深厚友谊非常具有感染性。国际奥林匹克前主席萨马兰奇曾说道，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什么荣誉比中国人民把他看做“老朋友”来的珍贵。同时，中国政府对于老朋友的忠诚度也怀有相当高的期待。“在我们的观念中，朋友永远不能让我们失望。伤害了中国的根本利益，意味着极度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张庆民说道。
“老朋友”现在都在哪里？一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中国公民。例如，波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并在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83年到2005年逝世，他还在政协的常务委员会中任职。
大部分“老朋友”居住在自己的国家，即使住在中国，也保留着自己原来的国籍。
很多“老朋友”都已离世。自1985年以来，老朋友去世的消息会以讣告的方式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一种最为庄严的处理方式。如果某位重要的朋友去世，国家领导人会发去唁电。除此之外，中国人还会读到为纪念老朋友100岁生日的文章。当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谓从没有消失。
逝世后，一些对中国怀有美好感情的老朋友的骨灰会葬在中国，作为他们最后的遗愿，如，埃德加.斯诺的部分骨灰即洒在了北大的未名湖，路易斯.艾黎的一半骨灰葬在了甘肃的山丹，加拿大人詹姆斯.恩迪克特葬在了他的出生地四川乐山。然而，还有其他的一些老朋友至今仍活跃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但其中的一些人，最近却深陷泥潭，如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即是其中最为典型之一。人民日报曾10次在报道中称其为”老朋友“。另一件要提及的事情是，不像在网上的流言，利比里亚领导人卡扎菲未被正式冠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头衔。
自2003年开始，人民日报上使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频率急剧减少，从上年的50次减到了20次。
张庆民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正在调整外交策略。"务实外交和外交国际化实为大势所趋，中国的策略要更为遵行国际通用的做法，”老朋友“的原有之意逐渐但淡出了历史。”
在2011年的一月和二月，在人民日报上只有两次出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呼，分别是对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第七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组委会主席库尔穆尔扎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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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者： WHO ARE “OLD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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