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民谣吉他简谱:《忏悔录》 老师，我给你们赔罪了！

　　　　见徐校长拒不认错，刘小Q火冒三丈，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冷静，一个“电炮”冲徐校长的脸上打过去，把徐校长打得脸朝下翻倒在地。与此同时，刘小Q抢过身边石师傅手中那个足有三斤重的大秤砣，又朝徐校长的屁股猛砸下去。只听“妈呀！”一声……

　　进屋后，看见已是百岁高龄的涂老师，我百感交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就给涂老师跪下了……

　　经过一场运动的洗礼，在以后的人生中经过对自己行为的不断反思，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良心受到了强烈的谴责。能设法补救或许是个聪明人、是个襟怀坦荡的人。如果还抱着陈腐的思想观念不放，一个劲地摆架子、要面子，对自己的行为不检点、不认识、不反思、不忏悔，那他就永远是个甘愿活在自己阴影下的傻瓜，他将受到无情岁月的折磨和噩梦的缠绕。我不想再做这样的傻瓜了。

　　我叫王市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是长春市第22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头头。在我的领导和鼓动下，有许多无辜的老师遭到殴打、污辱、摧残和迫害，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我作为老师们“灾难”的始作俑者，是到了把“早该说明的一切”说出来的时候了。

　　徐校长

　　您能瞑目吗

　　1949年，我出生在长春市郊区西新公社日新大队西山屯。我家是全屯最困难的一家，兄弟5个只有一床被子，吃了上顿没有下顿。7岁那年，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但因交不起每年5元钱的学杂费，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在教室里上课。可是我想上学，我想学文化啊，为了能听到老师讲课，我只有站在学校的窗下偷听，这样断断续续地听了一两年的课。当时的校长叫王琛，他看我实在可怜，就自掏腰包给我交了5元钱学杂费，让我插班到3年级，我才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生，得以大大方方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因为一二年级的课程我都是从窗外听来的，老师教拼音的时候，我不敢跟老师念出声来，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会拼音，不会查字典，导致写文章遇到生字只能干着急。

　　在王琛老师的资助下，我顺利地读完了小学。1966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长春市第22中学。这是西新公社唯一的一所中学，当时考到这里很难，在西新公社的17个小学中，只招收3个初中班共155人，我排到第39名。当时在这里执教的老师多半是大学毕业生，教学质量很高。他们都是那么热爱自己的学生，把学生当子女一样去培养。

　　进入中学后，我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成绩一路上升，加上经常为学校的墙报写稿，歌颂好人好事，歌颂大好形势，在老师和同学中小有名气，许多人都认识我。

　　如果我的中学生活能够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的人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曲折，更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堪回首”和“对不起”。但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不能重来。1966年5月，我们初中一年级的课程还没学完，“文化大革命”就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席卷全国。

　　一开始，我从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正在批《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我并不理解，也没有兴趣。又过了一段日子，我翻看报纸时注意到这么一句话：“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够理解，但它却引起了我的求知欲望。从此，我对报纸、广播里的相关信息格外关注起来。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我这一寻思，媒体一再号召批判“走资派”，全国许多地方也都行动起来了，为什么我们学校就没有一点动静呢？难道我们的校长不愿意领导学生积极开展这场大批判运动吗？

　　1966年6月21日，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党支部何去何从？》贴到了校园，矛头直接对准了学校党支部，对准了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徐昌武。

　　大字报的大体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徐昌武应该领导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徐昌武不领导学生积极开展这场运动，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张大字报，把“走资派”这顶大帽子轻而易举地扣到了徐校长的头上。从此，徐校长就从一校之长成为革命的“对象”，以后的历次批斗大会，都以“走资派”这个名头对他进行公开批判。

　　这张大字报，也让我瞬间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同学们也纷纷效仿我，给老师们贴出了一张又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罪名，导演了一个又一个悲剧。平静的22中，“革命”风雷激荡。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革命的大“串联”成了热门话题。我被这场运动的热潮激励着，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越发觉得“造反有理”。

　　我亲自组建了“红心向党革命造反大军”这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其宗旨就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全校有7个班级，共有386名同学，除了一些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以外，全部申请加入了我的造反组织。我也摇身一变成了这个造反组织的常委，大家都叫我“军长”。

　　由于学校领导把我们这个造反组织看成是“闹学潮”，是“歪风压倒正气”，所以，我就领导这个造反组织的7个骨干，闯进了学校党支部，夺了党支部的权，没收了党支部的公章，封存了党支部的所有材料。我还强制性地要求学校教务主任何显忠拨出专款，制造了“红心向党革命造反大军”的军旗和红卫兵袖章。后来，我们控制了学校的广播站。再后来，在我的积极鼓动下，召开了无数次批斗大会，将徐校长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让他“跪砖头”、“学狗爬”、“开飞机”……每次批斗大会都有新花样。

　　徐校长当年五十多岁，是有二十多年的党龄和教学生涯的老教师。他为人忠厚坦诚，工作积极，从不居高自傲，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公开批斗，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媒体一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一定要在我们学校揪出个“当权派”的话，就非徐校长莫属了，谁让他是第一把手呢？

　　记得批斗徐校长最狠的一次是1966年10月的一天，在校园里。当时陪斗的还有教务主任何显忠、地理老师涂良玉，全校师生都来参加。

　　徐校长被我拉到台上，他戴着高帽。高帽是我们用报纸糊的，比人还高，上面写着：“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徐昌武”，我们还用红笔在“徐昌武”三个字上打了个大“×”。

　　当时批斗大会的气氛很热烈。“打倒徐昌武！”“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就是天，我们就是地，我们造反就是有理。我们罢了你的官，我们撤了你的职，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歌声响成一片。

　　在批斗大会上，有同学质问徐校长：“你为什么让学生拣砖头修花池？”

　　“那是为了美化校园。”徐校长有气无力地回答。

　　“校园美化了，你就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就有了荣誉和地位，荣誉和地位就是你往上爬的资本，这就是封、资、修的办学模式，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

　　“……”徐校长无可奈何，无言以对。

　　“你为什么让学生刨小根蒜？你这不是对学生实行变相体罚吗？”又有同学质问。

　　“那是为了解决学杂费的难题。因为国民经济困难，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交不起学杂费。我让学生刨小根蒜，然后一起去卖，是换钱交学杂费。这是我的主张，我接受批判。”徐校长回答。

　　“国民经济困难你为什么穿毛料上衣？你穿毛料是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有几个同学冲徐校长大喊。

　　“我一生就这么一件好衣服，这是我结婚时的礼服。我为人师表，总要穿得体面一点。你们都不知道，这件衣服的外表是毛料，里面却是补丁摞补丁。”徐校长说着脱下衣服露出了衣服里子。果然如此，衣服里子颜色各异，补丁足有三十多处。

　　徐校长的这一举动激怒了我们，口号连天：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徐昌武！”

　　“徐昌武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

　　学校周边的居民也来看热闹，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

　　食堂的老工人石师傅刚刚买完秋菜回学校。他把马车停在会场外，也许是害怕那个一百公斤的大秤被人偷走，就手拎着大秤挤进会场来参加大会。他挤到了会场的最前排，直勾勾地看着大汗淋漓的徐校长，眼神里流露出对徐校长的同情……

　　那个时期，有句著名的口号，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被赋予极高的地位。同学们见石师傅来到了会场，急忙更换口号：

　　“向工人师傅学习！”

　　“向工人师傅致敬！”

　　这当口儿，我突然想起了在我们查封党支部的时候，曾从徐校长的书桌里发现了他写的一首打油诗：“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有艺在心头。南京招来南京去，北京招来北京游。蝗虫水害无伤损，快活风流到白头。”我就借此质问徐校长：“南京曾是国民党的首府，北京是共产党的首府，你‘南京招来南京去，北京招来北京游’，你到底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我的这个“质问”，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批斗现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打倒”声响成一片。

　　二年二班的同学刘小Q（外号）是一个血气方刚、好动感情的少年，他也是我们造反组织的积极分子之一。只见他跳进会场，指着徐校长的鼻子发问：

　　“快坦白！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徐校长连忙解释说：“我是共产党员啊！当然站在共产党一边。其实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这样的，不管是‘南京’，还是‘北京’，只要它是文化之都，我都愿意去游一游、看一看。”

　　“你这是不是狡辩？你这是不是向革命小将示威？”刘小Q步步紧逼。

　　“不敢、不敢……”徐校长坦然应答。

　　见徐校长拒不认错，刘小Q火冒三丈，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冷静，一个“电炮”冲徐校长的脸上打过去，把徐校长打得脸朝下翻倒在地。与此同时，刘小Q抢过身边石师傅手中那个足有三斤重的大秤砣，又朝徐校长的屁股猛砸下去。只听“妈呀！”一声，徐校长当场昏倒，不省人事。

　　一周后，徐校长托人送来了长春市人民医院的诊断书，结论是：“腰椎根部被锐器砸伤，骨折。需住院治疗，全休一年。”

　　但仅仅3个月后，徐校长就被我们“请”回学校，而且我又给他多加了一条“小病大养，逃避‘文化大革命’”的罪名。

　　由于徐校长不能长时间站立接受批斗，我将他作了“隔离反省”处理，并且和另一个同学合作，独出心裁地给他做了一块木牌，钉在了反省室门上。我在木牌上写道：“此室展出猩猩怪。产地：东北；习性：吃人饭不拉人屎，反党反社会主义。游人不可接近。”

　　我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准则、完全丧失了一个学生的身份，我竟然把徐校长当成动物对待。徐校长的反省室被大字报封得严严的，不透一丝阳光，我每天只给他3次“放风”时间。为防止徐校长自寻短见，反省室的电灯早已被我们取消。徐校长独自一人汗流浃背地生活在那间小黑屋里，即使这样，我们还逼他写“材料”，让他“交代”和“认罪”。

　　1968年，学校“革委会”成立，对徐校长的批斗得以缓解。“革委会”安排他在学校干杂活。徐校长家离学校有三十多里，因为他患有骨折后遗症而不能骑自行车，他需要每天步行到学校上班，风雨不误。掏厕所、打扫卫生、烧开水是他的“光荣职责”……

　　1977年7月14日，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吉林省镇赉劳改总队服刑改造。这也许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吧！

　　在清查“三种人”的时候，绿园区教育局的两位干部到劳改农场提审我，让我说出到底是谁用秤砣砸伤了徐昌武校长。我当时顾虑重重，没有说真话。

　　我是这样想的：第一、我的刑期早已过半，作为批斗大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我眼看刘小Q用秤砣去砸徐校长，却没有出面阻拦，丧失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领导原则，这是不是犯罪？政府能否再给我加刑呢？第二、刘小Q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他早已在北大荒的一个煤矿上班了，据说还当上了干部。如果我来证明是刘小Q用秤砣砸了徐校长，刘小Q肯定会被追查，他的前途就毁了。我已经是囚犯，还有出卖朋友的必要吗？

　　我用沉默回敬了两位干部的提审，自始至终只说了一句话：“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是谁砸的。”

　　作为徐校长悲剧的唯一知情者，我没有出卖刘小Q（那时另一个知情者石师傅已经去世，其他在场的人都无法确认是谁砸了徐校长）。

　　1980年，我刑满释放，曾四处打听徐校长的下落。有人告诉我，1976年，徐校长平反昭雪了，但由于骨折后遗症，身体已经不行了，几次住院治疗都没有效果，最后死于由骨折后遗症引发的“脊髓空洞症”。也有人告诉我，徐校长被秤砣砸伤后就失去了男性能力，他忍受着人生难言的痛楚，非常无奈地活了这么些年。还有人告诉我，徐校长直到离开人世那一天，都不知道砸伤他的人到底是谁，他至死都没有合上眼睛……

　　我恨！恨我当时的无知和冲动。

　　我悔！悔我没有向两位干部说明事实真相……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远在他乡的刘小Q同学，当你看到这篇文字后，能否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痛悔之心和忏悔之意，请与我联系，我们共同到徐校长的灵前，去给他老人家赔罪，请求他老人家的原谅，你能做到吗？

　　涂老师

　　您能原谅我吗

　　1966年11月3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6次接见红卫兵，我作为长春市红卫兵代表团成员，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从北京回来，我在省内的红卫兵中也有了很大的名气。我还参加了“吉林省长春市教育系统批斗牛鬼蛇神大会”，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之一。记得那是1967年的一天，具体月份记不清了，批斗大会的现场是在长春市体育馆。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赵林作为“大叛徒”遭到批斗，他就是第一个被我押上台的。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们造反组织的批斗对象也在不断扩大，许多老师都被我们无端地扣上了一顶顶的大帽子，遭到多次批斗。除了校长徐昌武、教务主任何显忠、地理老师涂良玉之外，还有语文老师沈惠琳。另外，我们对几个出身不好的老师也进行了批斗，其中有战老师、张老师……

　　沈惠琳老师因年轻漂亮，又在校外处了个对象，来往频繁一些，就被我们认为是“生活作风败坏”，给她定了个“破鞋”的罪名，进行了几次批斗。记得我们还给沈老师剃了个“鬼头”，关进黑屋，挂上破鞋……

　　涂良玉老师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机关任过职，1953年“肃反”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作为这次运动中的“活靶子”，每次批斗大会都少不了他来“陪斗”。据我回忆，他被我们批斗的次数有上百次之多。

　　最惨重的一次批斗，是在1967年的夏天，全公社召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誓师大会”，我亲自组织全校师生参加。我押着涂老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游街示众，涂老师被反绑着双手，脖子上挂着的牌子是用铁板做成的，有二十多斤重。路边围观的人随意辱骂他，他面色苍白，踉踉跄跄……

　　一路上，我带领大家高呼革命口号：“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涂良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年三班的姜同学是最后跑出校园的，他腋下夹着一捆树条追上队伍，跑到了最前面。在我的口号激励下，他不停地用树条抽打涂良玉老师，并高呼：“涂良玉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涂老师的白衬衫变成了红衬衫，鲜血淋淋。衬衫被树条抽碎了，血肉模糊。又不知是谁，在路旁捧了一把细土扬在了涂老师的背上，痛得他泪水和汗水交融在一起。这次批斗大会结束后，涂老师因伤痛一周没有起床。

　　得知涂良玉老师还健在，2010年11月，我终于坚定了去给涂老师赔罪的决心。

　　由于我只听说涂老师住在本市的南湖新村，至于具体住在哪栋楼、门牌号是多少，就不知道了。我又找到了南湖派出所，以求得他们的帮助。一位值班警官却说：“你是私人寻访，又没有合法手续，南湖新村这么大，找一户陌生人何谈容易？”我重申来意：“我要找的人是我的老师，我们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上百次批斗过他，老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皮肉之苦，我今天是给老师赔罪来了。”也许是我的举动感动了警官，他打开电脑不到两分钟就查到了涂老师的住所，并且亲自领我去拜见涂老师。

　　历史有“负荆请罪”之说，我今有“赠画谢罪”之举。我事先请省内知名画家铁英给涂老师画了一幅中国画《松鹤延年图》，祝老师健康长寿。进屋后，看见已是百岁高龄的涂老师，我百感交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就给涂老师跪下了。涂老师见到我这样，吃惊地问：“你是谁啊？”我说：“我叫王市集，是您的学生啊，我今天特向您请罪来了！”说完，我双手把画举过头顶，泪落如雨。涂老师扶起了我，仔细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安慰我说：“过去了，都过去了！你能来看老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紧紧地抱住了涂老师，早已泣不成声：“老师，是我不好，不该组织批斗大会，给你造成皮肉之苦，老师，你该恨我啊！”涂老师老泪纵横，安慰我说：“理解、理解，不恨、不恨，暴风雨过后就是晴天，你看老师都活了一百岁了，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这师生相见的一幕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涂老师的保姆躲在墙角哭出了声。

　　涂老师戴上了老花镜，认真地看了我送的那幅《松鹤延年图》，连连点头说：“两只仙鹤，一棵青松，一堆乱石，而且这一只还是回头鹤……鹤回头，意悠悠，抛却数点愁，很有创意，你比以前更聪明了！”

　　涂老师把“你比以前更聪明了”这句话说得很重。我知道，这是老师对我这“谢罪”之举的赞赏和肯定啊！

　　寒冬腊月，吃上老师为我切开的西瓜，我的心里更加难受……

　　那天夜里，我挥笔写了一首题为《拜访百岁恩师涂良玉》的七律诗：

　　风风雨雨两鬓霜，

　　乡音不改旧南腔。

　　烛烧自己呈霞美，

　　光照他人留晚芳。

　　百岁苍松神铄铄，

　　一生高德气昂昂。

　　相逢满眼沧桑泪，

　　为寿恩师醉举觚。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长白山诗词》2011年第一期上。有的当年同学看到，给我打来电话，说：“你能大胆反思，真诚忏悔，很了不起，你的步子迈得很快，走到了我们的前头……”

　　人生犹如一场戏，醒来已是近黄昏，这是迟到的忏悔。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会梦见“十殿阎罗王”（地狱中审判死者罪业的十大王）来抓我，醒后惊出一身冷汗。人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千万别做亏心事，否则，连睡觉都不得安宁。

　　在2011年9月10日第27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谨以此文，向所有被我殴打、被我辱骂、被我摧残、被我迫害过的老师们公开忏悔、真诚道歉，请老师们原谅我吧！

　　王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