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浦景泰旅行社网站:“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次政治赌博

“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次政治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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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亭事起，周恩来感到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不仅厕所、过道、座椅上，就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全国各地红卫兵“大串联”，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联，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１９６６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１４万吨货物。
　　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时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是，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可是，就在第二天，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１１月９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曹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９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１０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２００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５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６０２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７点钟发车北上。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６０２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６０２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８点在上海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出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把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１４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１２点，１４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３０多个小时，上海站３６趟列车不能出发，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１．５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力回天，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
　　
　　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１１月１１日晚１０点钟，张春桥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到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要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起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先把队伍拉回上海。
　　１１月１２日上午８点，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４点，张春桥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作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评论人：步荒 评论日期：2006-12-5 17:07   　　虽说是政治赌博，从骨子里说，还是张春桥的潜意识里涌动着“文革”的思维法则，那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据笔者查找过的不完全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后来不止十次讲到他在“安亭事件”中的经历和“转变”过程。
　　１９６７年５月５日，张春桥在济南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得最详细：“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１１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１２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们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４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１６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１６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我１５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得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４点钟才回去。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１６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哪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一到上海，张春桥立即向北京打了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
　　 　　张春桥也曾担心“坐班房”
　　 　　上海市委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发了专门文件，要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对他们指责、乱扣帽子。但是更大的风波又出现了。
　　１１月１３日早晨，张春桥的心腹、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同意。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作了预想，一致的意见是不能承认这种跨行业的全市性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能承认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会上，张春桥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市长曹荻秋对张春桥以往的阴阳怪气仍有所警惕。所以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他日后不认账。
　　张春桥接过电话，向陶铸表示要按市委的意见办。
　　下午２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等十余人谈判。张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话头一转，他说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上当受骗。他说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等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的看法。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１１·９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此句是张春桥加上的，笔者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并来到广场上，宣布说：“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１１月９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后不会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遍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这么快就改变了去安亭劝阻的初衷，并“先斩后奏”地作出了与中央不一致的决定呢？他不动声色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波澜呢？
　　近几年有人采访当年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时，从中多少可窥见一斑。
　　潘国平对采访者说：“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后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的。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后工作要提供方便。”
　　采访者问：“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
　　“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后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账。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在陶铸被打倒之后，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复杂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殃及全盘，押错了宝就可能摔下政治舞台。事后他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上海话，脑袋的意思）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王洪文同样在“安亭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
　　在“工总司”刚成立的时候，能被喊做“司令”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司令”，即王洪文，一个是“潘司令”，即潘国平。开始阶段，“潘司令”的影响比“王司令”要大得多。这除了潘国平能言会道，到哪里都咋咋呼呼外，他打头阵的事也多：带头在“安亭事件”中静坐铁轨、中断铁路交通的，就是潘国平；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赶到安亭，出面和张春桥谈判的，多半也是潘国平；最后返回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和张春桥签订五项条件的，代表“工总司”一方的仍是潘国平。徐景贤有些好奇地问王洪文：“在安亭，为什么总是小潘出头露面，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谈判、签字的时候见不到你？”王洪文无奈地说：“我那个时候正好生病了，火车开到安亭被阻，他们在外面大辩论，跟中央文革代表谈判，我在车厢里躺了一天一夜，爬不起来……”
 评论人：步荒 评论日期：2006-12-5 17:08   　　王洪文是个聪明人，刚刚造反的时候，无利可图，谁当“第一把手”都无所谓，等“安亭事件”一结束，“工总司”的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承认，排座次的事便显得重要起来。当他们十几个造反有影响的人在一起开会，推选“工总司”的常委，再推举负责人的时候，王洪文就提议说：“我们每个人都来摆一摆自己的条件，看谁根正苗红条件好，就选谁当负责人。”看没有人反对，他就先开始摆了自己的条件。
　　 　　王洪文的简历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最荣耀的职业，“工、农、兵”一样不落，还是共产党员，又是“老造反”。这可把潘国平比下去了。此人是上海玻璃机械厂刚刚转正的学徒工，别说是共产党员了，连共青团员都不是。要说有什么特殊身份，那就是他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舞蹈队，跳过舞蹈。这种经历，在当时是不吃香的。于是最初出头露面的潘国平，只能让位于王洪文，自己去当“副司令”了。王洪文也由此飞黄腾达，直至做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与其实看不起他的张春桥等结成了“四人帮”。在这个排座次的过程中，张春桥也起过作用，他不喜欢潘国平的咋咋呼呼，觉得他不够稳重，而王洪文办事比较牢靠，出身也好，所以也暗示“工总司”选王洪文当“司令”为宜。
　　
　　陶铸、陈丕显、曹荻秋因“安亭事件”而落难
　　　　因病休息的陈丕显也听到张春桥签字的五条，气愤不已。他来到上海西郊宾馆，曹荻秋、魏文伯（华东局书记）等党政领导都在那里。陈丕显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询问中央的态度。电话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的，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不易听懂，打到陈伯达这里的电话常由王力接。陈丕显很着急，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他把上海市委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向陈伯达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他越说越气，提高了嗓门：“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
　　陈伯达被问得一时语塞，好半天才说：“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陈丕显慢慢放下了电话。他已经感到来自上面的强大的压力，也隐约预感到政治风向转了。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地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了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１１月１５日晚，张春桥和上海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五条”。在让曹荻秋签字时，他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在一旁冷言道：“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曹荻秋喃喃道：“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１１月１６日，在苏州铁路中学，张春桥将自己的思想历程说给上海造反工人听：
　　“到最后在那里（上海文化广场）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２４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么，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
　　 　　毛泽东给“安亭事件”定了性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
　　１４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现在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１１月１６日，周恩来亲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他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２８日，周恩来亲自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铁路所经的一个车站）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的一份电报，提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要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隔了几天，周恩来就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全国铁路运输混乱的起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