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南三环噪音:杀害汤化龙，一次张狂的政治杀戮

一、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立宪党人是其最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不妨去想一想，决定晚清是否存亡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行将朽木的清王朝，也不是势单力薄的革命党人，而是士绅阶层，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更是如此。比如风卷江南的太平天国运动，终结它的却是一帮江南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群体。曾国藩是南方士绅阶层的代表，对于他们而言，清政府再有千般不是，总比洪秀全等这样给整个江南带来浩劫的人要强。反过来，农民上台以后，最热衷于的事情就是杀戮这些士绅知识分子，比如朱元璋等。

同盟会组织的起义有十余次，但每次均告失败。是清政府太强大了吗？不是，同盟会的起义几乎都是依靠会党组织，同盟会的领袖有如洪秀全般一样，起义不过是为了改朝换代。对于士绅而言，这没有他们的事情，他们何必去响应？直至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最大血本的一次拼搏也只是伤亡惨遭收场。

是谁唤起了社会各界人员参与革命，这其中还真得算得上立宪党人的功劳。所谓立宪党人是支持清政府的说法，不过是同盟会的攻击之词，立宪党人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清政府，他们只是在不同于同盟会的战场上和清政府抬杠，并且取得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就是唤起了社会各界的民众，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

立宪党人利用清廷末期的改革运动，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为首者多为江南士绅中最具有影响的人物，如江苏张謇、湖南谭延闿、杨度、湖北汤化龙、四川蒲殿俊、罗纶、浙江汤寿潜、天津孙洪伊等。相比于流亡海外的革命党，这些宪政派人士似乎更懂得现代宪政制度。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这些人先后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更有甚者，后来就连清廷的19位总督、巡抚、将军都联名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从根本上撼动了王朝的统治，而清廷却因为他们合法的身份无法下手去镇压他们（只有天津学界代表温世霖遭到流放新疆处罚，但其在流放途中受到各界人士包括官员的热情款待）。

国会请愿运动完毕，湖北的汤化龙、四川蒲殿俊等相约继续找茬发难。1911年5月的铁路国有化政策给了他们新的机会，以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等人为首，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后来为四川立宪党人接棒，最终导致了清廷的灭亡。


二、
立宪党人并非一个真正的政党，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究竟发挥多大作用，每个人评判的结果也许并不一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功劳和同盟会的功劳是此消彼长的，一方功劳大，则意味着另一方的作用就要小，这是一场扯不清的口舌之争。湖北的汤化龙也许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人，他是晚清的一名进士，但后来却又自请去了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现代宪政有了更专业的认识。回国后，他当选为湖北咨议局的议长。他在位期间，没有替清廷说话，却不断向清廷抬杠，是国会请愿运动、保路运动的核心人物。

汤化龙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党，但他暗地里资助湖北的革命组织，提供资费给刘复基（文学社主要负责人）考察武胜关的地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汤化龙于第二天参与了武昌革命政府的组织工作。我们历史书上往往把这称之为汤化龙来窃取革命，但这个时候窃取革命，似乎也太早了。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全国仅有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革命军人才1000余人，而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廷的大军随时可以开拔来镇压革命。而这个时候，孙文还只是在美国某地喝咖啡，即使知道了武昌起义的讯息，也没有打算回国，而是继续游走欧美。

汤化龙加入革命政府，除了动员武昌商团参加革命阵营外，还倾尽自己的财力为革命政府提供资金，并参与组建了革命政府，汤化龙本被提名为都督，但他表示不懂军事，只愿意担任民政长。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建议黎元洪担任都督。

当时的情况确实十分危急，黎元洪不想搭上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黎元洪很大的说服力和决心，三天后，黎元洪也下定决心，和革命党人共生死。

也许有人说了，你爱干不干，别不识抬举。说这些话的人有些不腰疼。对于黎元洪来说，革命是骤然而至的，即使是其他革命者，也多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才萌生革命之意的，而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要他这样的前清官员在三天之内完成思想的转变，是需要很大决心的。

事实上，黎元洪、汤化龙等加入了革命，才使得这场革命有了成功的可能。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通电，要求各地响应革命，推翻满清。这份通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地咨议局，尤其是南方各地的咨议局接到通电，纷纷要求当地官员独立，或者策应革命党人起义。在南方大多数省份，立宪党人在当地的革命中都发挥了主要的或是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与立宪党人的核心人物汤化龙的示范作用有着莫大的关系。

汤化龙和黎元洪的加入，对于稳定武昌的战局也是非常重要的。汤化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国领事交涉，换取他们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其弟弟汤芗茗在海军供职的关系，在战局最关键的时候，说服了海军的倒戈。这些都是极其艰苦的武昌保卫战不可或缺的力量。

后来，汤化龙随黄兴一起去了南京，参与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任命其为法制局副总裁，但他没有接受职务。他认为自己和孙不是一路人。


三、
中华民国成立了，在这个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却有着左右初生的宪政民主生死的两大阵营，北洋系的袁世凯，和具有浓郁帮会情结的孙文。对于这些热衷于宪政的知识分子而言，这都不是他们的选择。以海外归来的梁启超、国内的汤化龙为首，一个新的政党开始组建了，那就是民初的进步党。这个政党曾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推进宪政的政党，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帮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终究不能在军阀和黑帮中的夹缝中生存，最终是以悲剧收场。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有数千年专制史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是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还有国民党的宋教仁。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不错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也许是文人惺惺相惜，当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民初的政治中，袁世凯、国民党和进步党是错综复杂的三者关系。在议会中，进步党和国民党是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的仇视是显而易见的。两党虽然都不喜欢袁世凯，但却都想要依附实权在握的袁世凯。1913年5月，当第一批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准备起义的时候，国民党选择了和袁世凯站在一起，出卖了由共进会和工党组成的起义队伍。在陈其美的告密后，严阵以待的袁世凯军队轻易地消灭了进攻制造局的起义军，残余的人并不知道是国民党人的出卖，反而逃到了国民党人李烈钧控制的江西寻求庇护。李烈钧将这十几个人全部送给了袁世凯，徐企文、柳人环等在酷刑之后全部遇害。在以文人为主的进步党和以帮会和部分实权人物组成的国民党之间，袁世凯显然知道谁是最大的危险。国民党送给袁世凯的礼物没有让他领情，很快袁世凯和国民党人决裂。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结果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势力。

没有了国民党人的议会，进步党人虽然少了议会的对手，但他们就要独力去承担对抗袁世凯专制的责任。他们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当袁世凯决定复辟帝制的时候，曾经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人又成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最重要力量。1915年底，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了云南起义，而同为进步党首领的汤化龙同月也离开北京，组织反袁。在护国军进展最为艰难的时候，汤跑到了长沙找到时任湖南将军的弟弟汤芗茗，劝说其反袁。这位曾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将军之一的汤芗茗最后决定反袁，其五将军通电彻底终结了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和生命。

护国战争之后，南北重归统一，汤化龙再任国会的议长。1917年府院之争，汤化龙支持时任总理的段祺瑞。当一部分以国民党为主的议员南下，组建护法政府的时候，汤化龙继续留在北京。汤留在北京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北京的段祺瑞没有恢复原议会，但毕竟没有废除议会制度，而是重新设立临时参议员，北京政府依然是各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而广州护法政府的组建，其实也是违背了临时约法，其到会议员大部是国民党员，其在广州是领着国民党派发的薪酬。两个议会之间，并没有谁有道德上的高点。汤化龙加入了段祺瑞内阁，几个月后，内阁辞职，汤化龙去了加拿大等国，一边游历考察，一边思考自己和国家宪政的道路。


四、
进步党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推进议会政治。虽然他们在民初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以他们为核心推翻了袁世凯的帝制，但这帮文人是保护不了自己的。1915年，进步党中知名记者黄远庸在旧金山一家餐馆用餐时候，背后两声枪响终结了他的性命。

黄远庸也许至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死。他作为新闻记者，曾经批评过许多权贵。直至60多年后，凶手刘北海临终前才道出实情，他是奉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命对黄远庸下手的，因为黄曾批评过他们的领袖。
有人提醒汤化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可是汤觉得自己一个脱离政治半年多人党人，有谁会对他刻骨之恨呢？1918年9月，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和朋友一起去步行，刚走到中华会馆门前，一名男子冲了上来，对其腹部、口中分别各开一枪。凶手后又追杀其他人员未果，被当地警察包围，凶手开枪自杀。凶手为国民党员王昌。

汤化龙的遇害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愤怒，纷纷谴责这一恐怖行径。民国政府宣布要查缉凶手，汤的遗体被运回北京，并举行公祭仪式。而凶杀案的另一当事者，只能将其定做铁案，宣传汤是袁世凯的余孽，是为段祺瑞的走狗等等。这种声称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袁世凯复辟前，他是合法总统，而袁要复辟帝制的时候，汤当即辞职。至于和段的合作也不能成为被杀害的理由，更何况，不久之后，杀他的凶手方很快和段结成了三角联盟。汤当时只是一个下野的政客而已，对凶手方已然毫无威胁，他的被害不过是对方的报复泄愤罢了。

尽管国民党方宣称这是凶手的个人行为，但孙文还是将凶手王昌的遗体被高调地迎接到广州，以党礼的规格安葬在黄花岗。王昌身边躺着的是牺牲在推翻清王朝的起义义士，而他被称之为“爱国华侨”，因为他在为党首除掉过去的对手、也是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遇难。在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史料中，汤被格式化地称为投机政客、军阀帮凶，谁叫他死于孙文之手呢？汤后葬于家乡湖北浠水，其墓地文革期被毁，因其无统战价值，此后并无复建。

汤化龙之死，标志着民国的议会政治基本终结，那些曾经大力推进议会政治的几位旗手，宋教仁、汤化龙相继遇害，仅有的梁启超也从此消沉。一个由辛亥革命无数义士缔造的共和制民国，只剩下了大小军阀们在演绎和厮杀，直至这个国家遍体鳞伤。那曾经为宋教仁而写的挽联，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乃至中华宪政之梦的挽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