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派视频: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19/08/18 08:32:52
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一)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是怎样的来之不易。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五品”(即国手让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力和名望。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下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光绪末年(月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汪云峰,一作耘丰,名富,北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早年均受其指导。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非虚。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均被高部让到二子。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1910年下半年,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高部又应邀来到南京。据黄铭功《棋国阳秋》记载: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部对局,开始受先,均大败。被高部让二子,仍败。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当时年已74岁)“勉与(高部)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张乐山二子对局,高部又以三子半获胜。此间,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一说八十余局),张仅胜十三局。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成绩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势在必行了。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据1928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麟、潘朗东让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民、范楚卿、王彦卿、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俊良父子外,被他让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11月,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顾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属上海)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渊如一起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有龄器重,1917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时事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顾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吴清源九段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京想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段)学棋。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1917至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宅表演对局。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麟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汪云峰已在60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独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1919年 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旅游。濑越到青岛后,经某驻华日本军官介绍,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濑越到达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布局尝试,独能受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棋界状况相当熟悉。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他8 岁学棋,13岁初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36岁)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授给每一年度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当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时,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20日,又到了上海。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 198手中盘取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对弈,前后共29局,结果取得了胜17局、负10局、和2 局的优良成绩。1925年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7 局。第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胜43局、负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赠予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于60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