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电动窗帘:方正离日本有多远

方正县，位于松花江中游南岸，距哈尔滨约一百八十公里。

哈尔滨至方正的010国道两旁，夏秋相交的黑土地天宽云低，望不到边地摇曳着成熟待收的玉米。一进方正县境，大地的墨绿色，在一瞬间就被切换成了黄和绿——碧绿的晚稻和正在灌浆的早稻，把大地染成大块大块的鲜绿和嫩黄。

66年前，正是这个时节的方正县界内，还没有无边的稻田，松花江南岸全是高过人头的玉米。

■ 天皇的弃民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关东军数百名高级官佐，聚集到关东军司令部大礼堂，听到了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顿时礼堂内哭声一片。不过，在当天，这个消息仍被限制在高阶官员中传播，并没有传达至在中国东北的上百万日本军民。

镇守要塞的军官们，仍然认为无线电中传来的投降消息，是苏联人在诈降。当他们被告知这是事实之后，一批没有死于战场的日本男子，在要塞的工事中或他们正在偷粮食的苞米地里围成一周，拉响手榴弹自尽。

关东军的大撤退，实际上从 8月9日上午10时，已由虎林开始。

这天的凌晨，158万苏联红军，数万门大炮，在4000公里长的战线上，同时向日军要塞阵地开火。在中国东北战场上，一场大溃败顷刻间来临。

关东军在撤出时，只通知了在伪满的政要、商界、文化界和在华企业，同时还对开拓团声称：“关东军坚如磐石，我国邦人，尤其是驻在中国境内的开拓团诸君尽管放心，勤劳奉国”。

■ 从方正县回家

驻扎在方正县的开拓团人数并不多，但因开拓团本部就设在该县东北部的伊汉通乡正郊屯（曾被日本人改为吉兴村）。因此，当年，由日本而来的开拓团民们从这里走向被指定的满蒙各县；如今，他们又从各地赶到这里来，等待被遣返回家乡。

日本甫一战败，正式的遣返部署尚未下来之时，方正县成了开拓团民自发形成的“集合地”。从各县徒步走来的妇女和孩子，只能到原属于方正开拓团的地方落脚。

开拓团各部大小不一，只有26幢房子两间马棚的五班，成了收容一千一百多人的难民集中营。“房子小，人又那么多，穿的也破，挤在一块堆儿好像一窝耗子崽儿，你脑袋压他屁股，连个翻身的地方都没有”（于苏军：《落日归途》）。逃生的路上扔掉了一切厚重的家什，一张单薄的毯子几个人合盖，身下就是冰冷的水泥地。

吃是一个大问题，方正县开拓团种的粮食，不到半个月就被四方赶来的日本难民吃光了。从8月16日开始，日本人已经管中国人不分男女地统统叫“太君”。而经历了14年的战争，中国人也家无余粮。何况此时中国农民已经组成了护秋队，防止各种盗抢。

驻守方正县的苏军给难民们写过介绍信，让粮库给日本难民提供些食粮。而把守仓库的苏军提出的条件是，让日本女人给他们洗衣服。事实上，交换条件并非这么简单，进去劳作的日本女性，为孩子们能活下去付出了尊严。

12月，苏军开始撤离，日本女人连交换食物的地方都没有了。

东北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饥寒交迫之下，死去的难民越来越多。开始，生者还有力气挖个坑把同胞掩埋，到了12月下旬，活人连挖坑的力气都已耗尽。死者被抬到以前开拓团用来储菜过冬的地窖里，不久，连地窖也塞满了。死去的多是成年人，为了省一口食物给孩子，这些母亲们都是饿死的。有一个屋子，9月住进50人，活到年底的只有二十来人。

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遣返结束，饥寒病患，夺去了八万多开拓团民的生命，仅滞留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周围的一万多名难民，就死亡了五千多人(郭相声 曹松先：《方正侨乡史话》)。

1945年底，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开进方正县，成立了方正县民主政府。民主联军的首长看到吉兴村难民营的状况后，立即开始用中共一贯而成熟的方法解决日侨的生存问题，那就是“发动群众”。

于是，方正县的各家各户都受到这样的动员：日本难民和中国人一样，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些妇孺没有罪，罪犯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方正县百姓将对敌国的仇恨放下，把四千多名妇女儿童接到自己家，使这些濒死的人免于饥寒和死亡。

抗战胜利两个月内，约有十一万日本女子嫁入中国人家。她们有些人在方正县一留就是二十多年，甚至一辈子，嫁在方正，生儿育女。

就这样，到1946年遣返结束时，为数不少的日本难民并没有继续往葫芦岛走，从那里回到日本。而是留在了这片异邦的土地上。

5岁日本男孩远藤勇，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刘振全、吕桂云这对木匠夫妇的家里。

1941年，1岁的远藤勇，由日本国岩手县来到中国依兰县松木河岩手县开拓团。同来的全家9口人，包括他的祖父母、父母、大叔婶、小叔叔还有妹妹。

这个300人的开拓团，占有了依兰县的二十公顷水田和四十多公顷旱田，他们种植麦子、大豆、高粱、玉米还有小豆。

就在远藤一家所在的开拓团欢天喜地地得到这些土地的时候，另一位比他大几岁、住在方正县伊汉通乡二吉利名叫张喜才的中国男孩子，已被逼着离开家园。

伪县公署开拓科开拓股的官员，带着日本“满洲拓植公司”的人到村子里来，要求农民“为了日满共荣、五族协和”，把土地交出来给日本人种。交出的土地按每垧30元伪币折算。一个早上，开拓股的人来到张喜才家，揭草的揭草，扒房的扒房。他的父亲说“快点，不然就得捂死在屋里”，一家六口只得用独轮车把家搬到已经埋葬过几批中国失地农民的“挑灶沟”(挑灶，东北方言全家死光的意思)。

到1945年，来自日本的岩手县开拓团已在中国东北收获了4年。这年8月9日苏军攻进东北，远藤勇的父亲和大叔叔突然被征兵带走——而当年来到这里，他们被日本拓务省许诺，不会让他们参战。

两个壮劳力上了前线，一家7口老小和女人，就加入到了流亡的队伍里。苏军飞机在头上盘旋，苏军随后开进了依兰县城。

当一家人死得只剩下5岁的远藤勇和15岁的小叔叔时，叔叔带他来到一户中国人门前。这家人，就是木匠刘振全夫妇。

此后，远藤勇开始被叫做刘长河。养父母怕他暴露身份会受欺负，还搬了家。

■ 公墓

2011年8月15日，日本投降66周年。近期一直在伊汉通乡吉兴村执行警戒的大批警力已经撤出，“中日友好园林”和园林中的公墓仍未对外开放。门上贴着一则方正县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签章的“闭园公告”：

“为加强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护工作，即日起实施闭园”。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6日。

透过两层铁丝网能看到一堵墙，上书“中国养父母名录”。在这座墙不远处，前不久引发轩然大波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已于8月6日夜间销声匿迹。

两层铁丝网的里边，分区排列着铁栏杆围护的墓园。从东往西分别是“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中国养父母公墓”和“藤原长作纪念碑”（纪念八十年代义务来此援助的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

园林中另外一处重要的纪念地“纪念陈列馆”大门闭锁。这里原本陈列着“日军侵略罪行”“军民奋起抗战”“中日友好往来”三部分。现在也随着闭园而关闭。

这块公墓和园林中，最早建起的，是“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1960年初，正在田间劳作的松田千卫，忽然挖出一块白骨，接着又一块一块地翻出了大量骨头。松田千卫正是当年留居于方正的日本妇女。

当地人都知道这是1940年代中期大遣返之前死在方正县的开拓团民遗骨。最为集中的“万人坑”有三处，都在吉兴村（原名正郊屯，现袭日本开拓团称呼称吉兴村）附近。松田找到当地政府，申请让她来埋葬同胞的遗骸。收到的回信说：你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遗骨埋葬由政府承担，并且还会给他们建墓碑。

松田并不知道，始于1963年初的当地政府修墓行动，是经总理周恩来批准的，并命名为“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5月4日，方正镇东南炮台山东侧，一座土木结构的日本人公墓开建，公墓内有五千多具日本人遗骸。而现在看到的占地1.4万平方米的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是1973年黑龙江省政府拨款改建的，一是地势更高，不会受松花江涨水和红旗水库水位影响，二是永久性混凝土结构。公墓坐南向北，墓圹北侧面朝日本方向立起一块3米高的花岗岩石碑，上面仍是：“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九个大字。

至此，“万人坑”中的亡灵终于有了归宿，公墓，把一群归不了家园的人，彻底埋葬。

这座公墓旁边，还有一座为麻山集体自杀事件而修的“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五百多死者合葬在一起。1984年，也移到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附近。

■ 感恩

“文革”刚开始，隐瞒了二十多年的日本遗孤身份被揭出来，刘长河成为批斗对象。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远藤勇于1974年恢复了日本国民身份，带着同为日本遗孤的妻子红子和两个孩子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的远藤勇非常想念养父母，1988年，他的经济条件好起来，把两位老人接到日本过了一阵。1990年、1994年，养父母分别去世，远藤勇想为他们建一座墓地，后来这个想法变成为那些善良的中国养父母建一座公墓。

1995年7月30日，远藤勇在“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正西30米处，修了一座公墓，上书七个红色大字“中国养父母公墓”。公墓铁门上用钢筋焊制八个大字：“养育之恩，永世不忘”。

此后至今，来方正寻找记忆的日本遗孤一代带着他们的孩子“二世”“三世”来这里凭吊。逝者的慈怀在遗孤和后代的心中永生。

■ 日本在方正

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约六万五千名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和女人，带着他们在中国的亲人，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日本探亲。同时，从日本往中国也涌来一批批寻找他们当年恩人的日本人。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和妇女，进入了中国家庭。根据日本国内政策，在198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儿女，大量回到日本。随后，一些中国人，也经由这种关系，前往日本。这形成了方正县在中国绝无仅有的一种现象：目前二十三万人口的方正县，十一万人与日本相关。

2007年的一组统计数字显示，在日本的方正华侨有三万五千人，生活在方正的侨眷有四万八千人。

这种特殊的人际关联，在80年代之后，带来了方正—日本间的第四次人口流动：到日本去。

方正县每年向日本输出大量劳务人员。黑龙江社科院研究员王希亮说，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有不少在日本从事“三K ”职业。三K，是三种以K的发音为开头的日文词：指肮脏、劳累、危险工种。然而收入的绝对值比在国内高，加之中国人勤俭持家，还是能省下来不少。

方正县文史办、方正县侨乡历史文化研究学会2009年发行的《方正侨乡史话》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去日本打工一般工种每月可挣20万日元，省吃俭用用去10万日元，节余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七千元，一年下来至少能挣七万元人民币。该书进一步说明，“方正人去日本打工是因为方正人具有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但也不是个个方正人都能在日本挣回大钱”。

方正县银行50亿的总存款额中，在日本的方正人的存款近八成，而2010年方正全年财政收入为2.23亿。

另一股人潮，是方正女儿的东嫁。婚介所介绍嫁往日本的行情年年在涨，今年已经从往年的四五万涨到了十万元人民币。这甚至在方正县造成了个社会问题——男性成家难。

方正县政府为了开发方正经济，也希望能打好这张“侨牌”。目前的方正县，举凡商家店铺，店名招牌都用中日两国文字来标示。有的还有韩文。据一位商店主介绍，标注日文，是报工商局申请执照时必要的程序，招牌上没有日文店名，就不发营业执照。而官方的解释则是，日本游客多，书写日本店名，是为了方便游客。各种日文培训学校在方正县的广告随处可见。和东北不少城市一样，方正县有许多小门面的“仓买”。店主说这原来是一个日本词，就是比超市小的小商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