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局政务电话:舒乙：每年至少要提出五六个建议

舒乙：每年至少要提出五六个建议

　　1984年舒乙转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1985年3月他主持了开馆仪式。“一看场下坐的人，我几乎被吓坏了。巴金、冰心、艾青、臧克家、萧乾，连胡风都去了，要谁有谁。”舒乙说，那天感觉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作为老舍之子，舒乙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人们对大师的想念，而他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因为父亲而不同。

　　1984年，在林业系统当了25年工程师后，舒乙转型为中国现代文学馆负责人，开始为收藏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四处奔走。虽然在文学道路上是半路出家，他却赢得了文学界人士的信任。

　　当时，唐弢的收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一半的精华作品，国家图书馆等几大权威机构等在争取他的藏书。唐弢夫人问舒乙：“你退不退休？”60出头的舒乙说：“退不退休不由我做主，我一直要建完，直到开馆。”唐弢夫人说：“你要是始终主持这个文学馆，我们就给你，别人我们不信。”

　　文学界人士的信任，让舒乙在现代文学馆一待就是20年，20年里他努力实现着巴金作为文学馆建设倡议者的初衷：“告诉朋友们”，中国现代文学“没有问题”。

　　如今，舒乙已从一手打造的现代文学馆“功成身退”，但他还忍不住“折腾”，在获得中央文史馆馆员这个新身份后，他继续为北京古城和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请命、疾呼。

　　夏日的清凉午后，舒乙在北京安定门附近的宿舍楼里，向本刊记者静静地述说老舍、自己和文化之间的机缘。

　　秘密邀请信

　　1949年6月，全国已基本解放，中央决定在北平举行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召集主席团核心负责人“五巨头”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说：现在缺一个人，这个人叫老舍，现在纽约，要把他请回来，我建议你们主席团写封信给他。

　　主席团联合了20多位著名文学家，其中不少是老舍的朋友，共同签名写下一封邀请信，正式邀请老舍回国。

　　这封信后来被老舍带回国内，夹在新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后在“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当时舒乙翻过这本书，于是成了这封信的唯一见证者，他还记得信上众文坛名人用毛笔所做的亲笔签名。

　　这封信通过秘密的方式交给身在美国的共产党员司徒慧敏。司徒慧敏拿着信找到老舍住处，因为身份不能暴露，他把信塞在门缝里，自己站在马路对面，对老舍的公寓继续观察。“如果不是老舍先进来，他就得把信抢回来，幸运的是，老舍先回来了。”舒乙回忆。

　　老舍接信很兴奋，决定立刻回国，但突然患上了急性坐骨神经炎需要开刀，直到1949年底才由美国返回国内，错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老舍回国第二天，周总理就在北京饭店接见了他。周总理告诉老舍：先不忙着做什么事情，先熟悉一下情况。你回来了，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没过多久，1950年的夏天，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总理亲自出席而且主持，成立了北京文联。大会选举老舍为主席，三个副主席分别是杨尚昆的夫人、老红军李伯钊，梅兰芳还有赵树理。

　　去龙须沟体验了一个上午

　　解放后，整个文艺界的创作都面临着一种革新。革新的指导理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文艺界要接受这个思路，‘写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对于不是从解放区来的人，就会陷入茫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文学创作中尤为明显。”舒乙说。

　　许多作家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内心充满欢喜，但却感到写不出来新东西。“两种文学体裁迅速衰弱，一是散文，一是诗歌。散文、诗歌都要抒发自己的情感，当时认为作家如果不是工农兵出身，抒发的情感也就成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情感。

　　“作家首要的工作是去体验生活，去劳动，不断地自我批判，转变立场，丢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他们非常努力地写，但是因为害怕批判，刚一拿笔，就想起我是小资产阶级，这下全完了。”舒乙说。

　　在诸多“国统区”作家中，唯有老舍迸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很快有了《龙须沟》、《茶馆》等大作。“这跟他的出身有关，他是穷人出身，虽然戴金丝眼镜，执文明棍，活脱一个洋绅士，但他清楚知道自己是和穷人一条心的，用不着投降。”舒乙说。

　　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后，急忙开始找他的三个姐姐。姐姐们都是穷人，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老舍频频请她们吃饭，姐姐们告诉老舍：“现在生活好了，你的这些外甥现在都起来了，他们都是地下党。”

　　老舍和穷苦百姓间的血脉渊源以及对百姓生活的熟悉，在解放后有了用武之地。1950年夏，老舍连写了两部话剧剧本，其中的《龙须沟》使他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

　　别人问老舍：你去龙须沟体验了多长时间？“老舍当时回答，‘一个上午’。你看里面的人物，那就是我邻居，这就我大姐，全在我脑子里，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我就是去闻闻那味，就够了。”舒乙说。

　　《龙须沟》描述了一个关心人民的新政府，新政府不修王府井、不修西单，修的是离老百姓生活最近的臭水沟。这个戏受到周总理高度赞扬，并推荐给毛主席看。

　　“解放后这17年，严格来说是没有大师级作品，到第四次文代会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们的文艺方针是‘文艺为人民，文艺为社会主义’，不再提‘文艺为工农兵，文艺为政治’。思想包袱一解除，文艺界突然就活泼起来。”舒乙说。

　　胡乔木对着胡风三鞠躬

　　“文革”结束后，中断多年的文代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因为文艺界太凋零，1979年，邓小平决定再开一次文代会，并授意周扬起草总报告。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致辞中正式确定“文艺为人民，文艺为社会主义”，于是有了一个新名词，叫“二为方向”。

　　中国文学很快迎来了春天。舒乙记得，一批老作家突然“起来”了，他们从牛棚出来，迎来了新的创作高峰。巴金写下了《随想录》，冰心创作了一系列文章，一批当时第一流的作家王蒙、李国文、刘绍堂、张贤亮都复出投入创作，同时代还涌现出了新作家冯骥才、贾平凹以及一批女将铁凝、张抗抗等。

　　文学的春天出现后，一下把整个文艺事业带到解放后最活跃的时期。舒乙正好赶上这一高潮。1984年舒乙转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1985年3月他主持了开馆仪式。

　　“一看场下坐的人，我几乎被吓坏了。巴金、冰心、艾青、臧克家、萧乾，连胡风都去了，要谁有谁。”舒乙说，那天感觉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当时胡乔木也去了，走到台阶上的时候，见到对面胡风哆哆嗦嗦地走过来，胡风的样子苍老憔悴。舒乙向胡乔木介绍说，这是胡风先生，胡乔木当众向胡风深深鞠了三次躬。

　　到场的文艺界人士，无不真切体会到文艺复苏的喜悦。巴金是其中最激动的一位。这次开馆仪式也是他最后一次从上海来到北京。

　　“当时巴金穿着卡其布中山装，坐下以后不说话，开始掏兜，掏出来这么大一个报纸包，打开一看，是他昨晚收到的稿费，里面还有钢镚，包好以后交给我，像长工交租子似的。”舒乙清晰记得，这一个小细节，把当时把在场的人们都感动坏了。

　　巴金此前承诺过，所有再版的稿费，有一笔算一笔，全部捐给现代文学馆。恰好他到北京前一天的晚上，一家出版社就给他送稿费来，他便如数交给了文学馆。

　　建现代文学馆新馆，一路绿灯

　　巴金说，建现代文学馆是他一生当中最后的两件大事之一，比写十本创作回忆录还重要。但他毕竟是个老人，且远在上海，具体的工作都得由舒乙等人来完成。

　　“有时候胡乔木突然就来了，进门说，我昨天由巴老那儿回来，巴老委托我来你们这问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们说了要求，胡乔木就当场要纸写信，给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巴老的威望不得了，一句话大家就行动起来。”舒乙说。

　　1993年，因为老馆的藏书已经实在装不下，巴金写信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请求同意建新馆，江泽民批示了两次。

　　有了批示，现代文学馆新馆的建设推进很快。当时舒乙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去找建新馆的地皮，找了很久没有理想结果。不久，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一个清华毕业的专家，告诉舒乙说：你别找了，我来负责帮你找一块地，我筛选出来最优的几个方案，最后由你来挑。

　　不久，规划委主任带着助手来找舒乙，进门就说：我帮你选好了一块地，在芍药居，30亩，不用拆迁，地价也很便宜，你看怎样？舒乙太高兴了，主任出门的时候，他的助手回过头对舒乙说：这可是多少年来，头一回市规委的领导把地送到别人家门口来。

　　“建设新馆一路绿灯，这个都是由我去运作的，要说里面的秘密就是党的支持。”舒乙说。

　　预选的30亩地，面积还不够，舒乙把扩充设计方案拿给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看，他看后把司长们都召集起来。

　　“副主任问司长们，现代文学馆的旁边有没有国家计委的其他项目？一个司长说，有一个项目就在它北面，有10亩地是中央歌舞团的排练厅。副主任马上说，把这10亩地给舒乙，你们在别的地方再找15亩地还给它（中央歌舞团），结果新馆就由30亩地变为了40亩。”舒乙回忆。

　　“90年代，现代文学馆新馆建设时，作家支持，中央支持，作协支持，北京市支持，等于是个天字一号的工程。”舒乙说，新馆的每个细节他都要过问，因为“希望现代文学馆可以建得非常棒，除正常功能以外，还有艺术价值、建筑价值，把特别的意义展现出来”。

　　文史馆里提意见

　　2007年，退出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加入了中央文史馆。

　　温家宝总理曾告诉舒乙等中央文史馆馆员：你们要说真话，你们要大胆地提出不同意见，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当天晚上意见就可以到我桌上，我就可以批示。

　　舒乙、王蒙等这个时期新加入的馆员很快活跃起来，纷纷提出自己在社会调查中发现的问题。2009年，就“大运河申遗”的建议，舒乙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说，这件事情牵扯到13个部委、8个省市，需要国务院来协调，其中一个环节耽误，都会影响申遗，现在由国家文物局来协调，难度很大。且这件事太复杂，最好推迟5年，到2014年再向联合国提出申请。

　　总理很快批示，同意舒乙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一个省部级的协商会来负责“大运河申遗”，每年开一次会，并同意2014年申报。

　　舒乙的建议多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从小生长在北京，舒乙对于老北京的历史和传统有着永恒的情结。加入中央文史馆前，舒乙一直在研究北京几个重要的皇家园陵，园陵中有乾隆写的15块石碑，分别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其中7块石碑的内容涉及西藏。

　　2009年，舒乙撰文指出保护和利用这些石碑有很多的历史意义，文章由全国政协转给统战部，并在《光明日报》刊发。

　　在中央的支持下，舒乙关注的几处建设，包括香山、颐和园后山、北海的相关建筑都在整修。

　　舒乙在避暑山庄又发现了20块石碑。他当即写了建议给总理：承德的意义不在于避暑山庄，它已经变成文物了，至于外八庙，相当于克隆了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克隆了新疆的喇嘛庙，等于中华民族融合的象征。破败不堪的外八庙，要赶紧修。

　　第二天批示就来了，一周之后，财政部长带着文化部长到了承德，当天拨款6个亿专项资金，尽快修复外八庙。

　　“这个渠道太快了。”舒乙感叹道，这种直接谏言，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自己每年至少要提出五六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