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岛崂山区二中:一个试图改造中国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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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家张謇的时代过去了，实业家卢作孚的时代来临了。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的那数十年间，中国的读书人前仆后继，自觉地走上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里程。关于卢作孚，著名学者张鸣曾经作过这样的介绍：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货轮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青年时代投身国民革命。1910年，他刚刚17岁便参加同盟会，参加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成都去上海。翌年，结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黄赞赏其学识和抱负，称他为“一个自学成功的人”，主动出面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但他执意要回成都，决心做一个改造中国的鼓动者、实践者。
1915年起，他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记者、编辑和主笔，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讴歌“五四”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4年后，他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交通运输为“各业之母”，从此，“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成为卢作孚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之道。1925年秋，他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和张謇的“大生”纱厂一样，“民生”实业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包含了振兴民族经济的理想。
卢作孚以8000元资本、一艘浅水铁壳小船（民生轮）起家，于1926年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本人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到1929年，民生公司又新增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卢作孚举办各种培训班，要培训一批“有理想、有技能”的人才。先后招收具有中学程度的青年500余人，组建了学生一、二队，受训期长的两年，短的6个月。这些人后来成了民生公司的骨干。
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不到一年，民生公司合并和收买华商轮船28只，积聚了与外资轮船公司展开竞争的实力。
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资公司由盈转亏，太古、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已经拥有轮船42艘、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民生公司，面临着有史以来最艰巨的考验。一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卢作孚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调度长江上的全部民用船只抗战。我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从此开始了。当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物资拥塞于此。学者徐友渔在他的《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中这样写道：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民生公司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国出力，他们收取的运费只是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问题在于，这不是政府军政部的船队，而是一家民营企业，一切燃料、维修费用和工资都得自己筹措。所以，在任务结束之时，民生公司几近破产，其船队已经千疮百孔。
这次撤退后来被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而民族实业家卢作孚的坚忍不拔、大智大勇，则更加突显了中国人民在抗御外敌入侵时决不屈服的伟大精神。
在我以前的多篇博客中，总有读者说我对中国的商人“没有好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从张謇到卢作孚，民国时代的新型“商人”们以思想与行动改写了中国商人的历史，开创性地树立了救国济民、勇于担当的崇高形象！他们是试图改造中国的实践者。我始终在客观的评说。
令人无限悗惜的是，由传统读书人觉醒为现代知识分子而引发的这个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因为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过早地结束了。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的机会，中华民族又一次陷了集权专制的周期性轮回。
先秦之后，中国消灭了贵族；民国之后，中国消灭了以民族资本家为代表的现代绅士。此后，从政者遗失了高贵，经商者错失了品格。借用龚自珍的话说，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有的只是政治和经济暴发户。暴发户或许能暂时得到他们所追求的浅薄的快乐，却始终无法建立起让人尊敬的人格。